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次浪潮》中，托夫勒提出“實托邦”（Practopia）構思，討論意識形態、政治、社會制度問題，認為他的信息革命為驅動力的第三次浪潮的新文明理論是“實托邦”，而馬克思的構想是“烏托邦”。在中國環境中，此章不刪，此書難出

　　老高按：上面這本書，50歲以上的中國人，應該都感到熟悉吧？
　　一個多星期前，正在美國西部山區跋涉顛簸，一位旅伴看看手機，突然宣告：“托夫勒去世了。”對於經歷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我們，不需要解釋更多，都知道他指的是誰——不就是那位寫了《第三次浪潮》的美國未來學家嗎？
　　阿爾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文版出版時，譯為“阿爾溫·托夫勒”），對我們這一代人（60～70年代出生者）的知識結構、價值觀念的影響，難以估量。這本書與我們的青春時代，與中國經歷過文革劫難、浴火重生的一段歲月，緊緊連在一起。萬維著名博客山哥，2013年曾經寫過一篇博文，標題就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與激動人心的八十年代”。
　　山哥介紹說：
　　八十年代初，處於解凍時代的中國知識界代表性刊物《讀書》以翻譯家馮亦代為副主編，把目光投向了海外。英籍華人作家韓素音1981年首次向《讀書》主編沈昌文大力推薦美國暢銷書《第三次浪潮》，並贈送了一本她購買的英文本。《讀書》雜誌的年輕編輯朱志炎（應為“焱”——老高注）等隨後開始翻譯工作，在《讀書》上選載後，立刻引起強烈反響。
　　1983年3月，《第三次浪潮》中文版首次以“內部發行”的名義出版。現在山哥看到了兩種說法，一說是3千冊，另一說是10萬冊。無論如何，當時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有“特權”讀到。
　　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非常讚賞此書，下令司局級以上領導幹部必須讀這本書。大概是有老趙的大力推介，《第三次浪潮》迅速衝擊古老的神州大地，“新技術革命”，“信息革命”，“生物技術”等，一時成了當時最時髦的新名詞。
　　在我的書櫃裡，就有一本《第三次浪潮》。封底和版權頁都標明：內部發行。版權頁上還註明：1983年3月第1版，1984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印數9,501～29,500——這一次加印了2萬本！定價：1.65元。
　　既然是“內部發行”，我是怎麼買到的？已經完全想不起來了，但此書給我的巨大衝擊，記憶猶新。此書受到趙紫陽總理高度重視，我也很有印象。當時聽說，趙紫陽1984年1月首次訪問美國，一下飛機就向接待的美方人員詢問起《第三次浪潮》，讓美國人對中國新領導人的視野刮目相看。正是拜領導人倡導之賜，推動了當時中國官員的知識更新、觀念更新，極大地激發了追趕世界潮流的緊迫感。
　　在《經濟觀察報》上讀到雷頤的文章《一本書與一個時代》，對托夫勒其人其書做了簡明扼要的介紹，轉載於下，與同齡人一同緬懷這位對我們的成長給予巨大恩惠的學者，也緬懷我們自己的黃金年華。此文因為是在國內發表，“趙紫陽”這三個字還是禁忌，作者只能曲筆寫出，這也隱晦間接地折射出國內當下的輿論環境——與文中寫到的那個狂飆疾進、摧枯拉朽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不啻天壤之別！
　　從雷頤的文章中才得知，原來該書原版還有個中文版中被刪節的第24章！這是全書非常重要的內容，在這一章中，托夫勒提出了“實托邦”（Practopia）構思，討論了意識形態、政治、社會制度問題，提出信息革命為驅動力的第三次浪潮的新文明，將是一個與“烏托邦”不同的“實托邦”。他當然認為，“實托邦”遠遠高於馬克思提出的“烏托邦”。
　　我不禁想象：若是當時就讀到了這第24章，自己是否會受到加倍的思想衝擊，從而更徹底地清理自己被灌輸、固化的頭腦？
　　這裡，又迎頭撞到了我在博客中多次提到的那個兩難問題：
　　《第三次浪潮》中文版對第24章，該刪除嗎？國人讀到的就是一部被閹割的著作，無緣得知其深刻犀利、切中肯綮的論述；
　　《第三次浪潮》中文版第24章該堅持保留嗎？那麼全書就無法出版（至少在當時），國人就無緣得知該書所有的論述，本書的所有衝擊效應，都化為烏有……
　　理想主義者與現實主義者，對此兩難，定會有截然不同的回答。如果您是沈昌文，該如何取捨？
　　托夫勒去世了。新舊交鋒、充滿憧憬、洋溢活力的八十年代也一去不復返了，但這類兩難問題，留下來了。


