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论》作者罗尔斯说：只有让切蛋糕的人最后拿蛋糕，才能保证蛋糕切得最公平。如果蛋糕切得不公平，他一定拿到最小的蛋糕，自己就是受害者。但我们社会制定规则的人却在规则之外，一切灾难均与他们无关，必然导致规则无法公平公正


　　老高按：前天在微信群偶然读到署名为张凯律师的文章《我们不在一辆车上》，温和而又犀利，扎准了穴位，点出了目前中国社会灾祸频发的深层病灶何在。虽然我并非基督徒，而他这篇文章末尾，表示了对人类自己走出困境的绝望，“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无法自己从‘幽暗之地’走到‘流奶与蜜之地’……愿上帝祝福中国”，这一点让我未必认同，但我感到此文说出了我自己的内心感受。
　　从这篇文章开头又得知，他此前还写过一篇文章《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于是在网上搜寻，找到了近四个月前的这一篇。果然如他所说，“一度走红互联网”，转载的地方还真不少，可能我们万维有热血朋友也转载过？
　　这里，我将这位作者四个月前后的两篇文章放在一起推荐，格外有趣，更发人深省。
　　第一篇文章，“我们都在一条船上”，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让人们（包括官家、有司）体认到：我们都属于“命运共同体”，虽然有“不同的梦想”，却还在“同一个世界”。作者以“疫苗事件”为切入点，反复阐明：为了您自己的利益，您也应该关注我们共同乘坐的这条船的安危。您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对那些关注大船命运的人说风凉话，须知厄运也有可能落到您自己头上啊！
　　而“我们不在一辆车上”，相形之下，态度更为冷峻。文章指出了：中国这么多社会灾祸，祸根在于：决定民众命运的人，与民众并“不在一辆车上”，民众遇到的灾祸，与他们无关。
　　如果说第一篇文章，律师作者毕竟还充满希望，还对一再封杀他的文章、不让他通过“年检”（中国律师要“年检”！最该“年检”甚至“月检”的，难道不是那些官员？）导致他不能执业等等等这样一些打击尽量平心静气，调侃说“既然大家都在一艘船上，谁认识局长，帮我和他聊聊。把这么优秀的律师逼成一个靠文章打赏的人，实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短短四个月过去，第二篇文章，字里行间渗透的就是“绝望”二字。
　　是不是就此“绝望”，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是对官员与民众“不在一辆车上”，我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感受。记得2013年马云演说：“这次北京的雾霾，我特别高兴，我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因为特权阶级他们有特权的水，这次没有特级的空气了，他们回到家同样会面临老婆孩子的指责。”但最近我接触了很多国内来的学者、媒体人，他们告诉我，特权阶级也有了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避免吸进雾霾——他们与民众“不在一辆车上”！自己能够不吸雾霾了，他对百姓吸进雾霾，能感同身受，争分夺秒去解决吗？
　　

　　都在一条船上

　　张凯律师，中国数字时代

　　2010年春天，我和十几位律师、记者一起研讨山西毒疫苗事件。
　　我把研讨会记录放在我的博客里，第二天，文章被删，为了表示抗议，我把这个事记录在了博客里。
　　之后，律师和记者分头行动，一系列维权过程我都写在博客里，但文章很快被外星人劫持了。
　　那一年，我见了很多当事人，他们的孩子在打完疫苗之后，有的忽然抽搐，有的死了……。
　　但是，人的生病和死亡可能有很多种原因，他们只能说明在时间上有先后关系，但是谁能说清楚是否存在实质因果关系呢？
　　很多部门就是这么搪塞他们的。
　　疫苗的保存要求在2–8度，当时有证据表明：很多疫苗直接在高温下保存和运输。
　　高温下的疫苗只是无效，还是变质为有毒物质？谁都说不清。
　　当时毒疫苗事件发生在山西，八年后的今天，疫苗受害主要在山东。
　　这一东一西，惹动了人们的愤怒。
　　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天已经八年时间了，这八年，我经历了人生各种起落和变故。
　　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完全无力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
　　然而，我们何尝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

