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右撕裂的語境下，對任何東西做出公允評價，難乎哉！毛左對戚本禹回憶錄視為珍貴史料遺教；自由派則視為一個毛左遺老執迷不悟的譫言囈語，最極端的是乾脆不看。我認同這句話：戚本禹寫出的史實很重要，沒寫出的史實更重要


　　老高按：戚本禹的回憶錄在其死後出版，引起了極為兩極的反應。左派尤其是毛左奉若圭臬，視為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和遺教，對戚也不惜奉上許多在旁人看來到了肉麻程度的副詞和桂冠；自由派則反其道而行之，視其為一個毛左遺老執迷不悟的譫言囈語，最極端的是，乾脆不看，送到手上也不看：“這麼一個花崗岩腦袋所寫的東西，毫無價值！”
　　在左右撕裂的現實語境下，對之做出公允客觀的評價，難乎哉！

　　我的一位朋友，從提供真實史料的意義上，高度評價戚本禹回憶錄，但也指出，其中有若干硬傷，例如戚本禹說鄧小平拐走了其父親的小妾，揆諸史實，難以印證。他還告訴我，有一位學者的評價很精闢：戚本禹在書中披露的史實十分重要；而戚本禹沒有在書中披露的史實，更為重要。
　　有位好友給了我戚本禹回憶錄第一部分（從開頭到201頁），我瀏覽過，但不夠認真，想着有時間再來細讀。當高度評價戚著的這位朋友問我：書中講到的戚本禹受命到西南調查大躍進的真實情況，親自參與全過程種水稻試驗田，因而戳穿了虛誇謊言，得罪了“西南王”李井泉；戚本禹還披露了當時官方下令各省統計的大饑荒餓死人的數據，遠低於楊繼繩等人推算出的數據……你對這些怎麼看？我竟瞠目以對，因為實在是匆匆一覽而過，沒有留下印象，需要好好補課。
　　最近弄到了戚本禹回憶錄的全本。但是因為在趕讀同樣是這位朋友高度評價的陳小雅《八九民運史》三大本大部頭（好看！），還沒有時間來讀戚著。不過，我一定會認真看的！有心得，當在這裡報告。
　　今年4月，戚本禹去世之後，鳳凰歷史立即發表了江青的第一任專職秘書、一年後被江青誣為“坐探”投入監獄的閻長貴的文章，記錄了他與戚本禹在2008年會面長談，其中很有一些有意思的內容。轉載如下，供各位參考。


　　戚本禹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問題

　　閻長貴，鳳凰歷史　

　　編者按：2016年4月20日7時58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上海因病去世。戚本禹生前曾與閻長貴先生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問題做過深入交談，以下為閻長貴先生所整理的談話內容，系鳳凰網歷史頻道首次獨家刊發。

　　嘉賓簡介：

　　戚本禹（1931—2016），山東威海人。1949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科科長、《紅旗》雜誌歷史組編輯組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閻長貴，1937年2月生，山東省聊城市人。1961年大學哲學系畢業，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機要秘書，是江青的第一任專職秘書。1968年1月被江青誣為“坐探”投入監獄。1975年5月被宣布釋放，1979年9月平反。1980年3月重回《紅旗》雜誌社擔任編輯。閻長貴主要從事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退休後寫了一些回憶和研究文革的文章。

　　2008年12月上旬、下旬，戚本禹因事來京，我和他見過幾次面，談到“文革”中的一些問題，茲擇要整理如下。

　　一、關於《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的寫作及開展大批判的一些情況

　　閻長貴（簡稱閻）：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的寫作過程是怎樣的？
　　戚本禹（簡稱戚）：搞批判，或者說搞大批判，這是主席在“文革”中的一個重要戰略部署。1967年初，江青傳達主席的意見：秀才們應該寫些批判文章。至於寫什麼題目主席沒說。我是搞歷史的，就選擇了批《清宮秘史》。王力、關鋒批《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就是他們後來以《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的那篇《“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姚文元原來打算批劉少奇的文化思想，後來改寫《評陶鑄的兩本書》。我為了寫批《清宮秘史》的文章，“大鬧懷仁堂”即被稱作“二月逆流”的那次會都沒參加。

