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痛下决心搞宪政，朝廷自上而下推动宪政不遗余力，麻烦就麻烦在：取消科举制，士子无晋身之阶，知识分子普遍不满；慈禧光绪死后，摄政王又推出皇族内阁。知识分子就彻底反水，拼爹他们完全没机会嘛！现在这情形何其相似乃尔！现在没有退出的机制，又担心被清算，被动就被动在这里
老高注：自从一星期前《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以来，各方出主意、排疑点，攻防往返，高潮迭起。当下中国的左右、官民如此缺乏互信，谁也没有能涵盖多数人的权威，真是一大悲哀。
今天有位我一向尊重的学者朋友转来一篇网上文章，并告知我“这个作者现在关注度极高”。这位作者的网名挺怪，叫“肉唐僧”，我确实在网上看到过他一些有见地的文章（诸位如用此名搜索，当能验证）；恰巧另一位也是我素所尊重的学者来电话，也谈到“肉唐僧”这篇文章，认为此文挺有意思，也颇有道理。
我看了一下这篇文章，不能完全苟同，但其中许多观点和资料很有启发性，转贴如下。文中有很多网络文章常见的省略语、借代词，也提到一些国内思想界朋友熟知、而海外读者不一定明白的典故，可能让有的读者感到磕磕绊绊甚至难以索解，我对其中部分文字用括号加了些说明。
文章的标题“一块钱”让我莫名其妙，看到文章最后，才明白其来有自，但还是不明白这“一块钱”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块钱
肉唐僧，中国数字时代
我1月3号着急于南周（《南方周末》——老高注）人没有形成明确诉求，无法与萱萱（宣传部——老高注）形成博弈，写了个《驱庹出粤》的帖子，希望把调子定在“反太监不反皇帝”上，双方保留余地。短短三天，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今天扯远点，高屋建瓴地谈谈。
我看江这个人，其他都是小节，有两件事情他是注定要上史书的。一个是保护私产及“三个代表”入宪——这解决了革命性质的共产党向社民党转型的法理问题；二是他搞乡镇直选。我们不要以成败论英雄，这两条，足以说明江手下的智囊是非常厉害的。中国这么大，宪政不过是地方自治。如果全国一盘棋地翻大饼，邓到后来都翻不动，遑论他人。自治了，各地可以形成制度竞争。比方说甘肃在全国率先搞土地私有化和嫖赌合法，那就是内华达了嘛。大家用脚投票就是了。只要有这样的基于地域的制度竞争，政治想不清明都难。
除了乡村直选，江时代也积极推进城市小区的业主自治。虽然《物权法》一直到2007年才出台，但是各地小区业委会选举真正有声有色是1998～2003年这一时间段，当时是民政部直接主导上海、宁波、南京、广州、北京和广西等26个试验点全面推开。其中，北京规定要涵盖10％的小区，而广西则是100％。公民社会的启动与培植，是15年前由官方主导的，而且很真诚。请各位记住这一点！
胡上台，新闻联播第一次露面，是去山东农村视察。他说了句“要加强党对农村基层的领导”，乡镇直选就此偃旗息鼓。胡温这十年，我最恨的还不是四万亿的血洗中层钱财，恨的是这个！胡上台后，城市小区的业主自治遭受重重杯葛，自不待言。不过胡温这十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共党之恶暴露得淋漓尽致，不仅彻底丧失了知识阶层的支持，即使是体制内的人，也丧失了对这个体制的忠诚。一边是贪腐和傲慢到了疯狂变态的程度，一边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出现大量“裸官”。说明体制内人自己都没信心了。他们的信念垮了！
十年包衣执政（包衣：满族语，汉语译为家奴、奴隶、奴仆或奴才——老高注）结束，贝勒上台（贝勒：满族语，贵族的称号——老高注）。不会有根本理念的变化，因为寡头制已经形成，他们像治理一个公司一样来治理这个国家。贝勒们根红苗正，对自己的能力有更有信心、对这个体制在情感上有更深的眷恋，所以变化的，无非就是策略上的——总经理提议“今年全体减薪30％，大家一起帮公司渡过难关吧”！但只有五年合同的基层员工是不会接受的，因为理念共识已经崩溃了。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头大身子小，连中产都在纷纷移民，经济已经完全支撑不住那个大脑袋了。如果你是习李，你会怎么办呢？首先是不惜代价弥补内部裂痕，党内不要公开分裂；其次是严控舆论，先把大家嘴堵上，然后喂给你“旺仔小馒头”——我主动给你可以，但不许你主动要，以保证自己的威权统治。
这个“旺仔小馒头”是什么呢？就是法治。注意，是法治而不是法制。现在这个司法真是太可怕了，你有只下蛋的老母鸡，我想要，就把你抓起来吊五天五夜，直到你签字声明“这只老母鸡我自愿送给李书记”。好，放走。再抓下一个有老母鸡的。有钱人哪受得了这个？企业家变现移民出国，带走五千万现金，损失的可是好几万亿的GDP和成百上千人的就业机会啊！所以习李上台，司法独立他们肯定不会搞，但一定会把司法恢复到“常态化”。
