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說，中國“假歷史”“假新聞”甚多，主要是執政者為鞏固權力而歪曲掩蓋，但這一個案毋寧說更是利益驅動結合對歷史的一知半解加不求甚解。這告訴我們：在中共造假帶動之下，全民、全社會不實之詞成風，亟待撥亂反正，將“求真”確立為全民、全社會首要的價值觀念


　　老高按：前年在微信上認識了一位年齡相仿的新朋友馮寄寧，他爺爺是國軍二級陸軍上將馮欽哉（1889～1963）。馮欽哉本是楊虎城部下一員虎將，但在“西安事變”中，他拒絕楊“進駐潼關，防堵中央軍”的命令，向國民政府作出“一不當共產黨，二不擁護小張（學良），三不與中央軍作戰”的承諾。抗戰中，他參加保定戰役、娘子關戰役、中條山戰役，期間與中共領導的第十八集團軍關係良好。後擔任第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代總司令兼九十八軍軍長、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
　　內戰爆發後，馮部參加對張家口的軍事進攻，當過華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總司令傅作義）。但他厭倦了內戰，身為地方雜牌軍將領，也不看好跟着蔣介石干有什麼前途。1948年，蔣用飛機接運高級人員南逃，他拒絕隨行。後來他支持北平和平解放，應傅作義之邀，赴陝西榆林將鄧寶珊接至北平，由鄧做傅的全權代表與解放軍達成“和平協議”。
　　這樣的人，中共掌權後不會有他們什麼好果子吃，儘管開頭還算客客氣氣。馮當時年已花甲，十分低調，多次拒絕給他安排的工作。1956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被安了個政協北京市第一屆委員。次年就被劃“右派”，開除民革黨籍（據我所知，像他這樣的舊軍人在“反右”中挨整的，有為數不少的一批人，各省都有）。後因“歷史問題”被捕。1963年1月22日病故於西安家中。文革過後，1980年4月，民革為馮欽哉的“右派”平反。
　　馮欽哉現在在中國官方的各種資料中，被標舉為“抗日愛國將領”。但可以想見，他在中共治下的十四年生涯，尤其是被打成“右派”之後的日子是絕不好過的，其家人後輩，包括其孫馮寄寧，也備受歧視、欺凌——雖然馮寄寧並沒有對我說過。試想，在中共官方敘述中，包括自己祖父在內的國軍將領的抗戰功勳、重大犧牲被一筆勾銷，只是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共為了對台灣統戰的需要，才不得不極其有限地點滴承認國軍抗日貢獻，“中流砥柱”自然還是中共。抗戰史如此被歪曲，這讓馮寄寧怎麼能服氣？於是經常講些抗戰歷史以正視聽。
　　最近他正參與的一件事，就是力證“八百壯士跳黃河”為子虛烏有。
　　這件公案，目前已被媒體尤其是眾多自媒體報導。下面這一篇圖文並茂，比較全面，可供大家參考。過去我常說，中國“假歷史”“假新聞”甚多，主要是執政者為了自己鞏固權力的需要而歪曲掩蓋，但看這一個個案，很難歸類到中共造假，毋寧說更是利益驅動結合了對歷史的一知半解加不求甚解。這也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中國的事很複雜，在中共造假帶動之下，全民、全社會不實之詞成風，亟待撥亂反正，將“求真”確立為全民、全社會的首要的價值觀念。


　　“八百壯士跳黃河”被家喻戶曉：信史抑或偽史？悲壯還是恥辱？

　　來源：西安紀事

　　一起跳啊？戰士不戰死在沙場，卻要淹死在黃河？是英雄還是狗熊？

　　一個人跳還不算，還要鼓動大家一起跳？

　　“一起跳啊!”

