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確”這樣的規範，並不監察人的內心，而只約束人的外在言論行為，而且通常只適用於公共空間。在私人空間裡，各種頑固、偏見都被允許存在，但在公共空間裡，言論必須受到公共倫理約束，越是重要的公共人物，所需約束越大


　　老高按：兩個星期前，6月7日，我在博客上貼出一篇《我們看到了對人類文明的這一嚴重威脅嗎》，推薦了林達的長文《復活節大爆炸》。她的文中指出伊斯蘭激進主義對於全世界文明（包括對中華文明）越來越強烈、越來越殘酷的威脅；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美國的人來講，這種威脅，絕不可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文中還涉及“政治正確”這一話題，指出：“廉價的‘政治正確’，似乎是站在很高的道德立場上，在為他人宗教辯護，在為穆斯林說話，而事實出來的結果，是阻擋了真相的揭露、阻擋對極端宗教思潮和現實全球危機的討論，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就是千千萬萬個穆斯林。”
　　林達文章出來之後，剛開始似乎反響不太大（在我貼出這篇文章後的唯一一個跟帖，似乎沒看懂林達文章的主旨，而是按照自己固有的思維模式，抨擊“美帝”外交政策）。但6月12日，佛州奧蘭多發生同性戀酒吧血腥槍擊案，一下就使這篇文章不脛而走，標題變成了《廉價的政治正確會遮蔽暴恐真相》，在中文網絡上大火特火。林達所指出的問題，也成為華人議論的焦點話題。
　　昨天晚上，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發表了劉波的文章《“政治正確”惹了誰？》，對林達的觀點提出了強烈的批評。文中一些語氣和措辭，讓我多少覺得刺耳，例如說對方“只是以廉價的方式”，指出了“廉價的、幾乎沒有人會犯的錯誤”，“因其廉價而缺乏意義”；“思維方式是偏執、幼稚、可笑的”云云；但是該文對林達文章針鋒相對地批評，所爭論的話題非常有意義，引起我很多思考。現轉載於下，與更多網友分享。我期望，林達與別的學者，對這一問題繼續探討和爭論，有助於我們更深化認識。


　　“政治正確”惹了誰？

　　劉波（FT中文網公共政策主編），FT中文網

　　正面意義上的“政治正確”是理性、對全社會有利的選擇，也是人類幾千年族群交往經驗的總結。


　　6月12日，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一個同性戀酒吧發生了一起血腥槍擊案，造成49人死亡，53人受傷。兇手不久被確認為美國公民奧馬爾·馬丁，一個穆斯林，其父母為阿富汗移民。兇手是穆斯林並宣稱效忠“伊斯蘭國”（ISIS）這個情節，最初使美國政府將此事定性為“恐怖襲擊”。但後來又有一些情節被披露，如兇手是該酒吧常客，也可能是同性戀，這讓人覺得，他的施暴動機也可能是非宗教性質的仇恨，如恐同。最終，奧巴馬政府做出定性：這既是一場恐怖襲擊，也是一場仇恨犯罪。
　　此案發生在美國選戰時期，引起雙方關注，但側重點不同。民主黨推定總統候選人希拉里把重點放在控槍議題上，共和黨推定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則強調這是恐怖襲擊，要求警惕“極端伊斯蘭”（radical Islam），並重提他的暫時禁止穆斯林入境的動議。然而，由於特朗普的公共溝通方式欠佳、措辭失當等原因，雙方各自表態後，他的民調支持率明顯下滑，落後於希拉里十幾個百分點。
　　這個結果與一些觀察者預言的“槍擊案有利於特朗普”的說法完全相悖。這也說明了一點：過去西方發生涉穆斯林襲擊事件時，人們經常會草率地把行兇者的宗教信仰視為主要動機，但現在美國也有很多理性的民眾能夠分清其中的區別，全面看待問題，不會因某個事件而陷入對穆斯林群體的整體性恐慌。
　　但有意思的是，某種形式的“穆斯林恐慌”正在中國網絡上蔓延，雖然可能還處於初級階段，但已足以令人擔憂。在這樣的背景下，在近年來在中國國內網絡和媒體有關穆斯林的討論中，“政治正確”已經成為常用詞，是否對穆斯林適用“政治正確”變成了一個話題。