　　閻：你在文章里說劉少奇講《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劉少奇不承認啊？
　　戚：他說過的，這是胡喬木報告主席的。胡一直到死都沒否認這點。（筆者按：北京電影製片廠《毛澤東文藝思想》第3期第29頁有胡喬木關於電影《清宮秘史》的檢查，說：“我在管理《人民日報》工作期間，曾經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國聯軍、光緒皇帝而污衊義和團運動的賣國主義影片《清宮秘史》應當批判。……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劉少奇說它（指《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影片的反動觀點，不讓批判這部電影。”確實沒看到胡喬木作古前否定這個檢查。）放的電影有些鏡頭剪去了。你看電影劇本這點很清楚。八國聯軍進北京，珍妃跟光緒說，不要走，留下來，要依靠洋人跟（慈禧）他們斗。主席說，這就不對了，這就是賣國主義。
　　對我寫的這篇文章主席一方面說“寫得很好”，一方面又親自做了修改，還親自加寫了極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主席為了表示支持當時的紅衛兵，把紅衛兵和義和團中的“紅燈照”相比照，他要我加強對義和團中“紅燈照”的敘述和描寫，他在我的送審稿上批示：“紅燈照，又是當時北方許多地方女青年們的組織，她們很有紀律地自己組織起來，練習武術，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似可在這裡增加幾句。”這個問題，我遵照主席的批示照做了。我在文章中連歷史上一個人名寫錯（按：即把“趙舒翹”誤寫做“趙舒饒”），主席都提出來了。（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292－293頁）
　　不僅如此，總理主持召開幾次政治局會議，對我這篇文章逐句討論修改。文章點不點名，點誰的名，怎樣點，那都是討論過的。對劉少奇沒直接點名，“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指他。江青極力主張點鄧小平的名，我根據大家的意見，用“另一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代。陸定一在“彭、陸、羅、楊案”中早點名了，在這篇文章中明確點周揚的名，那是江青的意見。陳伯達要點胡喬木的名，我不同意，康生也不同意，陳伯達堅持，雙方妥協，用了“胡××”，這叫半點名。如果不是中央的意思，或某個大人物的主張，點這些人的名，我能這樣做嗎？我敢這樣做嗎？
　　關於文章署名問題也進行過討論。我希望以《紅旗》雜誌社論或編輯部文章的名義，總理說，在外國社論或編輯部一類文章，要比個人署名文章層次高，我們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還是個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我又提出是不是用個筆名，江青瞥了我一眼，我覺得她認為我有害怕的意思，別人沒說什麼，我也就收回了這個意見——因為文章是我寫的，署名當然是我。這樣以來關於這篇文章的一切恩怨和仇恨也都集中到我身上了。
　　再說一點，在這篇文章中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提問的八個問題，是在林傑提出的幾個問題的基礎上加以增加、擴大而成的。說實在話，這篇文章雖然是我寫的，但這並不是個人行為，主席看過和修改過，還經過總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討論過。如果能查檔案的話可以看到總理在這篇文章上留下的筆跡。我這樣說，絕不是想推脫責任，而是說明實際情況。到現在為止，我對寫這篇文章，當然有經驗教訓需要總結和汲取，但我並不後悔，當時我是積極地自覺自愿地做的，主席修改我的文章，總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我的文章，我都感到光榮和高興。在這篇文章中我說《清宮秘史》的作者姚克是“反動文人”，這是不對的，他還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

　　閻：是否請你談談成立“大批判組”搞大批判的情況？
　　戚：為了從思想和理論上批判和清算修正主義錯誤，在1966年秋冬從《紅旗》雜誌調了編輯楊永志，從解放軍調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標兵廖初江、王道明等成立了一個理論組，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劉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報告、講話等，編《劉少奇言論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們先編了八卷本的《劉少奇言論集》，後來又選編了兩卷本的《劉少奇言論選》，印數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發給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
　　1967年初毛主席提出秀才們應該寫些批判文章的任務後，根據陳伯達、江青的指示於1967年夏天又成立了一個“大批判組”，成立大會是在沙灘大院的教育樓召開的，到會的有大、中學校和北京各界、各個單位的代表，整個教育樓幾百人的位置都坐滿了，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有陳伯達、關鋒、我，有沒有王力、張春橋、姚文元記不清了，成員有10人，具體是：楊永志、廖初江（？）、×××、×××，你不也是成員之一嗎？在這次會上講話的有陳伯達、關鋒和我。內容主要是要開展對劉少奇的大批判。

