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涂抹和丑化的民国初年元勋和领袖人物中，第一个就是袁世凯：一是“窃国”，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二是“卖国”，与日本人签订了21条；三是“复辟帝制”。然而，只要我们穿越党派之见的雾霾，却是另一种场景，另一种形象

　　老高按：李新宇在《领导者》2016年第1期以“走近袁世凯”为题发表了长文，重点梳理了关于袁世凯评价中的三大问题：是否窃国？是否卖国？以及最后最为人诟病的称帝。我早就读到此文，很想推荐，但网上该文的注解尽付阙如，我想弄到注解之后再转发。但一直没有弄到，而根据杂志来打字，工作量也实在太大，就此延宕迄今，注解还是没有，只好就这样转发。
　　文章共三部分，每一部分都很长，都有一万多字，请读者留意。有些网友很不习惯读长文了，对我啧有烦言。对此我很抱歉，但我也无能为力，有些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评价起来相当复杂，短了难以说清。而我在当《新史记》杂志总编的时候，就有朋友提醒过我：不要因为某些文章太长、占了过多篇幅，或者其中有你所认为的废话就去删节——发全文和发删节版，意义不同，功效也不同。信哉此言！
　　实在不愿读长文的网友，只好请您打住。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


　　“窃国大盗”还是“共和元勋”：走近袁世凯（一）

　　——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百年忌辰而作

　　李新宇，《领导者》2016年第1期

　　现代中国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就像中国当下的天气，某些时段，某些区域，肯定要被裹在重重雾霾之中。民国初期那16年，就是这样的时段；许许多多的政治人物，就是这样的区域。
　　由于当时一任又一任的领袖们，都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暴烈派”矛盾难以调和，又由于后来恰恰是“暴烈派”竞选无望而另辟蹊径，以武力夺取了政权，民国易帜，党国建立，教科书也要“符合党义”，那16年中世界公认的合法政府就成了“北洋军阀政府”，那16年就成了“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党国的史家与他们的革命领袖一样，并不顾惜辛亥革命的成果，面对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新生儿，极尽摧残和抹黑之能事。于是，那些在民国初期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人们，包括终结帝制开创共和的元勋和历任大总统们，在党国的教科书和历史叙述中就都成了反面人物。直至今日，这种情况仍然难以改变。台湾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卓有成就，但从郭廷以等人开始，到现在的张玉法等人，材料的梳理不算不详，但党派偏见却未能挣脱，因而留下了诸多遗憾。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大陆与台湾对现代中国的叙述有诸多不同，比如对北伐战争的叙述，对1927年“四一二”“清党”或“大屠杀”的叙述，对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还是毛泽东领导抗日战争的叙述，对1949年“解放”或“沦陷”的叙述，对“旧社会”与“新中国”的叙述，说法终难一致。但是，面对民国初期的“北洋军阀”，却是异口同声。之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复杂：后来敌对的双方，当时还是革命同志，共同在苏俄指导下致力于推翻当时的政府，共同的履历决定了共同的话语。
　　海峡两岸教科书和历史叙述的这种一致性，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的整体笼罩被撕破之后，来自台港和海外的声音成为人们寻求真相的重要参照。试想，当人们带着对谎言的怀疑去求证于另一种言说，遇到的却是同样的谎言，对这求真的步履是一种怎样的障碍！一些反叛者艰难地突破了第一次谎言，却在第二层谎言面前止步了。当下中国毛粉众多，那是红色年代的遗产；而一些叛逆者成了“孙粉”和“蒋粉”，正是这种状况的产物。在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口号失去号召力之后，就像有人相信只有孔孟之道能够救中国一样，有人则坚信只有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带着来自现实的痛感回顾历史，导致了持续的“民国热”，但从出版界显示的情况即可看到，在许多人那里，所谓“民国”，却往往是青天白日之下的党国，而对被党国所取代的那个民国，常常所知甚少。先贤曾经告诉我们，秦始皇之所以吃亏，在于秦帝国二世而亡，如果它有几百年天下，后人记得的，就只是始皇帝的伟大和英明。
　　在被涂抹和丑化的民国元勋和领袖人物中，第一个就是袁世凯。根据流行的教科书，讲到袁世凯，总要突出以下三点：一是“窃国”——“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二是“卖国”——“接受日本人的二十一条”；三是“复辟帝制”——千方百计做皇帝。
　　然而，只要我们穿越党派之见的雾霾，回到历史现场，事实向我们展示的，却是另一种场景，另一种形象——

