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存在着“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在生活中没有大量出现暴力，是因为有一笔费用建立了一个暴力机器，形成了一种威慑，使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不合算。存在于各种事件背后的暴力均衡，就像《易经》说的：“道，百姓日用而不知”


　　老高按：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思11年前在中国政法大学举行讲座，将他首创的“血酬定律”运用于分析历史，提出“血酬史观”。旧文新读，不仅能使我进一步理解历史，而且更能用来对当前的中美俄欧互动、对中港台两岸三地关系、对南海纷争、对中印、中日对峙，乃至对中国和美国国内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博弈，有更透辟的领悟，看到各种纷争背后起制约作用的基本原理和各方的生存策略。
　　将他这个讲座的文字实录转载于下，供分享！


　　血酬史观：中国历史的一种分析角度

　　吴思，新三届

　　（本文为吴思2009年3月21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讲座的文字实录）

　　今天我讲的话题就是“血酬史观——一种历史的分析角度”。诸位看这瓶矿泉水，晶莹透彻，能在这里看出鲜血来吗？没人说能看出来。马克思在这里看出了汗水，劳动的汗水，劳动的凝结。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系。
　　我们能在巨人的肩上看出更多的东西吗？比如说从这里看出血。这里有血吗？这一瓶水的成本里一定有一项是税收，这个税用来干什么了？一定有一个比例拿出来供养军队、建立监狱以及用来进行各种死刑的执行。在一定意义上这里是包含鲜血的。
　　我们身边存在着“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在生活中没有大量出现这种事情，因为有一笔费用建立了一个暴力机器，形成了一种威慑，使暴力掠夺这种生存策略不合算。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种存在于各种事件背后的暴力均衡。这样的秩序就像《易经》里面说的：“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我们每天在这里生活着，但是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它像空气一样，像空气中的含氧量一样弥漫在我们周围，只有它消失了，含氧量下降了，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存在。

