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塗抹和醜化的民國初年元勛和領袖人物中，第一個就是袁世凱：一是“竊國”，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二是“賣國”，與日本人簽訂了21條；三是“復辟帝制”。然而，只要我們穿越黨派之見的霧霾，卻是另一種場景，另一種形象

　　老高按：李新宇在《領導者》2016年第1期以“走近袁世凱”為題發表了長文，重點梳理了關於袁世凱評價中的三大問題：是否竊國？是否賣國？以及最後最為人詬病的稱帝。我早就讀到此文，很想推薦，但網上該文的註解盡付闕如，我想弄到註解之後再轉發。但一直沒有弄到，而根據雜誌來打字，工作量也實在太大，就此延宕迄今，註解還是沒有，只好就這樣轉發。
　　文章共三部分，每一部分都很長，都有一萬多字，請讀者留意。有些網友很不習慣讀長文了，對我嘖有煩言。對此我很抱歉，但我也無能為力，有些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評價起來相當複雜，短了難以說清。而我在當《新史記》雜誌總編的時候，就有朋友提醒過我：不要因為某些文章太長、占了過多篇幅，或者其中有你所認為的廢話就去刪節——發全文和發刪節版，意義不同，功效也不同。信哉此言！
　　實在不願讀長文的網友，只好請您打住。下面是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


　　“竊國大盜”還是“共和元勛”：走近袁世凱（一）

　　——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第一任大總統百年忌辰而作

　　李新宇，《領導者》2016年第1期

　　現代中國這一百多年的歷史，就像中國當下的天氣，某些時段，某些區域，肯定要被裹在重重霧霾之中。民國初期那16年，就是這樣的時段；許許多多的政治人物，就是這樣的區域。
　　由於當時一任又一任的領袖們，都與孫中山及其追隨者“暴烈派”矛盾難以調和，又由於後來恰恰是“暴烈派”競選無望而另闢蹊徑，以武力奪取了政權，民國易幟，黨國建立，教科書也要“符合黨義”，那16年中世界公認的合法政府就成了“北洋軍閥政府”，那16年就成了“北洋軍閥政府統治時期”。黨國的史家與他們的革命領袖一樣，並不顧惜辛亥革命的成果，面對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這個新生兒，極盡摧殘和抹黑之能事。於是，那些在民國初期擔任過領導職務的人們，包括終結帝制開創共和的元勛和歷任大總統們，在黨國的教科書和歷史敘述中就都成了反面人物。直至今日，這種情況仍然難以改變。台灣的中國現代史研究卓有成就，但從郭廷以等人開始，到現在的張玉法等人，材料的梳理不算不詳，但黨派偏見卻未能掙脫，因而留下了諸多遺憾。
　　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大陸與台灣對現代中國的敘述有諸多不同，比如對北伐戰爭的敘述，對1927年“四一二”“清黨”或“大屠殺”的敘述，對蔣介石領導抗日戰爭還是毛澤東領導抗日戰爭的敘述，對1949年“解放”或“淪陷”的敘述，對“舊社會”與“新中國”的敘述，說法終難一致。但是，面對民國初期的“北洋軍閥”，卻是異口同聲。之所以如此，原因並不複雜：後來敵對的雙方，當時還是革命同志，共同在蘇俄指導下致力於推翻當時的政府，共同的履歷決定了共同的話語。
　　海峽兩岸教科書和歷史敘述的這種一致性，留下了嚴重的後果。因為在“文革”結束之後的中國大陸，意識形態的整體籠罩被撕破之後，來自台港和海外的聲音成為人們尋求真相的重要參照。試想，當人們帶着對謊言的懷疑去求證於另一種言說，遇到的卻是同樣的謊言，對這求真的步履是一種怎樣的障礙！一些反叛者艱難地突破了第一次謊言，卻在第二層謊言面前止步了。當下中國毛粉眾多，那是紅色年代的遺產；而一些叛逆者成了“孫粉”和“蔣粉”，正是這種狀況的產物。在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口號失去號召力之後，就像有人相信只有孔孟之道能夠救中國一樣，有人則堅信只有三民主義能夠救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帶着來自現實的痛感回顧歷史，導致了持續的“民國熱”，但從出版界顯示的情況即可看到，在許多人那裡，所謂“民國”，卻往往是青天白日之下的黨國，而對被黨國所取代的那個民國，常常所知甚少。先賢曾經告訴我們，秦始皇之所以吃虧，在於秦帝國二世而亡，如果它有幾百年天下，後人記得的，就只是始皇帝的偉大和英明。
　　在被塗抹和醜化的民國元勛和領袖人物中，第一個就是袁世凱。根據流行的教科書，講到袁世凱，總要突出以下三點：一是“竊國”——“竊取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二是“賣國”——“接受日本人的二十一條”；三是“復辟帝制”——千方百計做皇帝。
　　然而，只要我們穿越黨派之見的霧霾，回到歷史現場，事實向我們展示的，卻是另一種場景，另一種形象——