　　我与我的同代人一样，早已习惯了把袁世凯称作“窃国大盗”。因为由教科书所造就的那些先入为主的基本知识，人们一般不会怀疑，自然不去审视它。产生疑问，往往是遇到了问题，或者遇到了不同知识的挑战。我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了收藏家手中的两张图片。革命成功了，终结帝制，创建共和，这自然值得庆祝，开国元勋也要被广泛宣传。1912年的中国，为了庆祝帝制的终结和民国的诞生，有各种形式的庆祝活动。一些宣传画就产生于庆祝活动中，有的还被印到了某些商品的包装袋或包装盒上。
　　两张画片都是套色彩印，一张标题是《共和三杰》，三个人物头像呈A字形排列，中间高的是袁世凯，两边是孙中山和黎元洪，略矮一些。另一张标题是《中华民国共和四杰》，四个人物头像呈菱形排列，中间上面是孙中山，下面是黄兴，左边是袁世凯，右边是黎元洪。
　　显然，这两张图片透露着不同的派别倾向：一张以孙中山为中心，大概是孙氏的追随者所印；一张以袁世凯为中心，可能是袁氏的拥戴者所为。
　　初次看到时，我多少有点吃惊。因为它与教科书所给予我的知识相差太远。但更让我开眼界的是，无论“四杰”还是“三杰”，竟然都有袁世凯！如果说以袁世凯为中心的那一张“三杰”是当时的袁派所印，那算不了什么，自己人吹捧自己的领袖，是不算数的；可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四杰”，应该是亲孙的革命党人所印，竟然也没有忘记袁世凯。这就足以说明，袁世凯作为共和元勋，是当时的人们所公认的。
　　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一直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但民国初年的人们却把他看作“共和元勋”，他到底是“窃国大盗”还是“共和元勋”？这就不得不回到历史现场进行考察。

　　1、受命于危难之时
　　革命爆发，大清帝国处于严重危急之中，哪个能臣良将能够为朝廷解危？朝野上下加上外国人，同时想到了袁世凯。
　　当然，摄政王载沣并不情愿，但奕劻、徐世昌、那桐等大臣竭力保举，他也只好同意，于是于10月14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令其担负平乱的使命。
　　上谕一出，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似乎变乱立即可以平息。外国人也普遍认为：“袁世凯是一具强有力的人物……在这个国家碰到空前困难的时期，如果还有人能够出来挽回局势，我们相信，也只有袁世凯了。”[1]
　　袁世凯真有这个能力吗？真的能扶大清国于既倒吗？清国朝野看得不错，外国人看得也不错，他的确有这个能力。
　　袁世凯不是一般人物。此时的他虽然已经归隐三年，却仍然是朝野皆知、家喻户晓。
　　当年李鸿章去世之际，也是大清国的一个危亡之秋，李鸿章是忠臣，临终之际，要为朝廷选一擎天柱。环顾宇内，他选择了袁世凯。于是，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替了李鸿章当年的位置。正是在这个位置上，袁世凯苦心经营，扩充实力，编练新军，掌握了帝国的命脉。
　　可是，清廷对汉人的使用一直处在一种心理矛盾之中。自己的子弟是那么不中用，所以不能不用汉人，但对汉人却是从来不曾放心。慈禧太后看到了袁世凯的能力，也看到了他的忠心，但他能力越大，太后的心中就越是不安。她希望袁世凯是又一个曾国藩，可是谁能保证呢？于是，1906年，趁官制改革之机，设立陆军部，以铁良为尚书，一统全国军权。太后知道，铁良与袁世凯是对头，可以制约袁世凯。
　　袁世凯深知太后的忧虑之所在，立即上奏，主动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归陆军部。接下来，慈禧命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交部尚书。这看上去像是提升，实际上却是让袁世凯离开他的根据地，成为架空的军机大臣。朝廷当时还没有想到问题竟是如此严重：北洋军无论划归哪里，都仍然是袁世凯的队伍。而且，正因为划归陆军部，才使它进一步膨胀开来，控制了北方大部。
　　慈禧对袁世凯有所警惕，但她懂得，对于这种足以决定国家兴亡的能臣，特别需要“优礼”。即使控制他，也要使用温柔的笼头。但是，慈禧一咽气，情况就变了，年轻的摄政王无法容忍袁世凯。
　　按照一般的说法，当年袁世凯背叛了光绪，作为光绪的弟弟，载沣自然要为哥哥报仇。但究其实际，摄政王除掉袁世凯的动机，并不仅仅是兄弟情义，而是袁世凯对皇室权力构成的威胁。袁世凯越是有实力，年轻的执政者就越是睡不踏实。这样一来，袁世凯的日子就注定不好过了。
　　1908年12月2日，溥仪登基，照例对大臣示“恩泽”，赐庆亲王奕劻“亲王世袭罔替”，赏袁世凯、张之洞太子太保衔、用紫缰。御史江春霖上折奏称袁世凯不配得此优赏。载泽等人乘机进言，建议设法除掉袁世凯。这很对载沣的心思，马上让人拟了一道把袁世凯革职治罪的谕旨，然后找庆亲王奕劻、张之洞商量。庆亲王一听就摇头，并且提醒载沣：杀袁世凯以什么罪名？北洋军造反怎么办？张之洞也提醒载沣，不可轻易诛戮大臣。作为刚刚上任的摄政王，载沣还没有力量抛开军机处独断专行。不过，袁世凯可以活命，但权力必须剥夺。所以，谕旨修改多次之后，最终是让袁世凯“回籍养疴”。没有罪行，也没有过错，唯一能找到的理由是“现患足疾，步履艰难”。
　　袁世凯心里明白，所以什么话也不说，赶紧逃命，离京回家去了。
　　后来的人们谈到袁世凯回家隐居的日子，常常说他伺机而出，因为这样才更容易把他打扮成一个阴谋家。其实，考察袁世凯当时的情况，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万幸，妻妾儿女一大群，得享天伦之乐，他很知足。当然，与朝廷大臣、社会名流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袁世凯未刊书信稿》存了他748封信，收信者包括亲王、督抚、州县官员多人。但信中的内容无不在宣告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而且绝无再起的野心。此时他做的，也是经营实业，修建宅第，书写《家训》，教子读书。与文人墨客往来，吟风赏月，诗酒唱和。这不是附庸风雅，而是真实地享受生活。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洹上村时，袁世凯正在做寿。消息传来，他马上让人撤去酒宴，赶走戏子。他知道，自己清闲的日子又结束了。果然，两天之后后，朝廷电谕到了：起用袁世凯任湖广总督。