　　血酬：暴力掠夺的收益

　　我提出“血酬定律”，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看法就是“血酬史观”。什么是“血酬”？就是暴力掠夺的收益。资本家投资资本的收益叫利润，工人出售自己劳动带来的收益叫工资，土匪、军阀卖命换来的收益就叫“血酬”。这是“血酬定律”的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定律”。“定律”是物理上的概念，比如一瓶水在气压不变的条件下，达到100度就会从液态变成气态沸腾了。同样，暴力掠夺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呢？它出现的条件是“血酬成本”。
　　第三个要点是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只能转移财富。
　　我解释一下这个定律，先解释成本。很多同学、很多学者看了我的《血酬定律》一书以后都说我这个人没良心，不讲道德。我认为，要给道德一个适当的估计，它既不是强大到战无不胜，也不是弱小到什么都不是，它究竟价值多少？
　　第一是“道德成本”，古人说“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为了仁义道德可以付出生命，可见仁义道德很值钱。同时按照古人的说法，道德分成仁和义，仁，近似成同情心；义，近似成正义感。我赞成“性善论”，人天生就是有道德的。现在的神经生理学可以证明，我们的同情心长在大脑中一个固定的位置，命名为F5的区域。在所有灵长类动物大脑的运动前皮层有一个区域，里面的神经元叫“镜像神经元”。它是什么意思呢？比如你拿针扎我一下，我皱眉头就显得我很痛苦，你们看到我，也能感觉我很疼，因为你们的镜像神经元像镜子一样反射出来，同样那个部位也被激活了。需要解释的是我们怎么能够扼杀自己的同情心，让我们去伤害别人，杀害别人？
　　中国古代大量出现饥荒，出现“人吃人”“人相食”，怎么能下得了手呢？至少有两个方式，北宋创造了一个词叫“两脚羊”，把这个人称为“两脚羊”，吃起人来就像吃羊一样欣然自得了，把你的同情对象放到同情范围之外。吃羊是天理，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有同情心的话也微乎其微。据说人肉的味道跟牛羊肉味差不多，但在牛羊肉市场上，两脚羊的肉比牛羊肉还便宜一大块。可见即使用了“两脚羊”理论去扭曲你的伤害对象，人们还是觉得不对劲，人的同情心是存在的。我们残害同情心、扭曲同情心、遏制同情心的一种技巧，就是两脚羊理论。我们周围存在着大量“两脚羊”理论的变形，比如纳粹人杀犹太人，他们先说犹太人是劣等人。当然“两脚羊”还可以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它不把别人说成牛羊，但是他可以把自己说成神，是天子，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对落后的、反动的人们下起手来。
　　还有一个对付同情心很简单、很好的办法，比如说我渴了，你们也渴了，我很同情，但是我的同情心再强，也不会把我的水让给你。镜想神经元就是这样的，人们虽然有同情心但是更同情自己，自己是感同身受。同情心就解释到这里。
　　我们再讨论正义感。正义感也是天生的，位于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这个区域负责酒瘾、烟瘾。我们看金庸小说的时候，看到正义的人打抱不平就会觉得特过瘾，如果正义感没有实现，心理就会觉得空空的。这个感觉就跟酒瘾、烟瘾样差不多。
　　正义感怎么估值呢？中国古人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这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比如我的良心，我的道德，我的正义感是70分的水平，但我经常挨饿，饥寒交迫的感觉总达到80、90分的水平。那么虽然我有良心，可是我更有食欲，于是我就显得没良心，到了饭桌上我上来就先抢，不太谦让，不太有礼貌。良心、道德感这种欲望与其他的欲望，比如说衣食温饱这些欲望的比较，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它背后的生理机制就是刚才讲的神经元激活程度。这是第一项成本，道德成本。
　　第二项是机会成本。一个人要抢劫之前一定会想想他是不是有其他方式得到这笔钱。抢劫是一种流血的方式，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还有第二种方式是流汗、打工；第三种方式比如说卖血、卖器官、卖身；第四种方式，比如家里有古董，祖传的东西拿出去卖。各位想想还有什么？这些是在抢劫之前一定要做的计算。如果流汗能够挣更多的钱就不去抢劫了。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机会成本，卖血、卖器官在古代没有，对历史的影响不大。卖身是历史非常悠久的行业，但是对于男性来说这个选项就弱得多，而抢劫的人通常都是男性。最重要的比较就是劳动，获得1万块钱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抢劫，一个是辛辛苦苦地挣。他们之间有没有一种替换的关系？比如说流多少血等于流多少汗？我算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1：1.83。什么意思呢？指折寿一年，相当于辛辛苦苦流汗1.83年。这两个数是根据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劳动年鉴算的。
　　（以下吴思个人的计算方法省略）
　　血汗均衡一旦发生变化，这个世界上用不同生存策略生活的人，就会发生大量的变化。有的时候劳动者大量增加，有的时候强盗和土匪大量增加。机会成本中最大的一个就是血汗替换。
　　第三个成本，暴力掠夺也得吃饭，也得用各种装备，也要辛辛苦苦挖战壕、打埋伏。如果抢来的东西还不够他花的，这个活也就没法干了。民国初年，河南土匪遍地，抢一个人一般来说能够敲诈勒索200现大洋（折合人民币6000块钱），后来能够掏出来6000块钱的人基本上被抢光了，剩下的能够抢到一盒烟、几斤鸡蛋也放人。好不容易绑了一个人，还不够辛苦钱，这个活就没法干了。所以土匪减少。
　　第四项成本是暴力对抗。这是抢劫最大的成本，要抢劫就难免遭到反抗，遭到政府的镇压，还有同伙内讧，彼此互相残杀。这个道理很简单，取胜，取胜了你就可以吃掉别人，失败了就会被别人吃掉。暴力集团怎么取胜呢的？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人多势众。
　　人多势众，获胜的概率就高。用这个道理我们就能解释人类历史的第一步。我们祖先的生存策略是采集、狩猎，这不过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十几人、几十人的群体。如果人太多了这点东西不够你采的。那为什么会出现部落呢？部落是十几个采集群体联合的，上百人的组织。这首先不是采集的需要，也不是生产的需要，我们知道一户农民种一块地就行了。畜牧也一样，一家一户或者是一家两户放牛羊就行了。另外也不是狩猎的需要，即使你打一个犀牛十几个人也就够了。它是什么的需要？是暴力对抗的需要。

　　以“血酬定律”解释中国制度的变迁

　　奴隶制是怎么诞生的？奴隶制的出现不能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早就有能力创造剩余价值，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个剩余榨取出来。这才是关键。奴隶制的出现要用暴力来解释。在采集狩猎时代，小型的采集狩猎群体无法控制奴隶的逃亡，无法应付奴隶的反抗，没有榨取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但是一旦部落形成，方圆一百里之内几乎都是他的亲人，看见了生人就会被抓住，超出了普通人的逃亡能力，榨取剩余的能力出现，这时奴隶也就相应出现了。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顺序，再往下该解释封建了。封建的定义是什么？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上面驾起一个共同的天子，这就是中国古汉语封建的意思。为什么会有封建呢？在《左传》里面有一个解释，周襄王要去请外族的人打郑国，一个著名的大臣开始劝周襄王，他用了一个词就是封建亲戚，把自己的亲戚分邦建国，给他一个地盘，一个头衔，让他在这里建立政权和军队，目的是作为藩镇保卫周天子，“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这就是当年建立封建制度的目的。“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抵御外辱没有比亲戚更好的人选了。对方杀过来了，你的左边是你的小弟，你的右边是你的大哥，这种情况下你敢逃吗？就算你真的逃命了，回家之后还怎么做人？

