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记者、学者、政治人物竭力否认一个事实：穆斯林民众接受极端思潮已经达到不可忽略的比例。他们否认的是什么？后果是什么？他们站在了广大穆斯林民众一边吗？他们只是满足了自己的道德感！封杀对这个现实的揭露和讨论，是对国家和世界不负责任，事实上鼓励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其控制下的穆斯林民众的戕害


　　老高按：前几天读到林达长文《复活节大爆炸》，其中提供的数据和事例（以及威胁的紧迫性！）令我深为震惊。但当时的兴奋点，在文革50周年，尤其是我参与编辑的由官方700万字文件披露的广西文革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後来又在“六四”，尤其是陈小雅136万字新书所披露和分析的许多新的信息。以致直到昨夜，才去询问，这篇《复活节大爆炸》是否允许我转载，得到了作者的许可。
　　中国人关注文革和“六四”，都是正常的、应该的，文革和“六四”，都不仅是历史问题，它们都深深地渗透进了我们今天的现实，也都制约着中国的未来，而“中国病毒”，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过，我们不能忽视了伊斯兰激进主义对于全世界文明（包括对中华文明）越来越浓重、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残酷的威胁；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讲，这种威胁，绝不是可以事不关己的事。更何况，他们所持的极端主义思潮，与中国人所持的都异曲同工！
　　多年来，我们在美国都领略了“政治正确”是怎么回事，或许对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普及普世价值，确有历史功效，但是当走火入魔，奉“政治正确”为最高规范，也酿出了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怪事，最近的“变性人如厕”在各州的法律争议，只不过是相对来说危害性不那么大的一件事。危害大的就是林达在文中所列举的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过去谈到“政治正确”的走火入魔，都情不自禁地带上了几分调侃口吻，但是实际上，这一点都不好笑，而是关系我们身家性命的生死大事！
　　不用我多介绍林达——“天下谁人不识君”，她的多本著作早已在中国脍炙人口，那是一个长长的书单：《总统是靠不住的》《历史深处的忧虑》《我也有一个梦想》《带一本书去巴黎》《西班牙旅行笔记》《一条大路通罗马》……（她曾说过，她的著作书名都是七个字，开始是偶然，後来就是着意了），以及无数文章。


　　复活节大爆炸
　　林达，凤凰网

　　2016年3月27日，复活节。
　　巴基斯坦最大最富有的旁遮普省，它的省会城市拉哈尔的一个游乐场，发生大爆炸，至少七十人死亡、三百人受伤，是五天前的3月22日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爆炸死亡总人数（三十四人）的一倍。但是拉哈尔爆炸得到的关注，远远低于布鲁塞尔。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爆炸的3月22日，是举国震惊与悲悼死难者的一天；大爆炸的巴基斯坦，氛围完全不同。拉哈尔爆炸的同一天，首都伊斯兰堡爆发数千人大规模抗议示威。民众抗议他们的“英雄”，穆斯林枪手卡德里，在一个月前被处以绞刑。“英雄卡德里”之所以被判死刑，是因为卡德里在五年前刺杀了旁遮普省的塔希尔省长。
　　这两个事件有着内在关联：如何对待非穆斯林宗教。

