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數千官兵,抱着與日寇不共戴天的決死念頭,眼看無法取勝,跳進了波濤滾滾的黃河。多少年來,他們作為“失蹤者”,在歷史上湮沒無聞,後裔甚至被當作“國民黨反動軍人家屬”遭受厄運……本該如“狼牙山五壯士”、“八女投江”一樣壯烈的往事,近年被民間人士一點點從歷史長河中打撈出來
老高按:好幾年前,我就聽國軍17軍軍長兼84師師長高桂滋中將的兒子高斌、女兒高士潔講過,在中條山戰役中,不少國軍官兵,在日寇彈火傾瀉下,跳了黃河。
說老實話,“跳黃河”這個說法,在長江之畔長大、從小就會游泳的我聽來,並沒有多少震撼性。我曾經在黃河的好幾個地段游過泳,除了壺口瀑布那樣的地方,除了發大洪水的時節,在我印象之中,黃河一點都不可怕。我雖然絕對算不上“浪裏白條”“水中蛟龍”,但是橫渡這樣的黃河,小菜一碟而已!——要感謝毛澤東,他的詩句:“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讓還是年輕小伙子的我,理直氣壯地告訴父母,我要去長江(或漢江——那是長江最大的支流,也有好幾百米寬)游泳。
但是我卻完全沒有想到,祖祖輩輩在黃土高原生息的人,並非武漢江城居民,他們——都是“旱鴨子”,都不會游泳。
——“跳黃河”,就等於“狼牙山五壯士”英勇跳崖!就等於“八女投江”慷慨赴死!
中華民族數千兒女,就是這樣抱着與日寇不共戴天的決死念頭,跳進黃河。多少年來,他們作為“失蹤者”,在歷史上湮沒無聞,後裔甚至可能被當作“國民黨軍人家屬”而遭受厄運……
最近我讀到一篇報導,講述的就是尋訪這些“沉入歷史河底的人”的故事。文中講到“17路軍”,又有“17師”,我又知道“17軍”,這幾個番號可能將當今人們搞糊塗。但幾支部隊的沿革,說起來又太複雜,這裡簡單介紹如下:
17路軍:由楊虎城組建。中原大戰時,楊虎城趁機將7軍擴編為三個師。打下洛陽後,楊虎城率部西返,蔣無奈之下只好將楊部升格為17路軍,楊為總指揮兼陝西省主席。從此,17路軍被稱為“西北軍”,隊伍達到6萬多人。
17師:隸屬17路軍下屬38軍(軍長孫蔚如),師長也是孫蔚如兼。所以17師也是楊虎城西北軍的一部分。
17軍:在國軍歷史上,這個番號曾經六次消失(詳請見維基百科)。我們這裡所談的17軍,是1937年8月,即“七七事變”之後,國民政府宣布成立17軍——主要兵員成份為陝西籍的雜牌軍84師(師長高桂滋),被蔣介石任命為17軍軍長,下轄84師之外,將中央軍21師(師長李仙洲)劃入歸高桂滋指揮。21師到次年(1938年)李仙洲升任92軍中將軍長之後,就劃出了;但17軍番號保留下來,除了84師老底子之外,又將新編第2師(師長金憲章)劃入。此後,這支部隊還經歷了多次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動,先後隸屬第7集團軍、14集團軍、5集團軍、36集團軍、2戰區、1戰區、8戰區……
不管番號怎麼變,不管是17路軍、17軍還是17師,都在抗日戰爭中盡了自己的力量。後人都應該銘記!
