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怎麼樣？”“反右”中竟有人當面詢問毛澤東。毛的回答驚人地直截了當：“以我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令當時在場的文化人受到巨大震撼；而《思想的毀滅：魯迅傳》作者孫乃修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令我再次被震撼
○孫乃修
●高伐林
“這是一個需要思想卻最缺乏思想的領域。這是一個需要真知卻最缺乏真知的領域。這是一個需要批判卻最缺乏批判的領域。這是一個需要才智卻最缺乏才智的領域。”近80年以來的魯迅研究，讓一位旅加華人學者孫乃修忍無可忍。他終於決定自己動手來清理他所說的這個“奧吉亞斯牛圈”，用了三年時間，寫出了一本《思想的毀滅：魯迅傳》。明鏡出版社將書稿的主旨歸納為“推倒一尊謊言壘砌的巨像，剖析一個陰暗偏狹的靈魂”，得到孫乃修的認可。這兩句話，就印在了這本書的封面上。
“要是魯迅活到毛澤東時代，命運如何？”這個問題，在中共建政之後一波又一波政治運動中，在一茬又一茬知識精英倒下，尤其是公認為魯迅的夥伴兼弟子胡風、馮雪峰、蕭軍等人也都沉淪於深淵之際，被許多人暗暗地提過，但誰也不敢回答——也不知如何回答。
“文革”風暴過後，人們才知道，原來這個問題，在1957年“反右”高潮中，翻譯家羅稷南竟然對毛澤東本人提過：“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
毛澤東的回答倒是驚人地直截了當：“以我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
這個二者必居其一的回答，令當時在場的包括演員、作家黃宗英等文化人，受到巨大震撼；而當筆者對孫乃修進行書面採訪時，問到這一問題，孫乃修的回答，令記者再次受到震撼：
——魯迅若活到毛澤東時代，“必定為虎作倀”！
望盡天涯，決不畫地為牢
高伐林：孫乃修先生，您好！從大作《思想的毀滅：魯迅傳》的封底折頁上，讀到“作者介紹”：您是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者，美國哈佛大學高級訪問學者，在加拿大大學教授中國文學、魯迅專題課程多年。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曾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出版30餘部著作、譯著，策劃、主編多種大型叢書……但這樣的簡介，太簡略和枯燥了。
孫乃修：如果人的智慧、性格、氣質含有神秘或奇妙的遺傳基因，那麼我的心智性格中應當具有祖上的書香因子。我能夠感覺那種東西存在，並非後天習得。那種基因應當是先天潛在於心靈深處，成為遺傳密碼，經過後天召喚，靈感似地湧出。然而，後天的奮發刻苦對於學者至關重要。
高伐林：您上大學讀什麼專業呢？
孫乃修：1977年恢復高考，11屆青年才俊擁擠於一年激烈競爭。我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評論專業。復旦是東南第一學府，各界名家雲集，以中國文學史、批評史、語言學研究著稱，郭紹虞、朱東潤、劉大傑、陳望道、張世祿諸名家學者雄鎮中文系。我的學術觀點可能與先輩師長對立，但是我永遠感謝和尊重他們。
從第一天進入復旦大學，我心中的治學方向已經確定：打破門戶、跨越領域、走向博大深刻，做具有新一代風格的學者。上輩學者常以某個作家研究為專長，諸如魯迅專家、郭沫若專家，我絕不為研究一位作家而付上一生。我要放眼世界、望盡天涯，我要研究幾百個作家，我要博覽通史，打破畛域，自由馳騁，決不畫地為牢，決不空疏浮薄逞才子氣，決不自我拘囿精神的自由、知識的自由、學術的自由。