　　对拉哈尔爆炸负责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他们的爆炸是针对基督徒：那天是复活节。可是，基督徒在巴基斯坦是少数，所以，在游乐场被炸死的，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妇女儿童；再看卡德里枪击案：他刺杀塔希尔省长的理由，是塔希尔省长反对《巴基斯坦刑法》中的“渎神法”， 他在电视里，公开为一个因“渎神罪”而被判绞刑的女基督徒辩护。塔利班和在首都抗议的数千民众，都一致认为：非穆斯林的基督徒是应该杀掉的。
　　这名女基督徒叫诺林，大家叫她比比，一个三十八岁的贫苦农妇，抚养着丈夫和前妻的三个孩子、自己生的两个，共五个孩子。她就住在距离爆炸的拉哈尔三十英里外的小村庄。基督教在巴基斯坦是宗教中的少数，比比一家是村里唯一的基督徒家庭。
　　2009年6月的一天，比比和一群同是雇工的穆斯林妇女，一起在农场打工，在摄氏四十五度的太阳下采浆果。大家都渴了，叫她去一口井打水，她顺从地去了。打水的时候，她顺手捡起井边一个旧金属杯，舀了水，刚把水杯送到唇边。只听见一声尖利喊叫：“Haraam！”这是伊斯兰律令中“禁止”的意思。那是一个以前和比比家有过纠纷的邻居，她对其他女工们造谣说，这个基督徒用我们的杯子喝了水，还一次次用这杯子再去井里舀水，“就是因为她，现在我们都不能喝这口井的水了！”因为，基督徒是“不洁”的。
　　其他穆斯林女工也跟着一起愤怒指责，就这样，争执起来。她们一起诋毁比比的宗教信仰，情急之中，比比回了一句：“我信仰我的宗教和耶稣基督，他为了给人类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们的先知穆罕默德为救赎人类做了什么呢？”
　　就是这句话，给她引来杀身之祸，还是以法律的名义。
　　先是一群穆斯林村民闻讯冲进比比的家，见人就打，比比的脸被重击，满脸是血，直到最后警察赶来把她从暴民手中抢出来。谁料，灭顶之灾还在后面。接着，是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暴民不必追究，而比比违反了巴基斯坦刑法中的“渎神法”，必须起诉。“渎神法”被控的“违法者”，绝大多数是巴基斯坦处于少数地位的宗教信仰者，例如基督徒。
　　2010年11月，比比被法庭判定有罪，必须绞刑处死，外加一千一百美元的罚款。在1987年到2004年的十七年里，就有超过一千三百人被指控违反“渎神法”，主要是被控亵渎了《可兰经》，其中六十人在审判前就被狂热的穆斯林民众私刑处死。假如比比被执行死刑，她将是第一个被《渎神法》处死的女性。
　　从法庭记录看，庭审时曾要求证人描述当时双方究竟说了什么。证人们都不敢再重复一遍当时的争论，她们说，如果在法庭上重复一下比比的话，害怕自己也会被定为“渎神罪”。就这样，比比稀里糊涂就被判了死刑。
　　比比对记者回忆说，听到审判结果，“我把头埋在手里，独自哭泣。我无法再忍受满目是充满仇恨的人，为杀死一个贫苦女农工而鼓掌庆祝。我不再看着他们，但是还是听到他们的欢呼。他们起立对法官鼓掌，大叫‘杀死她！杀死她！真主是伟大的！’法庭的门被民众冲破，他们高呼‘为先知穆罕默德复仇！真主是伟大的！’……我像一个麻袋包被扔进了车子，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不是一个人。”
　　她进入上诉程序，上诉审理被推迟五次以后，拉哈尔高等法院终于在2014年10月16日裁定：“维持死刑原判”。 国际社会在关注比比死刑案，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巴基斯坦总统曾经要求塔希尔省长为他做个调查，塔希尔省长曾经公开表示，比比有可能获得总统大赦。拉哈尔高等法院立即表示，假如总统大赦，他们将再发一个禁制令，反对大赦。律师把比比的案子又送到了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就在去年，最高法院决定，案子发回高等法院重审。
　　今天，比比还在等候最后的结果。她被单独关在一个七点二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囚室里，已经将近七年。一个当地穆斯林领袖，以相当于一万美元的悬赏，给任何一个能够杀死比比的刺客。根据一项调查，有上千万巴基斯坦人表示，他们愿意亲手杀了比比，有的说，是为了奖金，有的只是因为宗教理由。一名记者认为，巴基斯坦和平民众的声音，完全被极端的声音“盖过了”。
　　宣称对拉哈尔大爆炸负责的，是巴基斯坦塔利班（TTP），他们有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占领区，在那里，苛严的宗教律令成为法律：阻碍女童教育，禁止妇女购物，禁止接种疫苗。电视、音乐更是犯了大忌，刮胡子和修剪胡子违反宗教律令，凡理发师、卖音乐CD的店主和窃贼，均要处死。TTP随时抓男童进入“学校”，除了灌输宗教极端思想，就是把他们训练成自杀炸弹手。在巴基斯坦经年的北部战争中，政府军俘虏了一大批这样的少年，关起来不对，放又不敢放，最后建立一个过渡学校，对他们“思想解毒”，请来老师给孩子们教《可兰经》、告诉孩子们《可兰经》是“提倡和平、反对杀人”。那位男老师，很快就被TTP杀掉了。
　　可以看到这个国家两股力量的拉锯。