　　手下人兴高采烈前来道贺，袁世凯却一脸木然，头都不抬。他知道，朝廷已经任命荫昌负责武昌平叛，他去做湖广总督，无形中就成了荫昌的副手。就这样起用吗？袁世凯当然不愿上任。既然当年朝廷以“足疾”为由将他罢官，现在这“足疾”就不能好得这么快，袁世凯上折称：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他没有彻底拒绝，但“足疾”未愈，手臂又有了毛病，一时无法上任。
　　这时荫昌已经赴任，开始品味带兵之难。有人说过，“中国之军人，只知有主将，而不知有国，何君之与有！”[2]说北洋军只知有袁世凯而不知皇帝，这话未免过分，但北洋将领愿意为袁世凯效命，而不愿听从别人指挥，却是事实。前线征剿不利，朝廷自然又想到袁世凯。千方百计要他复出，袁世凯提出了六个条件：
　　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变诸人；4．解除党禁；5．须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面对这些条件，朝廷当天就下了一道上谕，对“从乱者”一概既往不咎，此后各地若查获党人名册，一律予以销毁。然而，对其他条件却没有做出反应。袁世凯当然不着急，等着就是了。
　　形势急转直下，几年新政所经营的太平盛世，因武昌的一把火而原形毕现，忠臣良将原来不多，人心所向也是假的，帝国早已分崩离析。虽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这只骆驼已经腐败透顶，骨架也已朽坏，平日里民众和大臣迫于淫威而三缄其口，让它披了虎皮立在那里，奴才们不去碰它，它就自以为仍然强大。谁也没想到的是，武昌的士兵轻轻一碰，它就一节节断裂倒塌，大清帝国竟然那么快！
　　袁世凯已是全部希望之所在，不仅清廷官员普遍认为只有他能够收拾残局，而且洋人也这样认为。莫里循在他的私人信件中说，袁世凯“是唯一可望从目前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3]朱尔典多次拜访庆亲王奕劻，建议清廷起用袁世凯。各国公使也纷纷附和，对朝廷施加影响。他们宣称，清国的目前情形，非袁世凯不足以稳定局势。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说：“当前这种局面，我是想不出好办法。袁世凯的识见、气魄，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抚，确实有挽回大局的希望。”[4]
　　载沣等人清楚地知道，用袁世凯等于玩火，但眼下的问题是：如果不用袁世凯，大清国马上就要亡在黎元洪等人手里。10月27日，朝廷发电谕，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他指挥军队的全权。并且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不能对他“遥制”。紧接着，11月1日，摄政王被迫解散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负责重组内阁。
　　袁世凯出山了，11月2日就攻下了汉口。然后把前线部署停当，13日进京，三天后即组成了新内阁。
　　10月27日，在写给《泰晤士报》总编的信中，莫理循转述了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的评论：“如果这场革命或许不是清王朝的结束的话，它肯定是中国长期为之受苦的无道的暴政的结束。袁世凯的权力时时刻刻在增长。他会拥有独裁权力。他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条件。他是皇室的唯一希望，他在中国有信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唯一可望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11月7日，袁世凯抵达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莫理循在写给伦敦的信中说：“袁世凯到北京以来表现十分好。他显示出上乘的政治家品质，并且逐渐成为局势的主宰者。所有的事情均取决于他。万一他被暗杀，则将出现混乱。然而他被刺的危险总是存在的”。12月13日，因为停战，莫理循得以南下汉口采访。这次南下使莫理循坚信：“一定会出现一个共和国，而袁世凯只要在此期间不被炸死，会成为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2、“养寇”不只为“自重”
　　袁世凯出山之后所做的事，是当时的人们所关心的，也是后来的史家所关心的，但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人们的看法大不相同。
　　许多评价都已形成简练的词语，“养寇自重”就是其中之一。很显然，用这个词语评价袁世凯，是从清廷立场上说的，但如果不计较“寇”的政治派别色彩，所说倒也是基本事实。因为袁世凯在出山之后，并没有全力平叛灭“寇”，而是选择了议和之路。