　　這種情況雖然在西方網絡上也存在，但嚴肅媒體通常不會過多糾纏於這個詞彙。一個原因是，“政治正確”並非一個嚴謹的政治術語，更不是精確的法律術語，而更像是一種俗語，不同人在使用它時可能指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而嚴肅的公共討論不能以不精確的詞語為基礎。但作為一個外來詞，它在國內吸引了很大興趣，很多人在穆斯林問題上使用該詞時所明示或暗示的意思是：伊斯蘭教可能存在着某種本質上的問題，比如暴力傾向，所以，將其作為一種正常的宗教來對待，只是“政治上”正確，而其實是不正確的，真正正確的做法是對其區別對待，甚至限制一些穆斯林的自由和權利。
　　本來，在現代文明社會，這不應該是一個爭議性的、需要討論的問題，就連提出來也是違反全球文明共識，令人難堪的。自稱要打破“政治正確”的特朗普，只是要對穆斯林移民入境設置限制，就遭到了世界各國（包括美國的盟國）和聯合國的一致批評，不把穆斯林當正常、平等公民對待的主張，更是不可能得到支持。像這樣的言論和觀點，突破了當今人類文明的底線。但考慮到中國目前網絡輿論的特殊情形，我們卻的確有必要把這個問題直接擺出來加以分析，並藉此重新強調一些基本的常識。

　　最近，在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頗有影響力的林達寫的《廉價的政治正確會遮蔽暴恐真相》一文，在中國網絡上廣泛流傳。此文雖然缺乏嚴密論證，很多地方語焉不詳，但給大多數讀者的讀後感是，所謂“穆斯林絕大多數不是極端分子”的說法只是“政治正確”，伊斯蘭教本身帶有“危險的部分”，在穆斯林群體中，不同尋常的大比例的人具有極端、暴力傾向。這很容易讓一些讀者認為，伊斯蘭教不能被作為一種正常的宗教來對待。
　　從文章品質來看，林達此文敘述多於論證，訴諸情感多於理性，對許多原始材料不加質證、審核地全盤照搬，像“沙特的性質相當於ISIS、沙特要消滅所有‘異教徒’”這樣的說法更是明顯違背事實，不可能通過嚴肅媒體編輯的審核。雖然人人都有言論自由，但知識分子在媒體上發表會造成社會影響的言論，一定要具備過硬的相關知識，並採取相當謹慎的態度，但林達此文明顯達不到這個標準。
　　林達文章的基本觀點是，基於“多元文化、宗教自由”理由而拒絕甚至“封殺”對“極端伊斯蘭”的分析和批判，只是一種廉價的“政治正確”，是不對的。然而，林達抨擊的只是一個稻草人。的確，如果只以“多元文化”為理由而拒絕討論、指責任何具體的穆斯林國家、團體、個人的極端、暴力行為，顯然是不合理也不合邏輯的，但是，像這麼做的人是很少的。沒有任何西方國家會限制公民自由討論伊斯蘭教，只是法律和道德要求不得在公共場合發表歧視、仇恨和煽動性言論而已，並沒有什麼力量能夠“封殺”合理的自由討論。而自由的討論最終也使更為合理、更為符合事實和公共利益的觀點脫穎而出，即尊重和正確看待伊斯蘭教的主流觀點，這也正是自由的力量所在。
　　就在林達此文所提到的一個視頻中，我們也可以明顯看到，人們可以在電視、網絡上討論所謂的“極端伊斯蘭”問題，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提出各種疑問。只是在有些時候，有些人認為他們的討論越了界，有可能導致對穆斯林整體的負面描述，因而表示抗議。有的抗議者的態度的確比較激烈，但他們都不掌握國家權力，絕對無法“封殺”言論。所有西方國家政府，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天真地為維護“政治正確”而拒絕批評某些伊斯蘭國家的酷刑，或者塔利班阻礙女童上學的行為。而且，很多穆斯林自己也會抨擊其他穆斯林的仇恨、暴力、極端行為。可以說，林達只是以廉價的方式，指出了一個廉價的、幾乎沒有人會犯的錯誤，也因其廉價而缺乏意義。