　　我與我的同代人一樣，早已習慣了把袁世凱稱作“竊國大盜”。因為由教科書所造就的那些先入為主的基本知識，人們一般不會懷疑，自然不去審視它。產生疑問，往往是遇到了問題，或者遇到了不同知識的挑戰。我之所以關注這個問題，是因為看到了收藏家手中的兩張圖片。革命成功了，終結帝制，創建共和，這自然值得慶祝，開國元勛也要被廣泛宣傳。1912年的中國，為了慶祝帝制的終結和民國的誕生，有各種形式的慶祝活動。一些宣傳畫就產生於慶祝活動中，有的還被印到了某些商品的包裝袋或包裝盒上。
　　兩張畫片都是套色彩印，一張標題是《共和三傑》，三個人物頭像呈A字形排列，中間高的是袁世凱，兩邊是孫中山和黎元洪，略矮一些。另一張標題是《中華民國共和四傑》，四個人物頭像呈菱形排列，中間上面是孫中山，下面是黃興，左邊是袁世凱，右邊是黎元洪。
　　顯然，這兩張圖片透露着不同的派別傾向：一張以孫中山為中心，大概是孫氏的追隨者所印；一張以袁世凱為中心，可能是袁氏的擁戴者所為。
　　初次看到時，我多少有點吃驚。因為它與教科書所給予我的知識相差太遠。但更讓我開眼界的是，無論“四傑”還是“三傑”，竟然都有袁世凱！如果說以袁世凱為中心的那一張“三傑”是當時的袁派所印，那算不了什麼，自己人吹捧自己的領袖，是不算數的；可是，以孫中山為中心的“四傑”，應該是親孫的革命黨人所印，竟然也沒有忘記袁世凱。這就足以說明，袁世凱作為共和元勛，是當時的人們所公認的。
　　於是，一個問題出現了：我們一直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但民國初年的人們卻把他看作“共和元勛”，他到底是“竊國大盜”還是“共和元勛”？這就不得不回到歷史現場進行考察。

　　1、受命於危難之時
　　革命爆發，大清帝國處於嚴重危急之中，哪個能臣良將能夠為朝廷解危？朝野上下加上外國人，同時想到了袁世凱。
　　當然，攝政王載灃並不情願，但奕劻、徐世昌、那桐等大臣竭力保舉，他也只好同意，於是於10月14日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令其擔負平亂的使命。
　　上諭一出，許多人都鬆了一口氣，似乎變亂立即可以平息。外國人也普遍認為：“袁世凱是一具強有力的人物……在這個國家碰到空前困難的時期，如果還有人能夠出來挽回局勢，我們相信，也只有袁世凱了。”[1]
　　袁世凱真有這個能力嗎？真的能扶大清國於既倒嗎？清國朝野看得不錯，外國人看得也不錯，他的確有這個能力。
　　袁世凱不是一般人物。此時的他雖然已經歸隱三年，卻仍然是朝野皆知、家喻戶曉。
　　當年李鴻章去世之際，也是大清國的一個危亡之秋，李鴻章是忠臣，臨終之際，要為朝廷選一擎天柱。環顧宇內，他選擇了袁世凱。於是，袁世凱成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接替了李鴻章當年的位置。正是在這個位置上，袁世凱苦心經營，擴充實力，編練新軍，掌握了帝國的命脈。
　　可是，清廷對漢人的使用一直處在一種心理矛盾之中。自己的子弟是那麼不中用，所以不能不用漢人，但對漢人卻是從來不曾放心。慈禧太后看到了袁世凱的能力，也看到了他的忠心，但他能力越大，太后的心中就越是不安。她希望袁世凱是又一個曾國藩，可是誰能保證呢？於是，1906年，趁官制改革之機，設立陸軍部，以鐵良為尚書，一統全國軍權。太后知道，鐵良與袁世凱是對頭，可以制約袁世凱。
　　袁世凱深知太后的憂慮之所在，立即上奏，主動把北洋六鎮中的四鎮劃歸陸軍部。接下來，慈禧命袁世凱為軍機大臣兼外交部尚書。這看上去像是提升，實際上卻是讓袁世凱離開他的根據地，成為架空的軍機大臣。朝廷當時還沒有想到問題竟是如此嚴重：北洋軍無論劃歸哪裡，都仍然是袁世凱的隊伍。而且，正因為劃歸陸軍部，才使它進一步膨脹開來，控制了北方大部。
　　慈禧對袁世凱有所警惕，但她懂得，對於這種足以決定國家興亡的能臣，特別需要“優禮”。即使控制他，也要使用溫柔的籠頭。但是，慈禧一咽氣，情況就變了，年輕的攝政王無法容忍袁世凱。
　　按照一般的說法，當年袁世凱背叛了光緒，作為光緒的弟弟，載灃自然要為哥哥報仇。但究其實際，攝政王除掉袁世凱的動機，並不僅僅是兄弟情義，而是袁世凱對皇室權力構成的威脅。袁世凱越是有實力，年輕的執政者就越是睡不踏實。這樣一來，袁世凱的日子就註定不好過了。
　　1908年12月2日，溥儀登基，照例對大臣示“恩澤”，賜慶親王奕劻“親王世襲罔替”，賞袁世凱、張之洞太子太保銜、用紫韁。御史江春霖上摺奏稱袁世凱不配得此優賞。載澤等人乘機進言，建議設法除掉袁世凱。這很對載灃的心思，馬上讓人擬了一道把袁世凱革職治罪的諭旨，然後找慶親王奕劻、張之洞商量。慶親王一聽就搖頭，並且提醒載灃：殺袁世凱以什麼罪名？北洋軍造反怎麼辦？張之洞也提醒載灃，不可輕易誅戮大臣。作為剛剛上任的攝政王，載灃還沒有力量拋開軍機處獨斷專行。不過，袁世凱可以活命，但權力必須剝奪。所以，諭旨修改多次之後，最終是讓袁世凱“回籍養疴”。沒有罪行，也沒有過錯，唯一能找到的理由是“現患足疾，步履艱難”。
　　袁世凱心裡明白，所以什麼話也不說，趕緊逃命，離京回家去了。
　　後來的人們談到袁世凱回家隱居的日子，常常說他伺機而出，因為這樣才更容易把他打扮成一個陰謀家。其實，考察袁世凱當時的情況，能夠全身而退，已經是萬幸，妻妾兒女一大群，得享天倫之樂，他很知足。當然，與朝廷大臣、社會名流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袁世凱未刊書信稿》存了他748封信，收信者包括親王、督撫、州縣官員多人。但信中的內容無不在宣告自己政治生命的終結，而且絕無再起的野心。此時他做的，也是經營實業，修建宅第，書寫《家訓》，教子讀書。與文人墨客往來，吟風賞月，詩酒唱和。這不是附庸風雅，而是真實地享受生活。