　　仔细想来，“养寇自重”本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将军们保全自己地位的法宝，因为“兔死狗烹”是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的传统剧目。试想，如果国家没有贼寇的威胁，怎么舍得拿出大把的军费？这一切，袁世凯当然明白。更为重要的是，他知道这个王朝的腐败与愚顽，知道朝廷已是扶不起的阿斗，也知道世界大势的必然走向。历史经验和世界文明的走向告诉他，无论为自己还是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都不能致力于剿灭民军。袁世凯曾是清末新政的推行者，深知宪政是文明进步和富强的必由之路，又深感在愚顽的专制统治之下改行宪政之难，所以，他不会错过眼下这个难得的机会。对于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他也清楚，知道此时他拥有的资源，民心所向，大多数国人认为大清国“非袁不可”，洋人也认为“非袁不可”，他的出山又证明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非袁不可”。这个国家的确离不开他袁世凯，国人的命运也系于他袁世凯。那么，利用这次机会，至少可以推进宪政的实行。这一切，在他出山前向朝廷提出的条件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不愿做第二个曾国藩。他相信自己有力量能扑灭革命，却不想扑灭革命。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历来如此，没有外部的强大压力，是不会妥协和让步的，甚至不愿丢掉一点点儿特权。只有在外敌或内乱的强大压力之下，才可能被迫改变点什么。出山之际，袁世凯并没有想到自己会与黎元洪等人联手完成中国历史上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更没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设想，他所设想的，只是结束专制而实行宪政，使国家成为立宪国家。他知道如果没有革命的压力，他即使身为内阁总理大臣，说到底也是皇家的奴才，因为不姓爱新觉罗，就没有资格分享大清帝国的主权。在这样一种家天下的专制体制之下，要结束那种由王爷贝勒们的操控的统治，是极为困难的，因为凡是重大的改革，不能不有损皇家的利益。而皇家所设想的改革，却是改革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利益，使他们的统治更加稳固。所以，作为皇权体制中的改革派领袖，作为竭力推行新政的主将，袁世凯当然要珍惜这个机会，珍惜革命给旧体制带来的压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要感谢黎元洪，因为正是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袁世凯提供了一个逼迫朝廷妥协的机会，给实行宪政带来了曙光。当然，黎元洪和独立各省的都督们也要感谢袁世凯，因为正是他的出山，为革命带来了福音，可以不必付出太多的鲜血和生命，就可以获得成功。辛亥革命之所以那么容易地获得成功，就因为是这样两位杰出人物相遇，他们不是洪秀全、张献忠、李自成那样的领袖，也不是曾国藩那样的领袖，不是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种革命狂或镇压狂，他们都具有现代理想，具有浓浓的人道精神。所以，仗还是能不打就不打。而这一切，又更地多取决于袁世凯，因为无论兵力还是财力，民军都是弱势的一方。革命者有幸，这位大清帝国的钦差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以他特有的谋略，没有扑灭革命，而是与革命相配合，走出了一条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特别道路。这条特别道路，是一个奇迹，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章。
　　一切都是从议和开始的。袁世凯尚未正式出山之时，已经致力于铺设与革命军的议和之路。早在10月19日，袁世凯就把他的旧部刘承恩召到彰德，请他与黎元洪联系。因为刘承恩是湖北人，而且在湖北练过兵，与黎元洪算是旧交。秉承袁世凯的旨意，刘承恩捎信向黎元洪传递了袁世凯可以与革命军议和的信息。但是，黎元洪没有反应。刘承恩又以“乡愚弟”的名义给黎元洪写信，黎元洪仍然没有回复。11月1日，也就是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当天，刘承恩又给黎元洪写信，因为信中带有劝降色彩，黎元洪很不高兴。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开国都督黎元洪，虽然为人厚道，说话温和，但毕竟是可以一肩担起一个国家的杰出军人，有勇有谋有风度，以区区一个协统对阵大清帝国的三军统帅，却不曾被吓住，不卑不亢，充分显示了革命领袖的气派和风度。正因为这样，袁世凯可以看不起孙中山，可以看不起黄兴，却始终没有小看黎元洪。当时采访黎元洪的英国记者埃德温报道说，黎元洪看了这封信，笑了笑，随即扔在地上。他对记者说，他个人对袁世凯表达友好的问候，对他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表示祝贺，但要革命军与他讲和，显然还不是时候，什么时候呢？要等革命军挺进北京之时！
　　11月2日，黎元洪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语气相当强硬，但并未把议和之路封死。他在信中呼吁袁世凯站到革命一边来，共同改变国家的现状，共谋中华历史的伟业：“公果能来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5]
　　与一些革命领袖的唯我独尊不同，黎元洪是理性的，知彼知己。他与袁世凯，作为敌对的双方可以对壘，但如果袁世凯能站到革命一边来，他就会拱手让出领袖的位置。这是革命阵营中首次透露可以请袁世凯做未来大总统的信息。