沉入歷史河底的人
張亞利,《中國周刊》2013年6月14日
70多年前,千餘名陝西軍人在黃河灘邊與日軍肉搏之後,跳進黃河不願被俘。這本該如“狼牙山五壯士”、“八女投江”一樣深入人心的抗戰往事,卻直到近年才被民間人士一點點從歷史的長河中打撈出來。

中條山上的17路軍炮兵
公元1939年夏天麥子黃時,陝西山西交界處黃河灘上,殘陽如血,黃河聲咽,熱風獵獵。800個陝西冷娃與日軍肉搏之後,走投無路,不願受辱,寧願赴死,朝西北方向的老家拜了三拜,紛紛跳入眼前泥湯似的黃河水,一位旗手用旗杆刺穿一名日軍,將其壓入黃河底,同歸於盡,西北軍旗幟在水面上獵獵招展……
這是張君祥等陝西本土作家首版於2004年的紀實文學《立馬中條》中的描寫。陝西作家陳忠實在該書序言中着重引述了這一壯烈圖景。“陝西八百壯士跳黃河”這段“歷史”,首次以帶有文學色彩的演繹始為更多人所知。
“陝西冷娃跳黃河”是否確有其事?到底是800人還是多少人跳了黃河?他們是一起跳入還是以怎樣的形式?這樣一段往事為何被淹沒多年?
譯電員的秘密
“過幾十年形勢變了,這件事可能會震動世人的。”1980年代的一天,山西垣曲縣謝村人車國光對朋友王華興說。
車國光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三十八軍中尉機要參謀和譯電員。第四集團軍前身是參與過“西安事變”的楊虎城帶領的陝軍17路軍。軍中的戰士絕大多數為陝西人。
1939年至1941年三萬陝軍駐守山西中條山、黃河沿岸抵制日軍。陝軍跳黃河,就發生在中條山保衛戰中。
作為一名譯電員,車國光曾在後方親歷中條山保衛戰最慘烈的“六·六戰役”,掌握了不少電文信息。陝西兵娃“跳黃河”的慘烈往事最令他不能釋懷。
山西與陝西以黃河為界,而黃河東岸,則有一座山脈,叫中條山。1937年,日軍在占領南京以後,蔣介石帶着國民政府前往重慶。阻隔日軍西進陝西、攻占重慶的正是黃河與中條山這兩道天然屏障。
1938年7月,蔣介石調集第四集團軍東渡黃河,赴山西南部中條山、黃河沿岸狙擊日軍。日本媒體刊登漫畫稱,蔣介石此舉一石二鳥,一是讓這支“雜牌軍”守黃河,二來也是消耗這支自己一直有心結的部隊。
1939年至1941年,陝軍在中條山抗戰三年,武器落後,後援匱乏,損失慘重,但一直死守陣地,被稱為“中條山鐵柱”,卻很少受到當時政府的嘉獎,也極少登上當年的報端。
“六·六戰役”是“中條山抗戰”中最慘烈的一場戰鬥,日軍出動3萬人部隊,發動9路分割包抄,飛機大炮轟炸,來勢洶洶,目的是奪取黃河軍事要塞茅津渡,以便渡河。經過13天激戰,最終,陝軍兩萬多人以犧牲8000人的代價守住了陣地。
“跳黃河”就發生在戰鬥過程中、未能突圍或被逼上絕路的官兵中。
1939年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時候,為鼓舞士氣,“勝利”被“放大”,而慘烈的犧牲代價則被有意地“忽略”了。壯烈的陝軍跳黃河,在當時就被有意識地“忽視”了。
抗戰勝利後,車國光加入胡宗南部隊。國民黨撤退時,他沒有跟去台灣,成為“俘虜”,後經思想改造,到鐵路上工作。上世紀五十年代“清查幹部”,車國光參加過“胡宗南”部隊的“舊案”被翻出,他被遣送回山西老家,當了幾十年農民。“文革”期間,因他曾在胡宗南部隊當譯電員時救過共產黨員,才未受到太多迫害,但對“過去”的歷史從此閉口不提。