　　武昌起義的消息傳至洹上村時，袁世凱正在做壽。消息傳來，他馬上讓人撤去酒宴，趕走戲子。他知道，自己清閒的日子又結束了。果然，兩天之後後，朝廷電諭到了：起用袁世凱任湖廣總督。
　　手下人興高采烈前來道賀，袁世凱卻一臉木然，頭都不抬。他知道，朝廷已經任命蔭昌負責武昌平叛，他去做湖廣總督，無形中就成了蔭昌的副手。就這樣起用嗎？袁世凱當然不願上任。既然當年朝廷以“足疾”為由將他罷官，現在這“足疾”就不能好得這麼快，袁世凱上折稱：臣舊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牽及左臂，時作劇痛……他沒有徹底拒絕，但“足疾”未愈，手臂又有了毛病，一時無法上任。
　　這時蔭昌已經赴任，開始品味帶兵之難。有人說過，“中國之軍人，只知有主將，而不知有國，何君之與有！”[2]說北洋軍只知有袁世凱而不知皇帝，這話未免過分，但北洋將領願意為袁世凱效命，而不願聽從別人指揮，卻是事實。前線征剿不利，朝廷自然又想到袁世凱。千方百計要他復出，袁世凱提出了六個條件：
　　1．明年即開國會；2．組織責任內閣；3．寬容參與此次事變諸人；4．解除黨禁；5．須授予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制的全權；6．須予以十分充足的軍費。
　　面對這些條件，朝廷當天就下了一道上諭，對“從亂者”一概既往不咎，此後各地若查獲黨人名冊，一律予以銷毀。然而，對其他條件卻沒有做出反應。袁世凱當然不着急，等着就是了。
　　形勢急轉直下，幾年新政所經營的太平盛世，因武昌的一把火而原形畢現，忠臣良將原來不多，人心所向也是假的，帝國早已分崩離析。雖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這隻駱駝已經腐敗透頂，骨架也已朽壞，平日裡民眾和大臣迫於淫威而三緘其口，讓它披了虎皮立在那裡，奴才們不去碰它，它就自以為仍然強大。誰也沒想到的是，武昌的士兵輕輕一碰，它就一節節斷裂倒塌，大清帝國竟然那麼快！
　　袁世凱已是全部希望之所在，不僅清廷官員普遍認為只有他能夠收拾殘局，而且洋人也這樣認為。莫里循在他的私人信件中說，袁世凱“是唯一可望從目前動亂中恢復秩序的一個人”。[3]朱爾典多次拜訪慶親王奕劻，建議清廷起用袁世凱。各國公使也紛紛附和，對朝廷施加影響。他們宣稱，清國的目前情形，非袁世凱不足以穩定局勢。內閣總理大臣奕劻說：“當前這種局面，我是想不出好辦法。袁世凱的識見、氣魄，加上他一手督練的北洋軍隊，如果調度得法，一面剿一面撫，確實有挽回大局的希望。”[4]
　　載灃等人清楚地知道，用袁世凱等於玩火，但眼下的問題是：如果不用袁世凱，大清國馬上就要亡在黎元洪等人手裡。10月27日，朝廷發電諭，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授他指揮軍隊的全權。並且特別說明，陸軍部、軍咨府不能對他“遙制”。緊接着，11月1日，攝政王被迫解散內閣，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負責重組內閣。
　　袁世凱出山了，11月2日就攻下了漢口。然後把前線部署停當，13日進京，三天后即組成了新內閣。
　　10月27日，在寫給《泰晤士報》總編的信中，莫理循轉述了日本駐華武官青木宣純的評論：“如果這場革命或許不是清王朝的結束的話，它肯定是中國長期為之受苦的無道的暴政的結束。袁世凱的權力時時刻刻在增長。他會擁有獨裁權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條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國有信譽，在外國有好名聲，是唯一可望從目前的動亂中恢復秩序的一個人”。11月7日，袁世凱抵達北京就任內閣總理大臣，莫理循在寫給倫敦的信中說：“袁世凱到北京以來表現十分好。他顯示出上乘的政治家品質，並且逐漸成為局勢的主宰者。所有的事情均取決於他。萬一他被暗殺，則將出現混亂。然而他被刺的危險總是存在的”。12月13日，因為停戰，莫理循得以南下漢口採訪。這次南下使莫理循堅信：“一定會出現一個共和國，而袁世凱只要在此期間不被炸死，會成為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

　　2、“養寇”不只為“自重”
　　袁世凱出山之後所做的事，是當時的人們所關心的，也是後來的史家所關心的，但站在不同的立場上，人們的看法大不相同。
　　許多評價都已形成簡練的詞語，“養寇自重”就是其中之一。很顯然，用這個詞語評價袁世凱，是從清廷立場上說的，但如果不計較“寇”的政治派別色彩，所說倒也是基本事實。因為袁世凱在出山之後，並沒有全力平叛滅“寇”，而是選擇了議和之路。
