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黨营私”，“黨同伐异”——中国这两个关于“黨”的成语，正点明了“黨”的两个特征。毛泽东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简单化、本土化、实用化、草根化、痞子化，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底层替天行道的造反伦理和劫富济贫的游民文化挂上钩，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流氓“正名”
娘胎里带来的绝症
高伐林，《新史记》第23期（节选）
中共创始人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指出：中国的事情都是被“黨”搞坏的，因为这个“黨”字，就是“尚黑”。
中国大陆的民众面对简体字的“党”，可能想不到用拆字法，触及这个“尚黑”的奥义吧？
日本对中国的另类祸害
晚清以来，仁人志士们如饥似渴地“拿来”西方许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概念。但是和许多舶来品一样，概念一到了中国，往往就变了味——中华文化中的已有词汇无法准确对应那些舶来概念，只能尽量用一些意义近似的字。而当时又往往出于“多快好省”的考虑，从日文“转口贸易”，概念经过西转日、日转中两次变形，就更是南橘北枳。这些舶来概念的原始翻译、用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对舶来概念的理解。其中最事关重大的，就是英文单词party。
谈起日本对中国造成的祸殃，我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实验；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还给中国造成一桩影响至为深远的另类危害：那就是将英文中本意是“团体”“聚会”的party翻译成“黨”，将political party翻译成“政黨”，被中国人拿来——虽然这个危害并非日本人蓄谋，而且在日文中是将之写成“党”。
在西方，“political party”指政治见解相同或相近的公民自由结合而成的团体，这样的团体对成员并无控制力，成员对团体亦无依附性，更谈不上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和效忠党魁。
而“黨”在中国文化中绝不是个好字眼。“狐群狗黨”、“黨羽”“黨锢”、“黨祸”“黨争”“死黨”“阉黨”……无一不具负面色彩，孔子早就告诫：“君子不黨。”中国史籍上所记载的“黨”，与西方现代社会的political party不可同日而语，都只是专制政治下的朋黨、会黨，“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甚至还要咬破中指，滴血入酒，一饮而尽，立下“保守机密”“永不叛黨”的死誓。
这个“黨”字，在上个世纪50年代外表上改头换面了，成了“党”；然而其内涵却并没有脱胎换骨，还是“尚黑”。中国政治折腾了一个世纪还上不了正轨，与这一翻译大有关系！
流氓当了总书记
“结黨营私”，“黨同伐异”——中国这两个关于“黨”的著名成语，正好点明了其两个特征。由苏俄派人来，按照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而克隆的中国共产黨，将红色涂在旗帜上，骨子里还是“尚黑”，从一创立，就先天带有“营私”与“伐异”的流氓气。
这样说，是否侮辱了无数英勇的先烈和勤勉的党员呢？不幸，这却是史实，玷污他们的另有人在——
中共首任并连任五届的总书记陈独秀，先是与妻妹私奔同居，在当了堂堂北大教授、文科学长（相当于系主任）之后，依然流连于烟花之地，据说他很多昂扬文字都是在八大胡同某张床上完成的。1919年，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新闻，北大只好将他开除。这些都发生在他参与创办中共之前。被主流精英摈斥，可想而知，刺激陈独秀进一步左转，难怪人们调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陈独秀嫖妓就没有共产党”。
陈独秀在“上流—风流—下流”之间游走，他在历史上、文化上的贡献为世人公认、无可抹杀，但这些流氓行径又怎可讳言？
共产国际认为，既然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理应工人当头，于是向忠发脱颖而出。陈独秀只是有“流氓行为”，而向忠发则是如假包换的流氓。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曾有《党史上的向忠发及其集团》（见《罗章龙回忆录》，溪流出版社），回忆说，这个集团就是个流氓集团，向忠发是武汉码头工人的帮派头目，“手下带徒弟多人专门坐茶馆，摆抬子，敲诈勒索找外快，酗酒骂街打群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负伤多次，右手食指残废，脸有伤痕。他结识一些无赖、泼皮自组成帮，好勇斗狠，平日不务正业。好赌博，进出赌场，师法赵匡胤，输赖赢要，仗势欺人，独霸一方，人人说他是汉口的一个大流氓，望而避之。”
