感到恐惧的并不是贪腐集团，反而是反腐集团。腐败势力有绝对把握确保任何涉及根本性改革的政策出不来。其一决不启动落实公民权利的政治改革；其二决不吸收体制外人士入体制内；其三坚决阻止权力集团中个别理想主义者“妄动”


  老高按：随着中国国内外、美国国内外各种矛盾的激化，各种人群也日益撕裂，精神世界的热度急剧升高，什么“互相沟通”“加强理解”“求同存异”“寻求共识”……仿佛都显得是痴人呓语。美国好歹还有宪法在那儿——是否一定镇得住？有人已经在放话，如果川普遭弹劾，必定要持枪示威抗议——而中国百年来已有了革命传统，会发生什么真是难说。
  昨天读到两篇文章，让我更有了不祥的预感。
  一篇是署名王克斌的《第三次洗牌的阵痛》，一篇是署名王德邦的《中国顽固贪腐势力何以充满必胜信心？》。
  王克斌这篇文章，写的并不算太好，逻辑不清，不那么细心的人都能发现有自相矛盾之处。吸引我眼球的，是网上传播者强调他的身份：
  王克斌——解放军总参信息化部部长，少将军衔，曾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参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全国政协台港澳主任。
  呀？一名解放军将军，竟对中共夺权和改革历程鞭辟入里地痛加剖析？这简直让我想起“白宫匿名人士”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岂不是异曲同工？哪怕有些话说得不太准确，甚至文字表述上有不少瑕疵，似乎也可以理解了？但此事还是让我发懵，难以置信。
  我刚将此文转给几位朋友，阎淮在第一时间就回信澄清：此文是王克斌所写不假，不过，“是我清华同班同学王克斌所写，误传同名少将作。”原来如此！
  但这篇文章毕竟有参考价值，与另一篇一起告诉人们，中国想平稳顺利地转型和发展，恐怕是奢望，大动荡不可避免。虽然这都只是两位作者的“两家之言”，不妨看作“警世通言”吧。


  第三次洗牌的阵痛

  王克斌，微信

  中国是一个尊老理，信天命的古老的国家，胜者遵老理称帝，败者按规矩成贼，百姓则笃信天命，期盼救世主，膜拜新万岁。5000年来，血肉征杀，改朝换代，秦亡汉立，你上我下。这是一部宛如走马灯的历史，一群手持刀枪的英雄在灯笼上得意地旋转着，你方唱罢我登场，新陈代谢，吐故纳新，似乎这才人生最牛的轮回。
  然而，不管是哪个朝代，对社会的基本结构都没有太大的触动，少数富者继续富，多数穷者照样穷。所以才有一些源远流长的家族留下家谱；才有一些书香门第代代传承。例外的情况只有一次，即1949年后，一代天娇毛泽东先生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实行了第一次洗牌，没收了某些人的财富，把这些受害者列入剥削阶级，美其名曰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土地改革斗了地主，公私合营坑了资本家。几代人苦心经营才拥有的土地与工厂，一下子被国家吞并。地主、资本家们则从老爷翻转为孙子，从团结对象变成了打倒的目标。除了经济上的抢掠，政府还从政治上把地富、资本家踩在脚下，让他们世世代代，不能参军，不能上学，不得翻身。
  由于被剥夺的是少数人，获得利益的是政府和一些穷人。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第一次洗牌基本上成功了。地主、资本家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还得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第一次洗牌的结果是均贫，大家一块儿受穷。
  毛泽东死后，后继者从文革的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打着改革开放和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旗号，开始了更加疯狂的第二次洗牌。少数有门路、有关系的先进分子，把土地、资源、工厂、劳力转变成耀眼的财富，然后，一古脑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空手套白狼，一夜之间，他们成了百万富翁；一年之间，他们成了千万富翁；10年之间，他们又成了亿万富翁。如果当初的那些地主、资本家们还活着，一定会喊冤叫屈，我当初可是靠几代人的小本经营才撑起摊子，然而却因为一点蝇头小利就把我们打入另册，送进地狱。今天的大款们带着血红的顶子，脑满肠肥，三妻六妾，侵占民房，违法乱纪，倒成了改革开放的先锋。这中国还真不是个说理的地方。
  第二次洗牌成功地从化公为私否定了第一次洗牌中的化私为公。原因很简单，因为第一次遭到洗劫的是后娘养的资产阶级，第二次参与洗劫的是无产阶革命者的后人。唯一遗憾的是，让这些革命的后代晚富了几十年。当初，毛泽东要是直接把钱塞进毛岸英、邓朴方、江锦恒、李小琳等人的口袋，何必要费那么大的周折。第二次洗牌获利的成功人士，在灯红酒绿之间，忘记了一个简单的道德回归，那就是给50年代受害的地主、资本家们平反，至少他们是祖传的产业或长期累积的资本，他们的道德品质比今天的达官显贵要高尚多了。至少那时候没人担心假酒假药，吃油饼时不必怀疑地沟油，生产奶粉的也不会添加三聚氰胺。
  党内似乎没有一位理论家能证明，为什么50年代打倒资本家是对的，为什么90年代栽培大款大腕也是对的。尽管被打倒的资本家的资本和红色暴富者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中国的特色。把老资本家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是社会主义；让新资本家入党参政也是社会主义。用微分的概念分析圆周的时候，每一无穷小段都是直线；用马列主义理论观察共产党的作为时，每一时刻都是正确。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党的伟大。
  问题是这些一本万利、瞬间爆发的新贵们并不满足到手的红利，依仗着当权者的呵护与纵容，他们贪而无厌，利令智昏。他们不仅掌控着国家的上层建筑，他们还要把持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动辄十几个亿的利润，财源滚滚，水流不断。他们像一群贪婪的吸血鬼，大口大口地吸吮着人民的血液。
  中国素有为富不仁的光荣传统。这些当官的、发财的不择手段，心狠手辣。一边在中国狠命地敛财，一边把子女家属送往海外，同时把财产也转到安全地区(如存到瑞士银行等)。这是权力和财富结合的伟大成果。当国家的土地、环境和资源都被掏空的时候，他们就会轻松地跑到国外恣意挥霍，到西方去享受当年无产阶级革命的辉煌成果。
  邓小平开启的第二次洗牌使得中国贫富严重地两极分化，制造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对50年代的资本家来说，他们是红色政权的敌人，即使从肉体上把他们消灭，他们也没有机会去吭一声。今天的暴富们大多是革命的后代，他们受军队和警察的保护。让老资本家们交出财产，那叫命令。让新贵们交出财富，那等于让自己的儿子放血，绝无可能。因此，中国的财富会越来越集中到少数权贵家族手中，穷人会越来越穷。这将是一个正反馈过程。
  第一次和第二次洗牌都是以急风暴雨的方式出现，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最大的效果。其特征是老资本家在一天里暴穷，新权贵们在短时间里暴富。共产党连经济政策都要涂上激进的革命色彩。第一次洗牌造成的是少数无权者的痛苦，第二次洗牌导致的是当权者的攫取财富的欢乐，当然也带来了多数人的失望和惆怅。
  一个贫穷的中国在最短的时间里突然转变成一个财富横流的国家，暴富者和贪腐者的狂热的心理和胃口是很自然的。正如一群几十年没吃过一顿饱饭的饿鬼忽然看见一桌丰盛的宴席，他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先填饱自己的肚子，然后把剩下的金汤留给子孙，让他们世世代代永享荣华。于是他们不择手段，拼命地贪，拼命地赚，恨不得把整个中国都吞下去。
  把一个两头尖的金属物体放到电场中，当电压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放电过程，介质会被击穿。一个不公平的手段导致的贫富分化也将会发展到社会难以承受的地步，从而产生动荡不安。第二次洗牌的失控孕藏着第三次洗牌的诞生。这大概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后遗症。
  第三次洗牌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方式，很难预料。不过在洗牌的前后，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危机，少数的暴富和多数的平民都会感到难以想象的阵痛，他们必须承担由大跃进、大崛起所带来的后果，包括资源、环境、空气、饮水，以及社会道德。