　　仔細想來，“養寇自重”本是中國歷代王朝的將軍們保全自己地位的法寶，因為“兔死狗烹”是中國歷史上一再上演的傳統劇目。試想，如果國家沒有賊寇的威脅，怎麼捨得拿出大把的軍費？這一切，袁世凱當然明白。更為重要的是，他知道這個王朝的腐敗與愚頑，知道朝廷已是扶不起的阿斗，也知道世界大勢的必然走向。歷史經驗和世界文明的走向告訴他，無論為自己還是為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都不能致力於剿滅民軍。袁世凱曾是清末新政的推行者，深知憲政是文明進步和富強的必由之路，又深感在愚頑的專制統治之下改行憲政之難，所以，他不會錯過眼下這個難得的機會。對於自己的地位和處境，他也清楚，知道此時他擁有的資源，民心所向，大多數國人認為大清國“非袁不可”，洋人也認為“非袁不可”，他的出山又證明就連他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非袁不可”。這個國家的確離不開他袁世凱，國人的命運也繫於他袁世凱。那麼，利用這次機會，至少可以推進憲政的實行。這一切，在他出山前向朝廷提出的條件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不願做第二個曾國藩。他相信自己有力量能撲滅革命，卻不想撲滅革命。中國的專制統治者歷來如此，沒有外部的強大壓力，是不會妥協和讓步的，甚至不願丟掉一點點兒特權。只有在外敵或內亂的強大壓力之下，才可能被迫改變點什麼。出山之際，袁世凱並沒有想到自己會與黎元洪等人聯手完成中國歷史上一場劃時代的革命，更沒有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設想，他所設想的，只是結束專制而實行憲政，使國家成為立憲國家。他知道如果沒有革命的壓力，他即使身為內閣總理大臣，說到底也是皇家的奴才，因為不姓愛新覺羅，就沒有資格分享大清帝國的主權。在這樣一種家天下的專制體制之下，要結束那種由王爺貝勒們的操控的統治，是極為困難的，因為凡是重大的改革，不能不有損皇家的利益。而皇家所設想的改革，卻是改革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利益，使他們的統治更加穩固。所以，作為皇權體制中的改革派領袖，作為竭力推行新政的主將，袁世凱當然要珍惜這個機會，珍惜革命給舊體制帶來的壓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袁世凱要感謝黎元洪，因為正是他領導的辛亥革命，為袁世凱提供了一個逼迫朝廷妥協的機會，給實行憲政帶來了曙光。當然，黎元洪和獨立各省的都督們也要感謝袁世凱，因為正是他的出山，為革命帶來了福音，可以不必付出太多的鮮血和生命，就可以獲得成功。辛亥革命之所以那麼容易地獲得成功，就因為是這樣兩位傑出人物相遇，他們不是洪秀全、張獻忠、李自成那樣的領袖，也不是曾國藩那樣的領袖，不是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那種革命狂或鎮壓狂，他們都具有現代理想，具有濃濃的人道精神。所以，仗還是能不打就不打。而這一切，又更地多取決於袁世凱，因為無論兵力還是財力，民軍都是弱勢的一方。革命者有幸，這位大清帝國的欽差大臣和內閣總理大臣，以他特有的謀略，沒有撲滅革命，而是與革命相配合，走出了一條終結帝制、創建共和的特別道路。這條特別道路，是一個奇蹟，也是中國革命歷史上最為光輝的一章。
　　一切都是從議和開始的。袁世凱尚未正式出山之時，已經致力於鋪設與革命軍的議和之路。早在10月19日，袁世凱就把他的舊部劉承恩召到彰德，請他與黎元洪聯繫。因為劉承恩是湖北人，而且在湖北練過兵，與黎元洪算是舊交。秉承袁世凱的旨意，劉承恩捎信向黎元洪傳遞了袁世凱可以與革命軍議和的信息。但是，黎元洪沒有反應。劉承恩又以“鄉愚弟”的名義給黎元洪寫信，黎元洪仍然沒有回覆。11月1日，也就是清廷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的當天，劉承恩又給黎元洪寫信，因為信中帶有勸降色彩，黎元洪很不高興。一個民主共和國的開國都督黎元洪，雖然為人厚道，說話溫和，但畢竟是可以一肩擔起一個國家的傑出軍人，有勇有謀有風度，以區區一個協統對陣大清帝國的三軍統帥，卻不曾被嚇住，不卑不亢，充分顯示了革命領袖的氣派和風度。正因為這樣，袁世凱可以看不起孫中山，可以看不起黃興，卻始終沒有小看黎元洪。當時採訪黎元洪的英國記者埃德溫報道說，黎元洪看了這封信，笑了笑，隨即扔在地上。他對記者說，他個人對袁世凱表達友好的問候，對他出任內閣總理大臣表示祝賀，但要革命軍與他講和，顯然還不是時候，什麼時候呢？要等革命軍挺進北京之時！
　　11月2日，黎元洪給袁世凱寫了一封長長的信，語氣相當強硬，但並未把議和之路封死。他在信中呼籲袁世凱站到革命一邊來，共同改變國家的現狀，共謀中華歷史的偉業：“公果能來歸乎？與吾儕共扶大義，將見四萬兆之人，皆皈心於公，將來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5]
　　與一些革命領袖的唯我獨尊不同，黎元洪是理性的，知彼知己。他與袁世凱，作為敵對的雙方可以對壘，但如果袁世凱能站到革命一邊來，他就會拱手讓出領袖的位置。這是革命陣營中首次透露可以請袁世凱做未來大總統的信息。
　　就在這一天，清軍攻下了漢口。對袁世凱來說，此舉是必需的，因為它既可以作為對清廷任命他做內閣總理大臣的回報，證明他的力量；又可以滅一滅黎元洪的氣焰。然而，攻下漢口之後，沒有乘勝攻取武昌，而是適可而止了。馮國璋立功心切，不願如此坐失戰機，袁世凱為此把電話打到前線，下死令不准繼續進攻。史家大多承認，如果馮國璋繼續進攻，武昌諸將撐不住，黃興更撐不住，辛亥革命的第一塊革命根據地不存在了，全國的局勢將是另一種態勢。所以，革命之所以沒有被撲滅，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袁世凱手下留情。
