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说，中国“假历史”“假新闻”甚多，主要是执政者为巩固权力而歪曲掩盖，但这一个案毋宁说更是利益驱动结合对历史的一知半解加不求甚解。这告诉我们：在中共造假带动之下，全民、全社会不实之词成风，亟待拨乱反正，将“求真”确立为全民、全社会首要的价值观念


　　老高按：前年在微信上认识了一位年龄相仿的新朋友冯寄宁，他爷爷是国军二级陆军上将冯钦哉（1889～1963）。冯钦哉本是杨虎城部下一员虎将，但在“西安事变”中，他拒绝杨“进驻潼关，防堵中央军”的命令，向国民政府作出“一不当共产党，二不拥护小张（学良），三不与中央军作战”的承诺。抗战中，他参加保定战役、娘子关战役、中条山战役，期间与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关系良好。后担任第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兼九十八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内战爆发后，冯部参加对张家口的军事进攻，当过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傅作义）。但他厌倦了内战，身为地方杂牌军将领，也不看好跟着蒋介石干有什么前途。1948年，蒋用飞机接运高级人员南逃，他拒绝随行。后来他支持北平和平解放，应傅作义之邀，赴陕西榆林将邓宝珊接至北平，由邓做傅的全权代表与解放军达成“和平协议”。
　　这样的人，中共掌权后不会有他们什么好果子吃，尽管开头还算客客气气。冯当时年已花甲，十分低调，多次拒绝给他安排的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安了个政协北京市第一届委员。次年就被划“右派”，开除民革党籍（据我所知，像他这样的旧军人在“反右”中挨整的，有为数不少的一批人，各省都有）。后因“历史问题”被捕。1963年1月22日病故于西安家中。文革过后，1980年4月，民革为冯钦哉的“右派”平反。
　　冯钦哉现在在中国官方的各种资料中，被标举为“抗日爱国将领”。但可以想见，他在中共治下的十四年生涯，尤其是被打成“右派”之后的日子是绝不好过的，其家人后辈，包括其孙冯寄宁，也备受歧视、欺凌——虽然冯寄宁并没有对我说过。试想，在中共官方叙述中，包括自己祖父在内的国军将领的抗战功勋、重大牺牲被一笔勾销，只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共为了对台湾统战的需要，才不得不极其有限地点滴承认国军抗日贡献，“中流砥柱”自然还是中共。抗战史如此被歪曲，这让冯寄宁怎么能服气？于是经常讲些抗战历史以正视听。
　　最近他正参与的一件事，就是力证“八百壮士跳黄河”为子虚乌有。
　　这件公案，目前已被媒体尤其是众多自媒体报导。下面这一篇图文并茂，比较全面，可供大家参考。过去我常说，中国“假历史”“假新闻”甚多，主要是执政者为了自己巩固权力的需要而歪曲掩盖，但看这一个个案，很难归类到中共造假，毋宁说更是利益驱动结合了对历史的一知半解加不求甚解。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中国的事很复杂，在中共造假带动之下，全民、全社会不实之词成风，亟待拨乱反正，将“求真”确立为全民、全社会的首要的价值观念。


　　“八百壮士跳黄河”被家喻户晓：信史抑或伪史？悲壮还是耻辱？

　　来源：西安纪事

　　一起跳啊？战士不战死在沙场，却要淹死在黄河？是英雄还是狗熊？

　　一个人跳还不算，还要鼓动大家一起跳？

　　“一起跳啊!”

　　荧屏中，一群中国士兵面对越来越近的日本鬼子，河边的高崖上有人高喊出这样的口号，随后一个个年轻士兵奋不顾身地跳入黄河。

　　这是电影《咆哮无声》中的一个片段。在此电影公映前后，“八百壮士跳黄河”似乎已成为陕军抗日最富代表性的一个“情节”，甚至网络上被冠以“比狼牙山五壮士悲壮百倍”，近年来不断由此演绎出话剧、油画、雕塑等各类文艺作品，让众多普通百姓信以为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2年前，98岁的抗战老兵王蒙芳说：“我们陕西人都好强，说‘八百壮士跳黄河’是我们陕军的耻辱，在我心里老是一个疙瘩。”为解开这个心中的疙瘩，老人一纸诉状投到法院。

　　百岁抗战老兵和名将嫡孙状告腾讯等6公司 索赔1元钱

　　3月20日上午，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王蒙芳、赵武原诉北京龙海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6被告荣誉侵权案开庭。