　　还好破洞在那边！（图片来自网络）

　　事实是：船里的每一个人，决定着船的命运。

　　1

　　我的同学今天给我留言，让我写写毒疫苗的文章，因为他的孩子打了报道的问题疫苗，他不知道这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里会发生什么。
　　我还记得他嘲讽我：不懂得赚钱，每天总是关心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闲的蛋疼。
　　我的同学就很会赚钱，平时不问西东，念叨着什么岁月静好。八年前山西毒疫苗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似乎也不需要知道。山东的事终于轮到他了。
　　他也真的急了，一下午给我发来好多这个事件的文章，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说：“不传谣，不信谣”。这正是他曾经发给我的微信。
　　2009年，我帮助毒奶粉受害者。
　　2010年帮助毒疫苗家庭。
　　我的这位同学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倒是把自己搭进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说的是真的，而且他也是俊杰。所以，我不为自己辩护。
　　2009年，我代理毒奶粉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不立案。
　　2010年，毒疫苗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立案。受害人就到卫生部抗议，最后被拘留了，于是行政诉讼，我拿着他们的诉状到法院，依然不立案。我和法官吵起来，最后被轰出去了，这事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法院。
　　行政拘留不算太重的处罚，最多十五天。但据说有人因此被判刑，理由是：寻衅滋事，刑期两年。
　　确实，我什么也没有改变。
　　我常常感觉到：这样的处境，律师是最没用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给当事人带来一些心灵的安慰而已。
　　今天网上才传出消息：过去管奶粉的领导，并没有卸任，现在管疫苗了。
　　网友质问：管不好奶粉的人，能管好疫苗吗？
　　疫苗问题没有解决，管疫苗的人也没有解决，但提问题的人都被解决了。
　　当年披露山西毒疫苗的记者王克勤被报社下岗，总编包月阳被免职。还有当年的那些律师，我都不想多说了。
　　最近读哈耶克，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指出了人类通往奴役的路，他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今天的中国的样子，就是中国人观念塑造的，中国人普遍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中国。
　　换句话说，中国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疫苗。
　　我那位同学的想法，基本是国人的普遍想法。
　　平时我懒得理他，他也懒得理我，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而这次，这位同学或许才意识到，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不仅仅我与这位同学，这次大富豪刘强东与八年前那些衣服都穿不整齐的农民，也站在了同一条船上。
　　平时我的这位同学一门心思赚钱，哪里管什么洪水滔天。但这次他发现了船在漏水，可能自己也会溺水，总应该想想怎么把船修好吧？
　　况且他平时很“爱国”，微信朋友圈几乎没有“负面”信息，最近又在朋友圈里转发“人报”文章，吆喝着要和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说什么：美国亡我之心不死。
　　这位同学最后发信说：“要好好赚钱，让儿子移民”。
　　我回复：“真怂”。

　　2

　　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荣誉。
　　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惩处，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赔偿。
　　如果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NGO组织，可以自由的发挥他们的功效。
　　那今天会怎么样呢？
　　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官员……
　　法官会充满荣誉感，他们会骄傲的说：八年前那个案子是我判的……
　　NGO组织会自豪的把八年前他们的功绩写在自己的宣传册里，对来访的人夸耀自己在疫苗事件中所做的贡献……
　　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
　　如果把我的这些假设翻译成政治或法律词汇，就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主权在民……
　　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的验证过的价值，难道我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另辟新道吗？
　　问题疫苗难道真的只是疫苗问题吗？

　　3

　　爱国青年说：“任何国家都有问题。”
　　是的，他们说的没错，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大不相同。
　　八年前，我们把毒疫苗的帖子删干净了，以为疫苗问题解决了。
　　但问题疫苗只是换了一个省。而且，这或许只是刚刚开始。
　　《南方都市报》刊发的调查报告《疫苗之殇》中披露，中国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惨的国家，每年至少都会有超过1000个孩子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或死或残。
　　美国也曾经有过疫苗危机，大家都争着要往美国这艘船上跳，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船客呢？
　　几年前，美国麻州一家药厂出现违规，导致全国脑炎爆发，76人死亡，该厂负责人被控二级谋杀，药厂倒闭，赔偿2亿美金。
　　1988年，美国通过《国家疫苗伤害补偿程序》。确立了为接种疫苗造成伤害的无过错补偿制度，受害人无需诉讼就可获得初步赔偿。
　　我们得到赔偿的概率有多大呢？
　　这要解释什么是无过错补偿。简单的说：双方举证方式不同。
　　2013年湖南广东四川有4名婴儿注射乙肝疫苗后死亡。家属向医院提出索赔，院方称：尚不能确定死因与疫苗有关。也就是说：家属需要证明孩子的死是疫苗导致的。
　　想想，这样的证明有多难？孩子打了疫苗，孩子也死了，但这可以证明是疫苗导致的吗？不可以。
　　医院会说：孩子中午还吃饭了呢？你怎么知道不是吃饭死的？医生可以拿出一大堆病例说明：吃饭也是可以死人的。
　　你是一个几年才会接种一次疫苗的人，你的诉讼对手是精通疫苗医学的机构。你怎么可能讲过他？
　　你当然可以申请鉴定，但是疫苗有多假，鉴定就可以有多假。
　　美国确定的的无过错补偿责任正好相反，上面的案子为例，按照美国的法律，院方需要证明：孩子的死与疫苗没有关系，如果院方不能证明，就要赔偿。
　　依据上述的美国法律，也是先行赔付。先赔钱，然后再打官司，一般而言，孩子疫苗后，只要不是明显的意外死亡或其他疾病导致死亡，都会推定为疫苗导致。
　　而赔偿的数额呢？
　　在山西毒疫苗事件中，唯一获得法院立案的尚彩玲，打了三年官司，最终和疫苗厂家达成和解协议：厂家补偿十万元，尚彩玲放弃诉讼和上访权利。
　　从1988年至2000年法案实施12年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亿多美元的基金救济。平均每人约500万人民币。
　　从数字来看，我们孩子比美国孩子疫苗致残、致死的数额多出十多倍。而赔偿，我们比美国少十几倍。
　　看了这样的数字，不知道那些整日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会怎么想。