　　我们已经看到，反恐战争很难打赢，尤其是正规军打恐怖组织这样大炮轰蚊子的打法。巴基斯坦政府军和TTP的战争就是这样。第一场斯瓦特战争打到后来，中央政府不堪压力，以支持TTP在斯瓦特地区实行伊斯兰律法而不是现代刑法，以交换TTP的停火。最终，TTP认为总统签署的伊斯兰律法，还远达不到严苛的伊斯兰教法（Sharia）标准而拒绝停火。即便是支持《渎神法》的中央政府立法和司法体系，也难以接受对TTP的司法妥协。巴基斯坦扎尔达里总统和恐怖组织塔利班失败的交易，也显示了邻国阿富汗政府对付阿富汗塔利班的困境：打，打不下来；谈判，双方没有可以妥协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像犹太人要和希特勒谈判，肯定不会成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听得最多的外交辞令，就是“希望某某和某某，双方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他们之间的争端。”而在现实中，有些对立是无法通过谈判解决的。而阿富汗塔利班之所以打不下来，和民众的支持度有关。
　　在巴基斯坦两股势力的拉锯中，可以看到伊斯兰极端思潮、极端势力，在大家远没有去关注之前，就在推进。
　　“渎神法”进入巴基斯坦刑法，是在1987年，十四年之后，才发生九·一一事件。2011年1月4日，塔希尔省长只因公开反对“渎神法”，就被穆斯林极端分子卡德里用一把AK-47冲锋枪，开二十七枪杀害。卡德尔并不是一个塔利班军事人员，他只是塔希尔省长的警卫员，只是一个受了极端宗教思想影响的、所谓“孤狼”式恐怖分子。在这样的国家，像塔希尔省长这样的政治家，是较量中非常关键的人物。但是在恐怖战争的时代，对方用极低廉的、一个小混混的代价，就可以除去此方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恐怖组织甚至不需要去培训这样一个“圣战战士”，在宗教极端思潮之下，他们自己就会走火入魔，自己就会自动变成枪手和炸弹，炸掉自己，也在所不惜。塔希尔省长被杀之后，有五百个“拜勒维”教派的神职人员，禁止其教徒参加省长的葬礼，而在巴基斯坦，百分之六十的穆斯林属于“拜勒维”教派。巴基斯坦虽然有反恐法院，虽然卡德里因刺杀、最后被反恐法院判处绞刑。可是，他仍然是大批穆斯林民众心中的“英雄”。
　　所以，就在死难者为布鲁塞尔一倍的拉哈尔大爆炸当天，巴基斯坦首都，是数千民众在抗议他们的“英雄卡德里”被处了死刑。由此看来，卡德里不必担心后继无人。

