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动对越战争，除了党内和国内的因素之外，其国际战略上的考虑，是希望通过惩罚苏联支持的越南，一箭双雕：第一是向美国交上投名状，表明决不会再回到苏联红色阵营；第二是以“围魏救赵”之计，为恶贯满盈的红色高棉解围


　　老高按：昨天，是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整整40年。
　　还记得1979年2月17日，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称：“越南政权三番四次挑起边界事端，严重地骚扰了中国边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国一再发出警告，越方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发动边界自卫反击战，对越南实行惩罚。”
　　实际上，学界根据多方史料指出，邓小平力主发动这一次战争，除了党内、国内的因素之外，其国际战略上的考虑，是希望通过惩罚苏联支持的越南，一箭双雕：第一是向美国交上投名状，以实际行动落实此前访美时对卡特的当面许诺，表明决不会再回到苏联红色阵营，让美国消除疑虑，放心援助中国、扩大与中国的合作；第二是以中国古代的“围魏救赵”之计，期望迫使越南调动正在攻打柬埔寨的主力部队前来抵御中国进攻，为摇摇欲坠的红色高棉政权解围。
　　二十世纪中叶的越南、柬埔寨、老挝（寮国），通称“印度支那”，局势十分混乱，战火连绵不绝，大国争霸，小民遭殃，陷入无边无际的灾难。最遭殃的应是在印度支那生活的华人华侨，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权更迭中，改一位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来形容：“胜，华人苦；败，华人苦！”在某种程度上说，比当时中国大陆正在文革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更暗无天日、更看不到一丝光明。
　　尤其不能饶恕的就是红色高棉政权，丧心病狂地屠杀近三分之一的本民族国民，华人华侨死在其暴政之下的比例更高（据说达到该国华人华侨总人口的一半）。红色高棉政权悍然不顾这些华人华侨的母国中国是自己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援助国；而中共当时的领导人出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对成千上万同胞弃之不顾，对其苦难命运不闻不问，任人宰割。更有甚者，邓小平等领导人竟为挽救这样一个恶贯满盈、人神共愤的政权，动用全国军力六分之一的九个野战军，以成千上万军民伤亡的惨重代价，对越南发动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在中共的党史、国史、军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笔！
　　此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住在费城的余良先生，得知他是《红色漩涡──中柬美惊险人生路》这本自传体小说的作者，在我的博客上，介绍了他的经历和文字。去年夏天，他给我寄来一本《印支华人沧桑岁月》（黎振环主编，巴黎太平洋通出版社）。该书汇集了历经劫难、死里逃生的印度支那华人华侨幸存者、当年印支“华运”（华侨华人革命运动的简称，因地域不同而有柬埔寨华运、越南南方华运等等之分）地下组织参与者的回忆录和见闻记，我一口气读下来，夜难入寐，深感这段血泪历史应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于是我通过余良先生，向位于法国的该书编者和出版者联系。经他们授权，由明镜选载一些篇章。
　　昨天正值中越战争40周年，我就选取了书中署名白云的文章，写了一段推荐词（大意如上），转给明镜。明镜很快就刊登了，我的推荐词也以“编者按语”的名目一并刊出。这里我将白云这篇文字转载于此。