毛澤東有“四個偉大”，魯迅被毛澤東稱頌為“三個偉大”：“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
那時，我不願蜷縮於某位作家的細節研究，亦不願進入當代作家研究，我把研究精力用於更具難度的古典文學、文藝理論、美學、歷史思考，以求根基的雄厚和學術的遠大。大學期間，我在《復旦學報》及其它古典文學理論和大型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李清照詩、詞、詞論及其美學思想的論文。在華東師大舉行的一次理論家內部會議上，作為唯一的一個復旦學生代表參加會議，我在發言中對中國當代文藝理論體系和教學發起挑戰，後來題為《當前的文藝理論教學必須改革》，發表於上海《文藝理論研究》1981年第一期。大學二年級，我撰寫兩萬字長文《“兩結合”批判》，猛批毛澤東提出的文藝創作教條“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口號——這一口號自1958年以來，成為對作家藝術家思維和創作的最大枷鎖之一。刊物不敢發表，主編對我說實話：文章太犀利，怕惹麻煩。我還撰寫一篇為弗洛伊德心理學理論翻案的文章，《復旦學報》不敢發表。倘若《復旦學報》發表此文，在當時剛剛走出“文革”廢墟、走向思想解放的中國學術界，此刊就會成為首先提出弗洛伊德心理學說價值和地位的刊物，促進中國思想界的活躍。
研究生期間，我的專業方向是比較文學。研究生第二年大體完成書稿《屠格涅夫與中國：20世紀中外文學關係研究》。畢業後，我到北京，進入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室。這期間，我出版了《屠格涅夫與中國》《弗洛伊德與中國現代作家》《弗洛伊德與二十世紀中國作家》等論著、譯著、編著多種書籍。
高伐林：那時對魯迅研究開始產生疑點了？
孫乃修：《屠格涅夫與中國》有一節論述魯迅與屠格涅夫文學關係，將近四萬字。但那時，我尚無全面研究魯迅的意向。原因有二：一，魯迅研究太俗太熱，太多人擠在裡面討生活，我不喜歡；二，更重要的是，對魯迅問題形成系統、完整觀點需要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我不願輕易拉扯成文。我的研究一旦完成，要為後繼者開拓學術的高水平和新起點，為新一代奠定堅實而寥廓的思想和學術根基。
以千斤粉碎四兩
高伐林：您從什麼時候、由於什麼契機要來解剖魯迅呢？
孫乃修：我對魯迅研究形成完整思想，是在哈佛大學做高級訪問學者時期（1995～1998）。魯迅心靈里的暴力和仇恨，思維的淺薄和破碎，行為的粗鄙蠻橫、不講道德，文字的虛偽小氣、嚼舌矯情，動輒醜詆、誣衊、人身攻擊，使我怫然，輕而賤之。我決定以兩年時間徹底研究這一課題。
當別人津津樂道於以四兩撥千斤，我卻要求自己以千斤粉碎四兩。
幾十年來，我要求自己：身在國內，我要做國外學者無法做、不能做的學術研究；身在國外，我要做國內者無法做、不能做的學術研究。
我對魯迅研究產生宏大文化視野和深刻歷史透視、建立全新思想和系統批判，是在哈佛大學，對百年來中國文化問題和中國文人道路做雙重批判性審視和總結、特別是對其人格和靈魂做深度洞察和真實剖析這一結構性思考時期。1996年，我動筆撰寫《智慧的毀滅：王國維傳》；1997至1998年動筆並完成《個性的毀滅：郭沫若傳》；1999年開始魯迅問題研究和寫作，2002年底《思想的毀滅：魯迅傳》定稿。
高伐林：在海外寫作魯迅傳記，資料來源是否遇到困難？
孫乃修：我對魯迅小說雜文很熟悉，多年前已通讀過他的全部文字（包括書信、日記）以及相關史料；我對魯迅研究界的基本情況以及各種觀點也很熟悉。哈佛大學、多倫多大學東亞圖書館的豐富藏書，為我的研究提供了資料來源。寫作此書時，我再次通讀一切能夠找到的幾乎全部材料。