　　原告王蒙芳， 1919年生于西安市西郊三民村，17岁时参加国民革命军第38军177师1058团任传令兵。1938年7月，所在177师改编到96军开赴晋南中条山抗日前线，守卫中条山近3年之久，是“6·6”等惨烈战役参加者。

　　2015年11月14日，赵武原（左）与王蒙芳在地形图上分析当年的战况

　　原告赵武原，是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赵寿山的嫡孙，多年来致力于抗战史研究。

　　这起诉讼案便缘于电影《咆哮无声》中的这个著名的桥段。

　　电影《咆哮无声》的背景是历史上著名的中条山“6·6”战役。该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守军在山西范围内进行的惟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会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伤亡惨重。电影首映前的宣传称“将一场真实而惨烈的战争不加缀饰地还原给观众”电影中极其悲壮的情节是，八百名“娃娃兵”被逼上绝境，跪拜天地与爹娘，纵身跃入滚滚黄河。这就是所谓“八百壮士跳黄河”也被称作“八百冷娃跳黄河”，被媒体报道描述为“最壮烈的绝境之战，最顽强的中华之魂”。

　　在原告王蒙芳、赵武原的诉状中，所列被告北京龙海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3公司为《咆哮无声》联合出品人，被告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等2公司为电影《咆哮无声》的播放平台，被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则“放任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对电影《咆哮无声》剪辑后进行恶意拼接，把“八百壮士跳黄河”的伪史捏造为信史，其性质比上述五被告更为恶劣。”

　　两原告认为，6被告出品并传播包含“八百壮士跳黄河”桥段的电影《咆哮无声》，大肆渲染“跳”而不是“战”，刻画“悲”而不是“烈”，对地点、时间、背景等也胡编乱造，纯属子虚乌有的捏造，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和原告亲人的人格尊严。要求法院裁定六被告停止侵害，删除电影《咆哮无声》中以“八百壮士跳黄河”之桥段，对未经删改的视频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向原告赔礼道歉，道歉方式为在其提供的网络服务平台之相同位置连续30天刊登不低于1000字和经原告认可的道歉文章，同时依法判令每一被告向原告赔付精神损害费1元人民币。

　　法庭上，原告赵武原及老兵王蒙芳代理人准时到庭，被告一九零五（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被告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代理人到庭，被告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向法庭提交书面答辩，电影《咆哮无声》三位联合出品人缺席。

　　法庭经过2个多小时的质证、辩论后宣布休庭。

　　大陆“八百壮士跳黄河”之说盛传，以至于宝岛台湾印制的纪念邮折也特意宣扬，但随后以道歉结束

　　“八百壮士跳黄河”热传始于2004年

　　“八百壮士跳崖在陕西家喻户晓。”2012年10月29日，电影《咆哮无声》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全国首映礼，编剧王海平如是说。

　　然而，这则“发生”在1939年的“八百壮士跳黄河”的故事，却是在65年后的2004年之后才被家喻户晓。自那时起，不仅在多部小说中出现类似的情节，先后有电影、话剧、画作和雕塑作品中不断再现传说中的悲壮场景。

　　赵武原质疑，到了抗战胜利70周年前后，“八百壮士跳黄河”之说已经完全占据了陕西抗战史的主导地位。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好像跳的越多越光荣。由800人吹到 3000人，还有人扬言要向5000人奔的。当年大多数抗战老兵和亲历者在世时，从没有人说过这些荒唐事，现在怎么都冒出来了？

　　抱着“宁跳黄河死，不作亡国奴”的决心，义无反顾地走向黄河

　　据记者检索发现，最早公开出现“八百壮士跳黄河”的说法源于1984年《西安晚报》，在《八百壮士跳黄河》署名文章中，描述了“八百之数”和“新兵团之建制”以及“唱着秦腔抱着军旗跳黄河”等情节。

　　1986年出版的《垣曲文史资料·第2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垣曲县委员会/编），收录了原国民党军38军机要室译电员、后任垣曲县政协委员车国光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描述：(1939年6月6日下午五时许，进攻九十六军敌之主力将我一七七师压迫于方家村、许八坡、老庄黄河沿岸，经白刃战两小时，因众寡悬殊，损失惨重。该师除一部分由陈师长率领向敌后突围外，大部分经过肉搏以后跳入黄河，壮烈殉职官兵计一千五百余人。

　　1991年出版的《渭南文史资料·第3辑》（渭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收录有曾参加中条山战役的老兵冯金明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条山“六六”战役始末》。称突围失败后，“许多军职人员和战士……面对滔滔洪流，毅然跳河”。