据说“海里的人”（指中南海内官员——老高注）都在看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那句“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而是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肯定把他们吓坏了。这很像负重，背100斤东西的人，你一斤一斤地往上加，反而没啥事儿。你突然减5斤，他立马对剩下的95斤感到格外难以忍受。但如我前面所说，中产在跑，腿在变细，脑袋还是那么大，眼瞅着撑不住了，不减负根本不行。所以，加大舆论控制、同时强调法治，在意识形态上捣捣浆糊以至少避免内部矛盾的公开化和总摊牌，这是习李惟一能做的事情。减税没能力（现在钱都不用够）、裁人又不敢（李自成老师就是邮局干部，事业编制），新班子有别的选项吗？
所以我们看到了网络言论管理法、劳教制度的取缔，连“30年前和30年后是两口子”这种退到11届三中全会决议后面的话都说出来了（习近平最近讲话称：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老高注），内部裂缝有多大，可想而知。庹老师闹这一出，可以说，宫里的部署全打乱了。南周事件的解读及破解办法，都要放在这个大背景里去思考。
这是一场豪赌，一场双方都措手不及的豪赌。整不好，又是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清朝的垮台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日本和俄国在东北打一仗，中国人看到小日本把俄国人打得落花流水，朝野震动，于是痛下决心搞宪政。载沣当时的一句话“宪政是利于君利于民而不利于官”这句话，彻底打动了高层。慈禧加了个“五不议”（太监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军机处不议、内务府不议，还有个什么不议来着，反正比咱的“五不搞”具体多了）的限制之后，对启动宪政给出了“深宫初无成见”的态度。当时，朝廷自上而下推动宪政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中央制定严格的时间进度表追着地方搞自治。孙中山这些革命党当时那光景和现在的吾尔开希们也差不多，完全不成气候了。立宪远跑在革命前头。麻烦就麻烦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十年前取消科举制，士子无晋身之阶，知识分子普遍不满；然后呢，慈禧光绪死了之后，摄政王又推出了个皇族内阁。本来说好宪政，皇帝和皇上家亲戚就不能再当干部了，结果弄这么个血统内阁，知识分子就彻底反水了，因为搞拼爹他们完全没机会嘛！更麻烦的是，皇族内阁一弄，连没入阁的王爷们也离心离德了。
现在这情形，何其相似乃尔！太子党，党政不分……比清末的皇族内阁还要坏很多。但是，清朝有立宪的选项，因为对皇帝来说，宪政不过是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江山还是我家的，吃喝待遇少不了我的。而对于现在的寡头制来说，他们没有这种退出的机制，又担心被清算，被动就被动在这里。蔡霞（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老高注）呼吁朝野双方找共识，不要把彼此都逼到墙角里去。这个呼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是，谁拿得出可行的办法来呢？吴思（《炎黄春秋》杂志法人代表、副社长——老高注）算了笔账：如果以中等贪腐的程度来推算，即贪污的比例占GDP的5％。那么这十年来，贪污的总额大约在10万亿左右。如果贪100万就死刑的话，要杀掉的就是1000万人。政改的阻力何在，不言而喻。所以他的主张是用钱来赎买权利、避免流血：“在某个特区设定一套政改的指标，例如乡镇县市等级别的直选，差额选举，政治人物公开竞争，人大代表专职化，司法独立，媒体开放等等。一旦验收达标，该地区就实行特赦。官民的政治经济罪过，无论已发觉未发觉，皆在赦免之列。”
说实话，我个人，这些钱不要就不要了。但是要说“文革”不清算、“反右”不清算、三年大饥荒不清算，那我不能同意。钱可以不要，但几千万条人命啊，也赦免？从规模上、从下作和残忍的程度上，这都是比纳粹搞犹太人更甚十倍的恶行，而且还是自己人搞自己人。这要是也能赦免，中国人和畜生还有什么分别？
扯远了，回到清廷：本来挺好个宪政，皇族内阁一开，知识分子们就闹。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朝廷真的是太笨了。简直就像王小二去当铺赎东西：“我给你八块你把棉坎肩还给我”。老板说：“不行，怎么也得给九块五。”王小二就急了，说：“这东西本来就是我的，我给你八块你还给脸不要脸？！六块！”老板赔笑说：“那就八块吧，八块吧！”王小二说：“不行！你气着我了，我现在只想出五块！”老板说“好吧好吧，就依你前次所说，六块。总行了吧？”王小二侃价性起，喊一声：“去你妈逼！”就把铺子砸了。大清就这么亡了。