　　伊斯兰教派中极端一支在扩展，其中的行动派终于打响了恐怖主义战争。恐怖战争只是宗教极端思潮推出的结果。它有着宗教上的千年根基，有着宗教国家的基础。任何所谓权力真空的出现，只是一个占据空间的契机。
　　正如在纳粹德国打出去之前，极端思潮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德国的角角落落。直到二战结束，世界才知道纳粹集中营；直到基地组织、ISIS等恐怖组织冲出来，才知道大刀一个个切下头颅的中世纪行刑公然存在。其实，它以国家法律的名义，一直存在。
　　就在今年1月2日，一个新闻成为世界各大媒体头条，伊斯兰逊尼派瓦哈比教派的沙特阿拉伯，公开处决了四十七名“恐怖分子”。全世界都被两大伊斯兰国家，沙特和伊朗，代表的两大教派激烈对抗所吸引。因为这四十七人，包括了曾经在2011年领导反沙特政府运动的知名什叶派教长，而伊朗是什叶派的国家。有人从政治角度，指出这是假借反恐镇压异己，也被如伊朗这样的什叶派伊斯兰国家认为，这是逊尼派的沙特对异教派的迫害和挑战，愤怒的伊朗民众还在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放了一把火。还有人认为，这个伊斯兰两大国间的激烈争斗，令ISIS渔翁得利，因为沙特还在参与打击ISIS。

　　几乎没有人去特别强调一个细节：这四十七个人是怎样处死的？
　　和ISIS的行刑方式完全一样，四十七颗脑袋，是被阿拉伯大刀，公开地、在砍头广场被砍下来的。最近，一个冒死拍摄的英国纪录片《解密沙特阿拉伯》面世，终于有机会让大家有个重新思考的机会。沙特学校的课本教育每一个孩子：“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被处死，直到一个不剩为止”。不但是鞭刑、砍头，妇女不仅不能开车，也没有基本权利，它就是实践瓦哈比极端思潮的中世纪宗教国家：政教合一、以伊斯兰教律令替代世俗法律，他们“解放世界”的理想，就是杀尽异教徒和异教派。回头一看，这就是ISIS的诉求，ISIS是“伊斯兰国”的意思，他们的诉求、他们要成立的国家，就是那个沙特阿拉伯罢了。它们的区别，只是一个大肆宣扬、一切公之于众；另一个不接受游客、更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秘而不宣。它们之间也在互杀，却并不是一个是“恐”，一个“反恐”，只是因教派不同而互不相容。再说，本·拉登本人来自是沙特最富有家族、他的恐怖组织资金，大部分来自沙特，这早已经不是秘密。今天的局面，正是伊斯兰极端思潮，假借各种机会，成功地“输出了革命”。
　　所以，不仅是巴基斯坦，整个伊斯兰世界在两种势力的拉锯中。留在中世纪野蛮落后中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以及如塔希尔省长这样的现代穆斯林进步力量，在对峙和较量。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溢出的那部分，只是一座巨大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块冰的顶尖。

　　出生在巴基斯坦、在卡拉奇大学完成学业、1989年移居加拿大的记者，拉希尔·拉扎，就是这个伊斯兰进步势力中的一个。她写了一本书：《他们的圣战，不是我的圣战：一个加拿大穆斯林女性的声音》，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反对极端伊斯兰对妇女的压迫，她二十年来致力于警醒世人：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崛起。
　　拉希尔·拉扎非常坦率：“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对任何议题都可以文明讨论，偏偏是最重要‘激进伊斯兰兴起’的议题，却不能触碰。”因为，在当今西方社会某种语境氛围下，这会使人担心自己是不是有“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冒犯了穆斯林、因而“政治不正确”、在道德上有了缺陷。拉希尔·拉扎认为，这样的氛围“使得很多人失去了判断力，甚至因此令无辜者支付生命代价。”她举了最近在美国加州圣伯纳迪诺发生的“孤狼式”恐怖袭击：一个移民进入美国不久的穆斯林女子，她和拉希尔·拉扎一样，来自巴基斯坦。婚后不久，还有个两岁孩子，夫妇就策划了这场打死十四人、打伤十七人的恐怖袭击。一个邻居在事前就发现有问题，只因为怕被指责为“种族歧视”，不敢报警。一个可能阻止一场屠杀的机会，也就错过了。
　　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的拉希尔·拉扎清楚地给讨论划出界限：“我们讨论的不是伊斯兰教，我们讨论的是威胁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教激进派，它怎样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 “当你生病和感染病毒，你要治疗就要确认病症。所以必须说出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它就是暴力、极端、激进伊斯兰主义。”
　　她承认“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可是，既然当今大多恐怖袭击多少牵涉到穆斯林，既然它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安全，就必须有公开、诚实、以事实为基础的讨论。”
　　她的事实基础，是著名的中立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做的一系列穆斯林调查数据：世界上有十六亿穆斯林，是世界上教徒增长最快的宗教。在本世纪，穆斯林的数量会超过基督徒。拉希尔·拉扎说：“当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是激进分子，但是其中有一定比例是激进的。”那么，这个比例是多少？她引入了《醒来》一书的作者，山姆·哈利斯的分析。