　　中共发动惩罚越南战争要解救的恶魔红色高棉

　　白云，选自《印支华人沧桑岁月》

　　（此文根据白云两篇文章《柬共是如此对待中共和越共》、《死在赤柬屠刀下的华侨干部》合并而成。）

　　柬共在其当权期间滥杀反对派人士的所作所为

　　柬共从1970年到1975年在它的管辖区内和从1975年到1979年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些什么呢？笔者认为柬共在这九年间一切作为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权力三部曲——争夺权力、巩固权力、扩张权力。而进行权力三部曲的手段就是残暴和欺骗。
　　杀敌人——要夺取权力就要消灭敌人。这是权力斗争的正常规律，无可非议（这一观点，并不符合现代政治理念和实践。——老高注）。可是朗诺政权己经投降、军队已经放下武器，其军政人员仍遭全部杀害，这是世界各国所少见的。据悉在金边危机时没有抵抗也没有逃亡、留下来准备将政权交给柬共的郎诺军政要员几乎全部被杀死。著名的如：总理隆波列、军队司令麦西灿、情报局长通林鸿、财政部长郭添林、旅游部长诺努夫人……
　　杀朋友——柬共夺取政权后，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巩固权力保住政权。由于柬共要巩固的不是人民的权，而是一党一人的权，要巩固这样的权，就必须全力打击甚至消灭一切异己力量。柬共残酷地消灭敌人，也无情地对待朋友。西哈努克亲王及其追随者本来是柬共推翻郎诺政权的国内主要盟友。可是郎诺被推翻后，亲王以前的官员也要被杀害，亲王的家庭就有十八人被杀，包括他最心爱的儿子，曾经留学中国的纳拉迪波王子和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十三个孙子。亲王夫妇也被软禁在金边的皇宫里，不准外出，不准见家人，不准和外界通话通邮。如果不是中国方面的过问，亲王也已遭殃了。
　　越共军队潜入柬埔寨，帮助柬共建立政权，培训和扩充军队，是柬共能够迅速胜利的首要因素。可是他们之间，一方面并肩作战，一方面又各有算盘。柬共对越共早有宿怨。事缘1954年实现印支停战的日内瓦协议中，越共取得半个越南（即越南北方），寮共取得两个省份，柬人民党却一无所有。后来柬共就认为越南出卖了柬埔寨，怀恨在心。由于这个宿怨，加上可能还有其它原因，是柬共对进入柬埔寨帮它打天下的越共一开始就抱着防范甚至敌视的态度，多方为难，製造矛盾甚至小规模的军事冲突。
　　下面列举的一些情况是在根据地曾经或多次发生过的。柬共的检查站借故检查证件而扣留甚至枪杀过路的越共军政人员。有一次越共一位部队首长路过时被柬共杀死，其警卫员抱着首长的尸体痛哭说：“我们的首长身经百战没有被敌人（指美国）打死，现在却死在朋友的手上。”柬共埋伏袭击越军的运输车，抢走车上的物资；袭击越共的交通联络站，甚至付之一炬；冲入越军的后方医院杀死伤病人员；包围并窜入越军的仓库偷抢军火和物资。
　　由于柬共对越南人的仇视态度，1973年南越停战后，越共不得不将早已定居在柬埔寨的数十万越侨逐步撤回南越。南越易帜后，撤侨的工作更加速进行。最后大约只剩下二万人未能撤回，后来都被柬共杀光了。至此己经没有越南人可杀，于是柬共的屠刀就指向柬人中有越人血统的和会说越语的。可怜这些人就成了越南人的“代罪”羔羊。
　　两个并肩作战的战友，其关係如此恶劣，如同仇敌，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也许有人会说：“柬共对越共有宿怨，故才如此刻薄。它对中共一定非常友好吧！”柬共的靠山和在国际上主要的盟友无疑是中国。可是它在柬埔寨人民中极少宣传柬中友谊。柬共军队的武器装备明明是中国通过越南供应的，可是他们的干部却对人民说，这些武器是他们用钱向朗诺的军官购买的。
　　有一次越共将几十辆中国赠送的军用汽车在桔井近郊移交给柬共， 举行移交典礼时，还邀请民众参观。可是柬共代表在致词时却避提中国的名字，仅说这批汽车是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送给他们的。1973年哥士马县长派人到逢坡乡的华侨学校强迫拆下在多年前就已挂在礼堂里的毛主席像。理由是“你们挂毛泽东像，美国间谍认为这个地方己被中国占领，就要报告美机来轰炸。”
　　中国全力支持柬共，柬共胜利了公开感谢中国吗？请看看吧：
　　1977年9月27日，在金边举行一次易帜以来最热闹最隆重的群众集会，以庆祝柬共成立十七周年并宣布柬埔寨共产党的公开。在这个集会上，波尔布特作了一次历来最重要的长达五小时的讲话。他谈到柬共领导柬埔寨革命的许多问题。关于柬埔寨革命的胜利和当前的建设，他特别强调是他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结果。一句话也没有提到中国对他们的援助和支持。他还强调柬埔寨革命和建设的路线完全是柬共的独创，并不模彷任何外国的先例。难道真的如此吗？事实是从1965到1970年间，波尔布特就曾三次秘密到中国访问和取经。柬共的武装斗争、打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等策略都是来源于中国。波尔布特的极端政策，也受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影响，只是更加荒谬和残酷而己。