罗章龙说：码头工会多数党员一致抵制向忠发入党：“如果要他入党，我们就全体退出。”但后来向忠发不仅拿到党票，而且由斯大林钦定为总书记！他一步登天，虽然中共还处在地下状态，他已忘乎所以。向“为人酗酒好色，平日每日不离酒，每喝必醉，醉后胡言乱语骂街，又酷好嫖赌……当选中委后，利用职权，调戏女秘书黄木兰，黄不从，向纠缠不休，黄不堪其扰。”最匪夷所思的是，后来竟然经组织讨论，帮他纳妾——其妾“原属妓女，患有性病，不数月后，向身染病，浑身溃烂”……
向忠发被捕后叛变，要求见蒋介石，自称“老子冒了火，发誓要把那伙狗日的杂种们（指中共）全部扫除干净，一个不留”！
顾顺章与许世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罗章龙、郑超麟等人的回忆录对中共秘密机关中的要员及家人有详细描写，实在骇人听闻。不排除罗、郑出于自己的私愤或偏见有添油加醋，但列举的许多荒淫无耻、贪财好货例如抢妻换妻的事例，是被其他党员的回忆甚至党的文件所证实的。
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说候补委员）顾顺章，也是个流氓。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揭露顾吸鸦片，玩妓女，打老婆；盛忠亮认为顾“背著周恩来过著挥金如土的私生活以及他的品行早已丑名远扬”；陈赓大将“发现顾顺章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顾顺章掌握最多中共党内机密，但其本质上毫无政治信念，如果党组织规劝甚至惩戒他的吃喝嫖赌，他会立即与革命“拜拜”。这个流氓的被捕，极大地改变了中共党史。1933年初，中共中央不得不从上海迁往江西中央苏区。在他被捕前，要把中央机关迁往农村是不可想象的。
（本篇文章发表之后，有学者告诉我：据他最新研究，发现过去所说顾顺章被捕之后当了叛徒，出卖中共组织，造成严重破坏等等並不属实；顾最多就是指认了当时已经被捕、但未被敌人识破身分的恽代英等一两人，致使他们后来被杀害，扣给顾顺章的其它许多罪名是夸大其词；周恩来策划将其一家老小十余人杀害，实属不该。这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能很快问世。此处提此一笔，我认为，对顾被捕后的表现究竟如何，若有新研究成果出来当然很好，有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人物；但即便如此，顾顺章是个流氓，被各方人士指证，也是无可否认的，並不影响本文的观点。——老高注）
学者王彬彬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提出一个意深味长的假设：“假如顾顺章没有被捕”（见《同舟共进》2008年第4期）。
历史其实早已做出了回答：假如他没有被捕，只要他没冒犯领袖，他就是开国功臣，不仅过去的秽行暴行一风吹，他更可凭借权力为所欲为，闹出任何丑闻，都会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这里就有一个现成例子：学了一身少林武功的许世友上将，参加革命前就有几条人命：16岁放牛吃了人家庄稼，人家骂了他，他几拳把人打死；第二次是在赌场上挥棍打死一个赌徒；第三次是在国民革命军兵营，他一脚把责备他内务整理得不好的老兵踢死；直到投身共产党临走还把和他有积怨的连司务长给杀了……
许世友深获毛泽东宠爱，称其“厚重少文”，当上大军区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少文”是真，“厚重”为假。前香港新华分社社长许家屯老人告诉我，他当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与时任省革委会主任的许世友共事，许世友三天两头把这些省革委会副主任邀到他家团团围坐，令勤务员在每人面前砰一声放下一瓶茅台酒，“谁也不许装熊！”谁不喝，他就翻脸撒泼骂人。60年代一瓶茅台四、五元，今天看来简直太便宜了，但这一顿省革委会主任们的便筵，光是茅台就要喝掉当时工人一月工资，农民一年分红。
其他党内军内荣获“花帅”、“百鸡王”等等名号者大有人在，不知有多少欺男霸女的恶行罪行，都看政治上是否站对了队“一俊遮百丑”。难怪老百姓说：“不揭，都是孔繁森；一揭，都是王宝森！”
流氓实为革命最坚决者？
向忠发、顾顺章这一类人没有多少墨水。真正对“流氓”在理论上阐发、实践中提倡，使“尚黑”渗透到中共血脉、骨髓者，非毛泽东莫属。
毛泽东的高明之处，是将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简单化、本土化、实用化、草根化、痞子化，将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底层替天行道的造反伦理和劫富济贫的游民文化挂上钩，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流氓“正名”。
上海的中共中央虽然自身“与流氓共舞”，却为井冈山红军操心。1928年6月4日致信朱德和毛泽东说：“你们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工作决议案改造你们的军队……在成分上尽可能地增加工农和贫民的成分，减少流氓的成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毛泽东接到中央指示，想必不以为然。早在1925年12月1日，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写道：
