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個“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文革”之後不正是如此嗎？“四人幫”、陳伯達、王關戚，乃至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全國“三種人”，都被打倒、清算，但是毛澤東依然，屹然，怡然，躺在天安門廣場，立在、坐在韶山重慶乃至全國


　　老高按：說不盡的“文革”。
　　去年8月，曾經讀到“文革”高潮時期紅了一年的“紅人”戚本禹的一篇長文《回憶江青同志》，感覺很複雜：一個感覺是，江青未必像“四人幫”剛被打倒時全國鋪天蓋地的大批判文章中所說的那樣一無是處、十惡不赦，值得重新探究；另一個感覺是，戚本禹這個人十分卑瑣，但是作為歷史當事人、知情人，披露若干幕後情況，從這點上講其文有價值。
　　其中講了一段陳伯達的軼事，讓我對陳伯達的洞察力倒是刮目相看。戚本禹提到陳伯達時，很不以為然：
　　那個時候，陳伯達老是動動搖搖，顧慮重重的，一天到晚說喪氣話，講文革不行了，再這樣搞下去，將來很多問題都要由我們來承擔責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們聰明，也更有政治經驗。知道得罪了那麼多人，最後就會殃及自己。他老給我們這麼說。我們說，你這叫前怕狼，後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還怕啥呢。毛主席勝利我們就勝利，毛主席失敗我們也失敗。可陳伯達不這麼看，他說，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
　　好一個“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文革”之後，不正是如此嗎？“四人幫”、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乃至北京紅衛兵“五大領袖”、全國的“三種人”，都被打倒、清算、整肅、懲治，但是，毛澤東依然，屹然，怡然，躺在天安門廣場，立在、坐在韶山、重慶乃至全國。不得不佩服陳伯達的先見之明——他看透了這個中共體制！
　　無疑，這對人民是極不公道的。前一段時間我發過一篇博客，指出，對“文革”中跟着毛澤東鬧革命的“造反派”（再次提醒今天的讀者：“造反派”這個概念與“紅衛兵”完全是兩回事）的處置，完全不符合法治原則。
　　當然，我也非常清楚，當年的“造反派”戰友，經過40年歲月，已經走上不同的人生之路。廣州的“李一哲”三位人士後來分道揚鑣，就是最明顯的例證。而他們都認為，自己後來的道路，受益於（或說歸咎於）“文革”。可見對“文革”這樣一場龐雜和浩大的運動，人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中吸取極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教訓。下面我轉載畢唐書在其博客上評點戚本禹的文章——戚本禹對“文革”，則可以說是愚者見愚，瘋者見瘋！


　　“戚大帥”和“小爬蟲”戚本禹——文革人物評點

　　畢唐書，博客


　　在當年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中，戚本禹曾經是我大學時候羨慕和心儀的人物，同時又是我現在最為反感，看法也最為負面的文革人物。過去印象好是因為那個時候他的文章寫得漂亮，特別是他憑一篇文章一舉成名，且一步登天，自然具有一種“榜樣的力量”，等於為社會底層的青年學子昭示了一條走向成功的路徑。看法負面則是緣於他晚年輕浮淺薄的高談闊論和撞到南牆也不回頭的冥頑不化，尤其是在讀了他的《回憶江青同志》之後。

　　一

　　作為左派筆桿子，戚本禹發表的文章並不多，也就10篇左右。其中有廣泛影響的只有《評李秀成自述——並同羅爾綱梁岵廬呂集義等先生商榷》、《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等三篇而已。從文章的角度看，三篇之中，《評李秀成自述》最好，《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次之，而影響最大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其實最差。我至今認為，《評李秀成自述》是毛時代的左派理論隊伍中寫出的文筆最為漂亮的文章。文章起筆就氣勢逼人，如泰山壓頂，有一種讓論敵未戰先怯的才氣和力量：
　　太平天國後期的重要將領忠王李秀成，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被曾國藩的軍隊俘虜了。他在敵人的囚籠里寫了一個自述。這個自述，從它的根本立場來看，是一個背叛太平天國革命事業的“自白書”。
　　……歷史的現象是多麼矛盾。驍勇善戰、叱咤風雲的農民革命將領卻寫了一個阿諛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書”。怎樣對待這件事，怎樣理解這件事？幾十年來，歷史學家曾經給我們提供了多種不同的解釋。
　　“這是根本沒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麼會寫出喪失革命氣節的自述！？一定是曾國藩的偽造。”有人曾經簡單地否定自述的真實性，來為李秀成辯護。但是，經過歷史學界一番爭鳴之後，這種說法現在已經站不住腳了。
　　又有人說：忠王在自述里確實寫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敵人的話，甚至表示要向敵人投降，雖然這些話對李秀成的英雄事跡來說是個污點，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於利用“偽降”來爭取敵人的寬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時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分化滿漢統治者，並且爭取曾國藩調轉槍口去對付外國侵略者。主張這種說法最力的是羅爾綱先生。