　　也許與屢屢戰敗實在撐不住有關，對於議和，時任民軍總司令的黃興似乎比黎元洪更主動，對袁世凱的態度也更謙和。11月9日，黃致函袁世凱，信中說道：“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義斷無先後之別。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蒼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載一時，祈毋坐失！”[6]
　　袁世凱接到黎元洪的信，又接到黃興的信，即派劉承恩等以他私人代表的名義，過江議和。黎元洪熱情迎接，以禮相待，與劉承恩進行了會談，表明了軍政府的基本立場和態度。於是，議和之路鋪平，明智的領袖們圖大業而不爭權，要和平而不要戰爭，於是議和之路鋪平，這正是辛亥革命一開始就顯示的光輝之處。這當然也是列強們所願意促成的。
　　從宗社黨和一部分遺老的立場上看，袁世凱或許算不上忠臣，因為他們盼望袁世凱出山，本指望他能把革命撲滅，永保大清江山萬萬年，袁世凱卻與叛軍勾勾搭搭，狼狽為奸，養寇自重，出賣朝廷，導致愛新覺羅家族失掉了江山。所以，一些滿清遺老對袁世凱恨之入骨。但是，從革命的立場上看，從中華歷史發展進步的角度看，從中華民國的立場上看，他的貢獻極大，而且是開創了一條因獨具特色而光照千秋的政治轉型之路。無論嗜血的暴力狂們怎樣批評它的軟弱和妥協，都無法抹殺它的光輝。

　　3、終結帝制的使命
　　身為大清帝國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卻承擔起了終結帝制的使命。
　　設法讓清帝退位，把帝國變為民國，把皇權專制變為民主共和，說到底，就是設法讓人家把國家交出來，把祖輩打下的江山交出來。這是容易的事嗎？試翻古今中外的歷史，幾人有過如此創舉？！
　　有句話叫“與虎謀皮”，這不僅是與虎謀皮，而且是與虎謀骨謀肉謀心肝，對於專制帝國來說，是要它的命。所以，要完成這個任務，的確莽撞不得，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時間。因為稍有不慎，就不僅前功盡棄，而且連腦袋也要搬家。
　　然而，對於革命陣營來說，自然是越快越好，而袁世凱的速度卻有點慢。加之革命黨人中的一部分對袁世凱缺乏信任，尤其是同盟會的某些成員，只是關心由誰來摘桃子的問題，儘管無力扭轉革命已經形成的局勢，無力改寫未能領導辛亥革命的事實，卻一直在打自己的算盤，所以，就有了在南京提前組建臨時政府的事。
　　這件事之所以發生，原因是複雜的。就革命的參與者而言，首先是上海集團與武昌集團的不同算計，加之黃興與武昌諸將的矛盾，尤其是大元帥選舉給黃興、宋教仁等帶來的不快。而孫中山之所以能夠當選，除了他從國外帶回軍艦、槍支和大量軍費這些有意製造的輿論影響之外，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獨立各省對袁世凱的行動速度不滿。就各省代表會議而言，他們自認並沒有違背在武漢已經做出的決議：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要虛位以待袁世凱。孫中山從海外歸來，同盟會的幾個人一鼓譟，他們就順水推舟另選了一個臨時大總統，並不只是因為他們相信孫中山帶回了七艘軍艦、幾萬條槍和大把的鈔票，如果那樣，這些代表們就成了言而無信的勢利小人。事實上，大多數代表並非因為幾艘軍艦和多少軍費就拋棄袁世凱；更不是因為孫中山一到上海就“七拉八扯宴議員”。同盟會元老譚人鳳回憶說，最初各省代表會議討論臨時大總統人選時，是“主黎者十之六，主黃者十之三，主孫者十之一二”，“迨中山到滬，大開宴會，侈談清廷借款已被破壞，民軍方面如何可望列強投資。而其代為吹拍者，又謂業帶款項苦幹，且有外國兵船許與幫助。各議員聞而信之，遂於十一月八（十）日開選舉會”。[7]
　　孫中山和他的追隨者的確為此做了大量工作，但這並不是孫中山當選的主要原因。眾省代表之所以同意另選一個臨時大總統，並且選了孫中山來充任，事實上是一種激將法，以此督促袁世凱加快終結帝制的速度，並且告訴他：我們並不是非你不可。但他們都很清楚，無論選誰來做這個臨時大總統，都只是臨時的替代品，並不妨礙大總統的人選。從這個意義上說，選誰都有點無所謂。事實上，如果不是這種無所謂的態度，只靠幾個人的活動和軍艦軍費之類原謊言，孫是不一定能夠當選的。看過過南京博物館那枚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章的人，一見之下，大概會像我一樣有點驚訝，因為根據設想，大總統的印章應該是金的還是玉的？無論你怎麼想象，都很難想象它是半截木頭。之所以如此，就因為當時籌辦此事的人根本不重視，這個臨時的替代品，還不知用幾天，只要袁世凱的使命完成，就扔掉了，何必為此破費？到袁世凱就職的時候，印章當然就正規化了。這枚木頭印章，正是當時孫中山處境的絕妙象徵。
　　而且，當時的孫中山很好說話，只要讓他做，不管幾天，不管什麼條件，他都無異議。他建議去掉“臨時”二字，人們告訴他：必需是“臨時”的。他就做臨時的。人們告訴他，當選之後必需給袁世凱發一電報，說明自己只是暫代，他也老老實實發了電報。就連宣誓就職時必需說明清帝退位就把位子讓出來這樣的內容，他也只好接受，寫進了誓詞。因為這一切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如果他拒絕，就與臨時大總統無緣了。對此，有人曾經說得很清楚：“孫中山回國前，同盟會已經同意立憲派的主張，不以武力奪取政權，把推翻清政府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凱身上。只等袁世凱壓迫清帝退位，即推他做臨時總統。孫中山回國後，革命軍各省代表會議雖然選舉他為臨時總統，但這不過是一種‘激將法’，刺激袁世凱早日表明態度，以免夜長夢多。所以在選舉會上又一次做出決定：‘如袁君世凱反正來歸，則臨時總統當選人即當讓位於袁，以符本會議之諾言。’”[8]