　　林達此文描述的的一些伊斯蘭國家存在的仇恨、壓迫、暴力、酷刑、侵犯基本人權的行為，的確是屬實的。但理性和常識告訴我們，類似的行為在其他社會、文化中也存在，而不一定專屬於伊斯蘭社會。同時，應該對這些錯誤負責的是具體的穆斯林國家、團體和個人，除非有相關證據證明，否則這和其他穆斯林國家、團體、個人沒有任何關係，後者不應為此承擔任何現實責任或道德責任。此外還需釐清的是，這些現象是宗教原因導致的，還是有其他政治、經濟、社會原因導致的，什麼是主要因素。這些都需要嚴謹的分析，而不能做出跳躍式的結論。
　　林達在文中引用了學者山姆·哈利斯（全名為Samuel Benjamin Harris）的觀點。哈利斯是一位美國哲學家、神經科學家，而非權威的伊斯蘭研究者，也不是宗教學家、國際關係學家或防務專家。哈利斯也許有權發表他的觀點，但如果將其視為權威甚至唯一的真理，並認為與之不同的觀點就是天真的“政治正確”，那是極其愚蠢的。哈利斯輕率地把穆斯林分為“溫和”和“激進”兩大類，並用文學般的生動語言描述不同類型的“激進”穆斯林的心理活動，仿佛他全知全能地進入了十幾億穆斯林的內心，能洞悉他們的全部想法。顯然，這不是科學的、能令人信服的研究方法，不符合基本的學術規範。
　　哈利斯試圖用一些民意調查數據證明，有反常大比例的穆斯林支持極端暴力行為，並暗示穆斯林有固有的更傾向於暴力的趨向，這個分析帶有極大的缺陷。首先，民意調查受樣本範圍的影響，有很大局限性，不是嚴肅研究的素材，至少不能作為孤證使用，而且一時的民調只能說明一時的情形。其次，林達對這些數據的描述不夠精確、全面，很容易誤導讀者，比如在穆斯林覺得一些極端暴力行為是否可以接受這個問題上，並沒有區分“僅偶爾可以”和“經常可以”這兩種不同情形，而這是非常關鍵、不可遺漏的區分。第三，受訪者對某個具體問題的回答，可能是受多種因素影響，不可全部歸因於他們的宗教信仰。比如，與西方近期發生過戰爭的國家（如伊拉克）的穆斯林（包括其向歐洲的移民）所做的回答，可能與無此情形國家（如印尼）穆斯林的回答迥異，而如果他們的宗教信仰是相同的話，前者的回答就更應該歸因於非宗教因素。
　　哈利斯的觀點絕對不是西方學界的主流看法，甚至很可能完全不會為嚴肅的學者接受。這麼一種既不專業也不嚴謹的分析，林達卻奉為“事實”和“真理”，並認為不這麼看、把伊斯蘭教視為正常宗教的政治家，都只是中了“政治正確”的毒，因“擔憂被視為種族歧視”而“罔顧事實，一心‘正確’”。這種思維方式是偏執、幼稚、可笑的，與把世界上發生的一切都歸於“美國陰謀”的思維沒有多大區別。
　　就美國而言，在伊斯蘭問題上，希拉里、奧巴馬的表態都是，絕大多數穆斯林是和平、寬容的人，ISIS等組織是在綁架伊斯蘭教為其政治目的服務。即使曾在伊斯蘭世界展開大規模戰爭的美國前總統小布什也曾表示，“伊斯蘭是和平的宗教”；即使標榜反對“政治正確”的特朗普，也只是要求奧巴馬說出radical Islam，而沒有公開為這種“絕大多數穆斯林不是極端分子不過是假象”的說法背書。即使歐洲的“極右”（far right）政黨，也只是要求嚴格限制移民流入，而不會公然宣稱穆斯林整體有問題。西方現代國家的政策都是建立在全面掌握和分析信息、理性思考的基礎之上的，希拉里、奧巴馬們這麼說，不是因為他們遵守某種高調的價值觀，更不是因為他們受到了誤導，而是因為這是在全面、嚴謹分析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更符合實情，這樣的表達也更符合公共利益。
　　西方嚴肅社會有這樣的主流觀點，遵守“多元文化、宗教自由”的原則的確是原因之一，但是，西方並不是盲目、機械地應用這一原則，這同樣有着歷史經驗的基礎，是基於與伊斯蘭文明交往的實踐。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有共同的淵源；西方和伊斯蘭世界打了一千多年的交道，雖然有征戰殺伐，但也有交流、融合；二戰後就有大量穆斯林作為勞工移民到歐洲，現在法國等歐洲國家穆斯林所占人口比例已超過中國，美國穆斯林人數也在快速增長。西方社會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並不陌生，而是相當熟悉，至少比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熟悉。西方嚴肅社會在整體上尊重、不歧視伊斯蘭教的觀點，也是基於這種長期的交往所積累的經驗，而所做出的理性抉擇，當然在整體上持有這一觀點，絲毫不會影響對穆斯林群體中的具體犯罪分子、從事暴恐行為者依法進行懲治，這和對待其他群體的態度是一樣的。