“文革”結束後,車國光被平反,成為垣曲縣政協委員。他曾親歷過抗戰,又有文化,因而受邀撰寫過不少關於共產黨在38軍的地下工作的文章。
但他心裡一直有個不能說的秘密。
上世紀八十年代,車國光認識了垣曲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王華興,兩個人漸漸變成知己。車國光對王華興講起“六·六戰役”和陝軍“跳黃河”的事。
王華興家就住在黃河邊,“六·六戰役”的時候,他八九歲,也聽過大人們說“黃河上漂屍體漂了三天三夜”的事,只當一個可怕的傳說,如今聽車國光一講,才知是抗日士兵跳了黃河。
震驚之餘,王華興鼓勵車國光:你應該把自己知道的寫下來啊,寫吧,不會有問題的,這是好事啊,是打日本。
1986年5月,車國光首次將自己的這段回憶記載在《垣曲文史資料》第二期上:本日(1939年6月6日)下午五時許,進攻96軍敵之主力將我177師壓迫於方家村、許八坡、老莊黃河沿岸,經白刃戰兩小時,因眾寡懸殊,損失慘重。該師除一部分由陳師長率領向敵後突圍外,大部分經過肉搏以後跳入黃河,壯烈殉職官兵計1500餘人。
這段文字很短,且僅作為內部資料刊登,看到人很少。但車國光仍然看到了希望,他對王華興說:“過幾十年形勢變了,這件事可能會震動世人的。”
根據車國光口述,王華興又整理寫出一萬字的《中條山血戰》。後被收入陝西省戶縣出版的人物傳記《趙壽山將軍》。
“我一直希望這段歷史能被更多的人看到,能被西安的人知道。我相信那一千多跳黃河的戰士的後代,他們將來一定會來找自己的親人的。”王華興對《中國周刊》記者說。
1940年4月,侵華日軍向山西省中條山第四集團軍發動了新一輪大掃蕩。 此役後稱為“望原會戰”。圖 Fotoe 片山攝
民間的追問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逐漸從多年政治運動中緩過勁來。黃河以西的陝西,不少家庭開始尋親。尋親者的父親、叔叔、兄弟都是參加國民革命軍隊伍抗戰隊伍後一去不回的。
西安灞橋區是原第四集團軍軍長孫蔚如的老家,這裡不少七八十歲的老人都知道,當年村里很多年輕娃跟着孫將軍的部隊到山西中條山打仗去了。
和孫蔚如“沾親帶故”的張君祥家就有9位親人參軍,回來了7個。聽老人們一說,他才知道,山西有個“中條山”,很多陝西娃就死在那裡。
在尋訪老人的過程中,張君祥首次聽說:中條山抗戰時曾有很多士兵在戰鬥中跳黃河,不是幾個,幾十個,而是成百上千個。2004年,他和另外兩位陝西本土作家徐劍銘、郭義民共同出版紀實文學《立馬中條》,首度全面披露“中條山抗戰”細節,由陝西著名作家陳忠實作序。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西北大學老師張恆開始給自己妻子的外爺楊世伍尋找當年犧牲的“檔案”和證明(證明其確係犧牲在抗日戰場上),因為當時有風聲說,原第四集團軍38軍的戰士因後來起義,可以作為革命烈士對待。他的岳母急切希望能摘掉戴了許多年的“國民黨軍官家屬”帽子。
在給張恆的“犧牲證明”里,一位楊世伍當年的老戰友在材料最後提到,在那場慘烈的“六·六戰役”中,自己曾經和戰友“撲入黃河,免遭被捕受辱”。張恆第一次知道,“還有這事?”