　　在如此督促之下，袁世凱加快了步伐，終於不負所望，以和平的方式終結了帝制。誰是帝制終結者？如果寬泛地說，當然應該把孫中山、黃興、章太炎都算上，把鄒容、吳樾、秋瑾、徐錫麟等都算上，把10月10日打響第一槍的武昌士兵都算上，否則，只講哪一個都不公平，但若具體地講，直接終結帝制的，無疑還是袁世凱。
　　所以，新生的共和國沒有忘了他，就是以最簡單的辦法論功行賞，大概也應該是他做大總統，黎元洪做副總統，這是那個時代的公正。
　　在短短的兩個月內，使具有兩千年傳統的帝制和平轉換，避免了玉石俱焚，避免了千百萬人流血犧牲。這樣的奇蹟，如果是在今天，是一定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

　　4、關於“逼宮”
　　為了讓清帝退位，袁世凱的確用了些手段，其中既有對實情的隱瞞，也有對革命黨實力的誇張，既曾通過軍費施壓，又曾利用將領們的通電。正因為這樣，素有袁世凱“逼宮”之說。說這話的人多是清廷遺老，他們帶着對袁世凱“葬送大清江山”的憤恨，竭力渲染其“逼宮”的惡行。對於革命黨人中的暴烈派而言，本來是不反對“逼宮”的，恰恰相反，他們認為逼得還不夠，不應該給清廷什麼優待，如果以武力攻下北京，就沒有這些麻煩，而且政權也不會落到袁世凱手裡。所以，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就有人竭力鼓吹北伐而干擾和破壞和談。但是，到了1928年之後，黨國史家為了歌頌自己的國父和醜化當年的政敵，卻接過這種渲染，通過國家權威和意識形態的力量傳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袁世凱讓皇帝退位，之所以做得不快，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夠狠。就算是逼宮吧，他那逼的方式也很溫和，很柔軟。如果換了別人，快刀斬亂麻，以非常手段處置，事情就簡單得多，中外歷史上都不乏這種宮廷政變的先例。但是，袁世凱不是那樣的人，他也爭權奪利，他也殺人，但他顧惜自己的名聲，不願突破某些底線。比如，恃強凌弱，殘害無辜，都不是他願意干的。他不乏手段，但做事卻不願做得太過。面對強敵，他未必沒有狠手，但面對此時皇宮裡的孤兒寡母，他有種種不忍。面對時代的大變局，一代豪傑也曾心裡很糾結。因為在他那裡，還有做人的基本道德。
　　隆裕雖然貴為太后，一生的命運卻實在可憐。她15歲嫁入深宮，面對的是嚴厲的婆婆和不得志的丈夫。而且那不得志的丈夫愛的是珍妃，自然讓她飽受冷落。婆婆希望她能管住丈夫和皇宮嬪妃，包括那個珍妃，她卻實在不能。她被夾在中間，結果是婆婆不疼、丈夫不愛，只有在寂寞中打發時光。後來婆婆死了，但在婆婆死的前一天丈夫先被毒死，她成了年輕的寡婦。6歲的小皇帝雖然身後還有攝政王，卻同樣無力鎮壓叛亂，也無力對付袁世凱。名義上的大事需要太后“懿旨”，但太后能有多少主意？自從袁世凱就任內閣總理大臣，主意其實主要來自袁世凱。有時候看上去是慶親王提議，而慶親王的主意往往也是來自袁世凱。在這樣的格局之下，袁世凱已是事實上的主宰，做事主要靠自律。
　　袁世凱雖然有時候也很專橫，卻不願做《三國演義》裡威逼獻帝的那個曹操。太后雖然無能，他卻要做出臣子的樣子。他可以苦口婆心地勸說太后，卻不能替太后做主，更不能寫好詔書後硬抓着太后的手腕子去蓋印。那樣的做法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少見，袁世凱卻做不出。他希望皇帝退位，卻只能跪在太后面前，曉以利害，費盡心機讓她明白，最終做出退位的決定。讓人把江山社稷交出來，顯然比把妻子兒女交出來還要難。何況，大清帝國並不只屬於皇帝和太后，而是屬於皇室一大群人，哪個貴胄願意輕易放棄這份家業？所以，隆裕太后很難下定決心。
　　可是，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後，袁世凱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因此，就需要用一點手段。
　　48位將領聯名通電擁護君主立憲，當然是袁世凱操縱的，目的是做給南方看，讓革命黨人知道，袁世凱並不是好惹的。然後，袁世凱進宮面奏這份電報的內容，同時檢討自己上任以來的諸多失誤，提出要引咎辭職。如果在平時，辭職實在算不了什麼，但在此時，卻是凱對太后施加的壓力。如果袁世凱不幹了，讓她依靠誰去？隆裕沒有別的辦法安慰這位老臣，只有從內庫撥出8萬兩黃金，為袁世凱補貼軍費。
　　軍餉的確是大問題，但仍然有人強烈地主戰。這好像早已成為中國傳統，似乎只有主戰才是忠臣，主和就是對朝廷不忠。面對這種情況，袁世凱想了一個辦法，不用他來說話，1月11日，北洋全體將領由直隸總督薑桂題領銜發出通電：請求皇帝令王公大臣捐獻私財，毀家紓難，共濟時艱。