　　熒屏中，一群中國士兵面對越來越近的日本鬼子，河邊的高崖上有人高喊出這樣的口號，隨後一個個年輕士兵奮不顧身地跳入黃河。

　　這是電影《咆哮無聲》中的一個片段。在此電影公映前後，“八百壯士跳黃河”似乎已成為陝軍抗日最富代表性的一個“情節”，甚至網絡上被冠以“比狼牙山五壯士悲壯百倍”，近年來不斷由此演繹出話劇、油畫、雕塑等各類文藝作品，讓眾多普通百姓信以為這就是真實的歷史。

　　2年前，98歲的抗戰老兵王蒙芳說：“我們陝西人都好強，說‘八百壯士跳黃河’是我們陝軍的恥辱，在我心裡老是一個疙瘩。”為解開這個心中的疙瘩，老人一紙訴狀投到法院。

　　百歲抗戰老兵和名將嫡孫狀告騰訊等6公司 索賠1元錢

　　3月20日上午，西安市蓮湖區人民法院，王蒙芳、趙武原訴北京龍海星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深圳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等6被告榮譽侵權案開庭。

　　原告王蒙芳， 1919年生於西安市西郊三民村，17歲時參加國民革命軍第38軍177師1058團任傳令兵。1938年7月，所在177師改編到96軍開赴晉南中條山抗日前線，守衛中條山近3年之久，是“6·6”等慘烈戰役參加者。

　　2015年11月14日，趙武原（左）與王蒙芳在地形圖上分析當年的戰況

　　原告趙武原，是曾擔任國民革命軍第38軍軍長趙壽山的嫡孫，多年來致力於抗戰史研究。

　　這起訴訟案便緣於電影《咆哮無聲》中的這個著名的橋段。

　　電影《咆哮無聲》的背景是歷史上著名的中條山“6·6”戰役。該戰役是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中國守軍在山西範圍內進行的惟一一場大規模對日作戰，會戰歷時一個多月，中國軍隊傷亡慘重。電影首映前的宣傳稱“將一場真實而慘烈的戰爭不加綴飾地還原給觀眾”電影中極其悲壯的情節是，八百名“娃娃兵”被逼上絕境，跪拜天地與爹娘，縱身躍入滾滾黃河。這就是所謂“八百壯士跳黃河”也被稱作“八百冷娃跳黃河”，被媒體報道描述為“最壯烈的絕境之戰，最頑強的中華之魂”。

　　在原告王蒙芳、趙武原的訴狀中，所列被告北京龍海星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等3公司為《咆哮無聲》聯合出品人，被告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等2公司為電影《咆哮無聲》的播放平台，被告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則“放任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對電影《咆哮無聲》剪輯後進行惡意拼接，把“八百壯士跳黃河”的偽史捏造為信史，其性質比上述五被告更為惡劣。”

　　兩原告認為，6被告出品並傳播包含“八百壯士跳黃河”橋段的電影《咆哮無聲》，大肆渲染“跳”而不是“戰”，刻畫“悲”而不是“烈”，對地點、時間、背景等也胡編亂造，純屬子虛烏有的捏造，已經嚴重損害了原告和原告親人的人格尊嚴。要求法院裁定六被告停止侵害，刪除電影《咆哮無聲》中以“八百壯士跳黃河”之橋段，對未經刪改的視頻採取刪除、屏蔽、斷開鏈接等必要措施，向原告賠禮道歉，道歉方式為在其提供的網絡服務平台之相同位置連續30天刊登不低於1000字和經原告認可的道歉文章，同時依法判令每一被告向原告賠付精神損害費1元人民幣。

　　法庭上，原告趙武原及老兵王蒙芳代理人準時到庭，被告一九零五（北京）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和被告深圳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代理人到庭，被告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向法庭提交書面答辯，電影《咆哮無聲》三位聯合出品人缺席。

　　法庭經過2個多小時的質證、辯論後宣布休庭。

　　大陸“八百壯士跳黃河”之說盛傳，以至於寶島台灣印製的紀念郵折也特意宣揚，但隨後以道歉結束

　　“八百壯士跳黃河”熱傳始於2004年

　　“八百壯士跳崖在陝西家喻戶曉。”2012年10月29日，電影《咆哮無聲》在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舉行全國首映禮，編劇王海平如是說。