在張恆看來,那麼多陝西兵娃,不論是為求生還是不願被俘,以血肉之軀跳入黃河並犧牲了年輕的生命,他們都是值得被記住的民族英雄,不啻於“狼牙山五壯士”、“八女投江”這樣耳熟能詳的先烈事跡,他們同樣應該被後人記住。
在一位老兵那裡,張恆聽說,他在一本名為《趙壽山將軍》的書中看到過關於“跳黃河”的詳細描述,作者是王華興。張恆很高興,在論壇里發帖尋找王華興,竟然被王華興侄女看到了。
那時候車國光已去世,但王華興已掌握了很多資料:那一仗日本人準備得很充分,火力很強,我們的部隊都被打散了,彈盡糧絕。陌南鎮跳黃河的,大多數都是從西安來的“學生兵”,他們是96軍177師的候補力量。這些學生兵思想進步,但還沒上過前線,甚至還沒學會打槍,很多人連武器都沒有。他們第一次上戰場,就被日軍分割包圍,赤手空拳,走投無路,不願被俘,於是跳了黃河……
車國光和王華興的文字證明和口述歷史讓張恆更加確信,“跳黃河”確有其事。1998年開始到2010年,張恆帶領學生歷時四個年頭,跑遍山西黃河邊當年戰場所在的村莊,尋訪了上百位還在世的老人,希望能還原那段跳黃河的歷史。
三門峽人門、鬼門、神門原始照片。陝軍跳入黃河後的遺體,曾聚在此處。此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黃河邊的記憶
翻開山西地圖能看到,黃河在中條山之南,自西向東流淌,而中條山南麓的縣城,自西向東為芮城、平陸、垣曲。“跳黃河”就發生在芮城和平陸之間的黃河灘、斷崖邊。張恆沿河走過,發現這一代還有一些八九十歲的老人甚至“老兵”記得當年的事。70年前的抗戰記憶還沒有被徹底遺忘。
黃河上游芮城縣陌南鎮坑南村,退休教師張鐵錚講了父親張道生的故事。
這位張鐵錚,前幾天我在《國軍後代前往抗日戰場尋訪祭奠》中介紹過。
張道生曾是一位老戰士,早年畢業於西北陸軍學校,抗戰時期曾任第四集團軍96軍177師話劇團團長、輜重連連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以“無黨派人士”身份回鄉務農,成了村裡的文化活動策劃人,歷次“社會主義運動”,如“大躍進”時代,“文革”時期,大型標語,牆壁宣傳畫都有他的“大作”。
但父親還有不為人知的一面。每年清明節,張鐵錚常見父親在村頭“碼頭崖”邊對着黃河燒紙錢,問他為啥在這兒燒紙,他什麼也不說。父親一生不好喝酒,每當喝酒時就把酒灑在地上,說我不喝讓我那些兄弟們喝吧。
1988年張道生去世之前,才對張鐵錚說:“有朝一日國共再度合作時,也重視了這段抗日歷史,我可能就不在世了。但你們和後人不能忘了,這裡有很多抗日跳崖的烈士,他們都是從這一帶跳下去的,都是二十左右和十六七的陝西娃……”
“六·六戰役”時張道生正在洛陽集訓,回來後聽說兄弟兵在自己的家鄉跳了黃河,許多士兵身上沒有槍傷,完全是處於絕境下跳得河,河水都有一縷被染成紅色……
芮城縣大溝南村村民呂慶榮小時候和家人在黃河邊的窯洞裡“躲日本”,見過幾十個跳進黃河的抗日士兵。有的用腿上的纏子沿着崖邊伸出的樹綁着往下溜,中途卻被趕來的日軍打死。還有人抱着夏收的麥捆跳下崖……跳河的時候大罵日本人,還有人大喊“最後勝利一定是中國的”……
平陸縣東張峪村村民李克明聽老人說,一個軍官騎着馬帶着夫人和孩子渡河,馬走到黃河中間時,一家人從馬背上跌了下來,只有一匹空馬浮到了對岸……
老兵胥繼武曾是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特務連連長,當年在老三門峽一帶保衛司令部。老三門峽人稱“神門、鬼門、人門”,是個大漩渦,三門峽水庫修成後已被淹沒。上游漂下來的屍體到三門峽時,在漩渦里打轉停了下來。屍體早已發漲,人身上的衣服都被衝掉,面目不辨。胥繼武帶領連隊一百多戰士,流着眼淚打撈屍體,足有上千具……
隨着“見證人”的增多,張恆漸漸勾畫出當年“跳黃河”的詳細狀況:
1939年6月6日午後,芮城縣的老莊村南窯、許家坡、方家村一帶大約有一千人跳黃河。主要為96軍177師的後勤人員、學兵隊。