　　山姆·哈利斯把激进穆斯林分为同心圆的三层。
　　核心是暴力圣战者，“他们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不顾自己性命地要去杀死叛教者，相信以殉教会升入天堂”，他们是ISIS、基地组织、哈马斯、真主党、孤狼式攻击者等等。拉希尔·拉扎补充说“他们袭击了圣伯纳迪诺、德州、巴黎、伦敦、德里、耶路撒冷、渥太华、内罗毕、马德里、波士顿，当然，还有纽约。这些是恐怖分子。”
　　皮尤研究中心根据世界主要新闻机构的统计数字，仅投身ISIS和基地组织等五个主要恐怖组织的圣战者，就在十七万和四十七万人之间。拉希尔·拉扎指出：关键是，“他们只需要几个人，就可以造成巨大破坏，甚至改变社会运行规则。”九·一一恐怖袭击只有十九个袭击者，造成了近三千人的死亡。而且，他们无孔不入：圣伯纳迪诺恐怖袭击的妻子，最初是作为未婚妻移民进入美国；“巴黎恐怖袭击的主犯是难民身份，他自诩能够自由出入叙利亚和欧洲。”同时根据调查，“愿意为ISIS作战的穆斯林英国公民，是愿意加入英军的两倍。”“根据美国本土安全部的报告，九·一一以后，有一百二十二起本土策划的恐怖袭击，所幸的是，大部分在事先被破获。”
　　山姆·哈利斯分析说，“在这个暴力圣战者的外部一圈，是伊斯兰主义者。他们也相信殉教可以上天堂，也想把自己的宗教强加于人，不过，他们打算在制度内行事。他们不会在公共汽车上把自己炸碎，但是他们想改变政府，利用民主制度来反对民主。”他们和圣战者在理念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方法不一样。拉希尔·拉扎举了加沙的例子，“在2006年，巴勒斯坦人选出了哈马斯政府。哈马斯是一个激进恐怖组织，就是通过民主获得权力。”又如，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的穆西在埃及当选。他当时就宣称，自己自己想推行伊斯兰教法，限制妇女权利。穆斯林兄弟会和世界上许多恐怖组织都有联系。

　　拉希尔·拉扎提到北美的“美伊关系咨议会（CAIR）”，“它曾经或者现在还是北美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CAIR总部在华盛顿，在全美各地设有分支机构，他们自己公开的的宗旨，是通过媒体和政治游说、教育，推动伊斯兰教在美国的社会政治活动。我自己记得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在1997年，CAIR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兰开斯特写信，要求把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镌刻的默罕默德浮雕像凿去。
　　1932年建造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楼，门楣上刻有世界历史上对“建立法律”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它的立意显然是“立场中性”的：不管是谁，也不管建立了怎样的法律。其中有穆罕默德，也有中国的孔子。CAIR提出，伊斯兰教不容许出现默罕默德的“形象”，还有，这个浮雕的穆罕默德手里除了经典还有一把剑，被CAIR认为，这是“强化了穆斯林是不宽容征服者的长期偏见”。所以，要求凿去浮雕。结果，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拒绝。
　　九·一一以后，CAIR庞大的资金来源（2007年为三亿美元）、它和海外伊斯兰组织的关系，一直是一个受关注议题。拉希尔·拉扎指出，CAIR 和前面提到的伊斯兰主义的形式不同，“CAIR以温和派、在美国代表穆斯林争取权益的姿态出现，但是细看之下，许多问题浮现出来。”它被阿联酋列为恐怖组织，它涉嫌为恐怖组织募捐，它以各种方式“令那些敢于讨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人噤声”。