　　就在这一天，清军攻下了汉口。对袁世凯来说，此举是必需的，因为它既可以作为对清廷任命他做内阁总理大臣的回报，证明他的力量；又可以灭一灭黎元洪的气焰。然而，攻下汉口之后，没有乘胜攻取武昌，而是适可而止了。冯国璋立功心切，不愿如此坐失战机，袁世凯为此把电话打到前线，下死令不准继续进攻。史家大多承认，如果冯国璋继续进攻，武昌诸将撑不住，黄兴更撑不住，辛亥革命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不存在了，全国的局势将是另一种态势。所以，革命之所以没有被扑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袁世凯手下留情。
　　也许与屡屡战败实在撑不住有关，对于议和，时任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似乎比黎元洪更主动，对袁世凯的态度也更谦和。11月9日，黄致函袁世凯，信中说道：“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毋坐失！”[6]
　　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的信，又接到黄兴的信，即派刘承恩等以他私人代表的名义，过江议和。黎元洪热情迎接，以礼相待，与刘承恩进行了会谈，表明了军政府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于是，议和之路铺平，明智的领袖们图大业而不争权，要和平而不要战争，于是议和之路铺平，这正是辛亥革命一开始就显示的光辉之处。这当然也是列强们所愿意促成的。
　　从宗社党和一部分遗老的立场上看，袁世凯或许算不上忠臣，因为他们盼望袁世凯出山，本指望他能把革命扑灭，永保大清江山万万年，袁世凯却与叛军勾勾搭搭，狼狈为奸，养寇自重，出卖朝廷，导致爱新觉罗家族失掉了江山。所以，一些满清遗老对袁世凯恨之入骨。但是，从革命的立场上看，从中华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看，从中华民国的立场上看，他的贡献极大，而且是开创了一条因独具特色而光照千秋的政治转型之路。无论嗜血的暴力狂们怎样批评它的软弱和妥协，都无法抹杀它的光辉。

　　3、终结帝制的使命
　　身为大清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却承担起了终结帝制的使命。
　　设法让清帝退位，把帝国变为民国，把皇权专制变为民主共和，说到底，就是设法让人家把国家交出来，把祖辈打下的江山交出来。这是容易的事吗？试翻古今中外的历史，几人有过如此创举？！
　　有句话叫“与虎谋皮”，这不仅是与虎谋皮，而且是与虎谋骨谋肉谋心肝，对于专制帝国来说，是要它的命。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的确莽撞不得，需要勇气，需要智慧，也需要时间。因为稍有不慎，就不仅前功尽弃，而且连脑袋也要搬家。
　　然而，对于革命阵营来说，自然是越快越好，而袁世凯的速度却有点慢。加之革命党人中的一部分对袁世凯缺乏信任，尤其是同盟会的某些成员，只是关心由谁来摘桃子的问题，尽管无力扭转革命已经形成的局势，无力改写未能领导辛亥革命的事实，却一直在打自己的算盘，所以，就有了在南京提前组建临时政府的事。
　　这件事之所以发生，原因是复杂的。就革命的参与者而言，首先是上海集团与武昌集团的不同算计，加之黄兴与武昌诸将的矛盾，尤其是大元帅选举给黄兴、宋教仁等带来的不快。而孙中山之所以能够当选，除了他从国外带回军舰、枪支和大量军费这些有意制造的舆论影响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独立各省对袁世凯的行动速度不满。就各省代表会议而言，他们自认并没有违背在武汉已经做出的决议：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要虚位以待袁世凯。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同盟会的几个人一鼓噪，他们就顺水推舟另选了一个临时大总统，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孙中山带回了七艘军舰、几万条枪和大把的钞票，如果那样，这些代表们就成了言而无信的势利小人。事实上，大多数代表并非因为几艘军舰和多少军费就抛弃袁世凯；更不是因为孙中山一到上海就“七拉八扯宴议员”。同盟会元老谭人凤回忆说，最初各省代表会议讨论临时大总统人选时，是“主黎者十之六，主黄者十之三，主孙者十之一二”，“迨中山到沪，大开宴会，侈谈清廷借款已被破坏，民军方面如何可望列强投资。而其代为吹拍者，又谓业带款项苦干，且有外国兵船许与帮助。各议员闻而信之，遂于十一月八（十）日开选举会”。[7]
　　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的确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但这并不是孙中山当选的主要原因。众省代表之所以同意另选一个临时大总统，并且选了孙中山来充任，事实上是一种激将法，以此督促袁世凯加快终结帝制的速度，并且告诉他：我们并不是非你不可。但他们都很清楚，无论选谁来做这个临时大总统，都只是临时的替代品，并不妨碍大总统的人选。从这个意义上说，选谁都有点无所谓。事实上，如果不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只靠几个人的活动和军舰军费之类原谎言，孙是不一定能够当选的。看过过南京博物馆那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章的人，一见之下，大概会像我一样有点惊讶，因为根据设想，大总统的印章应该是金的还是玉的？无论你怎么想象，都很难想象它是半截木头。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当时筹办此事的人根本不重视，这个临时的替代品，还不知用几天，只要袁世凯的使命完成，就扔掉了，何必为此破费？到袁世凯就职的时候，印章当然就正规化了。这枚木头印章，正是当时孙中山处境的绝妙象征。