　　4

　　不能再写下去了，再写一下就又变成“别有用心”的人了。但希望这篇文章不要被删，谁家没个孩子，谁能避免被狗咬一口呢？
　　当年为疫苗受害者呼吁的律师，现在多半已经不干这事了。他们在哪里，自行谷歌吧。
　　我回到了北京，北京司法局还没有给我年检，所以不能执业，既然大家都在一艘船上，谁认识局长，帮我和他聊聊。把这么优秀的律师逼成一个靠文章打赏的人，实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8年7月23日


　　我们不在一辆车上

　　张凯律师，时事评论

　　我的文章《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一度走红互联网，于是，重庆公交车的事情发生后，我收到很多人给我留言，督促我快再写一篇：“我们都在一辆车上”。
　　还没等我动笔，题目“我们都在一辆车上”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就出现了好几篇。
　　然而，如果真的认为：“我们都在一辆车上”，就显然是很傻很天真。
　　中国几乎所有的问题，归其原因，恰恰在于：“我们不在一辆车上”。

　　01

　　避免重庆公交车事件发生，实际很容易，不用专业学习，就可以找到很多方案。
　　比如：司机区域增加防护设施；引进更科学的报站系统；甚至公交车内设计的更好看、更舒适，都会减少人们的焦虑。
　　但是，中国几十年的公交车，几乎没有改变。
　　原因很简单：有权决定这些事的人，根本就不坐公交车。
　　我们抱怨：我们用世界上最贵的汽油，但我们什么都改变不了。可以决定油价的人，都坐专车，不会自己掏钱加油。
　　我们抱怨：医药费太贵，但我们也什么都改变不了。决定医药费的人，都是公费医疗，不会自己掏钱治病。
　　管疫苗的，不打国产疫苗。
　　管奶粉的，不喝国产奶粉。
　　……
　　我们不在一辆车上，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02