　　封建制度的实质就是在暴力对抗中发展起来的

　　亲戚关系将各种各样的利益，人们的情感、同情心都扭在一起用来和暴力对抗。如果亲戚关系不够用，我们还会模拟亲戚，比如说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比如说朱元璋认了一堆干儿子，打下一个地方派一个干儿子去当军区司令。这些模拟亲戚的办法都是利用亲属关系提高暴力组织的凝聚力。这个办法古往今来就没断过，蒋介石还认了好多把兄弟的，虽然把兄弟之间也打，但是有个把兄弟比没有把兄弟要好。
　　欧洲人发明了另外一种封建制度，他们没那么多亲戚，也用类似“结拜”的方式找亲信，比如说我看见一个小伙子特能干，练过少林，还特能打，我跟他说，“怎么样，我给你一千亩地，这一千亩地上还有十来户人家，供应给你装备。我把这个分给你，但是你反过来要也要对我尽一个义务……”这个义务就是要行一个“臣服礼”，或者叫做“效忠礼”。臣服礼或者效忠礼行了之后，双方就有了一种固定的关系。如果领主要打仗，骑士要跟着出征，如果领主受了攻击，骑士要带着自己的人来抵御。这说明了什么？欧洲的土地所有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根据暴力资源，根据暴力服务来分配。从罗马帝国崩溃一直到欧洲的兴起，几千年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封建制度的实质就是在暴力对抗中发展起来的。
　　封建制度有一大弊病，就是战乱不断。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封建制度都有很多暴力集团，每一个骑士、每一个王侯都有自己的军队，而且他们之间互相打来打去经常能获得利益。要计算战争的利益，就要搞清楚一般的军人、普通的士兵和暴力集团的首领收益是大不一样。
　　诸位回去看看《水浒》第20回。抢回来了20辆车子。怎么分呢？当时有11个首领。娄罗们先开始抬东西，中间一堆是金银财宝，左边一堆是衣服和各种布料，右边一堆是各种杂货。先把掌库的小头目过来，三堆各自取一半拿回去作为集体财产。剩下的每一堆再分为两块，11个首领均分一块，所有的娄罗均分另外一半。首领有11个，山前山后的娄罗大概有七八百。七八百个娄罗分的一半等于11个首领分的另一半，贫富差距是1：68。这就是暴力集团内部的收益分配方式。打仗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肯定是娄罗，在后面的是督战和首领。娄罗们冒的风险最高，获得的收益只有头领的1/68。
　　美国是不是这样？前几年有一本书很流行叫《魔鬼经济学》。一个哈佛经济学家得到了一份芝加哥大区黑手党的账本。娄罗和首领的贫富差距是1：44，跟梁山好汉差不多。所以暴力集团首领特别愿意打仗，为一点小事就要打仗。有一个著名的文章，讲唐雎去跟秦王讨价还价，唐雎把秦王激怒了，秦始皇就问唐雎，“听说过天子之怒吗？”唐雎说，“不知道。”秦王说“天子之怒，浮尸百万，流血千里。”唐雎答得也很漂亮，问秦王，“听说过布衣之怒吗？”秦王说，“没听过。”唐雎说，“布衣之怒是浮尸二人，流血五步”。这是一次著名的历史场景。我们可以看到，暴力集团的首领一怒，值上百万个人命。把这个地方打下来，虽然死了上千人，上万人，但是新的地盘又获得了新的百姓和土地，完全可以补充他的损失。总的收益还是赚的。
　　这样的暴力分配机制导致封建时代战乱频繁。比如说中国战国时期，那个时候中国的士兵大概有400万左右，比现在的军人还多。当时人口最多达到6000万，3000万是女人，3000万男人里面再扣除老人和小孩，当然还有领导干部，剩下1500万壮年男子，大约有1/3到1/4要上战场。那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这个世界让人感到非常残酷。当时的感觉是“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个世界变得太糟糕了。
　　秦始皇打了天下之后，要建立一种制度。朝廷上有一场争论，有大臣说像周朝一样分封，把自己的亲戚兄弟分到各地坐镇，你不信亲戚，不信兄弟，信谁？有人说不行，以前周朝封了，亲戚隔几代就互相不认了，乱打。争来争去，最后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就是因为有这些王侯，他们都是暴力集团的首领。他说，“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天下刚刚建立又要封帮建国，这是在树立新的暴力集团。“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要求得安宁，这不是缘木求鱼吗？于是废封建、立郡县。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如果说这是封建主义，“义”是规则、制度、意识形态。谁来主这个义呢？是不是郡县长官就说了算呢？我取了个名字叫“官家主义”。

