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次浪潮》中，托夫勒提出“实托邦”（Practopia）构思，讨论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制度问题，认为他的信息革命为驱动力的第三次浪潮的新文明理论是“实托邦”，而马克思的构想是“乌托邦”。在中国环境中，此章不删，此书难出

　　老高按：上面这本书，50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都感到熟悉吧？
　　一个多星期前，正在美国西部山区跋涉颠簸，一位旅伴看看手机，突然宣告：“托夫勒去世了。”对于经历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我们，不需要解释更多，都知道他指的是谁——不就是那位写了《第三次浪潮》的美国未来学家吗？
　　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文版出版时，译为“阿尔温·托夫勒”），对我们这一代人（60～70年代出生者）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的影响，难以估量。这本书与我们的青春时代，与中国经历过文革劫难、浴火重生的一段岁月，紧紧连在一起。万维著名博客山哥，2013年曾经写过一篇博文，标题就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与激动人心的八十年代”。
　　山哥介绍说：
　　八十年代初，处于解冻时代的中国知识界代表性刊物《读书》以翻译家冯亦代为副主编，把目光投向了海外。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1981年首次向《读书》主编沈昌文大力推荐美国畅销书《第三次浪潮》，并赠送了一本她购买的英文本。《读书》杂志的年轻编辑朱志炎（应为“焱”——老高注）等随后开始翻译工作，在《读书》上选载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
　　1983年3月，《第三次浪潮》中文版首次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出版。现在山哥看到了两种说法，一说是3千册，另一说是10万册。无论如何，当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有“特权”读到。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非常赞赏此书，下令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必须读这本书。大概是有老赵的大力推介，《第三次浪潮》迅速冲击古老的神州大地，“新技术革命”，“信息革命”，“生物技术”等，一时成了当时最时髦的新名词。
　　在我的书柜里，就有一本《第三次浪潮》。封底和版权页都标明：内部发行。版权页上还注明：1983年3月第1版，1984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印数9,501～29,500——这一次加印了2万本！定价：1.65元。
　　既然是“内部发行”，我是怎么买到的？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但此书给我的巨大冲击，记忆犹新。此书受到赵紫阳总理高度重视，我也很有印象。当时听说，赵紫阳1984年1月首次访问美国，一下飞机就向接待的美方人员询问起《第三次浪潮》，让美国人对中国新领导人的视野刮目相看。正是拜领导人倡导之賜，推动了当时中国官员的知识更新、观念更新，极大地激发了追赶世界潮流的紧迫感。
　　在《经济观察报》上读到雷颐的文章《一本书与一个时代》，对托夫勒其人其书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转载于下，与同龄人一同缅怀这位对我们的成长给予巨大恩惠的学者，也缅怀我们自己的黄金年华。此文因为是在国内发表，“赵紫阳”这三个字还是禁忌，作者只能曲笔写出，这也隐晦间接地折射出国内当下的舆论环境——与文中写到的那个狂飙疾进、摧枯拉朽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不啻天壤之别！
　　从雷颐的文章中才得知，原来该书原版还有个中文版中被删节的第24章！这是全书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这一章中，托夫勒提出了“实托邦”（Practopia）构思，讨论了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制度问题，提出信息革命为驱动力的第三次浪潮的新文明，将是一个与“乌托邦”不同的“实托邦”。他当然认为，“实托邦”远远高于马克思提出的“乌托邦”。
　　我不禁想象：若是当时就读到了这第24章，自己是否会受到加倍的思想冲击，从而更彻底地清理自己被灌输、固化的头脑？
　　这里，又迎头撞到了我在博客中多次提到的那个两难问题：
　　《第三次浪潮》中文版对第24章，该删除吗？国人读到的就是一部被阉割的著作，无缘得知其深刻犀利、切中肯綮的论述；
　　《第三次浪潮》中文版第24章该坚持保留吗？那么全书就无法出版（至少在当时），国人就无缘得知该书所有的论述，本书的所有冲击效应，都化为乌有……
　　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对此两难，定会有截然不同的回答。如果您是沈昌文，该如何取舍？
　　托夫勒去世了。新旧交锋、充满憧憬、洋溢活力的八十年代也一去不复返了，但这类两难问题，留下来了。


　　一本书与一个时代：托夫勒和他的《第三次浪潮》

　　雷颐，7月11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前些天在一个年青朋友的微博上看到美国未来学大师托夫勒在美国洛杉矶家中去世的消息，没有提1980年代初引起中国社会巨大震动的那本《第三次浪潮》；当时媒体对托氏去世的消息国内几无报道，查了几大门户网站，也无相关报道，我都有些怀疑此消息是否准确。一两天后，国内媒体才陆续有报道。今天，人们很难想像《第三次浪潮》曾对中国思想界、政界甚至大众曾产生那样巨大的影响、震憾，以至成为中国当代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年出生于纽约一个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家庭，纽约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去工厂当了5年工人,先后在几家工厂当过装配工、汽车驾驶员、铸造安装工。后来从军，退伍后投身报界，成为记者，为多家报社和杂志撰稿，逐步成为著名记者，并开始了“未来学”研究。
　　他学识丰厚，感觉敏锐，见解深刻，1970年出版成名作《未来的冲击》。这本探讨分析后工业社会和高科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将对未来政治和社会制度造成的冲击的著作引起强烈反响，被译成50多种文字，畅销700万册。
　　十年后，他在1980年出版了第二本专著《第三次浪潮》。在这本书中，他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第一次浪潮，是农业革命，因此进入农业社会；第二阶段，即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因此进入工业社会；第三阶段，即第三次浪潮，是信息革命，因此进入信息化社会。他认为当下：“在表面上无聊骚动和吵吵嚷嚷的底下，世界的事情实际上惊人地显示出潜在的具有希望的前景……它意味着工业化文明的末日，展示着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兴起。”他准确预见到电子邮件、SOHO一族等新鲜事：“计算机的智慧正在以极高的速度到处扩散着……家用计算机的销售量将很快超过电视机。”“电子邮政系统将取代邮局。”“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在包括自己的起居室在内的任何地方完成。”当时，人们将此视为“天方夜谭”。
　　1970年的《未来的冲击》出版时，中国尚在闭关锁国的“文革”时期，此书无人所知，对中国自然毫无影响。198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开始了与国际接轨的历史进程，《第三次浪潮》出版不久就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中国当代史，终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不能忘记的一部分。