　　于是，我们制度的改变，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孙志刚（之死），改变了收容遣送制度；
　　结石宝宝，推动了《食品安全法》出台。
　　然而，更多时候，就算是有血的教训，也依然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决定整个社会规则的人，都在规则之外。
　　既然不在一辆车上，谁管在你车里是死是活？
　　司机、乘客、以及那个发飙的中年妇女，看上去是他们彼此厮杀，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受害者。
　　这只是中国底层社会相恨相杀，并最终同归于尽的江湖世界。
　　庙堂之上，根本没有他们的世界与生死。
　　他们的死亡，甚至也无法成为制度革新的祭物。
　　有人批判乘客的冷漠，但是，挤过公交的人都知道，这种冲突太平常了，公车上的彼此辱骂、甚至殴打，怎么能指望其他乘客制止？
　　那样或许只会有更大的冲突。甚至还可能构成寻衅滋事而被抓起来。
　　有人批判发飙的中年妇女。自己坐错了站，却拉一车人陪葬。
　　但是，这种撒泼我们早就习空见惯。只是这次她不幸，车正好在桥上。
　　仔细想想那个撒泼的妇女，甚至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小心谨慎地活着，却总是过不好这一生。
　　吃饭需要防止各种毒，上网需要防止各种骗，孩子从幼儿园就要防止各种欺负，稍有不慎，我们就掉到坑里。
　　最近，几个官员都抑郁自杀，更何况是社会最底层的中年妇女？
　　或许，这只是中年妇女被无数次碾压后的一次情绪失控而已。
　　谁又敢保证，下一个发飙的不是我们自己？
　　有人批评公交司机不专业。
　　但是单手抗暴是美国特种兵的素质。公交车司机平均工资是3000多，一天一百多，这大概连有些阶层的猫粮都不够。
　　司机的工资仅仅可以糊口而已，你指望他有李小龙的真功夫？
　　此事件中，很多人引用伏尔泰的名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但是，如果雪花根本没有力量决定自己下降的方向，没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命运，其实，每一片雪花都是无辜的。
　　中国的实景是：决定公交车里命运的人都不在公交车上。
　　公交车里的人，甚至连牢骚都不可以有，只能默默承受。而一旦出现一点小问题，就可能立刻引爆，然后相恨相杀。
　　中国社会如今已经变成：走路的不顾骑车的；骑车的不管开车的；坐公交的不理开轿车的；开轿车仇恨开跑车的……。
　　大家不在一辆车上，所以可以冷面相对。
　　韩寒十年前写的文章：《来，带你到长安街掉个头》，他的朋友开着奥迪A8，不挂车牌，可以在长安街上掉个头，因为车窗上贴着“京安”“人民大会堂XXX”“政协XXX”等牌子。
　　十年过去了，普通的车有了限行，每周总有一天，连北京城都不能进。
　　但是，那些曾经可以在长安街上掉头的车，依然可以掉头，甚至普通人都看不到他们在掉头。
　　大家不仅不在一辆车上，甚至都不在一条路上。

　　03

　　制定社会规则的人，不在规则之内，必然导致规则无法做到公平公正。
　　《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认为：只有让切蛋糕的人最后去拿蛋糕，才能保证蛋糕切得最公平。
　　原因是：切蛋糕的人在自己的分配规则之内，如果蛋糕切得不公平，自己拿到的一定是最小的蛋糕，自己就是受害者。
　　而我们社会制定规则的人，却在规则之外。一切灾难，均与他们无关。
　　可以决定公车内规则的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坐公车，他怎么可能为公车制定好的规则呢？
　　十几年前，我是一个闯荡京城的屌丝，每天需要在公交上一个多小时上下班，深刻体悟挤公交的劳苦。
　　公交车上，大声呵斥、彼此怒目，甚至皮肤都要粘在一起。
　　带着女朋友挤公交车，我费尽全力为她撑出的一点空间，那一点点的尊严，在停车与启动中，随时被侵占。
　　那种痛苦的经历不仅仅是肉体，而是你感觉自己如同蚂蚁一样，随时被碾压，随时被掏空。
　　在拥挤中，你感受到的是一种生命的绝望。
　　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拉塞尔·柯克认为：如果社会成员处于精神上的失序状态，那么共同体的外在秩序也无法持久。
　　重庆公交车的失序，恰恰就是车里人精神失序的外在表达。
　　绝望，正是精神的高度失序。
　　“绝望”也是最能表达重庆公交车落水事件的关键词。
　　发飙的妇女因为绝望，殴打决定一车人安全的司机。
　　司机因为绝望，拼命地左转，哪怕左边是悬崖。
　　乘客因为绝望，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看似偶然的事件，实际是车里所有的人，用同归于尽来表达绝望，我甚至认为：这是一次集体的自杀行动。
　　发飙的妇女、愁苦的司机、冷漠的乘客，这是中国底层社会，对于绝望最真实又最惨烈的表达。
　　如果找不到出路，这将会是中国未来社会的预演。

　　04

　　鲁迅先生，曾经提出铁屋子理论：在铁屋子里，很多人熟睡，你叫醒一些人，然而，如果铁屋子人无法出去，你只是增加了他们的痛苦。但是，如果几个人起来，谁说没有毁坏铁屋子的希望呢？
　　同样，当更多的人看到了绝望，或许也正是希望所在。
　　人类怎样才能克服自己的软弱和毁灭性的冲动？
　　这也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中同样面临的难题。
　　灵魂失序，必然让我们居住在“幽暗之地”。正如《约伯记》所说：“是死因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
　　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无法自己从“幽暗之地”走到“流奶与蜜之地”。
　　唯有找到真光才可以得到真自由。
　　制度的革新，如同犹太旧约的律法，它虽然可以指向光明，却无法成为生命的救赎。心灵的自由，才可以迈向迦南。
　　我们需要走出不公平制度的禁锢，但我们更需要走出绝望，找到灵魂的秩序，重建倒塌的帐幕。
　　那样，这片土地就有福了。
　　愿上帝祝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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