“這就是魯迅研究麼？”
高伐林：在《思想的毀滅：魯迅傳》這本書的“後記”中，您簡單回溯了何以要來寫作一本重新闡釋魯迅的書。看來您早就對魯迅研究的狀況非常不以為然了。您認為，究竟要害何在呢？
孫乃修：近80年來，魯迅研究在中國已成顯學，可謂“第一研究”。從中央級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魯迅研究室，到北京的魯迅博物館、上海的魯迅紀念館；從各種魯迅研究會、魯迅研究期刊到現代文學史上的魯迅專章……古往今來，沒有任何一位作家受到這種國家級的尊崇，魯迅專題亦成為許多大學中文系的常設課目。魯迅，實已成為某種政治威權扶植下、無數學者全力捧抬的一座神像。連錢鍾書這樣號稱博學精深的智慧學者都說魯迅偉大。研究魯迅的論著、編著汗牛充棟，仍在不斷出版，論文不計其數。在魯迅研究這一畝三分地里，連一顆小小釘子也被刨出來，有一得之“新見”已成大難。有些專家，連魯迅哪天拔顆牙都知道。我自讀大學以來，一直強烈質疑：這就是魯迅研究麼？
魯迅真是“民族的脊梁”？讀完《思想的毀滅：魯迅傳》或許有不同的看法。
魯迅被三代研究者譽為“偉大文學家”、“偉大思想家”、“偉大革命家”。魯迅老母也沾光，魯迅同居人許廣平也有人捧——魯迅非法婚外同居事備受讚譽。癰疽、暗瘡、黑暗，卑劣、邪惡、不道德，在魯迅身上，全變成寶貝、鮮花、光榮、偉大，化為一個欺世謊言：“魯迅精神”。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拿魯迅做課題，挖空心思把一個心靈黑暗、思維破碎、文化腐惡的小文人拼湊成一個思維辯證、思想深刻、觀念進化的魯迅，把一個沒有人格尊嚴、缺乏男人骨頭、一生為奴做牛的“文棍”說成思想界勇士，把一個心靈自私虛偽、動輒人身攻擊、放肆誣衊他人的小人譽為“民族魂”。
近80年來，沒有一個研究者能夠實事求是揭示真相，似乎中國知識分子喪魂失智、全部淪落。身為學者，著作不能為學界增添智慧卻在圓謊，這是悲哀。
近80年來，就魯迅研究而論，可以這樣說：這是一個需要思想卻最缺乏思想的領域。這是一個需要真知卻最缺乏真知的領域。這是一個需要批判卻最缺乏批判的領域。這是一個需要才智卻最缺乏才智的領域。
置身學界，洞知其弊。這種低水平、低質量、低品格學術狀況（魯迅研究只是其一），幾十年來使我深感不安。這種現象與中國當代學者整體的思想貧困、知識貧弱、眼界狹隘、人格弱質直接相關。這是時代病。毛澤東勢力60年來對中國文化的野蠻摧殘，深度戕害中國學術根基，深度戕害學者的人格和知識素質。當代中國缺乏精神氣質偉大、思想深刻、知識深厚、才質卓越的知識分子，卻浮游著太多巧言令色的鄉愿、大批判式罵客、魯迅式人身攻擊者。
高伐林：在您看來，這些現象的歷史根源，魯迅本人不能辭其咎？
孫乃修：當然！20世紀中國文化界興起的野蠻大批判風氣，創造社和太陽社是首作俑者，左聯繼承之，魯迅總其大成，將醜詆惡罵、卑鄙攻訐、胡攪蠻纏、無理取鬧推向極致。此輩不講學理、不識大義、玩弄小辭、糾纏矯情，著眼門戶派系、施展人身攻擊，乃至使用140多個假名向所恨之人發射暗箭而不敢負文責，這正是市井小人的行為路數。看看今日各種網站評論欄中充斥的醜惡謾罵之辭，可知這種市井惡習之延綿不絕。魯迅小雜文之所以受到那麼多人捧，恰見其適應世俗社會鄙俗口味習氣。貴族的尊嚴、知識分子的文雅統統掃地已盡，只能是阿Q們的樂園及其對高雅的嘲罵。
我必須盡一個學者的良知和道義責任，清除這個“奧吉亞斯牛圈”，為當代人清理出一條通往健康、理性和尊嚴人格的道路。
“三個偉大”“九個最”
高伐林：您認為國人對於魯迅的認識，最大的誤區是什麼？是怎麼造成的？
孫乃修：78年來，國人特別是研究者們對魯迅的認識，走上了一條背離事實、遠離真相、維護謊言、製造假象的錯誤道路。這是中國20世紀知識界三代人積極參與製造的最大荒誕劇。其最大的問題和誤區，第一，根源於研究者自身的思想匱乏、眼界狹隘、缺乏真知、聽信宣傳；第二，奉毛澤東謬論為圭臬，喪失學者尊嚴和學術正義，缺乏獨立思維和文化見識。