　　閻：對，我是成員之一。我因為擔任江青的秘書事太多，“大批判組”的事我基本沒管。具體負責組織工作的是楊永志，辦公室仿佛設在北京師範大學。
　　記得就是在這次成立“大批判組”的會議上，陳伯達在講話中提出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簡化，並說是不是稱“走資派”？從此“走資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漸而迅速地在報刊和社會上傳播開來，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簡化語。“大批判組”成立後寫的第一篇文好像是1967年8月15日以《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發表的《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對這篇文章毛主席在8月11日有批示：“此文寫得好。但有幾處只有譴責，沒有印證，不足以服人，請再加考慮。毛澤東十一日下午五時”，“退陳伯達、江青照辦。毛澤東八月十一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397頁）
　　“大批判組”還組織和寫了什麼文章沒印象了。
　　值得說一說的，在“大批判組”成立會議後江青叫我寫一篇批判劉少奇的文章。她對我說：“你能寫文章，你也寫一篇批判文章嗎？”我說：“沒時間。”江青有點不高興地說：“抽時間嗎！”如果不是江青布置我寫，當時我是不能寫，也不敢寫的。說心裡話，江青既然叫我寫，我也想寫一篇叫江青看看。這有點表現自己的意思。我找了劉少奇一篇有關於“和平民主新階段”內容的文章來批。你還記得不，大概是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的第二天——當時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出事，我問你：我的文章是否送關鋒、林傑看看，提提意見，你很堅決地說：不要了！你也沒說原因，我也沒問你。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我是在事後五、六天才知道的。到1967年11月份，江青叫我把文章請陳伯達、姚文元修改後給《解放軍報》發表——當時江青的女兒李訥正負責《解放軍報》的工作。當我把文章送給陳伯達時，他說不看了。姚文元對我這篇文章做了認真的修改，他把我的文章題目《資產階級革命的戰略和策略》改成了《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加了一個“反”字，其批判力度就大大加強了，此文在1967年11月17日《解放軍報》上發表。江青要我把我這篇文章給《解放軍報》發表，李訥當然滿意，空軍司令員吳法憲見了，也一再表示感謝我對軍報的支持。
　　老戚，另外，我問你一個問題。我在一本書上看到，說劉少奇沒整過什麼人，是這樣嗎？
　　戚：不是，不是！華崗不是他整的嗎？華崗的兒子華貽芳，是我的同學，他生前跟我說，他原來對劉少奇是很崇敬的，看到劉整他父親華崗的材料，就再也崇敬不起來了。劉整的人恐怕不止華崗一個人。據說，陸定一就說過，他領導的中央宣傳部就是整人，今天整這個，明天整那個，到頭來自己也被整了。客觀地說，大概朱老總沒整過什麼人。

　　二、關於王關戚事件

　　戚：王力、關鋒出事後，檢查我不能不寫，因為我和他們關係比較好，特別是和關鋒（閻插話：記得當時你跟我說過：“我跳到黃河裡也洗不清”。），這點，人們，特別是造反派紅衛兵都知道。當時我在造反派紅衛兵面前說話比王力、關鋒說話管用（閻插話：“文革後，我跟關鋒議論，我說‘從你們三個人當時的作用看，好像不是王、關、戚，而是戚、關、王’。”關鋒不同意這種說法，不知為什麼他後來變了，跟採訪他的人也這樣說。）。1967年9月7日主席對我的信即我的檢查做了批示（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412頁）。批示內容是：“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告知關、王二同志。毛澤東九月七日”。
　　此信和批示江青閱後，是你告訴我：江青要我向王力、關鋒傳達，我馬上到釣魚臺二號樓向他們傳達了。從主席的批示看，這本來是當作內部矛盾，不知為什麼到1968年1月份又變成了“抓”？這變，肯定也是主席變的，但究竟為什麼，仿佛還沒人說過。現在的書和文章講到王關戚問題，都是根據《微行》（按：指權延赤所著講述楊成武1967年7－8月隨侍毛澤東到武漢、上海的一本書），那本書很多胡說八道。關於這件事情該書所寫，和楊成武當時跟我說的完全不一樣。楊成武從武漢回來報告總理、江青後，就到我這裡跟我說，他在主席面前說了我許多好話，我還向他表示感謝。他說，主席要我參與處理王力、關鋒的事情。實際上，很多事情也確實是我處理的。比如，把王力、關鋒隔離在釣魚臺二號樓就是我把他們送去的。我把他們送到二號樓後，跟警衛戰士說，他們還是首長，你們要好好對待他們。我回到十六樓會議室匯報了這件事情，誰都沒說什麼，後來總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場。文革後我跟關鋒說到這件事，關鋒相信江青哭是真的，所以關鋒對江青始終沒有什麼反感。在王力、關鋒被隔離後，他們提出什麼要求，辦事組的人也都是請示我怎麼辦或怎麼答覆。說實話，王關戚事件到現在還是一個沒說清楚的謎。你能說清楚嗎？