　　官家主义是对封建的改良

　　“官家”在古汉语里的第一个意思就是指“皇帝”；第二个意思是指“衙门”。皇帝立的主义叫王法、部门、条条块块；衙门立的法叫地方法规、部门法规；官员个人也能立法吗？能。那叫“潜规则”。皇帝、衙门和个人都在自己的地盘里立法定规，这样整体就形成了“官家主义”，“官家主义”又分为王法、地方法规和潜规则。
　　如果皇帝强大，像朱元璋那样，就能抑制潜规则和地方法规。如果衙门强大、条条块块强大，像唐朝藩镇割据，它在自己的地盘里说了算，把自己的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几乎就是“封建主义”复辟。官僚、个人如果强大，我们就能够看到“潜规则”盛行。这三个主体互相之间争夺底盘，最后形成一个总体主义的动态结构，合称“官家主义”。
　　官家主义是对封建的改良。在这个时代通常能够获得200多年的安宁。在这个世界里暴力浓度下降了，人们虽然被迫要行点贿、塞个红包，但是总比拉你上战场卖命要好得多。中国“官家主义”一度领先世界，人们都羡慕“官家文明”。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特产——官家主义。
　　官家主义和封建主义有什么区别？打个比方，官家主义就像一个上市公司，皇帝带着一帮贵族打了天下，坐了江山，就上市了。皇帝当董事长，贵族当大股东，小的就当股民了，你可以投投票，但是一般情况下你不能直接参与管理。到年底分红，如果经营得好就多分点，经营得不好就少分点。比如说明朝的徐达，像战神一般的人，每年分多少红？两万担大米。一担大米将近200斤，折合成现在大概是300块钱，两万担，年收入大概是二、三百万。这是当时中国最高官员的收入。但是当时谁来管理国家呢？是皇帝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一批官员，他们是代理人，销售经理、车间主任来管理国家。这就是“官家主义”的结构。
　　比较起来，封建主义更像一个商会，一帮小老板，共同推举一个有威望的、能打的大老板当自己商会的会长，大家经常集体行动，有事互相帮助，有什么事得听老大的，但是会长就是会长，我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我的公司你不能插手。
　　封建制和官家主义两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实际上中国的生产力没什么变化。我在图书馆见到1000年前出的犁挂，和我插队时用的差不多。奴隶在部落时代有，在封建时代也有，奴隶制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制度，奴隶散布在各个时期，我列出来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把它强调得很重。
　　解释这一系列的变化，用暴力对抗解释很好，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思路解释起来很吃力，至少我觉得说服不了我。再往下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这个生产集团当家作主，控制了军队，用董事会的方式来决策和管理，于是生产集团就控制了暴力集团。他们成了立法立规的人，这个世界就变成了资本主义。

　　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关系

　　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这个道理极其简单。财富的定义就是有价值的东西，财富从哪儿来？天地生财，遍地都是可采集的野果，遍地都是牛羊，可以去打，去狩猎；另外一个就是劳动创造。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讲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的关系了。
　　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讲一个故事。
　　1913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四川省境内有个广汉县，是川陕大道的必经之处。广汉境内有五拨土匪，抢来抢去，一个人来了他们抢，几十个人他们也抢，最后人家请了保镖，甚至于一个排的兵力全副武装，还是被抢。抢来抢去这条路就没人走了，土匪没有饭吃了，就开会讨论改革，他们达成了协议。广汉境内100里的道路分作5段，每一拨土匪分20里。在20里处的路口建一个收费站，再过20里处第二拨土匪再建一个收费站。至于收费的标准，空手客收5毛钱，小商小贩收1块钱，大宗客户价格面议。以当时购买力说，一个现大洋相当于现在35、6块钱人民币，空手客就是16、7块钱，小商小贩是35、6块钱。
　　土匪都按照规矩来做，这20里之内肯定不再抢了，保护这20里的安全。渐渐地土匪就有了一笔固定的收益。马上把政策推广到广汉全县，广汉全县想了想，好不容易一年辛辛苦苦，被人抢走了，那还会有人种地吗？于是土匪决心“改革”，开始招商引资，保证不抢，有外面的土匪来抢我们替你把他打走。你收的粮食，每一亩地一年交一斗谷就行了，收费标准定得清清楚楚了。当时亩产大概是两担，一斗谷是5％的税率，比儒家的税率还要好。如果谁多收了，当地的村长去告，土匪头子找到他了就给毙了，真是“执法森严”。