　　一本書與一個時代：托夫勒和他的《第三次浪潮》

　　雷頤，7月11日《經濟觀察報·觀察家》

　　前些天在一個年青朋友的微博上看到美國未來學大師托夫勒在美國洛杉磯家中去世的消息，沒有提1980年代初引起中國社會巨大震動的那本《第三次浪潮》；當時媒體對托氏去世的消息國內幾無報道，查了幾大門戶網站，也無相關報道，我都有些懷疑此消息是否準確。一兩天后，國內媒體才陸續有報道。今天，人們很難想像《第三次浪潮》曾對中國思想界、政界甚至大眾曾產生那樣巨大的影響、震憾，以至成為中國當代史中不可或缺的一個因素。
　　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年出生於紐約一個來自波蘭的猶太人家庭，紐約大學畢業。大學畢業後去工廠當了5年工人,先後在幾家工廠當過裝配工、汽車駕駛員、鑄造安裝工。後來從軍，退伍後投身報界，成為記者，為多家報社和雜誌撰稿，逐步成為著名記者，並開始了“未來學”研究。
　　他學識豐厚，感覺敏銳，見解深刻，1970年出版成名作《未來的衝擊》。這本探討分析後工業社會和高科技、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將對未來政治和社會制度造成的衝擊的著作引起強烈反響，被譯成50多種文字，暢銷700萬冊。
　　十年後，他在1980年出版了第二本專著《第三次浪潮》。在這本書中，他將人類社會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即第一次浪潮，是農業革命，因此進入農業社會；第二階段，即第二次浪潮，是工業革命，因此進入工業社會；第三階段，即第三次浪潮，是信息革命，因此進入信息化社會。他認為當下：“在表面上無聊騷動和吵吵嚷嚷的底下，世界的事情實際上驚人地顯示出潛在的具有希望的前景……它意味着工業化文明的末日，展示着一個新的文明正在興起。”他準確預見到電子郵件、SOHO一族等新鮮事：“計算機的智慧正在以極高的速度到處擴散着……家用計算機的銷售量將很快超過電視機。”“電子郵政系統將取代郵局。”“越來越多的工作可以在包括自己的起居室在內的任何地方完成。”當時，人們將此視為“天方夜譚”。
　　1970年的《未來的衝擊》出版時，中國尚在閉關鎖國的“文革”時期，此書無人所知，對中國自然毫無影響。198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剛起步，開始了與國際接軌的歷史進程，《第三次浪潮》出版不久就進入中國、促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中國當代史，終成為中國歷史進程中不能忘記的一部分。

　　1979年春創辦的《讀書》雜誌一直得風氣之先，擔負介紹新知識、新觀念的啟蒙重任，在知識界、思想界聲譽正隆。1981年，一位海外友人向《讀書》雜誌的當時的主事者沈昌文介紹了歐美反響強烈的《第三次浪潮》，並贈送一本英文書。沈昌文立刻敏感到此書觀念新頴，內容重要，可能適合中國社會需要，馬上找人翻譯。來不及出全書，他決定先在當年年末的兩期《讀書》雜誌大篇幅連載部分精彩內容。