　　閻：你都說不清楚，我怎麼能說得清楚？我只能根據一些材料研究，做些分析。我認為，王關戚是“拋”出來的，不是“揪”出來的。
　　戚：對。而康生、陳伯達等不這樣看。他們把王力、關鋒說成江青“端出來的”，即說成江青的功勞，這不對，對隔離審查王力、關鋒，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康生、陳伯達以及姚文元等這樣說恐怕是為了某種政治需要。

　　閻：主席為什麼把你們拋出來？是不是為了安撫和穩定軍隊？你們三個人都是為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的。拋出你們三人對毛主席來說恐怕也是“揮淚斬馬謖”吧。
　　戚：主席拋出我們三人，特別是王、關，確實是為了安撫和穩定軍隊。武漢“七二零事件”後，軍隊很亂，全國到處遊行示威，衝擊軍事機關，喊“打到陳再道式的人物！”“打到××地區的陳再道！”等等，報紙上也是鋪天蓋地這樣的報道和宣傳，主席肯定認為這樣下去不行，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而要解決，就要找人負責，也就是找人當“替罪羊”，這就找到王力、關鋒了，因為他們借“七二零事件”宣傳“揪軍內一小撮”，造成全軍的混亂，他們要負責。
　　順便有一個問題我告訴你，王力在他的《反思錄》中說，主席經常單獨接見他，這是瞎吹；說他經常在主席面前說鄧小平的好話，這是為了討好鄧小平——實際上，他批判鄧小平是很早的，並積極地寫材料。“鄧矮子”就是他說的。鄧小平原來準備用王力，和關鋒處理不同，後來為什麼不用了，這裡面肯定有原因——僅說陳雲反對恐怕還不行。王力給中央遞了很多建議書，據說後來鄧連看都不看了，原件退給他。這是不是有人向鄧反映了王力說“鄧矮子”的事情。對這個說法鄧是很敏感和反感的；文革前，我就知道這點。
　　王力還說什麼，陶鑄成為黨內四號人物是主席根據江青意見定的，這是瞎說；實際上，政治局常委的人選和排位次序都是主席和總理商量定的。說實話，主席在“文革”前一直到他發動“文革”的時候，組織部門都被劉少奇掌握了，當時劉說話，比主席還管用，我在辦公廳工作有親身體會。凡是劉少奇批的文件，那要馬上辦，而有的主席批的，就可以放一放。為什麼？因為劉掌握組織部，省委書記的任命，組織部說了算，主席是不管具體的。但軍隊是主席掌握的。軍隊不能亂，這是主席的一條重要的或者說根本的原則。拋出“王關戚”，後來又搞了“楊余傅”（即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海軍政委余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這也是一個平衡。楊成武這個人很張揚，樹敵也比較多，主席和林彪都不怎麼喜歡他。
　　閻：你為什麼被“抓”？
　　戚：說不清。大概你送錯那封信，是你被抓的導火線，也是我被抓的導火線。
　　閻：是嗎？我第一次聽你這樣說。
　　戚：一點也不錯。那封信你沒看清，沒看懂。那個寫信的女演員，原來不是叫“江青”，而是叫“江菁”，即帶“草”字頭的。這個字不念“qing”，而念“jing”。這個女演員是參加過“軍統”的。江青生氣、發火恐怕也在這一點。
　　閻：哎呀，這些我都不知道，不記得了。那封信很長，我由於不斷地接電話和收發文件，不是一次看完的，我對這封信的內容誤會了。
　　戚：這封信，當時江青叫我看了。這封信你不該送給她，你送給她以前應叫我看看，我是你的領導嗎！當然，我說這封信是導火線，肯定也不是僅僅因為這封信就抓我，大概江青已經對我積累了很多不滿。而這不滿是什麼？我說不清。

