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參加文革有兩個突出的原因：一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二是對當權派不滿和/或爭取改變處境。兩個原因看似不同，實質上都與自身有關：紅五類及其子弟要保住已有地位、爭取更大優勢，非紅五類及其子弟要爭取打“翻身仗”得到社會認可


　　老高按：2016年在加州舉行的文革50年國際研討會上，認識了美國社會學博士、得克薩斯州司法部研究人員喬晞華，並研讀了他的專著《既非一個文革，也非兩個文革》。後來我當《歷史明鏡》節目主持人時，請他當嘉賓接受訪談，從南京市中學紅衛兵打死一位年輕工人的具體個案入手（打人兇手都是他中學的同學），論及何以北京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打死卞仲耘無人追究，而南京這樁血案的參與者竟釀成社會風潮，兇手被追究和懲治（雖然處理很輕）；更請他暢談以社會運動學理論分析文革實踐，如何看待文革實質等等大話題。做了三期節目，每期一小時，對我很有啟發。
　　昨夜收到他發來的一篇文章，介紹他與他的導師、美國社會學家James Wright合著的一本書的中文版。轉載如下，供更多關心文革和社會運動的讀者參考。
　　過去談文革，比較多地聚焦於毛澤東的意圖、中共權力層不同派別的權力和路線之爭；對於從群眾運動的層面反思和研究文革，雖然民間有了很多回憶錄和研究成果，但學界精英重視不夠。這本書或許能夠多少彌補這一相對薄弱的領域。我沒有讀過此書（作者給我發來，但還沒有來得及拜讀），只從這篇介紹文字看，其中有些觀點，我覺得值得商榷，讀者諸君或許見仁見智。若有讀者希望了解更多關於此書的信息包括訂購信息，可在谷歌等搜索引擎上鍵入“世界華語出版社”即可檢索到。


　介紹《文革群眾運動的動員、分裂和滅亡：以社會運動學視角》
　　
　　由美國知名社會學家James Wright和華人學者喬晞華博士合著的《文革群眾運動的動員、分裂和滅亡——以社會運動學視角》（中文版，簡稱《運動》）近日由美國世界華語出版社出版。《運動》一書有中英文兩個版本。這是繼兩人合作的“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譯為《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義》）又一力作。

　　《運動》的第一部分簡述了具有代表性的12個省及軍隊的文革群眾運動。第二部分討論了群眾運動的動員（Mobilization）問題（即民眾為什麼參與文革運動？他們又是如何動員起來的？）最後討論了群眾運動為什麼會分裂，又是如何走上自毀道路的。
　　中國大陸當時有29個省市自治區，為什麼《運動》只分析12個省市自治區和軍隊的情況？這就涉及文革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代表性問題。如果試圖對全國的文革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應包括全國的29個省市自治區，否則就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對全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進行全面論述，會有難以深入的問題。在研究中很難做到既涵蓋全國各地的詳細情況，又有深入的理論分析——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是一對矛盾，很難同時兼顧。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之一是抽樣。該書採用分層抽樣的方法，解決可靠性和樣本大小之間的矛盾。
　　《運動》對省、市、自治區的分類，採用三個方面的客觀指標共計10個變量：（1）經濟、人口、政治、地理方面；（2）局勢穩定性方面；（3）群眾運動發展方面。由此得到了七個類別（以下為行文簡便期間，將省級行政區劃，統稱為省）：
　　北京和上海屬第一類，即中央直控類；
　　第二類是群眾運動發展較成熟的省，共有14個省，如湖南、湖北和江蘇；
　　第三類是早期造反類，有6個省，如黑龍江和內蒙。雖然這些省的革委會成立得較早，但是它們並不安定，反覆較大；
　　第四類是邊遠地區類，共有4個省，如雲南和西藏。此類省區從文革而言，在全國的地位並不太重要；
　　第五類到第七類都是特殊類。第五類，天津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其他省不盡相同。雖然中央文革對天津的控制不如對北京和上海那麼直接，但是陳伯達和江青等人能夠直接干預。這些情況使得天津既有別於其他省，又有別於北京和上海；
　　第六類，特殊類：青海省，是由該省的特殊性造成的。青海省以其“二.二三事件”聞名全國。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依靠軍區內多數軍人的支持，通過非正常途徑整倒並扣押省軍區司令，並下令向手無寸鐵的百姓開槍；
　　第七類也是特殊類，只有新疆。新疆的文革以首府烏魯木齊和建設兵團為兩個中心，這在全國罕見。
　　《運動》一書從以上七類省份中挑選12個省進行了分析。雖然只有約三分之一的省，但可以較全面地代表全國的文革情況。