　　但上述的文字似乎并没有太大反响，而真正把这个故事家喻户晓的，则是著名作家陈忠实。

　　陈忠实先生于2004年撰写的《一段几乎湮没的史实：中条山八百壮士血祭黄河》，是为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立马中条》写的序，文中有一段这样描述：“177师有一千多名士兵被两倍于己的鬼子包围，经过拼杀后死亡200人，余下的800人被逼到黄河岸边的悬崖上，三面都是绝壁。这800士兵在短暂的一瞬里从悬崖上跳了下去……那位活着的当地村民还记得其中两句戏词，是《金沙滩》杨继业的两句——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立马中条》2004年末出版，正好赶上2005年国人热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书中“八百冷娃”的故事，很自然地受到了媒体的青睐和跟进。

　　2012年，《立马中条》作者张君祥在灞桥区家中

　　《立马中条》的作者之一张君祥是陈忠实的老乡，今年年愈80的他是西安市灞桥区一位农民作家。当年张君祥家族中有9人当兵奔赴抗战前线，最终回来了7人。上世纪80年代，热心的张君祥热衷于抗战史研究，并在查阅档案中帮助多名抗战老兵明确了“身份”，其中8人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此间便结识了为岳母寻找父亲抗日牺牲证明的张恒。两人一见如故，便共同考证“八百壮士跳黄河”这段历史。

　　1998年开始到2010年，随着“见证人”的增多，张恒渐渐勾画出当年“跳黄河”的详细状况：

　　1939年6月6日午后，芮城县的老庄村南窑、许家坡、方家村一带大约有一千人跳黄河。主要为96军177师的后勤人员、学兵队；1939年6月6日午后，陌南镇的马家庄、沙窝渡、曲里的黄河滩和绝崖上，大约有500人扑入黄河或跳下悬崖。主要为96军177师工兵营部分官兵等；1939年6月7日下午，在平陆县张峪村、沙口村、窑头村一带，大约有一千多人的96军177师和38军47旅被围官兵，在黄河滩上手拉手走入黄河，试图渡河逃生，大多数人被黄河波涛吞没；1939年6月7日黄昏，平陆县老县城一带和太阳渡有500余名38军46旅官兵被日军包围，苦于没有船只，找来桌椅、箱柜、木料、木椽等丢入河水后再跳入黄河，但因黄河浪大流急，大部分人被水浪吞没。余下漂浮的官兵又被追赶而来的日军机枪枪杀。所幸天色渐黑，极少数人因此侥幸生还。

　　于是，“八百壮士跳黄河”逐渐变成“三千壮士跳黄河”。

　　同时，在张君祥、张恒等众多民间力量推动下，2011年4月6日，以民间捐赠资金修建的“中条山抗日英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 在山西省芮城县陌南镇落成。

　　如果士兵砸武器跳黄河 指挥官就该枪毙！

　　“开始时我也信了，但后来才越来越感觉不是味儿。”赵武原说，近几年来所谓“八百壮士跳黄河”的故事越传越神，人数越传越多，很多人甚至将其当成真实历史来讴歌，这种一味渲染、杜撰“跳黄河”败走麦城之惨状，实际上是拿伤疤当纪念章，是给陕西抗战军队头上扣屎盆子。

　　赵武原是抗战名将赵寿山的嫡孙。赵寿山是陕西户县人，1924年春参加杨虎城部队，历任排、连、营、团、旅、师、军长，集团军总司令。他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特别党员，党龄从1936年算起。新中国成立后，赵寿山先后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陕西省省长。

　　国民党军队内部最高军衔的共产党员当属赵寿山将军

　　早在2015年11月14日，由杨虎城将军所部原十七路军军史研究会发起召集“八百壮士跳黄河”正反双方研讨会，正反双方超过40人共处一室各抒己见，记者有幸旁听了整个研讨。

　　2015年11月14日，96岁老兵王蒙芳在地图上还能辨认当年他所在的部队驻防地

　　王蒙芳老人开宗明义地说，“六·六”战役中跳黄河的官兵有，但不可能有800人之多，后来越说越玄，竟说有3000人之多，那就更离谱了。“山西芮城跳黄河殉国纪念碑揭幕时也把我请去了，我在车上就说没有此事，但没有人听我说。没办法，走了一路劝了一路，人不听就只说按原计划，我当时憋了一肚子的火，有啥办法？我只好在举行和尚超度仪式时退了出来。 ”

　　位于山西芮城陌南镇的“跳黄河殉国纪念碑

　　王蒙芳生气地质问当年曾经采访过他的张君祥和张恒：“当年我就声明，八百壮士跳黄河是子虚乌有，你们为何还乱写呢？”