　　閻：不滿就抓人啊？這是什麼法律？
　　戚：當時“砸爛公檢法”，已經沒有法律了，江青等領導人說一聲就可以抓人。
　　閻：像你這樣“大人物”，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江青說一聲，就能抓嗎？
　　戚：一定還要經過主席。主席為什麼批准抓我，我想不清楚，說不清楚。

　　三、關於江青和總理的關係

　　閻：現在很多書（包括王力的書）上在談到江青和總理的關係時都說，“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江青就把總理視為“眼中釘”，“要打倒總理”，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對，不符合實際。我看到的情況是，總理和江青的關係不錯。總理經常去看江青，在去前，總理常給我打電話，問江青同志現在在做什麼，我要到她那裡去。當我向江青報告時，我沒發現和遇到一次江青不讓總理來，或找個什麼藉口不讓總理來，在1967年一年的時間裡都是這樣。就在1967年2月“大鬧懷仁堂”前後，我拿一份關於總理的什麼材料（可能是關於總理的大字報）給江青看，江青跟我說了這樣一句話：“凡是涉及到總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這句話對我影響很大，也很直接。
　　戚：在這個問題上，你批判王力很好，王力的回憶錄有很多不符合事實的地方。你說得對，江青和總理的關係確實很好，這與江青和其他領導人的關係不同。江青敢在總理面前發脾氣，耍態度，這正是他們關係好的一種表現，她怎麼不敢在其他中央負責人，如劉少奇、林彪等面前這樣做？總理總是像哄小孩一樣哄着江青。不錯，在會上，江青經常說“總理，你總是今天保這個，明天保那個”，這是意見和看法不同，並不是什麼要打倒總理。江青怎麼要打倒總理呢，難道她不知道沒有總理的支持毛主席就不能打倒劉少奇。在打倒劉少奇問題上，總理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組織方面劉少奇是掌握了，在軍隊方面，在政府方面，他沒掌握；在政府方面，總理威信很高，絕大部分幹部（包括高級幹部、中級幹部和一般幹部）都聽他的。在文革中，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那是下了決心的，他所以能這樣做，敢這樣做，其重要和根本原因，就是他爭取和得到了林彪和總理的支持。這是了解文革非常重要的一點。
　　有人說，我反總理。這完全是編造。總理一直對我很好，曾經讚揚我是“青年歷史學家，要向我學習”，還說我辦事有能力，我一次患感冒時，總理一晚上三次打電話慰問和詢問，如此等等。我要反總理還有“良心”嗎？這是個做人的根本態度問題。
　　我認為，總理在“文革”中態度很好，姿態很高。當時主席和中央文革都不允許給總理貼大字報，有人貼了（特別是貼到天安門的），中央文革就組織人把它覆蓋起來。總理總說，叫他貼嘛，覆蓋它幹什麼，我不怕，我打不倒；如果是壞人，也讓他暴露嗎！貼主席的大字報不行，貼林副主席大字報不行，如果連貼我的大字報也不行，那我們還叫什麼民主？貼我大字報的人不要抓，抓了的，要放出來。本禹同志，你告訴謝富治同志注意這個問題。

　　閻：你講這些，我覺得符合事實。我還被你們派去找聶元梓、蒯大富，讓他們組織人到天安門覆蓋關於總理的大字報。關於總理姿態高的問題，我記得你當時就跟我說過；你說康生、陳伯達等有誰給貼了大字報就緊張得了不得，總理很坦然。
　　戚：聽說後來“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是批總理，那我就不知道了。