　　太后正為軍費發愁，對此建議當然同意。因為太后知道，王公大臣們幾乎個個家財萬貫，非常時刻，來點“愛國捐”也沒什麼不可以。話又說回來，他們的財產無論怎麼來的，貪污受賄，巧取豪奪，事實上不都是靠着朝廷而獲得的嗎？客觀地說，王公大臣都是愛國的，因為他們與國家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但是，真要讓他們從自己的口袋裡掏錢去打仗，卻不能不覺得肉疼。所以，這仗最好還是不要打了。
　　袁世凱所要的正是這個結果：王公大臣們再也不敢輕言作戰。
　　1月12日，慶親王奕劻提出了皇帝退位和民國政府優待的問題。大臣們面面相覷，一部分少年親貴激烈反對。太后一時拿不定主意。
　　太后對天下情形並不深知，消息都靠大臣們匯報。在這些大臣中，最有見識也最有能力的就是袁世凱，當然就多聽他的話。唐德剛研究這段歷史，認為袁世凱當年對隆裕太后的策略是分幾步走的：“第一步便是以軍費無著為藉口，把這對可憐小寡婦母子的私房錢，一舉花光。其實她母子的私房錢，花不光也。但是這對可憐的寡婦孤兒，哪裡知道呢？等到太后的‘內帑’花光了，寡婦自覺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憐於宰相之時，老袁又可以告訴她，兵凶戰危，勝敗難卜，太后如贊成共和，將來的民國政府會優待皇室，‘優待費’可多至四百萬兩一年，足可安度晚年。這一來太后就徹底動搖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凱的意志為意志了。”“說穿了，袁某是在‘欺君妄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弒君砍頭，究竟還要文明多矣。後來小皇帝溥儀長大了，回憶起這時的情況，他記得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個老頭子，也淚流滿面。這時‘太后’的確在哭；‘老頭子’淚流滿面，就在演戲了。”[9]
　　其實，唐德剛錯了，何以見得“老頭子”淚流滿面就是在演戲？設身處地，將心比心，想一想袁世凱的當時感受，只要他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鋼鐵戰士，此時此刻，就不能不動情。正如他自己所說，袁氏世受皇恩，而自己所受皇恩尤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果只為個人打算，人生一世，還求什麼？雖然曾經被罷官，但那是載灃的事，未必是隆裕主謀。如果皇位上坐的是載灃，袁世凱也許用不着這樣費周折，但事實上不是，此時的皇帝很可愛，隆裕太后好脾氣，他們的手上沒有鮮血。維新派和革命黨之所以能夠接受議和，並優待皇室，也恰恰因為這一點，而不是他們忘了復仇。所以，告別革命而以和平演變的方式實現統治者的新舊交替，是需要條件的，那就是統治者手上沒有鮮血。否則，血債最終還是要用血來還。對袁世凱而言，隆裕太后的眼淚未必不能打動他。史料證明，袁世凱缺少的，恰恰是鐵石心腸。
　　即使袁世凱無心為太后分憂，也無心為皇家打算，心中全是私慾，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內閣總理大臣，要告別這段歷史，奔赴未卜的風雨路，只要是正常的人，也應該有一捧辛酸淚。此時陪太后一哭，可謂正是時候，而且不算不真誠。
　　哭是要哭的，但大事還要辦。
　　1月16日，他以全體國務大臣的名義，上奏隆裕太后，奏摺講了許多，諸如：議和不順，軍餉無着，海軍皆叛，強鄰虎視，遼東告急，人心惶惶……最後說道：“環球各國，不外君主、民主兩端，民主如堯舜禪讓，乃察民心之所歸，迥非歷代亡國可比……且民軍亦不欲以改民主而減皇室之尊榮。……讀法蘭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順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孫，靡有孑遺也。民軍所爭者政體，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廟之震驚，何忍乘輿之出狩，必能俯鑒大勢，以順民心。”[10]
　　袁世凱對太后說：革命軍兵精餉足，遍地都是，而朝廷缺人少餉，這仗怎麼打？將士不乏忠勇之士，打，也許還能撐一陣子，但是，打贏了固然好；如果打不贏，“優待”就得不到了。面對流淚不止的太后，他甚至表達了這樣的意思：“自古無不忘之國，亡國之君，身受殺戮之慘，古今中外歷史，斑斑可考。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其尊號，並可享受歲費，這是古往今來絕無僅有的創舉。我們在談判中大費唇舌，好不容易才爭得這個優待條例，總算盡了做臣子的一片苦心。”[11]
　　面對袁世凱的如此表現，黨國史家往往指責他耍兩面派手段，遺老們也說他是裝模作樣威脅太后。其實，袁世凱對太后說的，實在是掏心窩子的話。中國歷史告訴人們，改朝換代之際，亡國之君大多沒有好下場，皇族子孫沒有幾個能夠活下來。袁世凱為大清爭得這樣的結果，的確是盡了做臣子的苦心。
說到底，對於大清帝國，袁世凱沒有為保衛它而拼盡最後一滴血，沒有表現出與之共存亡的那份忠烈，但是，作為一個註定要埋葬一個舊時代並開創一個新時代的過渡人物，他在歷史的轉換之際，能夠不忘為舊主着想，卻也不算不忠。