1939年6月6日午後,陌南鎮的馬家莊、沙窩渡、曲里的黃河灘和絕崖上,大約有500人撲入黃河或跳下懸崖。主要為96軍177師工兵營部分官兵等。
1939年6月7日下午,在平陸縣張峪村、沙口村、窯頭村一帶,大約有一千多人的96軍177師和38軍47旅被圍官兵,在黃河灘上手拉手走入黃河,試圖渡河逃生,大多數人被黃河波濤吞沒。
1939年6月7日黃昏,平陸縣老縣城一帶和太陽渡有500餘名38軍46旅官兵被日軍包圍,苦於沒有船隻,找來桌椅、箱櫃、木料、木椽等丟入河水後再跳入黃河,但因黃河浪大流急,大部分人被水浪吞沒。餘下漂浮的官兵又被追趕而來的日軍機槍槍殺。所幸天色漸黑,極少數人因此僥倖生還。
位於山西芮城的“中條山抗日英雄跳黃河殉國紀念碑”。此碑由西北大學老校長之女, 美籍華人胡余錦明捐資所建。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兩座紀念碑
李采勤就是一位“跳黃河”生還者。
李采勤曾是38軍46旅戰士,“六·六戰役”時隨部隊在平陸太陽渡(黃河古渡和地名)駐守。當天日軍飛機大炮轟炸,46旅只有“漢陽造”。部隊和日軍一直打到天黑,彈盡援絕,只好一步步退到黃河邊。機槍聲“噠噠”響着,向黃河逼近。沒有人願意投降,人們想辦法跳河。
“我不會水,和軍需處一個副官找了根檁條扔到黃河裡後就撲到河裡了。跳黃河時基本上已經天黑了。我身邊四周撲黃河的人很多,但是到了黃河裡都看不見了,一個是讓水沖走了,一個是天也黑了看不清了,還有的是浪太大把人沖遠了。我跳的地方離太陽渡不遠,那地方水很深,浪也大……”
李采勤和那名副官抱着檁條,向黃河對岸划過去。劃到水中央時,對岸的槍聲響了,黃河南岸駐紮的是胡宗南的中央軍“督戰”,也可能是害怕日本軍過去,向黃河裡開槍。李采勤只好和副官掉頭往回遊,四周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見,只有嘩嘩的水聲和槍聲。所幸天黑障眼,北岸的日軍也撤離了,兩人才撿了條命。
李采勤後來回到家鄉,在山西永濟市西姚溫村務農,活到今天。他耳朵不好,跟他說話要在耳邊喊。記性也不好了,講起當年的事容易“串台”。直到前年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還應該是個“英雄”。
幾年來,張恆見過四五位跳黃河老戰士,全都八九十歲了。想起當年的部隊,他們會突然嗚嗚地哭出來,他們想不到,七十多年過去了,現在還有人來問自己曾經打仗的事。
張恆走訪過程中,也遇到過至今仍然十分“警惕”的老人。
2009年,山西省平陸縣三門鎮的李茂群89歲了,聽到張恆來問“您過去當兵打過日本?”
他問:“你們是哪裡的?問這些幹啥?我都向組織交待過了嘛。”
李茂群是被政治運動搞怕了。“文革”的時候,他被村里當“國民黨反動軍官”揪起來當眾批鬥。
跟張恆聊過一次後,老人又好幾次托兒子給張恆打電話,問他啥時候再到山西來。
不久,老人就去世了。
“我們不該忘記這段歷史,不該讓我們的民族英雄這麼心寒啊。”最近幾年,張恆和其他“十七路軍”後人們改“單打獨鬥”為“集體行動”,定期自發組團到山西走訪祭奠。
一次,張恆誤將一張紀念活動現場照片從QQ上發給西北大學老校長之女、美籍華人胡余錦明。她知道了陝軍“跳黃河”歷史後,深為感動,決定捐出40萬,在山西修建紀念碑。
2010年,“中條山抗日英雄跳黃河殉國紀念碑”在山西芮城縣聖天湖畔落成。
2011年清明節,紀念碑正式揭碑。六十多位台灣同胞和居美僑胞專程趕來。他們在烈士公祭和揭碑現場泣不成聲。陝西、山西當地、河南的一些群眾得知信息,也自發參加了這次活動。一萬多人參加這次公祭。
其實,早在1940年,西安市蓮湖公園就曾經立過一座紀念中條山抗戰壯舉的碑。現在,已沒了蹤跡。
(本文部分參考《黃河魂》(張恆著)、《立馬中條》(徐劍銘、郭義民、張君祥著)、《十萬男兒血——中條山保衛戰》(李幺傻著),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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