……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毛泽东还更为露骨地说：“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据吴茂华《毛泽东论流氓无产者与革命元勋》介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早版本中有这段话，后来被陈独秀删去。
直到在中国掌权十多年之后，毛泽东还说：“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四清运动的讲话》，1964年12月20日）
毛泽东本人正是无法无天、我行我素。个人生活上的表现且不说了，在治国上的流氓动作才危害严重：发动“土改”没收了地主土地分给农民，随即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收回；发动知识分子帮党“整风”，随即宣称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仅据正式统计就打了50多万“右派”；他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对民营工商企业家、对自己党内不同意见的同事和部下，对国际共运中的盟主和盟友，无不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出尔反尔，口蜜腹剑，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这里只说一件小事吧：
1973年2月17日半夜，毛泽东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突然流氓腔十足地建议，送给美国“数千”女人，后来又将人数骤增至“一千万”。跟中共打了几次交道也沾染了流气的基辛格，居然凑趣说：“美国对中国女人不存在‘配额’和‘关税’”！
党魁如此，上梁不正下梁歪，高官与将帅们集流氓土匪的行径话语之大成，流传的故事洋洋大观：在中央全会上，彭德怀对著毛泽东破口大骂：“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在中央党校大会上，王震放言：“我就是关云长庙里的那个周仓，我手里就是有那么一把大刀，你们不是有三百万大学生吗？我们有三百万军队，我就是要砍他的脑袋！”70年代江青屡次大闹政治局会议，1987年元月政治局生活会逼迫胡耀邦下台，1989年老人们商量于密室决定清场……听听这些中共最高级干部说的话干的事，不都是流氓政治的写照！
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中共官方媒体和许多民众对这些故事津津乐道，传为“佳话”。这深刻说明，流氓意识不仅腐蚀了这个党，更浸透了全社会成员的内心，成为集体心理的一部分。
尚黑之风还在愈刮愈厉
就算中共从娘胎里带来流氓基因，转为执政的身分不是已有65年、告别毛时代不是也有38年了吗？时代在进步，社会在转型，后天的学习训练，在摆脱“尚黑”上做得如何？老百姓早做了回答——网上有个段子说：“从前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当官”。
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尽管有“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指手画脚”；“绝不允许这类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等等痞气未脱的话，让人放不下心来；好在他在2012年年底上任之初和2014年两次强调“依宪治国”，他主持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180条之多，让人期盼，令人振奋。
然而，却来了当头一棒！习近平亲自拉拔不学无术的小混混周小平、花千芳登上大雅之堂，这倒也罢了，充其量只说明习大大本人的文化素养有限、判断能力也有限，倒是中共后续事态的蛮横做法令人叹为观止：下令全国官方的媒体为两个小混混评功摆好、保驾护航；对提出质疑的人士格封勿论没商量。以政治划线站队，将全党全民又推到了“反右”前夕、“文革”前夜！
周、花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成了我们判断习近平的一块小小的试金石：这个党，还是“尚黑”的“黨”——还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是目的正确，不择手段；“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仍然是、一直是墙上的画饼，或者，干脆就是狗肉铺挂出的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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