　　然而，這則“發生”在1939年的“八百壯士跳黃河”的故事，卻是在65年後的2004年之後才被家喻戶曉。自那時起，不僅在多部小說中出現類似的情節，先後有電影、話劇、畫作和雕塑作品中不斷再現傳說中的悲壯場景。

　　趙武原質疑，到了抗戰勝利70周年前後，“八百壯士跳黃河”之說已經完全占據了陝西抗戰史的主導地位。人數也在不斷增加，好像跳的越多越光榮。由800人吹到 3000人，還有人揚言要向5000人奔的。當年大多數抗戰老兵和親歷者在世時，從沒有人說過這些荒唐事，現在怎麼都冒出來了？

　　抱着“寧跳黃河死，不作亡國奴”的決心，義無反顧地走向黃河

　　據記者檢索發現，最早公開出現“八百壯士跳黃河”的說法源於1984年《西安晚報》，在《八百壯士跳黃河》署名文章中，描述了“八百之數”和“新兵團之建制”以及“唱着秦腔抱着軍旗跳黃河”等情節。

　　1986年出版的《垣曲文史資料·第2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垣曲縣委員會/編），收錄了原國民黨軍38軍機要室譯電員、後任垣曲縣政協委員車國光先生的一篇回憶文章中描述：(1939年6月6日下午五時許，進攻九十六軍敵之主力將我一七七師壓迫於方家村、許八坡、老莊黃河沿岸，經白刃戰兩小時，因眾寡懸殊，損失慘重。該師除一部分由陳師長率領向敵後突圍外，大部分經過肉搏以後跳入黃河，壯烈殉職官兵計一千五百餘人。

　　1991年出版的《渭南文史資料·第3輯》（渭南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收錄有曾參加中條山戰役的老兵馮金明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條山“六六”戰役始末》。稱突圍失敗後，“許多軍職人員和戰士……面對滔滔洪流，毅然跳河”。

　　但上述的文字似乎並沒有太大反響，而真正把這個故事家喻戶曉的，則是著名作家陳忠實。

　　陳忠實先生於2004年撰寫的《一段幾乎湮沒的史實：中條山八百壯士血祭黃河》，是為長篇紀實文學作品《立馬中條》寫的序，文中有一段這樣描述：“177師有一千多名士兵被兩倍於己的鬼子包圍，經過拼殺後死亡200人，餘下的800人被逼到黃河岸邊的懸崖上，三面都是絕壁。這800士兵在短暫的一瞬里從懸崖上跳了下去……那位活着的當地村民還記得其中兩句戲詞，是《金沙灘》楊繼業的兩句——兩狼山——戰胡兒啊……天搖地動——好男兒——為國家——何懼——死——生啊……”

　　《立馬中條》2004年末出版，正好趕上2005年國人熱烈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書中“八百冷娃”的故事，很自然地受到了媒體的青睞和跟進。

　　2012年，《立馬中條》作者張君祥在灞橋區家中

　　《立馬中條》的作者之一張君祥是陳忠實的老鄉，今年年愈80的他是西安市灞橋區一位農民作家。當年張君祥家族中有9人當兵奔赴抗戰前線，最終回來了7人。上世紀80年代，熱心的張君祥熱衷於抗戰史研究，並在查閱檔案中幫助多名抗戰老兵明確了“身份”，其中8人被民政部追認為“烈士”，此間便結識了為岳母尋找父親抗日犧牲證明的張恆。兩人一見如故，便共同考證“八百壯士跳黃河”這段歷史。