　　1979年春创办的《读书》杂志一直得风气之先，担负介绍新知识、新观念的启蒙重任，在知识界、思想界声誉正隆。1981年，一位海外友人向《读书》杂志的当时的主事者沈昌文介绍了欧美反响强烈的《第三次浪潮》，并赠送一本英文书。沈昌文立刻敏感到此书观念新颕，内容重要，可能适合中国社会需要，马上找人翻译。来不及出全书，他决定先在当年年末的两期《读书》杂志大篇幅连载部分精彩内容。

　　果不其然，虽只翻译了部分章节，但立即对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理论界，乃至政界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一时间未来学、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第三次浪潮……成为社会渴求的新知。1982年7月中旬，一家报纸发表了题为《钱学森评“第三次浪潮”》的文章。钱学森认为，国外有人认为“第三次浪潮”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命运，解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失业上升等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危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论调完全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决不是说可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决不能不看到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出现的许多新的发展。”“书中提到的电子计算机、航天工业、海洋开发、遗传工程等新兴技术，确实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应该研究怎样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加快和有效地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从长远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事实上肯定了此书。
　　1983年1月初，托夫勒夫妇应邀请来华访问，受到极高礼遇。3月，《第三次浪潮》终于全书翻译出版。此时正是新旧交替之际，思想解放、追求新知是社会主旋律，但掌握正统话语的反对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在出版界摸打滚爬几十年的沈昌文深谙此中奥秘，知道此时出版的边界何在，他对一些章节中的个别敏感词句做了删节，对一些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段落作了整段删除，尤其是原书第24章，整章删除，并且将原书的第25章改为第24章，后面几章依次排列。这样，原书共28章，中译本却只有27章。
　　在原书的第24章中，托夫勒提出了他的“实托邦”（Practopia）构思，这是全书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一部分讨论了意识形态、政治、社会制度问题，提出信息革命为驱动力的第三次浪潮的新文明，将是一个与“乌托邦”不同的“实托邦”。明显含有这样的意思：他的理论是“实托邦”，马克思的构想是“乌托邦”。在当时的环境中，此章不删，此书难出，确实无奈。这也是出版史上的一个插曲。
　　虽然做了如此删节，此书仍只能作为“内部发行”。不过，毕竟是开放年代，虽是“内部”，仍然发行了10万册！从1983年6月到年底，仅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就连发310篇关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文章、报道。信息革命、新技术革命等等，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在当时形成强大的“新方法论热”，以此来分析科学、技术、历史、社会、政治问题，分析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难点与方向，甚至有文艺批评家以此“方法”别开生面评论文学作品。
　　然而，这本引起轰动效应的书，又引来的激烈的批判。批判它“用浪潮史观代替唯物史观”；用人类社会“三次浪潮”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发展“五阶段”；将技术而不是阶级斗争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第二波”工业化的产物，都要向第三次浪潮过渡，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论”；信息与知识具有决定性作用强调的是观念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这种批判，成为1983年底“反精神污染”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新技术革命”仍然非常关心，并表支持。时任国务院总理作了“迎接世界产业革命的挑战和机遇”的讲话，胡耀邦总书记对这个讲话又作了指示，认为党内认真在追求新的现代化科学知识的人，并且把这些新知识同如何改变我国现状联系起来考察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大好信息。但他又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到现在还有更多的领导者，首先是某些做经济工作的负责干部，对现代化的新的科学知识，基本上没有多少兴趣。而且有的人以内行自居，对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根本不放在眼里，某些人甚至把当代人类创造出来的新成果当做异端邪说，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所以要大家考虑，经济战线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应该向愚昧做斗争，还是要向所谓的自由化做斗争呢？
　　由于最高领导人的支持，《第三次浪潮》在1984年公开发行，并且作为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书目。其发行量出现井喷式增长，很快达到数百万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艾禾在2008年末题为《〈第三次浪潮〉涌进中国》的文章中写道，1985年《中国青年报》记者杨浪去采访时任济南军区政委的迟浩田，见迟将军的案头就放着一部《第三次浪潮》，迟浩田一天的话题都是兴致勃勃地谈论这本书。由此，可见此书的影响之大。
　　信息革命、知识和观念革新的重要作用是第《第三次浪潮》中的论述主轴，使科学在思想解放的破冰时期，再次成为打破僵化、突破本本的启蒙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这“第二次浪潮”在晚清进入中国时，中国的开始是坚决拒绝、后来是被动接受，一波三折，极不顺利。而“第三次浪潮”来临时，当时最高领导人对世界潮流的深刻认识，冲突阻力，坚决支持新技术革命，使“迎接新技术革命”成为共识，在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浪潮”席卷而来时，中国主动迎接，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三十多年过去，IT、互联网、物联网、虚拟经济……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其中，托夫勒和他的《第三次浪潮》厥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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