　　华侨干部大批死在赤柬屠刀下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长朗诺政变后，有一批城市左倾华侨，进入柬共根据地（原书编者按：他们是在中国驻柬大使馆指示与号召下，通过秘密渠道入柬共区），连同原来在当地的一批，总数大概有六七百人。他们一心参加和支持柬埔寨革命，可是柬共把他们视为异议分子，不获信任。大部分人被拒在革命的大门外，并受到可怕的迫害。其中大规模的集体逮捕就有两次。
　　1971年12月12日贡不省柬共逮捕了四十多人，并污蔑他们是“刘少奇派”。1974年4月28日505区（即桔井市）柬共逮捕了八十八人，并污蔑他们是“林彪派”（其实他们最崇拜的是那位“红太阳”毛泽东）。其他各地被零星逮捕的也有几十人。尤其令人心痛的是在这六七百人之中，据不完全统计有六十三人被柬共杀死(还不计其被杀死的家属在内)，有十三人在被柬共监禁时受折磨而死。反观被朗诺政权以政治原因杀死的华侨，众所周知的只有三人：两人是参加柬共的地下武装活动，查有实据，经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另外一人并无政治活动，是死得冤枉的。此外有许多左倾和亲中的华侨仍然照常在金边和各城市生活，并未受到迫害。回顾这些事实，不能不令人感慨，柬共这样的朋友还不如敌人。
　　对于华侨，柬共把他们视为“资产阶级”，认为他们以前靠剥削柬埔寨人民而在城市里过优裕的生活，现在要把他们赶到农村，让他们吃吃苦才能改造。曾经有一位高级干部说，要把华侨困在农村，让他们永世不能再见到柏油路(公路)。华侨由于比柬人更难适应农村的艰苦生活，因此其死亡率比柬人更高。一般估计在柬埔寨大约五、六十万华侨中，死了大概有一半左右。在逻粒省南力县的华侨几乎全部被柬共杀光。1999年柬埔寨新政权对波尔布特的控诉书中也说“他们有系统地消灭少数民族，包括反对他们的泰国人和中国人在内”（这里“反对”一词用得不当，因为被杀死的泰国人和中国人并未反对柬共，只是柬共敌视他们而已。——笔者白云注）。
　　对于参加柬共工作的华侨，也被视为非我族类，大部份遭杀害。例如张东海，抗法时期就参加柬革命，是党内地位最高的华人党员，负责柬共的华侨工作，后来又担任商业部副部长，于大整肃时被杀害。他手下的一批华侨干部也被斩草除根。原金边中华医院的院务主任苏灼及其太太洪乙华医生，在六十年代就参加柬共的地下工作，曾培训一批华侨青年到柬共的根据地工作或留在金边参加地下工作。金边易帜后，波尔布特选取洪乙华担任他的私人医生，苏灼则被派到香港担任柬共政府的驻港商务代表。后来波尔布特竟诬陷洪乙华为特务，将其秘密杀害，并命令苏灼赶回金边述职，最后苏灼与太太同归于尽。
　　1975年以后，中国派出大量专家到柬帮助柬共进行建设。柬共一度招募大批华侨青年当中国专家的柬语翻译员。但柬共对这些翻译员也不放心，怕他们和中国专家过多接触，竟禁止他们和专家们谈业务之外的事情。并在他们完成工作后加以集体杀害。例如：川龙华侨青年黄锡龙等八位翻译员在橡胶园中被集体杀害。由国防部招募来翻译中援武器的中文使用和保养说明书的四十位翻译员中，有七人被杀死（另外有三个小孩也被杀死），二十多人完成工作后被外调，外调后也无消无息。仅剩下六人因尚未完成工作而留下来，直到1979年1月7日越军打入金边后他们才乘乱逃出魔掌幸免于难。柬共曾派一批士兵到中国西安学习空军，并招募几十名华侨青年陪同前往担任翻译工作。后来竟把这批翻译员召回金边全部杀掉。担任波尔布特访华时和中国领导人交谈的高级翻译员吴植俊后来也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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