　　1998年開始到2010年，隨着“見證人”的增多，張恆漸漸勾畫出當年“跳黃河”的詳細狀況：

　　1939年6月6日午後，芮城縣的老莊村南窯、許家坡、方家村一帶大約有一千人跳黃河。主要為96軍177師的後勤人員、學兵隊；1939年6月6日午後，陌南鎮的馬家莊、沙窩渡、曲里的黃河灘和絕崖上，大約有500人撲入黃河或跳下懸崖。主要為96軍177師工兵營部分官兵等；1939年6月7日下午，在平陸縣張峪村、沙口村、窯頭村一帶，大約有一千多人的96軍177師和38軍47旅被圍官兵，在黃河灘上手拉手走入黃河，試圖渡河逃生，大多數人被黃河波濤吞沒；1939年6月7日黃昏，平陸縣老縣城一帶和太陽渡有500餘名38軍46旅官兵被日軍包圍，苦於沒有船隻，找來桌椅、箱櫃、木料、木椽等丟入河水後再跳入黃河，但因黃河浪大流急，大部分人被水浪吞沒。餘下漂浮的官兵又被追趕而來的日軍機槍槍殺。所幸天色漸黑，極少數人因此僥倖生還。

　　於是，“八百壯士跳黃河”逐漸變成“三千壯士跳黃河”。

　　同時，在張君祥、張恆等眾多民間力量推動下，2011年4月6日，以民間捐贈資金修建的“中條山抗日英雄跳黃河殉國紀念碑” 在山西省芮城縣陌南鎮落成。

　　如果士兵砸武器跳黃河 指揮官就該槍斃！

　　“開始時我也信了，但後來才越來越感覺不是味兒。”趙武原說，近幾年來所謂“八百壯士跳黃河”的故事越傳越神，人數越傳越多，很多人甚至將其當成真實歷史來謳歌，這種一味渲染、杜撰“跳黃河”敗走麥城之慘狀，實際上是拿傷疤當紀念章，是給陝西抗戰軍隊頭上扣屎盆子。

　　趙武原是抗戰名將趙壽山的嫡孫。趙壽山是陝西戶縣人，1924年春參加楊虎城部隊，歷任排、連、營、團、旅、師、軍長，集團軍總司令。他是經中共中央批準的特別黨員，黨齡從1936年算起。新中國成立後，趙壽山先後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陝西省省長。

　　國民黨軍隊內部最高軍銜的共產黨員當屬趙壽山將軍

　　早在2015年11月14日，由楊虎城將軍所部原十七路軍軍史研究會發起召集“八百壯士跳黃河”正反雙方研討會，正反雙方超過40人共處一室各抒己見，記者有幸旁聽了整個研討。

　　2015年11月14日，96歲老兵王蒙芳在地圖上還能辨認當年他所在的部隊駐防地

　　王蒙芳老人開宗明義地說，“六·六”戰役中跳黃河的官兵有，但不可能有800人之多，後來越說越玄，竟說有3000人之多，那就更離譜了。“山西芮城跳黃河殉國紀念碑揭幕時也把我請去了，我在車上就說沒有此事，但沒有人聽我說。沒辦法，走了一路勸了一路，人不聽就只說按原計劃，我當時憋了一肚子的火，有啥辦法？我只好在舉行和尚超度儀式時退了出來。 ”

　　位於山西芮城陌南鎮的“跳黃河殉國紀念碑

　　王蒙芳生氣地質問當年曾經採訪過他的張君祥和張恆：“當年我就聲明，八百壯士跳黃河是子虛烏有，你們為何還亂寫呢？”

　　《立馬中條》作者之一的張君祥解釋說，為創作這篇紀實文學，他走訪過多名抗戰老兵及家屬和後代，明確已知跳黃河的人不多，只有幾個，八百這個數字的來源是老兵說當時打撈上來八百多具屍體。但為什麼他要在《立馬中條》裡說八百壯士跳黃河？“文學作品嘛，八百是一個模糊概念，並不是實指具體的人數。”

　　但張恆依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個人認為跳黃河這一歷史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估計有3000 多人。王蒙芳老先生不知道這一事實並不等於不存在。”他說他在日本的檔案中找到了當年跳黃河的記錄。

　　張恆所謂的“記錄”是1939年8月25日第一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給第20師團的《戰功獎狀》，正文指出：“此次作戰俘虜敵軍團長以下約千六十名，敵軍遺棄死屍約四千八百，敗走黃河被溺死者不計其數。”他由此的結論是，從歷史文獻上確鑿證實了大量國軍士兵跳黃河的客觀存在。