就第一點而論，魯迅研究界對歷史文化特別是“五四”以來中國思想和文化向現代文明轉型時期出現的問題和衝突，缺乏思想辨識力和文化洞察力，不能做出正確的文化判斷，不能識別和洞悉胡適與魯迅各自代表的兩種文化方向對立和衝突的實質；從另一角度看，這種文化對立和衝突——文明和野蠻的對立和衝突——又表現為留學歐美的學者（胡適、梁實秋、徐志摩、陳源等人）和留學日本的作家（魯迅、郭沫若等人）之間的對立和衝突。前者不黨不派，堅持學術獨立和人格獨立，主張思想自由和人格尊嚴，反對專制和暴力，他們屬於自由知識分子；後者門戶觀念強烈，觀點急功近利，崇尚文藝工具論和人生工具觀，立場依附共產黨。
魯迅51歲時手書30年前所作七絕一首：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就第二點而論，毛澤東政權的建立，剝奪了思想、文化和文學的自由，推行政治統率一切的觀念。魯迅偏狹野蠻的觀點、性格和內鬥行為對毛澤東政權來說，具有極大的親和性和可利用性，這種政治功用確定了此後毛澤東政權下的魯迅研究之基本導向、政治教條習氣和虛假研究性質。毛澤東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中的那一段話、那幾個稱號，為此後七十餘年魯迅研究定下了基本原則和調子，即“三個偉大”“九個最”：所謂魯迅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是“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澤東這段論述，是毫無知識、毫無依據、價值完全顛倒的一派謊言，卻成為魯迅研究者們奉行的圭臬。
魯迅的黑暗心性和野蠻觀點被毛澤東利用，成為一面文化旗幟。把魯迅反對“費厄潑賴”（Fair Play）、反對現代文明、反對人道主義諸觀點，拿來推行野蠻的政治和文化路線；把魯迅對正人君子專家教授的惡毒誹謗拿來說成是知識分子醜惡、需要嚴厲批判和徹底改造；把魯迅對辛亥革命文明性質的冷嘲熱諷及其對中國經典文化的誣衊和否定，拿來作為“破四舊”的說辭；把魯迅“痛打落水狗”的野蠻觀點，拿來鼓動紅衛兵造反派從事殘酷的政治迫害和殺人行為……出於種種政治功用，魯迅成為“完美”的工具，一切真相皆被掩蓋，價值標準完全顛倒，野蠻貼上文明標籤，醜惡成為政治正確。
以上兩大問題，皆通過知識界人士的大量著作文章推波助瀾。一個鄙俗、野蠻、反對現代文明、敵視人道主義的侏儒被塑造成偉大的“民族英雄”，一個心靈黑暗、沒有理念、至死恨恨有聲、念念報復私仇的市儈被頌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問題不在於毛澤東那番謬論，而在於中國三代知識界人士思想貧困、眼界庸陋、文化素質低下。20世紀50年代至今這批人，實乃自清代乾嘉以來近300年中國知識界最淺薄、最庸陋、最無知的一輩。
當代中國最緊迫的第一要務是：政治上深刻批判毛澤東，文化上深刻批判魯迅。這是出於同一黑暗文化母體的邪惡雙胎。只有在這一政治和文化批判的基礎上，中國思想、文化、人格、政治和社會才可能步入現代文明軌道，中國才可能建立現代思想文明、人格文明、政治文明和社會文明。
“要是魯迅今天還活着”
高伐林：請教一個比較具體的話題。您知道，1957年，“反右”期間，翻譯家羅稷南當面對毛澤東提過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着，他會怎麼樣？”
孫乃修：對，毛澤東回答說，以我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