　　果不其然，雖只翻譯了部分章節，但立即對中國思想界、文化界、理論界，乃至政界產生了強大的衝擊。一時間未來學、信息革命、新技術革命、第三次浪潮……成為社會渴求的新知。1982年7月中旬，一家報紙發表了題為《錢學森評“第三次浪潮”》的文章。錢學森認為，國外有人認為“第三次浪潮”可以改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命運，解決經濟停滯、通貨膨脹、失業上升等由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一切危機。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些論調完全是錯誤的。但是，“我們決不是說可以不重視科學技術的發展。在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決不能不看到現在世界科學技術出現的許多新的發展。”“書中提到的電子計算機、航天工業、海洋開發、遺傳工程等新興技術，確實對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具有很重大的意義。我們應該研究怎樣充分利用這些新技術，加快和有效地實現我國現代化建設。從長遠看，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他事實上肯定了此書。
　　1983年1月初，托夫勒夫婦應邀請來華訪問，受到極高禮遇。3月，《第三次浪潮》終於全書翻譯出版。此時正是新舊交替之際，思想解放、追求新知是社會主旋律，但掌握正統話語的反對力量仍然十分強大。在出版界摸打滾爬幾十年的沈昌文深諳此中奧秘，知道此時出版的邊界何在，他對一些章節中的個別敏感詞句做了刪節，對一些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的段落作了整段刪除，尤其是原書第24章，整章刪除，並且將原書的第25章改為第24章，後面幾章依次排列。這樣，原書共28章，中譯本卻只有27章。
　　在原書的第24章中，托夫勒提出了他的“實托邦”（Practopia）構思，這是全書非常重要的內容。這一部分討論了意識形態、政治、社會制度問題，提出信息革命為驅動力的第三次浪潮的新文明，將是一個與“烏托邦”不同的“實托邦”。明顯含有這樣的意思：他的理論是“實托邦”，馬克思的構想是“烏托邦”。在當時的環境中，此章不刪，此書難出，確實無奈。這也是出版史上的一個插曲。
　　雖然做了如此刪節，此書仍只能作為“內部發行”。不過，畢竟是開放年代，雖是“內部”，仍然發行了10萬冊！從1983年6月到年底，僅新華社《經濟參考報》就連發310篇關於世界新技術革命的文章、報道。信息革命、新技術革命等等，與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在當時形成強大的“新方法論熱”，以此來分析科學、技術、歷史、社會、政治問題，分析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難點與方向，甚至有文藝批評家以此“方法”別開生面評論文學作品。
　　然而，這本引起轟動效應的書，又引來的激烈的批判。批判它“用浪潮史觀代替唯物史觀”；用人類社會“三次浪潮”取代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人類發展“五階段”；將技術而不是階級鬥爭看作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第二波”工業化的產物，都要向第三次浪潮過渡，這是典型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趨同論”；信息與知識具有決定性作用強調的是觀念的決定性作用，這是典型的唯心主義……這種批判，成為1983年底“反精神污染”運動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就在這時，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對“新技術革命”仍然非常關心，並表支持。時任國務院總理作了“迎接世界產業革命的挑戰和機遇”的講話，胡耀邦總書記對這個講話又作了指示，認為黨內認真在追求新的現代化科學知識的人，並且把這些新知識同如何改變我國現狀聯繫起來考察的人，一天一天多起來了，這是非常值得慶幸的大好信息。但他又指出，必須嚴重地注意到現在還有更多的領導者，首先是某些做經濟工作的負責幹部，對現代化的新的科學知識，基本上沒有多少興趣。而且有的人以內行自居，對世界上的新鮮事物根本不放在眼裡，某些人甚至把當代人類創造出來的新成果當做異端邪說，是資本主義的糖衣炮彈。所以要大家考慮，經濟戰線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應該向愚昧做鬥爭，還是要向所謂的自由化做鬥爭呢？
　　由於最高領導人的支持，《第三次浪潮》在1984年公開發行，並且作為中央規定的幹部必讀書目。其發行量出現井噴式增長，很快達到數百萬冊。《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黃艾禾在2008年末題為《〈第三次浪潮〉湧進中國》的文章中寫道，1985年《中國青年報》記者楊浪去採訪時任濟南軍區政委的遲浩田，見遲將軍的案頭就放着一部《第三次浪潮》，遲浩田一天的話題都是興致勃勃地談論這本書。由此，可見此書的影響之大。
　　信息革命、知識和觀念革新的重要作用是第《第三次浪潮》中的論述主軸，使科學在思想解放的破冰時期，再次成為打破僵化、突破本本的啟蒙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歷史上看，工業革命這“第二次浪潮”在晚清進入中國時，中國的開始是堅決拒絕、後來是被動接受，一波三折，極不順利。而“第三次浪潮”來臨時，當時最高領導人對世界潮流的深刻認識，衝突阻力，堅決支持新技術革命，使“迎接新技術革命”成為共識，在以信息技術為主要內容的“第三次浪潮”席捲而來時，中國主動迎接，跟上了時代的步伐。三十多年過去，IT、互聯網、物聯網、虛擬經濟……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經濟、生活和社會。其中，托夫勒和他的《第三次浪潮》厥功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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