　　而且，当时的孙中山很好说话，只要让他做，不管几天，不管什么条件，他都无异议。他建议去掉“临时”二字，人们告诉他：必需是“临时”的。他就做临时的。人们告诉他，当选之后必需给袁世凯发一电报，说明自己只是暂代，他也老老实实发了电报。就连宣誓就职时必需说明清帝退位就把位子让出来这样的内容，他也只好接受，写进了誓词。因为这一切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他拒绝，就与临时大总统无缘了。对此，有人曾经说得很清楚：“孙中山回国前，同盟会已经同意立宪派的主张，不以武力夺取政权，把推翻清政府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只等袁世凯压迫清帝退位，即推他做临时总统。孙中山回国后，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虽然选举他为临时总统，但这不过是一种‘激将法’，刺激袁世凯早日表明态度，以免夜长梦多。所以在选举会上又一次做出决定：‘如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则临时总统当选人即当让位于袁，以符本会议之诺言。’”[8]
　　在如此督促之下，袁世凯加快了步伐，终于不负所望，以和平的方式终结了帝制。谁是帝制终结者？如果宽泛地说，当然应该把孙中山、黄兴、章太炎都算上，把邹容、吴樾、秋瑾、徐锡麟等都算上，把10月10日打响第一枪的武昌士兵都算上，否则，只讲哪一个都不公平，但若具体地讲，直接终结帝制的，无疑还是袁世凯。
　　所以，新生的共和国没有忘了他，就是以最简单的办法论功行赏，大概也应该是他做大总统，黎元洪做副总统，这是那个时代的公正。
　　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使具有两千年传统的帝制和平转换，避免了玉石俱焚，避免了千百万人流血牺牲。这样的奇迹，如果是在今天，是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4、关于“逼宫”
　　为了让清帝退位，袁世凯的确用了些手段，其中既有对实情的隐瞒，也有对革命党实力的夸张，既曾通过军费施压，又曾利用将领们的通电。正因为这样，素有袁世凯“逼宫”之说。说这话的人多是清廷遗老，他们带着对袁世凯“葬送大清江山”的愤恨，竭力渲染其“逼宫”的恶行。对于革命党人中的暴烈派而言，本来是不反对“逼宫”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逼得还不够，不应该给清廷什么优待，如果以武力攻下北京，就没有这些麻烦，而且政权也不会落到袁世凯手里。所以，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就有人竭力鼓吹北伐而干扰和破坏和谈。但是，到了1928年之后，党国史家为了歌颂自己的国父和丑化当年的政敌，却接过这种渲染，通过国家权威和意识形态的力量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袁世凯让皇帝退位，之所以做得不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够狠。就算是逼宫吧，他那逼的方式也很温和，很柔软。如果换了别人，快刀斩乱麻，以非常手段处置，事情就简单得多，中外历史上都不乏这种宫廷政变的先例。但是，袁世凯不是那样的人，他也争权夺利，他也杀人，但他顾惜自己的名声，不愿突破某些底线。比如，恃强凌弱，残害无辜，都不是他愿意干的。他不乏手段，但做事却不愿做得太过。面对强敌，他未必没有狠手，但面对此时皇宫里的孤儿寡母，他有种种不忍。面对时代的大变局，一代豪杰也曾心里很纠结。因为在他那里，还有做人的基本道德。
　　隆裕虽然贵为太后，一生的命运却实在可怜。她15岁嫁入深宫，面对的是严厉的婆婆和不得志的丈夫。而且那不得志的丈夫爱的是珍妃，自然让她饱受冷落。婆婆希望她能管住丈夫和皇宫嫔妃，包括那个珍妃，她却实在不能。她被夹在中间，结果是婆婆不疼、丈夫不爱，只有在寂寞中打发时光。后来婆婆死了，但在婆婆死的前一天丈夫先被毒死，她成了年轻的寡妇。6岁的小皇帝虽然身后还有摄政王，却同样无力镇压叛乱，也无力对付袁世凯。名义上的大事需要太后“懿旨”，但太后能有多少主意？自从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主意其实主要来自袁世凯。有时候看上去是庆亲王提议，而庆亲王的主意往往也是来自袁世凯。在这样的格局之下，袁世凯已是事实上的主宰，做事主要靠自律。
　　袁世凯虽然有时候也很专横，却不愿做《三国演义》里威逼献帝的那个曹操。太后虽然无能，他却要做出臣子的样子。他可以苦口婆心地劝说太后，却不能替太后做主，更不能写好诏书后硬抓着太后的手腕子去盖印。那样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袁世凯却做不出。他希望皇帝退位，却只能跪在太后面前，晓以利害，费尽心机让她明白，最终做出退位的决定。让人把江山社稷交出来，显然比把妻子儿女交出来还要难。何况，大清帝国并不只属于皇帝和太后，而是属于皇室一大群人，哪个贵胄愿意轻易放弃这份家业？所以，隆裕太后很难下定决心。
　　可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袁世凯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因此，就需要用一点手段。