高伐林：按照周海嬰的說法，“毛主席對此卻十分認真，深思了片刻”才回答的；但據當時在場的電影演員黃宗英的回憶，“毛主席不過微微動了動身子，爽朗地答道”。那麼，您認為，魯迅活到毛澤東時代，會怎麼樣？
孫乃修：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看。
從毛澤東方面看，他對任何人都不會手軟，魯迅在他眼裡，小文人一個，或做順奴，或進監獄，別無選擇。魯迅是毛捧起來的，倘犯逆鱗，立刻打倒。郭沫若是顯例，郭的名聲、人脈和社會影響，遠比魯迅大，在毛政權下，郭選擇迎合。
從魯迅方面看，研究者及一般文化人幾十年來受毛那番捧魯之言和宣傳的誤導，會把魯迅與骨氣、倔強、思想連在一起，以為他果真“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因此認為他會與毛澤東政權構成悲劇性衝突。
在我看來，這種看法最靠不住。真實的魯迅，既非戰士，又非革命家，更非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個性格卑怯、沒有理念、急功近利的俗漢，一個追求現世實利、一生與世俯仰的人。他投靠袁世凱、充當文化打手和書刊小說最高審查官；袁氏倒台後轉而投靠蔣介石、鑽營屠刀下的高額津貼；同時秘密投靠左聯、成其門下橫刀立馬的豪奴；在日寇大舉入侵中國的連天炮火中又向日本人獻媚求寵、暗送秋波……這一系列人生記錄，清晰暴露其性格劣質的全部密碼。
魯迅的一生，是不斷尋找和投靠政治寄主的一生，是不斷尋找軍事強人、銳利刀鋒、寧願做工具、渴望報私仇的一生。他不怕一個政權太混帳、太野蠻、太邪惡，而是怕其太講文明、不夠邪惡、不敢殺人。他內心有極其可怕、不敢見人的黑暗性、殘暴性和嗜血性，近乎反人類性。
魯迅若活在毛澤東政權下，必定為虎作倀。毛澤東一進城，就把刀鋒橫在全國知識分子頭上，要求他們低下頭接受思想改造，繼而展開批判胡適學術思想運動。而與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為敵，仇視胡適所代表的知識和文明方向，正是魯迅自20年代以來的所作所為。他會興奮地發現他與毛有共同語言，毛對民國知識分子的迫害和打殺，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魯迅對正人君子教授學者恨不能以投槍刺入他們的心臟（別忘記十餘歲的魯迅就畫了一張畫：在躺臥的人身上插了一支的箭，上寫“射死八斤”！），你就會於心瞭然。
魯迅與毛澤東絲絲入扣？絕對不。魯迅對毛澤東沒有提防？必定有。他的心靈彎曲多偽，他的性格世故柔媚。歷經清帝、袁世凱、蔣介石諸政權，他皆得其利，煉成油滑的小官僚、刀筆吏。他一生為奴做小兵、聽將令，無思想信念，無獨立人格，卻罵他人是“走狗”“奴才”，委實滑稽。
在我看來，毛澤東和魯迅的關係，會是互相利用：毛利用魯的虛名和筆鋒，魯利用毛的刀鋒及其賞給的高幹地位和物質待遇——諸如文化部長、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
毛澤東若想打倒魯迅，易如反掌。魯迅一生，劣跡斑斑，他自己最清楚。魯迅在各個政權下的行跡就是明證。甚至他與周作人決裂的內幕真情，亦會被毛勢力盯上而內查外調，勒令周作人寫材料，勒令魯迅交代，勒令許廣平揭發……“四條漢子”們亦會翻出左聯老賬，他將遺臭萬年。出路何在？魯迅很可能會跪下檢討求饒，以他的身心狀況，更可能迅速氣死病死，絕無老舍自殺的勇氣。
（全文1萬餘字，載《新史記》21期。明鏡新聞網、明鏡歷史網轉載。這裡是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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