　　四、關於林彪事件

　　閻：我看你和林豆豆接觸頻繁，交談甚洽，她對她父親和主席的關係怎麼看？
　　戚：她要為她父親翻案，當然對主席不滿。但她很有氣質和風度，有自己的看法和觀點，不隨波逐流，我很讚賞她這點。
　　你說林彪是“反革命”嗎？當然，他如果真地要暗殺毛主席那無疑是反革命了。但這有什麼確實的根據？林立果搞那些東西都是小孩玩意，林彪知道嗎？有個被稱作林彪或林立果親信的名叫做李偉信的人，他在林彪事件後，幾乎沒受到什麼處罰，現在他在上海做買賣賺了很多錢，國內國外到處去，很出風頭。這很蹊蹺，他和林彪、林立果到底什麼關係？

　　閻：說林彪是“反革命”，我覺得沒充分根據這樣看。我認為，說林彪是“反革命集團”是為了某種政治需要的語言。我很注意這個用法的變化。我看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傳》沒有“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說法，只用了“林彪集團”的說法，我跟別人說其“定性”是不是有什麼變化。可是我看到這兩個說法都時有出現。所以上次見到豆豆時，她對《華國鋒同志生平》中沒用“反革命集團”的說法很滿意。我跟她說，在11月份舉行的紀念劉少奇誕辰110周年的講話中還是用了“反革命集團”的說法。好像在這個問題上上面還沒有一個確定不變的意見。對林彪的宣傳目前似有所鬆動。而關於林彪問題在學界是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的。

　　戚：我聽林彪的一個秘書講，林彪外逃，不是主動，而是被動的。
　　閻：這正是豆豆的觀點。她認為她父親外逃是被她媽媽和弟弟挾持、脅迫的。說實在話，林彪走上這一步，與主席處理不當也有關係。學界有種說法，“九一三”事件是毛主席“逼”出來的。關鋒也說，1971年8－9月，毛主席到南方一路上到處講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講軍隊的問題，說這個問題還沒完，說陳伯達還有後台，這些話林彪能夠聽不到嗎？能夠容忍得了嗎？

　　戚：主席在1971年8－9月的做法確有不妥的地方。剛剛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寫進黨章，怎麼又這樣呢？主席在南方的談話是誰向林彪報告的呢？
　　閻：這個問題我說不清楚，我對這個問題沒怎麼研究過。林彪事件或者說“九一三”事件，對毛主席刺激很大，大病一場，幾乎從此一蹶不振。在“七二零”事件後，毛主席曾引古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來反映自己的心態，我看這兩句詩不僅是他“七二零”事件後的心態寫照，也是他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的心態寫照。據整理過毛澤東圖書的中直老幹部局管理局副局長徐中遠說，毛主席文革中在他看過的書上反覆抄寫這兩句古詩。這恐怕不是無意識的吧？！在“九一三”事件後，主席是這樣，江青又怎樣呢？據江青身邊工作人員說：江青夜裡經常做惡夢，什麼林彪、葉群向他索命，等等，嚇得她睡不着覺。第二天，她把這個夢告訴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向她解釋說，夢都是虛的；她也說，我是唯物主義者不相信這個，等等。這是否也反映一種心態，也可說明一點問題。江青直到1971年9月12日，即“九一三”事件的前半天，她還大肆讚揚林彪送給她的幾個西瓜，在遊覽頤和園時切西瓜給工作人員吃，並表示衷心感謝林副主席的關心。

　　戚：難道江青一點也不知道林彪對主席不滿和反對主席？這也是一個謎。還有“九一三”事件後，即獲知林彪等人摔死溫都爾汗後，總理大哭，不知為什麼？
　　閻：對總理的哭有各種解釋。確實值得玩味。

　　五、關于田家英的問題

　　閻：我在網上讀過你的《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歷史要案》，我還向別人推薦和介紹過你這篇文章。
　　戚：那篇文章我只講了不到田家英問題的三分之一，關于田家英問題我還有很多話要說。