　　此時的袁世凱運氣不錯，一些偶然事件幫助了他。太后說服得差不多了，“宗社黨”卻仍然要誓死保衛大清，而且指責袁世凱與革命黨人相勾結，在為革命黨服務。應該說，良弼等人看得不錯，他們的謀略也不錯，如果他們能夠戰勝袁世凱，辛亥革命的成功將會遙遙無期。而且，即使不能戰勝民軍，也可以退回關外以待時機。如果那樣，中國大地上的戰火不知將要燃燒多少年。然而，1月16日和26日，北京發生的兩次暗殺事件幫助了袁世凱：
　　1月16日，也就是袁世凱對隆裕太后痛陳利弊的那一天，袁世凱退朝回家。作為內閣總理，他坐的是一輛金漆朱輪馬車，車前車後有人馬簇擁。在經過丁家街三義茶館門口時，一顆炸彈從茶館樓上扔了下來，但馬車疾駛穿過爆炸的煙塵，可謂有驚無險。可是，剛剛來到祥宜坊酒樓，又一顆炸彈從酒樓里飛出。這回擊中了，衛隊營管帶袁金標等10多人，還有兩匹馬，登時倒斃在血泊中。幸運的是，袁世凱乘坐的馬車卻在硝煙中飛騰而去。
　　這場刺殺是專門針對袁世凱的。他們之所以要刺殺袁世凱，主要是反對議和，反對把大總統的職位留給袁世凱。他們認定，只要殺死袁世凱，就可以斬斷妥協議和之路，革命之後的權力，就不會再落入袁世凱手中。他們周密計劃，分為三組，一組在三義茶館裝作茶客；一組在祥宜酒坊裝作酒徒，還有一組在東安市場附近。有此三關，他們以為袁世凱必死無疑。可惜的是，炸彈偏偏有眼，炸死十多人而恰恰躲開了袁世凱。
　　事實上，刺客幫了袁世凱的大忙。在此之前，朝廷的主戰派罵他是奸臣，在與革命黨聯手顛覆大清國。這次刺殺為他洗清了嫌疑，使太后對他更加信任，慶親王等也可以為他辯護了：你們說袁世凱與革命黨裡應外合，革命黨為什麼還要刺殺他？同時，北京已經遍布革命黨刺客的謠言也得到了證實，主戰派也不再說那是袁世凱編出來嚇唬人的把戲。
　　隆裕太后身為女人，雖然沒有生孩子，卻是一個好母親。她沒有完全被權力和鬥爭所異化，知道亡國的可怕，也知道生命的可貴。這時的她已經顧不得皇位，只求母子平安，生活無虞。漢人非要革命不可，大清已經氣息奄奄，冤有頭，債有主，清算的時候到了。在這種時候，袁愛卿不但能保全她們母子的性命，避免歷朝歷代的血腥交替，而且仍有皇宮可住，生活一切照舊。看看幾千年的歷史，一個個王朝交替，哪一家有這樣的好運氣？所以，此時的隆裕太后，已經不願再過膽戰心驚的日子，不願在皇位上苦撐，一心準備退位了。
　　唯一的障礙就是宗社黨。可是，不過10天，1月26日良弼遇刺了。刺客彭家珍的一顆炸彈，除掉了宗社黨的核心良弼。彭家珍再次幫了袁世凱的忙。他的炸彈嚇破了王公大臣的膽，掃清了清王室最後的主戰派。據當事人梁士詒的年譜記述：“良弼被炸之日，京師風雲至急，入朝行禮後，隆裕皇太后掩出泣云：梁士詒啊！趙秉鈞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們回去好好對袁世凱說，備要保全我們母子二人性命！”[12]
　　在良弼被刺的同一天，47位將領聯名奏請皇帝遜位。
　　到了1月29日的御前會議上，已經沒有了主戰者。接下來討論的，只是爭取更多的優待。
　　終結帝制的任務，就這樣完成了。
　　南京，孫中山提交辭呈，參議院開會，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參議院致袁世凱的電報中稱袁世凱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中國之第一華盛頓”[13]。在全世界選舉總統的歷史上，第一個全票當選的是華盛頓，第二個就是袁世凱。
　　這就是袁世凱“竊國”的全過程。
　　根據常理，有人行竊，就要有人看守，當時的國人竟然是如此拱手送上，而且舉國為之歡呼。竊國之說，實在是對當時全體國民智慧的侮辱。
　　所以，當年指責袁世凱竊國的，不是革命黨人，而是以宗社黨為代表的部分遺老。參與革命的人們不說袁世凱“竊國”，因為無論首義都督黎元洪還是相繼舉義的各省都督，都知道袁氏並沒有從他們手裡竊取什麼，當選臨時大總統和正式大總統，一切都光明正大。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南北議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轉折。議和的結局是清帝退位，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和平談判實現政權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後，孫中山辭職，南京參議院依法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只是兌現政治承諾而已。於孫無所謂讓，於袁無所謂奪。”[14]所以，如果遺老們說袁氏竊國，多少還有點道理。因為袁世凱用種種手段讓清帝退位，並不十分光明正大，站在大清帝國的立場上，未嘗不可以說他“竊國”。但必需明確的是，袁世凱“竊”的是大清帝國，而不是中華民國。所以，站在大清帝國的立場上這樣說是可以的，站在中華民國的立場上這樣說就實屬不可。


　　近期圖文：

　　國粹不容挑釁！一切都要提到政治高度　　
　　歷史話題具有同樣很強的敏感性　　
　　鼓動造反是毛澤東，鎮壓造反也是毛澤東　　
　　運用定量分析，歷史研究翻開了新頁　　
　　捫心自問：我了解的歷史事實完整嗎？　　
　　手機主導閱讀加快國人精神世界萎縮　　
　　顧順章滅門案遇害人發掘經過詳細考證　　
　　偉大理想造成偉大悲劇是大概率事件　　
　　準確預報中共三屆領導層名單的秘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