　　說實話，當年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對李秀成是否真的叛變並不感興趣。我所感興趣的是文章本身。戚文除了有一種居高臨下的大氣派，還有一種層層剝皮、步步深入的邏輯力量；而且行文起承轉合，自然流暢，波瀾跌宕，從容不迫。總之，全文一氣呵成，從而形成一個強大的情感的磁場，吸引讀者非一口氣讀完不可，文章的衝擊力和說服力自然就在其中了。
　　而文章的最精彩之處則是詩、辭名句的妙用，信手拈來，順勢為之，渾然天成，無絲毫刻意的痕跡：
　　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說，李秀成在死前，還寫了十句絕命詞，“敘其盡忠之意”。許多人拿這件事來證實李秀成的“凜然氣節”，可惜原詞沒有留下來，否則或者可以為這種說法找到一些實在的根據。但是，就算是為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盡忠吧，已經太遲了。“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把詩詞化為長江的波濤，也洗不淨這一頁投降變節的可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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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李秀成卻含着羞憤的眼淚，懷着失節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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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有過這樣的英雄，他們曾經騎着駿馬，馳騁在疆場上，同敵人進行過殊死的戰鬥，但是他們最後卻經受不起失敗的考驗。“士眾滅兮，名已聵”，在軍隊潰散，身陷困境的時候，他們的風雲壯志消失了，於是喪師辱志便接踵而來。

　　應當說，在學術性批評文章中引用詩詞名句以增色添彩，是戚本禹的一個創造。由此發端，遂成風氣，整個文革期間的大批判文章，多步其後塵，記得引用最多的是“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之類毛澤東詩詞，以致成為一種模式。既成模式，遂為下流，所以隨着文革的落幕，這種筆法也就成為昨日黃花，為人們所擯棄。但這樣的結果不能由戚負責。我至今認為，戚文的這種筆法是一種才氣，仍然有其可取之處，不過使用時要自然而然才好。
　　《評李秀成自述》於1963年在《歷史研究》第四期上發表後，立即在史學界乃至思想文化界引起震動，可謂一鳴驚人，不過開始時的影響還僅僅局限在學術領域，戚本禹尚未一步登天。真正讓其在政治上一步登天的是毛澤東。就在學術界圍繞《評李秀成自述》展開論爭之際，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推薦給了毛澤東看。毛看後，表示贊成戚本禹的觀點，並在文章旁邊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終，不足為訓。”
　　實事求是地說，戚本禹在寫《評李秀成自述》時，並沒有政治企圖。但毛澤東則不然。毛肯定戚文，是在借題目，做文章。此時正在醞釀發動文革的毛澤東急需營造整肅“叛徒”的輿論，而戚文把曾經的農民革命英雄李秀成判為叛徒，恰恰適應了這種需要。經毛批示，戚本禹從此出了名，成了有理論水平，對歷史問題有研究的理論家、筆桿子。不久，戚本禹出任《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從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一名行政17級的普通幹部，進人了“高幹”行列和毛澤東的秀才班子，而且，是地位很不一般的高幹、秀才。《紅旗》雜誌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組長均由比較有名氣和地位的黨中央理論骨幹擔任，而毛澤東又十分喜歡研究歷史，對歷史組特別重視。這預示着戚本禹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戚本禹第二篇引起毛澤東特別關注的文章是《為革命而研究歷史》。1965年年11月10日，由江青主抓，張春橋組織，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在《文匯報》上公開發表。文章借評《海瑞罷官》比附當時的現實政治，直接點出了自六十年代初以來中央高層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上的分歧，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此時，在政治上十分敏感並且確實摸到了毛澤東思想脈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寫了一篇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在《紅旗》雜誌1965年第十二期上發表。這篇文章的矛頭直指著名歷史學家剪伯贊，對剪伯贊的歷史觀進行了批判。毛澤東很快就看到了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陳伯達、胡繩、艾思奇、田家英、關鋒五個人談話，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又談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
　　從毛的談話看，他對戚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一文的評價要高於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當然，毛是從政治着眼的，但言談話語中，也可以看出他對戚文的欣賞，這種欣賞恐怕也並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平心而論，從文章角度看，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可以說是一錢不值，而《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卻仍然不失為上乘好文，儘管觀點上現在已經不成立了。從文風看，此時的戚本禹還沒有頭腦發昏，尚能以一個學人的正常心態與論敵進行論辯，還是秉持以理服人的。記得開始讀該文的時候，對其觀點還是十分信服的。該文的有些段落至今還留有印象：
　　……還有那個一向標榜“尊重證據”、“尊重事實”的胡適，不就是那個所謂歷史是一堆隨人擺弄的“大錢”的謬論的鼓吹者嗎？為了替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張目，為了替一切投降派辯護，他可以隨意擺弄他歷史的“大錢”，為賣國賊秦檜喊冤。“泰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至於今日，真是冤枉。”他們哪裡是什麼“超階級”、“純客觀”！列寧說過，任何一個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這個或者那個階級的立場上，不可能不為這個或者那個階級的成敗歡喜和悲傷。是這樣的，沒有階級性的歷史研究從來是沒有的。