　　但張恆的論點立即遭到趙武原反對：“日軍檔案和當時報刊對中國軍人中發生跳入、湧入和泅渡黃河一事的記載和報道，因誇大戰果、瓦解人心的敵對宣傳需要，故意簡言概說、含混其詞、混淆視聽，不可憑信。”

　　趙武原針對文史資料中車國光的表述分析說，車國光只是38軍一名譯電員，不可能直接參加96軍的戰鬥，又時隔幾十年，口述內容中有一些道聽途說、人云亦云成分在所難免。“車國光先生的回憶文章中多次出現日軍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賢二直接指揮六六戰役的表述，而實際上，前者彼時擔任日本第29任陸軍大臣兼對滿洲國事務局總裁，後者守備‘滿洲’東部，怎麼可能在中條山指揮作戰？這種張冠李戴的作者寫得回憶文章如何取信？”

　　趙武原還質疑，如果真有“八百壯士跳黃河”這等悲壯慘烈之情節，為什麼孫蔚如、趙壽山、李興中、孔從洲的回憶錄都沒有涉及到？

　　“俗話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而這些戰士看到日本兵，不是奮勇抵抗，而是砸壞手裡的武器，吼着秦腔跳入黃河，這個軍隊的指揮官應該被槍斃！”支持趙武原觀點的馮寄寧說，一個人彈盡糧絕選擇跳河是悲壯，五個人身負重傷跳崖是血性，而八百人、三千人甚至五千人跳河卻是懦弱和恥辱！馮寄寧舉了一個南京檔案館館藏的17師戰報中記載的真實例子：1937年10月9日，17師從滹沱河退守雪花山，17日雪花山被敵占領，當時的師長趙壽山揮淚槍斃了團長。

　　馮寄寧曾在南京檔案館看到98軍填寫的系列戰鬥報表，其中內容包括戰鬥消耗武器和彈藥、死傷人員姓名等，而800到3000名戰士砸壞武器跳入黃河，如此重大的時間居然沒有戰報？“大家不妨閉眼想想，不要說3000人，就是800官兵集合在一起，黑壓壓一大片對吧？又是大罵着鬼子跳入滾滾黃河的，那將會是一幅怎樣的慘烈景象？但事後在戰鬥詳報中為什麼均無記載？甚至連國、共雙方及民間的新聞媒體（包括三十八軍創辦的《新軍人》等刊物），也沒有一家對此進行過採訪報道。難道他們個個都是鐵石心腸？這也實在說不過去吧？左右印證，上下印證，戰鬥詳報印證，新聞媒體印證，事實真相應該清楚了吧？如果沒有親歷者們的主證，沒有戰鬥詳報和新聞媒體的報道資料作為副證，現在再多人的旁證都是白說，”

　　趙武原說，戰鬥失利跳黃河、渡黃河或者溺水官兵肯定有，畢竟人人都有求生欲望，但如果藉此將該人數一再擴大，甚至幾乎達到96軍全軍傷亡總人數的一半，那就真可以說是創了中國抗戰史之最。大家可以想想，這到底是褒揚還是貶低？難道陝西抗戰軍隊就如此不堪一擊？這還是保衛中條山達兩年半之久而不失陣地的英雄軍隊嗎？絕不允許往陝西抗戰軍隊頭上扣屎盆子。

　　民間歷史學者秦巴燕表示, 看了關於“跳黃河”的論辯，一方面抗戰史料被淹沒70年，田野調查十分艱苦困難，鮮能找到中高層親歷戰役健在者，童稚所見局部表象支離破碎，難於深層分析確證記述全局。另一方面，正面戰場戰役田野調查多見民間志願者，歷史專業部門專家學者少見參與。非專業人士既不掌握檔案資料，又缺乏專業研究經驗和素養，先入為主以偏概全，甚至按照主觀願望拼湊編串，難免出現錯誤甚至荒誕造成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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