　　拉希尔·拉扎曾经参与一部名为《名誉日记》的纪录片制作，影片介绍了九个妇女在伊斯兰激进势力统治下的恐怖经历，起名《名誉日记》，是因为内容涉及伊斯兰教法对妇女的所谓“名誉处死”。但是这部电影被CAIR扣上“恐伊斯兰”帽子，成功封杀了它在密西根大学的放映。拉希尔·拉扎也被冠上“恐伊分子（Islamophobia）”的帽子。在拉希尔·拉扎看来，CAIR只是因为在北美，所以必须小心掩盖自己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实质上，他们也是在利用民主制度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服务，“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山姆·哈利斯提出的激进穆斯林同心圆的最外一层，拉希尔·拉扎说：这一圈“人数最多，最令人担忧”。他们是穆斯林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显然不像ISIS，他们也不像穆斯林兄弟会要去推翻一个政府，但是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在你我看来，必属激进无疑。他们是谁？他们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激进的极端伊斯兰主义，例如ISIS，他们的一个最基本诉求，是如沙特阿拉伯一样，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法律。2015年12月7日的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显示：

　　在受调查的三十九个伊斯兰国家中，赞成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法律的穆斯林人数，在50-60％之间的，有突尼斯、加纳、塞内加尔、喀麦隆、利比亚；
　　赞同者占60-70％之间的，有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肯尼亚、马里；
　　赞同者占70-80％之间的，有泰国、印度尼西亚、埃及、约旦、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
　　赞同者占80-90％之间的，有马来西亚、巴基斯坦（84％）、孟加拉、巴勒斯坦、摩洛哥、尼日尔、吉布提；
　　赞同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有伊拉克（91％），阿富汗（99％）。也就是在被调查的三十九个国家中，有二十五个国家中的穆斯林对实行Sharia的支持度超过一半。

　　拉希尔·拉扎引用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穆斯林中对“离教者必须处死”的赞同者超过一半的，有马来西亚（62％），阿富汗（79％），巴基斯坦（76％），埃及（86％），约旦（82％）。他们占全体受调查国家穆斯林的27％，也就是说，有两亿三千七百万人。 她引用的数据还有：“39％的受访穆斯林认为‘荣誉处死’是合理的。”所谓“荣誉处死”就是认为“妇女在婚前或者婚外有性行为的，应该处死”， 这样的信仰者，有三亿四千五百万人。
　　在同一个调查中，对居住在西方国家的青年穆斯林（十八岁至二十九岁），问到“是否支持恐怖主义和圣战”，百分之35％的英国青年穆斯林、42％的法国青年穆斯林、26％的美国青年穆斯林，他们回答“用自杀炸弹攻击平民，可以是合理的。”
　　支持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应该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法律的穆斯林，占总数的53％。在他们中间，“支持认为偷盗者应该接受鞭刑或者斩手的，超过52％，这样的信仰者是两亿八千一百万人；支持“伴侣不忠要用石头砸死的”占51％，这样的信仰者是两亿八千九百万人”。
　　拉希尔·拉扎问道，“你不认为这样的信仰是极端的吗？”“这样的研究描绘出了伊斯兰世界的图景，显示了这部分人和现代世界脱节。”她说，“当然不是每一个穆斯林都这样认为，但是，这就是数以亿计的穆斯林的信仰。数字在这里，向我们说出事实。现在到了对当下最重要问题进行诚实讨论的时候，禁止人们讨论激进的伊斯兰信仰，等于是我们抛弃言论自由、宽容社会的核心理念，为了满足‘政治正确’而放弃人权。”
　　最后她说：“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希望你加入我们。”