　　當然，這樣的觀點我早已經拋棄了。道理很簡單。因為人固然有階級性，不可能“超階級”，但人既然為人類，當然也就不可能沒有超階級的“普世性”，否則，人就不成其為人了。這應當是毋須論證的常識。所以，戚文當年振振有辭所闡明的真理，不過是以偏概全違背常理的怪論，儘管其中也有某些合理性。

　　戚本禹在政治上真正“登天”是在1966年後。1966年5月4日至26日，為了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有關負責人76人。戚作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與江青、張春橋、關鋒一起出席了這次會議。隨後，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並成為毛澤東、江青的秘書。
　　1967年3月30日，《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了戚本禹的又一篇重頭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文章看似文藝評論，實則是一篇秉承毛澤東旨意的政治文章，是打倒劉少奇的信號。該文是戚本禹政治上的巔峰之作。此時的戚本禹已經自覺完成了由學人到文革打手的轉換，政治上好像打了雞血似的亢奮。他已經被造反派捧為“戚大帥”，正像一個政治暴發戶一樣目空一切地到處呼風喚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就是他此時頭腦膨脹的產物。該文發表後，舉國震動，但就文章而言，卻是敗筆，學術上也毫無價值可言；相反，扣帽子，打棍子，抓住一點，無限上綱，狐假虎威，強詞奪理，裝腔作勢，以勢壓人……總之，文革中革命大批判中的一切伎倆倒是應有盡有。如果現代人想了解什麼是革命大批判，什麼是文革式語言，倒不妨讀一讀這篇革命大批判的代表作：

　　……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我辯解說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什麼“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如果真是“老革命”，那麼，請問：
　　為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為什麼你要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的投降主義路線？為什麼你要在解放以後極力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大砍合作社？為什麼你要在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取消階級鬥爭？為什麼你要在三年困難時期，與國內外牛鬼蛇神遙相呼應，惡毒攻擊三面紅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
　　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麼“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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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爭的道路是曲折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前進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們一定要克服種種困難，衝破一切阻力，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絕不能半途而廢。
　　把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紅旗插遍全中國，讓她永遠永遠地放射出燦爛的光芒！

　　也正是戚的這篇文革中享有盛名的“雄文”，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由過去的好感轉變為很不以為然。

