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對我說往前看，我不相信掩蓋過去會有益於現在有益於未來。”知識分子高官于光遠剛剛辭世，他的女兒這句擲地有聲的話，讓我們從新的角度來掂量“太子黨”這個詞。最近這一年多，接連從“太子黨”中傳出不同聲音，讓我領悟到：這個群體確實不是鐵板一塊，每個人走的路、想的事，真的很不一樣
老高按：今天我要介紹剛剛以98歲高齡去世的于光遠的女兒於小康的一篇短文《身份》。確實是短文，連標題帶作者姓名、全部標點都算上，只有819個字。但是論情感和思想份量，真正稱得上字字千鈞。
于光遠是中共的知識分子高官。有人說，當了高幹就不是知識分子了，這話不對。北大神童、現在官拜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李書磊就對這種說法不以為然，曾撰文指出：官員是創造中國文化的最重要群體，從孔子、屈原到杜甫、李白，不都有官銜、吃俸祿嗎——這扯遠了，且說于光遠，他在理論上的造詣和成就，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有目共睹，早已入選“改革開放30年30人”。從我這個關心黨史、中國當代史的愛好者眼中，他所講述的陸定一、周揚、江青等許多人的故事，史料價值也相當重要。
于光遠去世之後，他的第一次婚姻的悲劇進入人們的視野。多年來研究文革受難者的王友琴博士的文章《誰還記得于光遠被迫害致死的前妻？》，讀後令人唏噓。于光遠與前妻所生的大女兒於小紅的配有大量圖片的回憶《白花丁香樹》，告訴我們，于光遠的前妻，於小紅、於小康們的母親，死在34歲年華，讓人感慨萬端。這都是難得的好文章，這些，以及於小紅的妹妹於小康的短文，讓我們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掂量“太子黨”這個詞。
“太子黨”這個概念進入人們的視野，是藉何頻、高新20年前的一本《中國太子黨》的書。“文革”中，這個群體的成員自稱“革乾子弟”；改革開放中，我們稱他們“高乾子弟”；到上個世紀90年代，人們對他們的稱呼統一到了“太子黨”；最近幾年，他們又被人稱作“紅二代”——可能“太子黨”這樣帶有貶義的稱呼，畢竟無法在黨國媒體上公然流行，而“紅二代”這個概念可被解釋的空間就大多了，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恭維。
但是很長時間中，儘管我從來討厭給人貼標籤、從來認定具體人要具體分析，相信應該從每個人真實的作為，而不是從他的族裔、血統、家族、從屬於某個團體等等來判斷他；但是對“太子黨”，往往總是下意識地當成一個凝固的整體——不僅是特權利益共同體，也是價值觀念共同體。直到最近這一年多，接連從這個群體中傳出不同的聲音，才讓我認識到自己的謬誤：這些紅色後代每個人走的路、想的事，真的很不一樣！
我們印象最深的、至今餘波蕩漾的，就是胡耀邦的幼子胡德華爆料：同為“太子黨”的孔丹和秦曉觀點對立、激烈爭執。而就在最近這一兩個星期，陳毅元帥的兒子、今年67歲的陳小魯，儼然成為“太子黨”最活躍的明星，接連接受了海內外多家重量級媒體的專訪。在這些專訪中，陳小魯詳盡地、坦誠地講述自己大半生思考的成果，幾乎每一篇都閃現出思想的光彩和鋒芒，多半都被轉載到明鏡歷史網、明鏡新聞網。我無法一一在這裡轉載，列出其中幾篇篇目吧，每篇都不太短，各位有興趣的不妨移步前往瀏覽：
陳小魯為批鬥道歉：向誰道歉？為何道歉？道什麼歉？
陳小魯：文革最大的教訓：必須樹立憲法權威
陳小魯：我眼中的領導人
紅二代：我們痛恨飛揚跋扈的“官二代”
與FT共進午餐：陳小魯（FT，是英國《金融時報》） ……
不過，在您前往瀏覽之前，我鄭重地請您閱讀下面的短文，一篇出自“太子黨”的短文——用作者更準確的話說，是與“共產黨高乾子女”身份作最後告別者的短文。您讀過之後，我相信，您再也不會忘記它。
身 份
於小康（于光遠女兒）
父親于光遠以98歲高齡安寧地去了。我從美國帶着大女兒趕回北京見了爸爸最後一面。告別式上，爸爸身上覆蓋着巨大的鐮刀斧頭黨旗，沿牆左邊擺放的是家人親友的花圈，右邊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親告別，也和我這個“共產黨高乾子女”的身份作最後的告別。在美國居住了三十三年，什麼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這個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調侃的時候了。父親這一走，如今我便名實相符地和共產黨沒一毛的關係了。
除了這個空洞的有名無實的身份，我還有研究學者、教育者的身份，還有三個孩子的母親的身份。只是學術工作已經放慢了，孩子們也都長大了。所以這些身份也習而不察，就如在家穿着的舊T恤衫。
我還剩下一個自我懂事以來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個夢魘般讓我從小就學會躲藏掩蓋的身份。年幼時這身份使我深感恥辱；青少年叛逆時期，恥辱感被憤怒代替了，但依然絕少提起。年紀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這個身份再也不能傷害我，也就習慣性地淡忘了。這不是一個三言兩語說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學依然不知道我這個身份。但是這個身份的分量，反而因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沉重。這麼多年來，眼看着中國社會變遷，但是我這個身份所映照的大時代大事件，好像已經被洗得了無痕跡，再也不會真相大白了。
父親走了，我不再具有“共產黨高乾子女”的身份，讓我告訴這個世界我的另一個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
我的母親孫歷生，14歲加入了地下黨，23歲在中央黨校學習時被定為右派，34歲慘死於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傷痕文學”的名著《蝴蝶》裡，她是書中女主人公海雲的原型。學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裡，也細寫了孫歷生和她女三中同事們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個典型的庶民右派，殘害她的人，沒有一個人懺悔道歉過。
不要對我說往前看，我不相信掩蓋過去會有益於現在有益於未來。艾利·維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即使我不能做什麼事，我也決不放棄我這個身份，而且要把這個身份的來源留傳下去，為歷史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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