　　作者對民眾在文革中為什麼參加群眾組織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問卷調查。自2017年4月16日起至2019年1月31日，歷時一年零九個月，收集到了來自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按當時的行政劃分）的1670名有效的受訪者回答。問卷調查共有10個問題：（1）文革開始時所在地（省、市）；（2）出生年份；（3）性別；（4）家庭出身；（5）政治面貌；（6）職業；（7）參加群眾組織情況（多選）；（8）群眾組織屬於社會哪一大派；（9）參加群眾組織的原因；（10）是否因參加群眾組織受到審查和迫害。
　　研究發現，關於民眾為什麼參加文革，有兩個突出的原因：一是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二是對當權派不滿和/或爭取改變自身的處境。
　　在響應毛的號召方面，革干革軍子弟尤其多。工農子弟、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依次遞減。在對當權派不滿和/或爭取改變處境方面，是按相反方向依次遞增。這兩個原因看似不同，實質上卻是一回事，即都與自身的處境有關。作為紅五類子弟，他們只要聽從黨和毛的號召，前途是有保障的。響應毛的號召只是表面的，實際上與紅五類子弟的前途密切相關。而爭取改變處境對於非紅五類子弟來說，是非常實際的目標。文革前的17年裡，中共執行的階級路線，把灰五類和黑五類劃為二等、三等公民甚至等外。他們在升學、就業、提干、事業發展和生活等各方面受盡歧視。文革的發動，使他們看到了從未有過的機會。他們帶着這一目的積極投入文革，希望能在文革中打個“翻身仗”。
　　響應毛的號召是紅五類子弟的一種積極防守性的動因，目標是保住他們已有的特權和利益；對當權派不滿和/或爭取改變處境，則是灰五類和黑五類子弟的一種積極進攻型的動因，旨在爭取奪得自己以前所沒有的權力和利益。兩個動因事實上是殊途同歸。從受訪者的回答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的社會狀況。中國無形中分裂成為兩大陣營：紅色陣營和非紅色陣營。無論民眾參加的是哪個派別，他們都是為了改變自身的處境而戰，或者為了保持自身的處境而爭。文革事實上是一場博弈，是以既得利益的保守派與挑戰現狀的激進派之間的鬥爭為主、以同為造反派的激進派和溫和派衝突為輔的博弈。
　　根據推算，文革中大城市裡的民眾參加群眾組織的比例在53％～67％之間。在非省會地區，民眾的積極略低一些，在43％～57％之間。農民參加群眾組織的積極性最低，約占28％。
　　當人們談論文革的群眾組織或派別時，常會使用“造反派”和“保守派”兩個詞，這是文革中群眾組織最常見的兩個類別。儘管以前對群眾組織的派別有不少研究，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學者對全國各省級群眾組織進行系統的分類。《運動》一書對全國77個省級的大派群眾組織進行了定量分類分析。省級大派組織可以分為三大類：保守派、溫和派和激進派。溫和派與激進派同屬於造反派，只是造反的程度不同而已。
　　根據對各省大派組織的分類，該書對各省的文革也進行了分類。有的省份主要是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的衝突，即“階級性派別”的衝突。有的省份是分裂的造反派之間的矛盾，即“派性派別”之爭。也有少數省是造反派“一家天下”，局勢基本上由一個造反派別控制。各省的文革進展情況，有許多不同。我們在分析民眾參加不同派別的動機時，應該注意上述兩類派別鬥爭的區別。
　　這樣的分類有助於理解西方學者兩個學派的爭論。西方有學者認為，群眾組織的分派與家庭出身有着密切的關係，這種觀點被稱為“社會衝突派”。但是也有西方學者發現派別與家庭出身無關，而是與鬥爭過程有關。這派學者被稱為“政治過程派”。文革中兩派觀點分歧的根源在哪裡？與家庭出身無關的派別之爭，通常是同一造反陣營里的不同派別之爭，即 “派性派別”；與家庭出身有關的派別之斗，則是不同階級陣營的對峙和衝突，即“階級性派別”。忽略派別鬥爭中存在着不同性質的類別，將兩者混為一談，是造成西方兩派學者不同觀點的原因之一。
　　“社會衝突派”沒有充分注意到分裂的造反派之間的內鬥，因此沒有意識到文革中的派別鬥爭不僅有既得利益者與挑戰者間的鬥爭，也存在挑戰者之間的內部衝突。“政治過程派”忽視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片面強調運動的多變過程。真實的情況是，文革是一場博弈，是作為既得利益者的保守派與作為挑戰者的激進派的鬥爭為主，挑戰者內部激進派與溫和派之間衝突為輔的博弈。文革是保守派、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進行的一場非合作式的、信息不明的利益博弈。因此，《運動》用“兩類派別鬥爭”（Two-Type Factional Struggles Explanation）來解釋說明文革中的派別鬥爭。這一觀點可以稱為“兩類派斗說”。