　　在此問題上，也有一種流行的疑問是，西方“寬容、多元、自由主義”的觀念，是否可以應用於一些不主張寬容、多元的群體。這的確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但在伊斯蘭問題上並不一定適用，因為伊斯蘭文明本身就有很多寬容、多元的元素，伊斯蘭教也存在和現代西方文明兼容的可能性，而且這個過程正在發生。篇幅所限，此處不展開分析，僅舉一個直觀的例子：新任倫敦市長薩迪克·汗表示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同時是一個奉行歐洲價值觀的人。現在已有一些穆斯林成為歐洲國家的政府高官，西方各國的軍隊裡也都有相當多的穆斯林士兵。在世界範圍內，雖然仍然存在族群仇恨和仇殺，但文明的交融正在推進，在此情況下，如果一向沒有多少種族歧視、宗教仇恨傳統的中國罹患某種“伊斯蘭恐慌症”，那是相當可笑的。
　　我們再來回頭看看“政治正確”的問題。如前所述，“政治正確”不是一個有嚴格定義的概念。在正面意義上，它是指，在談論不同社會群體及其相互關係的問題時，人們應該使用政治上正確、即政治上中立的語言，不能使用歧視、仇恨、煽動性語言。但“政治正確”在很多時候也被用於貶義，即暗示某種觀點只是政治上正確，而事實上是不正確的。這是一個迷宮，我們要從中走出來，只需堅持一個原則：用政治上中立的語言描述不同社會群體的成員，而不能使用歧視、仇恨和煽動性的語言，對某些群體做出籠統、整體性的刻板負面描述。在堅持這個原則時，我們可以用“政治正確”這個詞，也可以不用，而代之以“政治中立”、“反歧視”等說法，以免與“政治正確”的負面含義混淆。
　　有人認為，強調這種正面意義上的“政治正確”是一種左派思維。固然，這可以從“左派”爭取社會公正平等的意義上來理解，但我們也可以從“右派”的古典自由主義角度來理解。如哈耶克等古典自由主義學者所闡釋的，人對於世界的無比複雜性是無知的，所以人需要保持謙遜，不可只基於直覺、印象而做出自負的獨斷。比如有的人可能對中國某個地域的人抱有某種固化看法，但因為我們的理性不可能洞悉所有情況，所以我們不能在媒體等公共空間上放縱這種看法。從這個角度而言，正面意義上的“政治正確”，是自由主義的合理引申，也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應該遵循的原則。
　　也有人認為，正面意義上的“政治正確”，是要強行把普通人變成“聖母”，接受普通人所無法承受的高道德標準。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因為“政治正確”這樣的規範，並不監察人的內心，而只約束人的外在言論、行為，而且通常只適用於公共空間。根據現代社會公域與私域的劃分，在私人空間裡，各種頑固、偏見、不理性的愛與憎都是被允許存在，但在公共空間裡，言論必須受到公共倫理的約束，而且越是重要的公共人物，所需受到的約束更大。一個社會應用這樣的規範，是相當簡單易行、成本極低的，同時又能收到很大的避免族群分裂、增強社會凝聚力的效果，極為有利而基本無害。
　　正面、反歧視意義上的“政治正確”，其實是倡議我們謙遜、客觀地看待這個世界，對於各種社會群體，尤其是弱勢、邊緣群體，因某種原因我們不了解的社會群體，或者人數較少、話語權較弱、聲音得不到傾聽的群體，必須在掌握完備信息的基礎上做判斷、下結論，尤其是在公共空間發言，知識分子、公共人物、政府官員發言的時候，同時公共政策的制定，更是必須以這樣的謙遜與尊重為基礎。這既是一種理性、對所有社會成員有利的選擇，也是人類幾千年不同族群、文化交往經驗的總結。實在看不出來，這樣的“政治正確”妨害了誰，而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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