　　二

　　文革時期的中國政治舞台特別富有戲劇性，戲中有戲，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文革之初，“王、關、戚”（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三人）曾經無人不知，可謂炙手可熱、不可一世。三人中戚本禹雖然年齡最小，但地位更在王、關之上。而到了1967年8月30日，三人的政治生命卻在一夜之間發生逆轉，經毛澤東批准，王力、關鋒被“請假檢討”。但毛澤東在下決心拿掉“王、關、戚”時，最初對戚本禹作出了特殊處理：先不抓起來，看一看，爭取一下。誰知之後不到5個月時間，戚本禹也被“端”了出來。戚的倒台，箇中原因撲朔迷離，宮闈秘事，身為小百姓，不得而知，也懶得關心。當時只覺得滑稽好玩。大名鼎鼎的“戚大帥”突然成了“小爬蟲”（“旗手”江青為“王、關、戚”的定位），太搞笑了。且“戚大帥”從“登天”到成為“小爬蟲”，滿打滿算也就一年半的時間，未免也太短命了，讓人“腦筋急轉彎”都難。這真應了《紅樓夢》中的話：“因嫌烏紗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戚本禹被“請假檢討”後，直接被送到秦城監獄。關押他的房間裡只有一張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監獄方面不准他與外界有任何聯繫。隨着時間的推移，加上繼續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又不斷產生新的矛盾、鬥爭，人們幾乎把戚本禹這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風雲人物忘記了。直到改革開放後，特別是中共中央決定重新審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兩個政治集團案件之後，人們才又想起了“王、關、戚”。
　　在重新審理“王、關、戚”時，戚本禹卻沒有王力和關鋒幸運。王力和關鋒雖然被開除了黨籍，但中央決定對他們二人免予起訴。而對戚本禹，不但開除了黨籍，還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從此，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他就像不曾存在過似的從人們的記憶里抹去了。只是由於對他的幾篇文章印象很深，我還是會偶然想起他，替他惋惜。有時候也會琢磨，毛澤東、江青對對這位曾經的寵兒何以會如此絕情，以至於江青會失態地罵他“王八蛋”！

　　大約五六年之前，無意之中在網上查到了他的名字，立即把他出獄之後的有關資料仔細看了。本以為憑戚的才華和閱歷，一定會有深刻的見解，誰知讀後大失所望，總體感覺就像是在看一個從文革墳墓中爬出的孤魂野鬼在噴雲吐霧，在聽一個桃花源中人高談闊論，淺薄偏執而又自以為是。
　　例如，他在同葉永烈的談話中發表的對1957年反右的不同看法：“其實，毛澤東是最早主張開放的。你查一查毛澤東1957年2月的講話原稿，就可知道這一點。那次講話，他提出了對外開放的思想。可是，不久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毛澤東改變了自己的看法。他的2月講話中關於開放的那一段，刪掉了。毛澤東的許多文章，要查最初的原稿，印在選集裡的，常常後來作了改動。1957年的‘反右派’，傷了許多人，毛澤東是有責任的，不過，在談論那一段歷史時，我認為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毛澤東擔心在中國發生匈牙利事件。那是毛澤東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原因。我看，現在許多批評‘反右派’的文章，幾乎不提匈牙利事件，不談當時的歷史環境，這恐怕不全面……”
　　的確，收在毛選里的文章，“常常後來做了改動”，那麼，哪一個是毛的真實想法呢？恐怕慣於翻雲覆雨翻臉比翻書都快的毛澤東自己都說不清楚。不過，毛自己倒是言之鑿鑿地承認，開始是引蛇出洞，是“陽謀”，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焚書坑儒”的毛澤東才是真毛。如果照戚本禹說的以“最初的原稿”為依據對毛做結論，毛自己也不會同意。戚在談話中還提到匈牙利事件，以此為毛開脫，也沒有任何意義。像1957年那樣“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的焚書坑儒，不管出於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管在什麼時代，什麼國家，都是不能原諒的。如果對這樣全國規模的，有組織有計劃地對知識分子進行政治謀殺的反文明的暴政都可以原諒，這個民族將永遠走不出地獄。如果一個知識人對這樣的暴政也要辯護，只能說明他已經喪失了做人的基本良知和底線。