　　可是，如此重要议题，要讨论却是千难万难。几天前，我的一个朋友，刚刚尝试在朋友中讨论激进伊斯兰势力，就速速在美国被人扣上同一顶帽子：Islamophobia（恐伊主义者）。扣帽子的人完全回避谈论具体事实，只关心是不是“政治正确”。这种“道德压力”令人难以置信，在西方却真实存在。这也深刻影响到美国大选，政治人物的表态，常常罔顾事实而一心“正确”，纷纷要表示自己没有“种族歧视”。所以，希莱利·克林顿曾经多次表态：“穆斯林都是和平、宽容的人，和恐怖主义毫不相干。”奥巴马总统更是一次次表示：“基地组织的根源不是伊斯兰教”，“ISIS和伊斯兰教无关”，“绝大多数穆斯林反对如此诠释伊斯兰教，99.9％的穆斯林和我们有共同追求，和他们站到一起，这对我们很重要。” 在这些调查数据面前，拉希尔·拉扎问道：“真的有99.9％的穆斯林不支持极端伊斯兰主义吗？”
　　伊斯兰极端势力祸害一直存在，只是它积累了力量打出去了，才引起世界注意。在九·一一袭击之前，巴基斯坦的《渎神法》已经存在了十四年。沙特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法（Sharia）作为唯一法律的国家，始终存在。最近《纽约客》乔治·帕克对于突尼斯的长篇调查《输出圣战者》，就提到最近那里大批年轻人在不断消失，投身ISIS。在苏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实行伊斯兰教法（Sharia）的塔利班迅速在1995年掌权，大家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塔利班的主张深受大量阿富汗民众支持。这些事实，和皮尤研究中心对这几个国家的调查数据情况密切吻合。必须看到，调查数据不包括沙特，因为它固若金汤的统治，使得需要接触大量民众的民意调查，根本无从做起。
　　西方的记者、学者、政治人物，在竭力否认一个事实：穆斯林民众接受极端思潮已经达到不可忽略的比例。他们否认的是什么？它的后果是什么？是他们站在了广大穆斯林民众一边吗？他们只是满足了自己的道德感。中世纪的伊斯兰主义还存有相当大的势力、控制了相当大比例的穆斯林民众，否认这个现实，以“支持异民族、多元文化、宗教自由”等种种道德理由，封杀对这个现实的揭露和讨论、无视宗教极端势力是给世界带来最大危险的根源，这是对自己的国家和世界都不负责任，更是事实上鼓励了伊斯兰极端势力对其控制下的穆斯林民众的戕害。
　　作为巴基斯坦裔的逊尼派穆斯林，拉希尔·拉扎，目睹她的祖国不仅在1987年到2004年，有超过一千三百人被控违反了“渎神法”，比比因此被判绞刑；近几年，巴基斯坦两百所女童学校被炸毁；2014年，仅七个恐怖分子，在巴基斯坦白沙瓦一所学校杀死一百四十一人，其中一百三十二名学生；至于生活中日日发生的“荣誉处死”、斩手、对女性生殖器行割术等等，根本无法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拉希尔·拉扎说，“我自己是穆斯林，我不需要别人为我的宗教辩护，我需要有人保护我免受极端分子的伤害。极端穆斯林以死对我相威胁。他们砍人头，焚烧活人，向妇女泼腐蚀液体，以我的真主的名义杀人。”
　　各宗教从中世纪走来，教会、寺庙都是信众的聚合，都有假借神的名义、迫害异端、推行极端思维的历史。天主教教会曾经是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一个，宗教法庭、火刑柱，都是宗教极端势力的恶果。依靠基督教中的勇敢者站出来，说出、批评自己宗教内残酷的极端势力，更靠现代社会的发展，推行政教分离。宗教行为必须受到现代法律的约束，任何人都不容许借宗教名义谋杀、伤残肢体、禁止女童入学等等妨碍个人自由。