  中国顽固贪腐势力何以充满必胜信心？

  王德邦，经济风云

  日前，我因偶然机会在一次朋友的宴请上碰到了一名经商的旧识。该经商者已列身于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商家，进而经常成为官员的座上客。记得当日在酒桌上脸红耳热之时，该商人对大家热议的反腐一事大泼冷水，让我闻之心惊。
  那商人说，反腐是一场必败的战争！原因在于：
  其一、资源上，中国绝大部分资源已经牢牢掌握于这些被称为腐败者手上，天皇老子来也无法将这些换掉，或改变，甚至可以说这些反腐者也必须依靠这些掌握资源的贪腐者，否则寸步难行；
  其二、队伍上，中国现在官僚体制内，经过这几十年的市场化，身上乾净的能找出几个？就算有几个，靠这几个人能改变中国？所以干部队伍不管挖出来谁，也很难脱得开过往那些权力与金钱的千丝万缕联系。这么个队伍，这么批人，就不要担心会出现与过去彻底割断。相信这世界没有真能将自己脑袋割下而重新换一个的；
  其三、理念上，这个社会依然信奉打江山坐江山，无论是官二代还是红二代，不管有多少分歧，但都有一个共识：国家是权力集团的国家，贪腐与否是权力集团内部事务，与天下百姓无关，而权力绝对不能与天下百姓分享；
  其四、社会风气上，权贵虽让百姓仇视，但也让民众羡慕。社会普遍还是以权贵为能人，以成为权贵为追求。所以，延续权贵统治依然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这些原因下，中国今日反腐根本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深入，更不可能改变这个体制。
  所以，中国反腐只能是治标，不可能走向治本。因此，不管今天反腐多猛烈，那都是暂时的，一阵风似的，过后一切照旧。
  该商人之所以能发出如此宏论，皆因他经常混迹于北京与省府的一些官员中，经常听他们私下谈论时局。如此一来，该商人事实是表达出了他身后一大批官僚与官商的共同立场与见解。
  反腐走到今天，从种种迹象可见，官僚队伍已经由起初的惊惶失措，进入了淡定面对。现在官员谈论谁被查了时，再无早前那种忧虑之情。这就说明，反腐对官员的震慑力已经过去，大家对这种反腐风暴已经麻木或者习惯了。由此证明，中国反腐的风暴显然已经在这种体制性强力的消化磨损下，变得日益衰竭、乏力。
  所以现在恐惧的不是贪腐集团，而恰恰是反腐集团。腐败势力在强大的同一色的体制性团体力量下，有绝对的把握确保任何涉及根本性改革的政策不可能出得来。其一决不启动任何真正落实公民权利的政治改革；其二决不吸收体制外那些没有污泥的人士入体制内，或将那些人打入冷宫，彻底压死；其三坚决阻止权力集团中个别理想主义者的异想天开式“妄动”，保证国家不出现大的突发性变动，使政策与法律反映统治团体意志。
  这样一来，那些权力与资本通吃的势力依然是中国的主导，就算每过二十年来一次反腐风暴，那也只是为挽民心、救权力而采取的应景之术，而中国代表权贵集团统治的政体与国体则将千秋永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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