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对我说往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知识分子高官于光远刚刚辞世，他的女儿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让我们从新的角度来掂量“太子党”这个词。最近这一年多，接连从“太子党”中传出不同声音，让我领悟到：这个群体确实不是铁板一块，每个人走的路、想的事，真的很不一样
老高按：今天我要介绍刚刚以98岁高龄去世的于光远的女儿于小康的一篇短文《身份》。确实是短文，连标题带作者姓名、全部标点都算上，只有819个字。但是论情感和思想份量，真正称得上字字千钧。
于光远是中共的知识分子高官。有人说，当了高干就不是知识分子了，这话不对。北大神童、现在官拜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李书磊就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曾撰文指出：官员是创造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群体，从孔子、屈原到杜甫、李白，不都有官衔、吃俸禄吗——这扯远了，且说于光远，他在理论上的造诣和成就，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有目共睹，早已入选“改革开放30年30人”。从我这个关心党史、中国当代史的爱好者眼中，他所讲述的陆定一、周扬、江青等许多人的故事，史料价值也相当重要。
于光远去世之后，他的第一次婚姻的悲剧进入人们的视野。多年来研究文革受难者的王友琴博士的文章《谁还记得于光远被迫害致死的前妻？》，读后令人唏嘘。于光远与前妻所生的大女儿于小红的配有大量图片的回忆《白花丁香树》，告诉我们，于光远的前妻，于小红、于小康们的母亲，死在34岁年华，让人感慨万端。这都是难得的好文章，这些，以及于小红的妹妹于小康的短文，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掂量“太子党”这个词。
“太子党”这个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是藉何频、高新20年前的一本《中国太子党》的书。“文革”中，这个群体的成员自称“革干子弟”；改革开放中，我们称他们“高干子弟”；到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对他们的称呼统一到了“太子党”；最近几年，他们又被人称作“紅二代”——可能“太子党”这样带有贬义的称呼，毕竟无法在党国媒体上公然流行，而“紅二代”这个概念可被解释的空间就大多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恭维。
但是很长时间中，尽管我从来讨厌给人贴标签、从来认定具体人要具体分析，相信应该从每个人真实的作为，而不是从他的族裔、血统、家族、从属于某个团体等等来判断他；但是对“太子党”，往往总是下意识地当成一个凝固的整体——不仅是特权利益共同体，也是价值观念共同体。直到最近这一年多，接连从这个群体中传出不同的声音，才让我认识到自己的谬误：这些红色后代每个人走的路、想的事，真的很不一样！
我们印象最深的、至今余波荡漾的，就是胡耀邦的幼子胡德华爆料：同为“太子党”的孔丹和秦晓观点对立、激烈争执。而就在最近这一两个星期，陈毅元帥的儿子、今年67岁的陈小鲁，俨然成为“太子党”最活跃的明星，接连接受了海内外多家重量级媒体的专访。在这些专访中，陈小鲁详尽地、坦诚地讲述自己大半生思考的成果，几乎每一篇都闪现出思想的光彩和锋芒，多半都被转载到明镜历史网、明镜新闻网。我无法一一在这里转载，列出其中几篇篇目吧，每篇都不太短，各位有兴趣的不妨移步前往浏览：
陈小鲁为批斗道歉：向谁道歉？为何道歉？道什么歉？
陈小鲁：文革最大的教训：必须树立宪法权威
陈小鲁：我眼中的领导人
红二代：我们痛恨飞扬跋扈的“官二代”
与FT共进午餐：陈小鲁（FT，是英国《金融时报》） ……
不过，在您前往浏览之前，我郑重地请您阅读下面的短文，一篇出自“太子党”的短文——用作者更准确的话说，是与“共产党高干子女”身份作最后告别者的短文。您读过之后，我相信，您再也不会忘记它。
身 份
于小康（于光远女儿）
父亲于光远以98岁高龄安宁地去了。我从美国带着大女儿赶回北京见了爸爸最后一面。告别式上，爸爸身上覆盖着巨大的镰刀斧头党旗，沿墙左边摆放的是家人亲友的花圈，右边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亲告别，也和我这个“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作最后的告别。在美国居住了三十三年，什么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这个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调侃的时候了。父亲这一走，如今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除了这个空洞的有名无实的身份，我还有研究学者、教育者的身份，还有三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只是学术工作已经放慢了，孩子们也都长大了。所以这些身份也习而不察，就如在家穿着的旧T恤衫。
我还剩下一个自我懂事以来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个梦魇般让我从小就学会躲藏掩盖的身份。年幼时这身份使我深感耻辱；青少年叛逆时期，耻辱感被愤怒代替了，但依然绝少提起。年纪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这个身份再也不能伤害我，也就习惯性地淡忘了。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说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学依然不知道我这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的分量，反而因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沉重。这么多年来，眼看着中国社会变迁，但是我这个身份所映照的大时代大事件，好像已经被洗得了无痕迹，再也不会真相大白了。
父亲走了，我不再具有“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
我的母亲孙历生，14岁加入了地下党，23岁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定为右派，34岁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伤痕文学”的名著《蝴蝶》里，她是书中女主人公海云的原型。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里，也细写了孙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们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个典型的庶民右派，残害她的人，没有一个人忏悔道歉过。
不要对我说往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艾利·维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即使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决不放弃我这个身份，而且要把这个身份的来源留传下去，为历史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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