　　閻：重慶有個研究文革的人來信說，有個要寫田家英傳的人說，田生前曾說過“劉公為什麼不造反？”問我有沒有這回事？我告訴他，田家英恐怕還沒到這種程度。“劉公”即劉少奇。至于田家英為什麼自殺，我看主要原因可能有兩條：一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覺得沒希望了；二是他在生活作風方面似不夠檢點，這在當時是很丟人的事情。當然，田家英自殺最重要的原因還是毛主席不要他了。
　　戚：我認為你分析得對。田家英自殺的原因確實主要是這兩條。主席為什麼不信任他了呢？這主要是他和劉少奇的關係。毛主席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時，田是主席辦公廳的副主任，當主席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而換上劉少奇時，他沒有辭去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的職務，而繼續留任；他給劉少奇打電話，問他應怎樣工作，劉說：你過去怎麼做還怎麼做。在以後的日子裡，他經常到劉少奇那裡去。他每次什麼時間去，什麼時間出來，都被劉宅的警衛戰士記錄下來了——這當然是他們的工作職責。有時去的時間很長。汪東興把這種記錄報告或交給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興，他會覺得或認為自己的秘書跑到別人那裡去了。在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田和劉少奇都主張“包產到戶”，劉指示他把他們這種主張向毛主席報告。田家英把這種主張向主席報告後，主席問他這是你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他說是他自己的意見。主席認為他說的不是實話。就這樣一來二去，毛主席就逐漸不信任他了。江青說田家英是“一仆二主”，就是指這件事情。當我後來接替田家英秘書室主任的工作時，江青告訴我，在主席身邊工作最忌諱“結交諸侯”，這“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這恐怕也是做秘書工作的最重要的一條戒律。
　　田家英是很有才的，有思想，工作也做得好。說我在文革中迫害田家英，這完全是胡編。我從1950年到中南海就在他領導下工作，他對我很器重，很培養，在政治上也替我說話，人總要有良心，我怎麼能反對他、迫害他呢？我倒是受到這樣的批評：說我對他有溫情主義。田家英有的親屬寫文章也說我對田家英怎樣怎樣，我不怪他們，我相信他們終究會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的。

　　閻：不是說你參加了要田家英停止工作的談話嗎？其情況是怎樣的？
　　戚：是，我參加了，我和王力是陪同當時的組織部長安子文一同和田家英談話。1966年5月22日（即田家英自殺的前一天）我們三個人到田家英那裡，安子文很平和地跟他說：“家英，你犯了錯誤，中央收到反映，現在決定即日起停止工作，進行檢討。你的工作、文件，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給戚本禹，等一會就辦交接手續。”還說：“你的問題多大，怎樣處理，要根據調查結果和你的態度決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這幾天就在家裡反省，不要出去了。”我和王力都沒說什麼話。在那樣場合和情況下我們也不會說什麼。坊間一些書籍，說什麼安子文談話就像訓人，氣勢洶洶，這完全是瞎編。

　　閻：聽你這樣一說，我對田家英的問題有了進一步地了解了。我從中央辦公廳和中央政研室的不少人那裡也聽到關于田家英的一些情況，是零零星星的，不連貫，不系統。你今天談的，幫我總結和概括起來了。
　　戚：在田家英問題上，我對有些人很鄙視，很看不起。他們在揭發田家英時，捕風捉影，任意誇大，無限上綱上線，材料寫了一大摞，把他簡直說成魔鬼，後來寫文章、寫書，又把他吹得白玉無瑕，聖人一般。我認為，田家英既不是聖人，也不是芸芸眾生的普通人，是一個有缺點有錯誤又很有思想有能力的才子，是黨內一個很難得的高級幹部。他的自殺不是什麼自絕於人民，什麼叛黨，而是很可惜的。田家英是我的老師，有恩於我，有情於我，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他。
　　後來我確實代替田家英負責中辦秘書室的工作，主要為毛主席服務。我擔任這個工作之後，江青有一次和我談話，鄭重地告誡我：“……在主席身邊工作最忌諱‘結交諸侯’，這‘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我覺得田家英栽就栽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結交諸侯”，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書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條戒律。

　　閻：你說的對，我給江青做秘書時，她第一次談話的內容，現在看來也含有這個意思。她說：“……從今以後，你就在我這裡工作，除了我之外，你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人布置的工作和任務，也就是說，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布置什麼工作和任務，這是黨的紀律，你要對黨負責，對我負責……”若問這究竟是為什麼？只能說這是一種政治——一種我們一般人還不怎麼了解和懂得的政治。
　　2008年12月於北京沙灘敬學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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