　　再如，他否認毛澤東是“專制獨裁的封建帝王”，其理由是：
　　什麼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壓迫農民、維護地主統治的世襲君主。毛澤東何許人？他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成功地領導億萬農民最終推翻地主統治的偉大人物。他青年時即號“農民王”，終其一生都造地主階級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會最大的造反派。說毛澤東是封建帝王實在比指鹿為馬、指黑為白還要荒謬。說毛澤東“專制獨裁”，也是信口雌黃！……毛澤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儘管在民主建設上仍有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國歷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這個非常時期，這個政府的所有重大決定，都是經過法定的會議討論通過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各級政權癱瘓了，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仍然由黨中央和國務院法定的會議討論決定。既然是通過了合法的形式，你並不能說它是專制獨裁！毛澤東生前對英、法、美等國所奉行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比較欣賞，他曾對我們說過，我們寧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貝利亞式的道路……

　　這是最為典型的奇談怪論！這樣弱智和罔顧基本史實的奇談怪論竟然出自曾經的史學權威戚本禹之口，實在讓人難以相信。因為曾是“農民王”，是“二千多年封建社會最大的造反派”，就不可能是專制帝王，邏輯上就不成立，何況也不符合史實。中國皇權專制社會帝王中的劉邦、朱元璋、洪秀全等，不都是所謂的農民起義領袖出身嗎？

　　至於毛澤東是搞獨裁還是搞民主，最好還是聽聽他的自我表白：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超過秦始皇一百倍”還是牛刀小試；到了1957年，抓了55萬右派，更是超過了1000多倍）

　　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台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也是歷來不主張制定憲法的，可是，建國後，考慮到洋人國家大都制定了憲法，以及中國知識份子還沒有完全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情況，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眾，鞏固黨的領導，還是要制定憲法的嘛。制定憲法，本質上就是否定黨的領導，在政治上是極其有害的。當然啦，憲法制定是制定了，執行不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還要以黨的指示為準。只有傻瓜和反黨分子才會脫離黨的領導，執行憲法。
　　解決中國的問題，須馬克思加秦始皇。

　　其言旗幟鮮明，無半點偽飾，可謂“白紙黑字，鐵證如山”；至於毛“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光輝業績，更是舉不勝舉，例如，整死劉少奇，整死彭德懷，這些戚本人都曾經參入其中的暴行，不知是否“通過了合法的形式”？
　　另外，專政——獨裁——全面專政，這才是毛澤東思想最本質的東西，毛一直到死都在嚴防資本主義復辟，嚴防西方“和平演變”，這一點戚本禹也不會不明白，而現在戚居然把“改革開放”、“寧可走英美式民主道路”與毛聯繫在了一起，豈不太荒腔走板了嗎？毛澤東地下有知，能同意嗎？

　　三

　　戚本禹出獄後坦承，自己做不到“兩耳不聞窗外事”，也就是說，他是不甘寂寞的。20幾年後，當他已是超八旬老翁時，終於搞出了一個大動靜。
　　2015年8月，戚本禹突然在共識網發表了一看標題就非常引人注目的《回憶江青同志》一文。這是四人幫倒台以來第一篇公開為江青唱讚歌的長文。文章一問世，就引起騷動。點讚者有之，批判者有之，一時好不熱鬧。點讚者不少人認為，戚本禹在江青還是政治上的反派人物時敢於為江青說話，不愧是一條漢子，一個有良知的人。
　　戚文我是第一時間看到的，讀後的第一感覺卻是對戚本禹其人的不屑，而在此之前，對他還只是不以為然。該文讓我立即想到了魯迅的話：“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戚文中“謬托知己”的話隨處可見：
　　“1965年春，通縣四清結束，我回家後得了場病，口吐鮮血。家裡馬上把我送進醫院。江青和康生聞訊都很關心我，我對康老、江青表示感謝。江青說，不要謝我，不是我關心你。下面的話她就不說了。我知道是主席在關心我。”“她那時把我看得像她弟弟一樣，她對我說，我沒有弟弟，我就把你當弟弟看。”
　　“江青告訴我，這篇文章（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發表後，主席說，他提出批《清宮秘史》那麼多年，沒有一個人寫出一篇像樣的文章來，這次戚本禹寫了，並且講出道理，所以要獎勵我。我還沒聽說主席因為一篇文章獎勵過誰。江青說她有兩架蔡斯照相機，要分一部送我。我說那東西太嬌貴，我又不會玩。江青說，那你要什麼，我說我很喜歡主席的字，希望能給一張主席的書法。江青和主席一說，主席就把他寫的‘滿江紅’那首詩送給了我，厚厚的一大摞。”
　　“江青有什麼事一般是先找我的，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江青那裡去一次，”“那時我可以說是江青最親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麼人的話，一定會先跟我說的。”“我在江青身邊工作，江青是很以為自豪的。因為我能寫點東西，還能辦事。”……