　　《立马中条》作者之一的张君祥解释说，为创作这篇纪实文学，他走访过多名抗战老兵及家属和后代，明确已知跳黄河的人不多，只有几个，八百这个数字的来源是老兵说当时打捞上来八百多具尸体。但为什么他要在《立马中条》里说八百壮士跳黄河？“文学作品嘛，八百是一个模糊概念，并不是实指具体的人数。”

　　但张恒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个人认为跳黄河这一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估计有3000 多人。王蒙芳老先生不知道这一事实并不等于不存在。”他说他在日本的档案中找到了当年跳黄河的记录。

　　张恒所谓的“记录”是1939年8月25日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给第20师团的《战功奖状》，正文指出：“此次作战俘虏敌军团长以下约千六十名，敌军遗弃死尸约四千八百，败走黄河被溺死者不计其数。”他由此的结论是，从历史文献上确凿证实了大量国军士兵跳黄河的客观存在。

　　但张恒的论点立即遭到赵武原反对：“日军档案和当时报刊对中国军人中发生跳入、涌入和泅渡黄河一事的记载和报道，因夸大战果、瓦解人心的敌对宣传需要，故意简言概说、含混其词、混淆视听，不可凭信。”

　　赵武原针对文史资料中车国光的表述分析说，车国光只是38军一名译电员，不可能直接参加96军的战斗，又时隔几十年，口述内容中有一些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成分在所难免。“车国光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多次出现日军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直接指挥六六战役的表述，而实际上，前者彼时担任日本第29任陆军大臣兼对满洲国事务局总裁，后者守备‘满洲’东部，怎么可能在中条山指挥作战？这种张冠李戴的作者写得回忆文章如何取信？”

　　赵武原还质疑，如果真有“八百壮士跳黄河”这等悲壮惨烈之情节，为什么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的回忆录都没有涉及到？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这些战士看到日本兵，不是奋勇抵抗，而是砸坏手里的武器，吼着秦腔跳入黄河，这个军队的指挥官应该被枪毙！”支持赵武原观点的冯寄宁说，一个人弹尽粮绝选择跳河是悲壮，五个人身负重伤跳崖是血性，而八百人、三千人甚至五千人跳河却是懦弱和耻辱！冯寄宁举了一个南京档案馆馆藏的17师战报中记载的真实例子：1937年10月9日，17师从滹沱河退守雪花山，17日雪花山被敌占领，当时的师长赵寿山挥泪枪毙了团长。

　　冯寄宁曾在南京档案馆看到98军填写的系列战斗报表，其中内容包括战斗消耗武器和弹药、死伤人员姓名等，而800到3000名战士砸坏武器跳入黄河，如此重大的时间居然没有战报？“大家不妨闭眼想想，不要说3000人，就是800官兵集合在一起，黑压压一大片对吧？又是大骂着鬼子跳入滚滚黄河的，那将会是一幅怎样的惨烈景象？但事后在战斗详报中为什么均无记载？甚至连国、共双方及民间的新闻媒体（包括三十八军创办的《新军人》等刊物），也没有一家对此进行过采访报道。难道他们个个都是铁石心肠？这也实在说不过去吧？左右印证，上下印证，战斗详报印证，新闻媒体印证，事实真相应该清楚了吧？如果没有亲历者们的主证，没有战斗详报和新闻媒体的报道资料作为副证，现在再多人的旁证都是白说，”

　　赵武原说，战斗失利跳黄河、渡黄河或者溺水官兵肯定有，毕竟人人都有求生欲望，但如果借此将该人数一再扩大，甚至几乎达到96军全军伤亡总人数的一半，那就真可以说是创了中国抗战史之最。大家可以想想，这到底是褒扬还是贬低？难道陕西抗战军队就如此不堪一击？这还是保卫中条山达两年半之久而不失阵地的英雄军队吗？绝不允许往陕西抗战军队头上扣屎盆子。

　　民间历史学者秦巴燕表示, 看了关于“跳黄河”的论辩，一方面抗战史料被淹没70年，田野调查十分艰苦困难，鲜能找到中高层亲历战役健在者，童稚所见局部表象支离破碎，难于深层分析确证记述全局。另一方面，正面战场战役田野调查多见民间志愿者，历史专业部门专家学者少见参与。非专业人士既不掌握档案资料，又缺乏专业研究经验和素养，先入为主以偏概全，甚至按照主观愿望拼凑编串，难免出现错误甚至荒诞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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