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谈到“核”，两种态度截然不同，一种是举出无数理由坚决反对；另一种则不仅列出大量好处，更会上升到国力发展的高度积极赞成——德国的民众多是前者，一心实现中国梦的人士多是后者。两种态度后面，隐藏着不同文化、历史和政治环境对有关国家民族安危重大决策的不同思维
老高按：没想到最近凑巧与德国话题摽上了，连续几篇推荐的文章都围绕着关于德国的文化、教育、历史和民族心理，今天推荐的这一篇，则涉及德国能源战略决策的过程和机制、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这篇的作者，是我在德国的亲属，在德国已经居住了30年，算得上是“德国通”了。在研究、工作之余，两口子也不时应国内媒体之约，写一些德国见闻文字，好几篇还上了国内媒体的头条。去年我曾经在这里转贴了一篇他们撰写的关于德国珍视和保护水资源的文章，所写的內容让我大开眼界；这次他们又应国内一家环境领域的媒体约稿，写了一篇关于德国对核能态度的文章，也很有参考价值。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叫核能太沉重
——我看德国人对核能利用与环保之态度
高 晓
今天谈起“核”，笔者的脑海里立刻会显现出来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群和态度，一种是立刻变色，举出无数理由坚决反对；而另一种则是不仅列出大量好处，更会上升到国力发展的高度积极赞成——前者为本人现居住的德国的民众为主，而后者以一心快速实现中国梦的人士居多。
不妨直说：两种态度的后面，其实隐藏着不同文化、不同历史和政治环境对涉及国家民族安危重大决策的不同思维。
核物理专业在德国每况愈下
对于核话题，过去，除了在中国读中学时被物理老师启蒙（片面只谈优点），我们对它知之甚少。那时候听得最多、也最自豪的，是我们也拥有威慑美帝、苏修的核武器。“文革”结束后的首次高考，算是本人对这个话题的一次近距离接触。当年，我填报国内某著名高校的物理专业（对外采用代号“物理二系”），结果名落孙山。后来家中转弯抹角从一位知情人那里得知，该专业涉“核”，除了学习成绩，查你祖上三代的严格政审是必走程序之一。在那种神秘外衣下，学核物理的人俨然都有一种殊荣和使命感。我对该学科的敬佩感觉也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初走出国门。
来到德国后，对自己“亲核”“敬核”情结的冲击一波接一波。除了在电视上常看到各地发生的五花八门的和平方式或暴力方式的抗议示威，最直接的，是有一天听到一位留学生的描述，才知道德国这里对核的认知，与国内民众可说是截然不同。
当时进入德国高校的中国学生以公费生为主，无论拿的是哪家机构的奖学金，受资助者都必须在有限时间内获得攻博资格，才能继续学位学习。因中德两国大学当年学位设置不同，即使国内拿到了硕士，到了德国高校许多专业，也得再磨练一年，才能拿到攻读学位的“路条”。所以午餐时大家常在学校食堂交流各系各专业甚至各教授门下获取路条的门路和功略。当不少人抱怨自己的德国教授如何苛刻时，这位刚报到的新人却爆料，让许多同学顿时无语。新人是国内某大学本科生，首次与教授面谈，不仅被许诺可以拿到攻博资格，甚至还许愿：为他这个自费生设法争取奖学金！
后来与这位同学私下细聊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学的是核物理专业！该专业在德国每况愈下，当年所在大学只招收到6名德国学生，再发展下去恐怕老师自己也得另寻出路了。
最近从媒体了解到中国核电建设当前已经迈开批量化、规模化的步伐。从2007年国务院《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确定到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在建项目的宏伟目标公布之日算起，到今天国家已核准34台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3692万千瓦，其中已开工在建机组26台，装机容量近3000万千瓦，形成在建规模稳获世界头筹的傲人局面。
随着规划目标有望在近期提前完成，在国家能源总体战略框架下，国家能源局正在研究调整中长期规划，加快沿海核电发展，积极推进内陆核电项目。这样一来，内陆各省为了争上头彩而使出各种招数。显然可见，不论是从能源供给还是发展当地经济的角度，核电的诱惑着实巨大。相关资料也显示，目前全国已有21个省、市提出要上马核电项目，据称不少省甚至为此努力了十多年。而热情高涨者中，居然不乏处于中国经济较发达、人口密集和地理心脏地带的省份，例如中部的两湖地区。
国内这种大规模发展核电现象与世界的发展大趋势相比，显得很不协调。本人居住的德国这儿，无论百姓还是政府，对核电技术现在都是拼命反对。
中德两国对核态度，有如此大的反差，让人不禁先发三问：
今天反对发展核电的，为什么排头兵不是深受其害的日本、俄国和乌克兰（当时前苏联发生核泄露的地方，位于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而是作为核电技术发达和以严格遵守规章制度闻名的德国（该国自核电开始启用以来，还从未出现过核泄漏问题）？
今天反对发展核电的，为什么不是那些核研究方面毫无建树的国家和地区，而是曾在核研究科学领域群星璀璨，科学人才和成果辈出的德国（例如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和后来移民美国的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