本来，我们是有机会成为英国或日本的。王小二砸了铺子之后，接下来的100年就只剩下唏嘘了……
现在这个南周事件，看情形又有要形成王小二赎棉坎肩的意思。知识分子、在校学生、演艺界人士，媒体人士、连媒婆界的乐嘉（中国性格色彩研究中心创办人、培训师，电视节目主持人——老高注）都出来声援。看现在这架式，如果再拖一个月，把庹老师拉到天河商城立交桥上当众枪毙都不一定能摆平。一旦进入街头阶段，谁都控制不住，可能的走向无非这么两种：
1、强力镇压，回到24年前从头来过；
2、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真的就那啥了……
说实话两种结局都不是我想要的。各位，真的准备好了吗？别看微博上满眼都是。昨天我们大学同学吃饭，除我之外的七个人，只有一个人知道南周这个事情。当年LXB（刘晓波——老高注）获奖，我在办公室里大吼一声。办公室里十几个人齐声问：“LXB是谁？”
微博上天天谈民主的朋友们，有几个知道多数决定制和比例代表制？更别说什么顿特公式和族普最大余数法这些劳什子了。选举的技术缺乏虽然是个大问题，倒并不难解决。真正难的是城市经过这几十年的商品房小区改造，以前基于单位大院和街坊邻居的熟人社会被彻底摧毁，可是小区自治又没搞起来，套用帕特南的术语：社会资本严重匮乏。说城市是原子化社会，当不为过——满眼都是陌生人！更糟糕的是，记得那个用U型车锁砸人脑袋的蔡洋么？两个亿的农民工在城市里游荡。法国大革命，好歹还能弄个议会出来，那是因为吉伦特这些第三等级上层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行会，而下层的雅格宾派也早就在全法国整了13000个宪政之友俱乐部，组织化已经预先完成。我们呢？我们只有秋风老师的新儒家，再数下来大概就是铅笔社了（铅笔社：经济学社团，主张偏自由的、减少干预的经济政策——老高注）。这么看下来，张宏良老师（著名左派教授——老高注）胜算很大呀！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我对南周诸公的建议是，聚焦于一点：驱庹，不知有它。当然，“我们遵守党管媒体的原则”这种话也不要直接说出来。拐着弯把意思表达出来就行了。直接说，真的很蠢。把自己的回旋余地弄小了，还丧失了偏右的朋友们的支持，何必呢？谈判很像女人勾引男人。胸罩露出个蕾丝边和一小截肩带，效果就很好。你现在把丁字裤套在牛仔裤外面，哪还有什么情趣了呢？
共党那头，颟顸不可理喻。也正是因为这个，避免把事情滑向王小二赎棉坎肩的模式，也就成了南周诸公的责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咬定一个诉求，出价不要变来变去。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一场社会运动已经掀起。如果你们的诉求不清晰，传播的成本就大。阵仗弄大了，还容易枝蔓丛生，失去控制。
关于社会运动，查尔斯·蒂利在技术上给出了三条非常重要的建议：
首先，是不间断和有组织地向目标人群或当局公开提出群体性诉求。既然称为运动，“不间断”和“有组织”是必不可少之两个行为特征，是重中之重；
其次，既然是不断的重复，那就需要有一套“常备剧目”，如组织协会或联盟、游行、集会、示威、请愿、公开声明、小册子等。花样常翻常新，一是效果不容易累加，二是外人会产生识别困惑；
最后，参与者要在四个方面表现出一致性：价值、统一、规模，以及成员间彼此承担义务，即WUNC（worthiness/unity/number/commitment）。
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诉求，以上三条就根本谈不上了。
从第二条的“常备剧目”出发，同时也是希望对成员间承担义务有所助益，我决定开个淘定店，卖自己一篇文章的阅读权，每人只许买一次，价格1元。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大家文章的内容。只有两个字：“谢谢”。注意，这不是送饭，因为还没人被开除呢。我主要是想看看有多少人愿意以这种方式表达支持。这笔钱，不管多少，我都会送给南周编委会由其任意支配。总是要花钱的吧？买个盒饭什么的。如果南周编委会拒绝接受这笔钱，那就自动转为“媒体人公益基金”，专门用于救助受迫害或生活陷于困窘的记者。我在新浪、网易、腾迅、南都和东早各找一个媒体人成立委员会，把钱交给他们，就没我啥事儿了。不许给纪许光（中国实力派调查记者，曾独家揭露“记者通缉门事件”、“河南洛阳性奴案”、“重庆官员雷政富不雅视频事件”），我就这一条要求。
这笔钱会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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