　　48位将领联名通电拥护君主立宪，当然是袁世凯操纵的，目的是做给南方看，让革命党人知道，袁世凯并不是好惹的。然后，袁世凯进宫面奏这份电报的内容，同时检讨自己上任以来的诸多失误，提出要引咎辞职。如果在平时，辞职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在此时，却是凯对太后施加的压力。如果袁世凯不干了，让她依靠谁去？隆裕没有别的办法安慰这位老臣，只有从内库拨出8万两黄金，为袁世凯补贴军费。
　　军饷的确是大问题，但仍然有人强烈地主战。这好像早已成为中国传统，似乎只有主战才是忠臣，主和就是对朝廷不忠。面对这种情况，袁世凯想了一个办法，不用他来说话，1月11日，北洋全体将领由直隶总督姜桂题领衔发出通电：请求皇帝令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
　　太后正为军费发愁，对此建议当然同意。因为太后知道，王公大臣们几乎个个家财万贯，非常时刻，来点“爱国捐”也没什么不可以。话又说回来，他们的财产无论怎么来的，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事实上不都是靠着朝廷而获得的吗？客观地说，王公大臣都是爱国的，因为他们与国家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但是，真要让他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去打仗，却不能不觉得肉疼。所以，这仗最好还是不要打了。
　　袁世凯所要的正是这个结果：王公大臣们再也不敢轻言作战。
　　1月12日，庆亲王奕劻提出了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的问题。大臣们面面相觑，一部分少年亲贵激烈反对。太后一时拿不定主意。
　　太后对天下情形并不深知，消息都靠大臣们汇报。在这些大臣中，最有见识也最有能力的就是袁世凯，当然就多听他的话。唐德刚研究这段历史，认为袁世凯当年对隆裕太后的策略是分几步走的：“第一步便是以军费无著为借口，把这对可怜小寡妇母子的私房钱，一举花光。其实她母子的私房钱，花不光也。但是这对可怜的寡妇孤儿，哪里知道呢？等到太后的‘内帑’花光了，寡妇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老袁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四百万两一年，足可安度晚年。这一来太后就彻底动摇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凯的意志为意志了。”“说穿了，袁某是在‘欺君妄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弑君砍头，究竟还要文明多矣。后来小皇帝溥仪长大了，回忆起这时的情况，他记得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这时‘太后’的确在哭；‘老头子’泪流满面，就在演戏了。”[9]
　　其实，唐德刚错了，何以见得“老头子”泪流满面就是在演戏？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想一想袁世凯的当时感受，只要他不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钢铁战士，此时此刻，就不能不动情。正如他自己所说，袁氏世受皇恩，而自己所受皇恩尤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只为个人打算，人生一世，还求什么？虽然曾经被罢官，但那是载沣的事，未必是隆裕主谋。如果皇位上坐的是载沣，袁世凯也许用不着这样费周折，但事实上不是，此时的皇帝很可爱，隆裕太后好脾气，他们的手上没有鲜血。维新派和革命党之所以能够接受议和，并优待皇室，也恰恰因为这一点，而不是他们忘了复仇。所以，告别革命而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统治者的新旧交替，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统治者手上没有鲜血。否则，血债最终还是要用血来还。对袁世凯而言，隆裕太后的眼泪未必不能打动他。史料证明，袁世凯缺少的，恰恰是铁石心肠。
　　即使袁世凯无心为太后分忧，也无心为皇家打算，心中全是私欲，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总理大臣，要告别这段历史，奔赴未卜的风雨路，只要是正常的人，也应该有一捧辛酸泪。此时陪太后一哭，可谓正是时候，而且不算不真诚。
　　哭是要哭的，但大事还要办。
　　1月16日，他以全体国务大臣的名义，上奏隆裕太后，奏折讲了许多，诸如：议和不顺，军饷无着，海军皆叛，强邻虎视，辽东告急，人心惶惶……最后说道：“环球各国，不外君主、民主两端，民主如尧舜禅让，乃察民心之所归，迥非历代亡国可比……且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而减皇室之尊荣。……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10]
　　袁世凯对太后说：革命军兵精饷足，遍地都是，而朝廷缺人少饷，这仗怎么打？将士不乏忠勇之士，打，也许还能撑一阵子，但是，打赢了固然好；如果打不赢，“优待”就得不到了。面对流泪不止的太后，他甚至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自古无不忘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之惨，古今中外历史，斑斑可考。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其尊号，并可享受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我们在谈判中大费唇舌，好不容易才争得这个优待条例，总算尽了做臣子的一片苦心。”[11]