今天反对发展核电的，为什么不是那些核能利用方面既无技术也无财力的国家，而是拥有西门子公司等掌握目前世界上先进、成熟的核能工程技术的科技强国德国？
其实，几十年间，德国政府的决策也是反反复复，一路风雨。不妨先回顾一下德国战后和平利用核能的历史。
核能利用与环保一直是德国社会争论话题
1957年，德国在慕尼黑附近的Garching建成本国第一座科研核反应堆，1962年2月正式联入德国电网；
1962年1月1日，德国通过第一个核能和平利用及环境保护的法律，其中明确规定核能应用范围和核电站运行的年限；
1989年，德国最后一个Greifswald 5号核反应堆落成；
2000年6月，德国通过核能和平利用及环境保护法律的追加条款。其中以法律形式规定：禁止建造新的核电站；
2002年，德国政府与资方达成至2021年以厂龄和发电量多少为依据，陆续关停全国19座核电站的协议；
2003年和2005年，陆续关闭两家核电站。同时政府决定投资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例如水力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等等；
2010年10月 红绿党政府下台，在黑黄两党联合执政下，政府欲延长核电站运行年限。——所谓红党，即社民党，在政治上属于左派，绿党，强调环保，红绿曾一度联合执政；黃党是自由民主党，多代表资方，黑党指基督教民主联盟，这是默克尔的党，属于中偏右的党。
然而——
2011年，日本福岛因地震海啸发生核泄漏，给德国原本打算推迟下马核能的黑黄两党联合政府，敲了一记警钟。
当时按照日本核泄漏事故后疏散人口范围直径30公里测算，德国12％的人口（约958万多居民）将长期生活在一个无形的危险区域中。虽然德国尚未发生过重大的核能事故，但福岛核泄漏使人们的担心和恐惧达到极点。德国多数老百姓再也不想保持沉默，全国各地发生了形形色色的游行示威。在舆论压力和事实面前，黑黄联合政府果断提出，将最旧的7座核电站短期内立刻下马。但这样一来，投资人不干了：提前关闭经济损失巨大呀！地方财政也招架不了，一方面核电站每年上缴的税收泡了汤，还得从地方财政拨款安排失业人员和再培训。因此地方政府联合资方电霸，一起与德国联邦政府打起官司。2011年8月底通过决议，9座较新的核电站可继续运行，最晚至2022年底关闭。
在这片土地上，除了红绿、黄黑政党之间、政府与投资方之间的较量，除了民众反核与公权力的官民对垒，自上世纪80年代反核运动以及绿党的崛起以来，核能利用与环保，就一直是德国社会激烈争论不休的话题。
笔者听女儿的大学同学叙述过她弟弟反核如何被警察局关押，通知她前去交罚款领人的故事——为试图阻挡运载核废料火车通过，小伙子居然想出让人把他铐扣在铁轨上的主意。哪知道，警察赶来一番打斗后，众人跑掉，唯独他成了警察的战利品。小伙子进了局子又害怕父母知道，只得报出姐姐来领人。
笔者还接触过从事核能应用研究，但下岗转行来我们公司再就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而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4号核反应堆爆炸的事件，德国老百姓更是会经常提及。当时，方圆4万平方公里土地遭到核辐射；随着核爆炸的蘑菇云，整个欧洲都不同程度地被污染。其中德国南部的多瑙河以南核污染较重，当年测量露天堆放的稻草，核放射量明显增高。
切尔诺贝利警钟
据当时目击者回忆：天空晦暗，昏沉的云呈黄绿色，好似大雨即将来临。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发生了核爆炸，不久听到收音机电视报道后，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人们关紧门窗，严禁孩子们在户外玩耍；田里的蔬菜一夜之间无论成熟与否一律全部销毁。甚至部分公路为防止运输污染蔬菜的可疑车辆通过也被封闭。此时，笔者恰在南德地区的大学读书，也亲历了这段提心吊胆的日子。记得当时出门，即使烈日当空，也要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回到家即使放开水龙头不停地洗涤，依旧心怀巨大的担心。
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核对健康的间接影响，任何蔬菜瓜果都不敢买。由于南德的巴伐利亚与巴登-符腾堡是德国最接近核事故的两个州，专家检测后，发现不仅田地里的生菜，树林里的野蘑菇被污染，甚至户外动物例如野猪肉的幅射量也都大大增高。
当年的核泄漏危害到底有多大？至今专家们仍说法不一。例如，慕尼黑环保局（Umweltinstitut von Muenchen）的Alfred Koerblein先生2006年公布一组数据，表明发现当地1987年新生儿的死亡率比往年高出5％，按妊娠时间推算，新生儿死亡率增高与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有直接的关系。反驳一方的意见则声称，在德国重污染区域统计了5000名在核泄漏前后受孕的孕产妇，其新生儿的死亡率和畸形率，与历史数据相比并无大差异。为安慰德国百姓，还有专家报出几十年的土壤检测数据，声称当年放射性物质不算很高，构不成威胁，当年的恐慌多余等等。然而在百姓眼里，不论谁是谁非，整个事件给人造成的心理阴影挥之不去。