　　恐怖袭击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些伊斯兰国家，恐怖袭击早已成常态，在拉哈尔大爆炸的前一天，3月26日，巴格达南部，一个乡村足球场发生自杀炸弹，杀死至少三十人；同一天在也门亚丁，发生汽车炸弹袭击，造成二十二人死亡，人们已经对这样天天发生的新闻麻木，不觉得“是个新闻”了。即使在西方国家发生的恐怖袭击，人们也已经开始麻木。在巴黎《查理周刊》事件和最近一次歌剧院恐怖袭击案发生的时候，几乎大家都出来写分析评论文章，从历史写到今天。但是，在布鲁塞尔大爆炸发生后，评论数量大减。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股市反应。2001年九·一一事件，当天美国股市暴跌5％，五天内暴跌12％；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生当天股市跌2.3％，十天后恢复；在巴黎发生《查理周刊》和音乐厅恐怖袭击时，美国股市持续上涨一个月，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反恐战争是特殊的，恐怖袭击发生在世界各地，但是，对于某一个国家和城市，它受到的袭击是有间隔的。在布鲁塞尔被袭击的当天，媒体上一片惊呼道：“活像是经历了一场战争！”但是，它接下来会有相当长的平静间隔，给大家充分的时间悼念、堆满鲜花和点燃一片蜡烛、乐队回到恐怖袭击的巴黎音乐厅演奏、回过神来，我们对自己说：恐怖分子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表现自己的勇气，就是不改变我们的生活。这种特殊性，使得人们很难把恐怖战争当做真正的战争，只有在局部地区，例如叙利亚，ISIS有了军队和常规战争的形态，大家才把那一个部分，当做：战争。
　　如果你把战争当战争，你会发现，仅仅以“照常生活”的勇气去面对，是远远不够的。九·一一这十九个恐怖分子的袭击，就造成了近三千人死亡，超过二战期间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全部人员和经济损失，这只是小试身手，他们还没有动用化学武器和核脏弹。
　　如果把战争当战争，现在拒绝此类讨论的实质就是：在希特勒上台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拒绝谈论纳粹、法西斯思潮和它们的极端势力对德国人民、奥地利人民、意大利人民的鼓动和影响，是不是应该拒绝讨论这种影响将对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因为：“希特勒、党卫军不能代表德国人民，墨索里尼和他的追随者不能代表意大利人民”，我们不应该“种族歧视”。
　　伊斯兰世界两种势力在拉锯，而且情况复杂。一些伊斯兰国家，因各种原因，原来世俗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一些是随时代进步而逐渐发展，一些则是以专制、甚至极残暴的专制强行遏制宗教、或者遏制宗教极端势力。但是在国家的条件被改变，或者专制压力被撤除后，本土甚至强大的外来宗教极端势力，反而利用权力真空或者新的自由空间，迅速填充、扩张，利比亚、埃及、突尼斯、伊拉克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阿富汗也是在苏联十年专制统治撤离后发生大幅逆转。一些原来相当稳定的政教分离的伊斯兰国家，也开始受到挑战，例如土耳其。而在控制严酷的国家，弱小的进步力量，也在时代推动下不断尝试从内部突破，例如沙特，伊朗和巴林。一些国家是在摇摆状态，相反的外部力量的正面和负面支持，有时会很关键。在这些不同的困难复杂形势下，先要正视、面对和讨论。
　　站出来讨论是困难的，在巴基斯坦，因为站出来谴责极端分子、呼吁女童上学的马拉拉被枪击头部；拉希尔·拉扎说出真相，哪怕身在加拿大，都受到死亡威胁；只是因为反对“渎神法”，塔希尔省长已经被谋杀。看上去，他们指出了伊斯兰教危险的那个部分，指出了他们对相当大比例穆斯林在精神上的洗脑和毒害，事实上，他们是在试图挽救这个宗教，救穆斯林于水火、炸弹之中；而阻挡他们站出来却很容易，即使在言论自由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美国，揭露伊斯兰激进势力残害妇女的《名誉日记》纪录片，照样轻易就被封杀。廉价的“政治正确”，似乎是站在很高的道德立场上，在为他人宗教辩护，在为穆斯林说话，而事实出来的结果，是阻挡了真相的揭露、阻挡对极端宗教思潮和现实全球危机的讨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千千万万个穆斯林。
　　这就是那个真实的、拐了弯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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