　　文革對民眾帶來的災難是巨大的。根據推算，民眾因參加群眾組織受整的面非常廣。中學生和知青的受整率為11％～12％，其他民眾的受整率達到23％～27％。換言之，文革後，約有四分之一的參加過群眾組織的民眾，或多或少地受到整肅。參加造反派的民眾更是首當其衝。值得注意的是，參加過群眾組織的民眾，出身好的、政治面貌屬於紅類的、曾為幹部和科員的民眾，受整率高於普通民眾。
　　《運動》一書還對文革中群眾運動的分裂和分裂的形式以及失敗原因進行了分析。作者既反對當局對造反群眾的惡意妖化，也反對西方左派的過分美化，堅持對群眾組織及其領袖給予客觀的評價，為今後的民主運動提供借鑑。文革中，造反派一次又一次地分裂。每當造反派獲得一個大的勝利，他們立即分裂，陷入內戰，造反派的能量在內戰中消耗殆盡。但是造反群眾並非永遠“死磕”，沒有聯合。例如湖南、湖北和江蘇的造反派從“清隊運動”開始逐步喪失權勢，一步一步跌入牛鬼蛇神的集中營。到了“一打三反”運動時，造反派們遭到幾乎全軍覆沒的厄運，造反派的領導人和骨幹分子都成了挨整對象。在後來的運動中，造反派們盡棄前嫌，共同對敵，做最後的拼搏。這是為什麼呢？造反派沒有能夠聯合有多種原因，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對形勢的誤判。他們沒有分清真正的敵友，以為保守派已經完敗。在對權力貪婪的驅動下，把曾經同一戰壕的戰友當成了敵人，試圖獨霸天下。正是由於這一錯誤的策略，出現了造反派的分裂。如果造反派在保守派失敗後能夠迅速地聯合，共享勝利果實，中國的歷史也許會改寫。認真總結他們失敗的教訓，對今後的中國社會運動有着重要的意義。

　　《運動》對中國未來的社會運動提出展望。文革結束後，中國發生過幾次大規模的民主運動，但是自1989年民運遭到血腥鎮壓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大規模的民主運動。當然，中國民眾的抗議活動從來沒有停止過。由無數抗議活動組成的社會運動，將推動專制國家向民主化發展。借鑑國外（特別是“阿拉伯之春”）的成功經驗，對研究中國未來的社會運動不無益處。“阿拉伯之春”因參加的人數眾多和非暴力而著稱，並有以下3個引人注目的特點：“無線”（Wireless）、“無領導者”（Leaderless）和“無階級”（Classless）。“無線”是指“阿拉伯之春”革命運動的爆發，是由新一代的信息和媒體技術（英特網、臉書和推特等）催化並構框的。按照以往的經驗，社會運動離不開有效能和有號召力的領導人。“阿拉伯之春”的實踐卻表明，運動的發動和發展離開領導者也能進行。“無領導者”對運動發展的好處是，能保護運動的精英和骨幹。在專制國家裡，傳統的社會運動常因為運動組織的主要領袖遭到暗殺或監禁陷於群龍無首的困境。電子網絡的出現，為社會運動的領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護。“無階級”指的是，參加“阿拉伯之春”的民眾拋開了意識形態和宗教的分歧，為改變政權萬眾一心。未來中國的社會運動是否能夠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運動的參與者能否接受先輩們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在《運動》一書中，作者採用了統計分析方法對文革中民眾參加群眾組織的程度、原因和目的，文革後民眾受審查和整肅的程度和原因進行了定量分析，並採用數值分類法對各省的文革發展進行了定量分類。統計分析包括常見的卡方檢驗，費雪爾檢驗，對數回歸模型，聚類分析模型和計算機模擬方法等，這在文革研究中尚屬首創。該書的另一大特點是作者運用社會運動學中最新的理論論述文革群眾運動的動員問題，並提出了自己的理論。本書不僅理論性強，而且言之有據以實證數據為基礎。作者力圖為文革研究在理論和實證方面做出貢獻。

　　作者介紹

　　James Wright，美國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榮譽退休教授，曾任該校社會和行為科學研究所主任，曾擔任美國著名學刊Social Science Research的主編長達36年，著有30本論著，300多篇學術論文，是貧窮問題、無家可歸問題、婚姻問題、控槍問題專家。他還是全美Horowitz基金會的公共政策董事會董事，並擔任過國際著名的Scopus摘要和引文數據庫社會和行為科學專題主席。他的學術代表作包括：
　　《國際百科全書社會和行為科學類》第1-26卷第2版主編。《槍口之下：槍械、犯罪和暴力》《社會問題：毒品》《帶槍且危險的》《惡中之惡：城市貧窮》《無址遊民》《契約婚姻》《環境的受害者》《在火線上：都市的少年、槍械和暴力》《失落的靈魂：現代美國社會的禮貌和道德》等。
　　喬晞華，美國Tulane大學社會學博士，美國得克薩斯州司法部研究人員，研究領域：社會運動學、犯罪學、研究方法論、統計學。文革研究論著和論文：
　　《Violence, Periodization and Defini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文革的暴力、分期和定義》）《既非一個文革，也非兩個文革》，“博弈說：再探文革定義”《文化大革命定性：學術研究討會專輯》，“文革的暴力、真相與和解”《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文革的社會運動學分析”《紅禍》，“轟動南京的一樁紅衛兵打死人案”《紅牆》等。
　　其他著作：《西方社會學面面觀》《總統製造：留美博士眼中的美國大選》《傲慢與偏差：66個有趣的社會問題》《多稜鏡下：中國電影與時裝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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