从该事件起，投资商、业界、政治家们，加上媒体，一直都在争论不休，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利益。而德国老百姓不管那么多，大家都反对干那种只顾眼前利益、危及子孙后代的蠢事，喊出核电下马的强烈呼声。
例如，位于德国哈瑙的核工厂经过5年的建设完工后，还没有来得及生产一根燃料棒就被放弃。曾任德国外长的菲舍尔初参政就任黑森州任环境保护部长，这家工厂以及原有的一个老的核材料加工厂恰在他的管辖下。经过无数争论、无数繁复的安全审查论证，原有的老加工厂最终被停工。而这家新的加工厂尽管当时设计安全程度都满足了抗震防恐，也能抵挡飞行器碰撞坠毁的苛刻技术条件，但由于绿党和民众的激烈反对，尽管经营者抗争多年，最终还是被迫放弃。
德国人对核能上马的强硬反对态度，除了对其灾难性后果的担忧之外，还与高昂的维护和善后处理费用有密切关系。为了确保核电站安全运转，德国每年需要投入5000万欧元的维护费用。因为，假如世界上有一种只能开工运行却无法关闭停产的工厂的话，那大概只有核电厂名符其实了。只要核反应堆一开转，就形成骑虎难下的局面——任何停产、封堆、冷却等等，都需要花费极高的代价。所以敢玩它的，无异于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了自己头顶上。例如，2011年出事的福岛核电站一号机组，原本计划运行10年就要关闭，据媒体事后披露，东京电力公司当年想关闭它时，才发现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让它接着运行，40年后终于摊上了大事。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德国哈瑙核工厂被废弃后，当有的国家打算购买该厂核设施时，竟出现过德国拒卖的咄咄怪事。原来德国人觉得，大家同住一个地球，共享一片天空，既然核材料危害人类，放到地球哪儿都不成，更何况是到安全防护技术和资金力量远不如自己的地方。转手卖掉核设施，干的无疑是“先害人再害己”蠢事。
上马容易下马难
尽管，2002年德国红绿党联合政府曾通过“核电逐步退出”法令，确定到2022年左右关闭德国境内全部核电站，2010年10月，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后来上台的默克尔主政的黑黄联合政府有关延长核电站运营期限的计划，将德国关闭最后一座核电站的时间由2022年前后推迟到大约2035年。而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发生彻底刺激了民众的神经，南德斯图加特的居民首先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计划延长使用时间。在全国多数民众的反对之下，2011年3月12日，德国政府宣布在三个月内关闭7座上世纪80年代以前投入运营的核电站。
德国民众赢得反对核能的斗争，归根到底，除了德国人采取对科学尊重而不迷信，合理使用而不滥用的态度外，更不会把过去历史荣辱和政治需求的因素，人为地加进决策层面。对于科技成果，德国人并非只顾眼前利益地一味开发推广，而是从民族、国家、子孙的长远利益出发有节制地研发、应用。在德国人看来，科学技术虽然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但也不能极端追逐，而应高度注意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因为，如果没有应有的警惕和科学理性的态度，今天的某些闪着“高精尖”光环的科技产品，很有可能就是明天的灾难。这也是为什么大批德国人今天宁可忍受生活费用日益上涨，也要下马核能，也要拒绝转基因这类产品进入家门的道理。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德国用电总量中的核电，已从几年前的四分之一，急剧缩减成7％。对此，德国政府近年来在提倡可再生能源，尤其是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方面发动的“人民战争”政策功不可没。十年前，政府就采取补贴鼓励私人在自家屋顶建造太阳能发电单元，要么自家使用，要么并入公共电网获取政府为期20年的发电费。在这项政策的激励下，德国房顶短短时间内就从红色（瓦色）变成蓝色（光伏）一片。而发电量也居然从紧张转变成盈余。
纵观德国当政者和百姓在对待核利用及环保上的反复较量，笔者个人感觉，二战后，德国普通民众已从过去盲目崇拜权威的狂热中觉醒，具备可贵的独立思考能力，过去那种容易被上面忽悠的随大流意识也逐步被荡涤；近代历史上，德国牢记发动侵略的过去，今天不会借助任何事——有时甚至还力图避免——向世人昭示自己的强大，在类似核能这样的重大决策上才会更懂得尊重科学和客观事实；而政治上，德国战后七十年繁荣期间，左中右政党轮流执政，政府与百姓都心知肚明今天的成果归功人民的共同努力，没有哪届政府会试图借助一时政绩来树碑立传。无论哪个政党上台，在涉及到人民、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面前，当政者都不得不考虑抛除杂念，舍弃眼前私利，力求做出真正造福子孙后代的明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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