　　面对袁世凯的如此表现，党国史家往往指责他耍两面派手段，遗老们也说他是装模作样威胁太后。其实，袁世凯对太后说的，实在是掏心窝子的话。中国历史告诉人们，改朝换代之际，亡国之君大多没有好下场，皇族子孙没有几个能够活下来。袁世凯为大清争得这样的结果，的确是尽了做臣子的苦心。
说到底，对于大清帝国，袁世凯没有为保卫它而拼尽最后一滴血，没有表现出与之共存亡的那份忠烈，但是，作为一个注定要埋葬一个旧时代并开创一个新时代的过渡人物，他在历史的转换之际，能够不忘为旧主着想，却也不算不忠。
　　此时的袁世凯运气不错，一些偶然事件帮助了他。太后说服得差不多了，“宗社党”却仍然要誓死保卫大清，而且指责袁世凯与革命党人相勾结，在为革命党服务。应该说，良弼等人看得不错，他们的谋略也不错，如果他们能够战胜袁世凯，辛亥革命的成功将会遥遥无期。而且，即使不能战胜民军，也可以退回关外以待时机。如果那样，中国大地上的战火不知将要燃烧多少年。然而，1月16日和26日，北京发生的两次暗杀事件帮助了袁世凯：
　　1月16日，也就是袁世凯对隆裕太后痛陈利弊的那一天，袁世凯退朝回家。作为内阁总理，他坐的是一辆金漆朱轮马车，车前车后有人马簇拥。在经过丁家街三义茶馆门口时，一颗炸弹从茶馆楼上扔了下来，但马车疾驶穿过爆炸的烟尘，可谓有惊无险。可是，刚刚来到祥宜坊酒楼，又一颗炸弹从酒楼里飞出。这回击中了，卫队营管带袁金标等10多人，还有两匹马，登时倒毙在血泊中。幸运的是，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却在硝烟中飞腾而去。
　　这场刺杀是专门针对袁世凯的。他们之所以要刺杀袁世凯，主要是反对议和，反对把大总统的职位留给袁世凯。他们认定，只要杀死袁世凯，就可以斩断妥协议和之路，革命之后的权力，就不会再落入袁世凯手中。他们周密计划，分为三组，一组在三义茶馆装作茶客；一组在祥宜酒坊装作酒徒，还有一组在东安市场附近。有此三关，他们以为袁世凯必死无疑。可惜的是，炸弹偏偏有眼，炸死十多人而恰恰躲开了袁世凯。
　　事实上，刺客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在此之前，朝廷的主战派骂他是奸臣，在与革命党联手颠覆大清国。这次刺杀为他洗清了嫌疑，使太后对他更加信任，庆亲王等也可以为他辩护了：你们说袁世凯与革命党里应外合，革命党为什么还要刺杀他？同时，北京已经遍布革命党刺客的谣言也得到了证实，主战派也不再说那是袁世凯编出来吓唬人的把戏。
　　隆裕太后身为女人，虽然没有生孩子，却是一个好母亲。她没有完全被权力和斗争所异化，知道亡国的可怕，也知道生命的可贵。这时的她已经顾不得皇位，只求母子平安，生活无虞。汉人非要革命不可，大清已经气息奄奄，冤有头，债有主，清算的时候到了。在这种时候，袁爱卿不但能保全她们母子的性命，避免历朝历代的血腥交替，而且仍有皇宫可住，生活一切照旧。看看几千年的历史，一个个王朝交替，哪一家有这样的好运气？所以，此时的隆裕太后，已经不愿再过胆战心惊的日子，不愿在皇位上苦撑，一心准备退位了。
　　唯一的障碍就是宗社党。可是，不过10天，1月26日良弼遇刺了。刺客彭家珍的一颗炸弹，除掉了宗社党的核心良弼。彭家珍再次帮了袁世凯的忙。他的炸弹吓破了王公大臣的胆，扫清了清王室最后的主战派。据当事人梁士诒的年谱记述：“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皇太后掩出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备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12]
　　在良弼被刺的同一天，47位将领联名奏请皇帝逊位。
　　到了1月29日的御前会议上，已经没有了主战者。接下来讨论的，只是争取更多的优待。
　　终结帝制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南京，孙中山提交辞呈，参议院开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致袁世凯的电报中称袁世凯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国之第一华盛顿”[13]。在全世界选举总统的历史上，第一个全票当选的是华盛顿，第二个就是袁世凯。
　　这就是袁世凯“窃国”的全过程。
　　根据常理，有人行窃，就要有人看守，当时的国人竟然是如此拱手送上，而且举国为之欢呼。窃国之说，实在是对当时全体国民智慧的侮辱。
　　所以，当年指责袁世凯窃国的，不是革命党人，而是以宗社党为代表的部分遗老。参与革命的人们不说袁世凯“窃国”，因为无论首义都督黎元洪还是相继举义的各省都督，都知道袁氏并没有从他们手里窃取什么，当选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一切都光明正大。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议和的结局是清帝退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政权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14]所以，如果遗老们说袁氏窃国，多少还有点道理。因为袁世凯用种种手段让清帝退位，并不十分光明正大，站在大清帝国的立场上，未尝不可以说他“窃国”。但必需明确的是，袁世凯“窃”的是大清帝国，而不是中华民国。所以，站在大清帝国的立场上这样说是可以的，站在中华民国的立场上这样说就实属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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