　　戚本禹的上述表白活脫脫地描繪出了一個“謬托知己”的“無聊之徒”的畫像。“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當然，就戚的本意，“賣錢”倒未必，但“自炫”，則是一定的。我相信江青要是讀了戚的這篇一廂情願的文章，是絕不會認這樣一位“弟弟”的，相反，一定會鄙夷地唾罵：“王八蛋！”
　　戚本禹自作多情地“謬托知己”，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自我感覺太好。他一直生活在當年“戚大帥”趾高氣揚目空一切的權力場裡，一直沉迷在曾經同時擔任毛、江兩個人秘書的榮耀中，甚至把自己當做僅次於毛、江的重要人物。這從他文章中說話的口氣即可看出。文人的自我膨脹莫過於此！其實，經過文革的人誰都看得明白，不說毛澤東，即使在江青眼裡，戚本禹之流也都不過是主子手中的棋子，是隨時可以根據政治需要一腳碾死的“小爬蟲”而已。其下場就是證明。但誰都看得明白，就是戚這個當事人不明白。為什麼不明白？恐怕也不是真的不明白，只是虛榮心作祟，不想承認自己人生失敗，所以不敢正視，不願承認罷了。這真是：撞到南牆也不回頭，見了棺材也不落淚！人之可憐、可悲，還有比這更甚的嗎？
　　戚本禹瞧不起陳伯達，這個僅僅給毛當了1年半秘書的小字輩，在《回憶江青》中提到陳伯達這個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曾經給毛當了31年秘書的老字輩時，充滿了不屑：“那個時候，陳伯達老是動動搖搖，顧慮重重的，一天到晚說喪氣話，講文革不行了，再這樣搞下去，將來很多問題都要由我們來承擔責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們聰明，也更有政治經驗。知道得罪了那麼多人，最後就會殃及自己。他老給我們這麼說。我們說，你這叫前怕狼，後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還怕啥呢。毛主席勝利我們就勝利，毛主席失敗我們也失敗。可陳伯達不這麼看，他說，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
　　戚本禹嘲笑陳伯達“動動搖搖”，只能說明他淺薄無知，而陳伯達說的“喪氣話”，恰恰證明了陳的深刻，說明陳對毛體制以及毛澤東其人有着深刻的了解和體察，他給毛當了31年秘書，沒有白當。“文革不行了，再這樣搞下去，將來很多問題都要由我們來承擔責任的”；“毛主席不會失敗，我們會失敗”——寥寥數語，可謂一針見血！在文革高潮時，就把文革看得如此透徹，讓我們不能不佩服陳的先見之明，而同時又對戚的愚頑感到可笑至極！
　　文化大革命中站在毛路線一邊的紅衛兵常用“帶着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這句話批判“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其實，就堅守毛的文革路線而言，這頂帽子戴到戚本禹的頭上倒是恰如其分。只是，戚本禹這個早已被毛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批倒批臭的“小爬蟲”主動站出來為文革招魂，毛和江青等人倒是未必同意，更不會領情。
　　不知戚本禹對此是否會感到尷尬？


　　近期圖文：

　　專制君王的知識分子政策四部曲　　
　　文革百害唯有一利：給了國民痛切的教訓　　
　　紅禍：紐約出版了一部反思文革論文集　　
　　抓住50年時機反思文革？確實是兩難　　
　　從“文革”為何結束，來探討其為何發生　　
　　回望“文革”——這次從經濟和人口角度　　
　　被妖魔化的“文革”造反派　　
　　文革始終是懸在中國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