　　血酬的上升——“法酬”

　　首先土匪的收入叫什么呢？叫保护费也可以，还可以叫血酬，因为它是暴力掠夺带来的收益。但是比血酬高级了，有节制的抢劫还叫血酬吗？它包含了自己对自己的约束。
　　我造了一个词，叫“法酬”。人家有法了，你就得承认人家是个法。“法酬”是“血酬”的升华、变形、提高、升级版。这个法酬之中包含了自我约束，也包含了对对方的尊重。经济学里没有“法酬”这个概念。我请教了搞财政的专家，我说，“中国历史有这么一笔钱怎么叫？取之于民100万，用之于民20万，行政管理费10万。还有70万的剩余，我用这70万给我们家盖房子、修祖坟，养着后宫三千，剩下的钱修后花园，修圆明园，修颐和园，修祖坟，修十三陵，修秦皇陵。这一大笔不能不说是剩余吧？请问这个剩余怎么称呼？”那个财政专家不知怎么说了。我说这个词就是“法酬”。法酬等于税收总额减去公共开支的剩余部分。
　　我们现在就讨论法酬。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但暴力跟生产发生了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各位知道“拉夫尔曲线”吗？美国经济学家拉夫尔给总统讲税收的原理，税率和税收总额的关系，被称为拉夫尔曲线。
　　税收总额和税率有什么关系？取10％的税率收10个亿；20％的税率收19个亿；25％的税率收23个亿；到30％的税率，税收总额又降下来了。100％的税率呢？税收总额为零，因为那时就没人创造财富了。就跟抢劫一样，抢来抢去路没人走了，你也就没有收入了。在这里25％就是“最佳抢劫率”，再多抢，抢劫的总额就会下降了。我们用这个曲线可以解释土匪的行为。
　　当然，如果他不是广汉境内的土匪，是路过的土匪，今天抢完广汉，后天到广西去抢，最佳抢劫率是多少？百分之百。这就是一锤子买卖。这就是流寇，相对来说土匪还是好人，因为土匪是讲法酬的，人家有个法，有节制，而流寇是没有节制的。最佳抢劫率，这是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第一个关系。
　　再举个例子，关于凉山彝族有一个故事。有个清朝黑彝人叫刘宇青（音），他1877年写了一封信，告诉自己的子孙万代将来怎么搞好生产。彝族社会有三个阶层，最高层的贵族叫黑彝，他们说自己的骨头是黑的，打起仗来英勇无畏；第二层是贫民百姓，跟我们一样，是凡人，骨头是白骨，他们要给黑彝贵族纳税。黑彝带着白彝去打仗，到汉族抢来奴隶叫娃子，外面耕地的一般叫做娃子。
　　刘宇青说，他的祖先在明万历年间有好几百个娃子，但是这帮奴隶偷懒不干活，早上起来哄他们下地干活，他们出力不勤，打猎不中，还总偷吃偷喝，不断偷懒。最后年底下来发现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狩猎的东西还不够他们自己吃的。奴隶制闹到这个份上就成了赔本的买卖。它的收益为零。所以开始改革。他的祖先把所有的土地分作两半，一半自己留着，另外一半分给所有的娃子，鼓励他们安家立业，原来是集体宿舍，现在全村到处都可以住，最好都成家，一家给一点地，没有农具再分点农具，但是每次种自己的地之前先把我的地种了，收割庄家之前先给我的庄家收了。你得先公后私。学过历史知道这是“井田制”。这个制度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一半土地的收益能顶上过去全部土地的收益。这就是过去制度的优越性和大包干的优越性。
　　但是很快这个收益开始下降。又过了一百年，当年享受政策恩惠的那批人都死绝了，他们的子孙觉得天生就应该这样，于是在主人家地里干活偷懒，好好种自己的自留地，不好好种公家的土地。然后又改革，把所有的公田全分了，以后收50％的地租。把集体的地分田单干，弱者取得了明显的收益，地主省心了，不用去催他们去干活了，收益就来了。
　　这个关系说明了什么呢？老子有那么一句话：将予取之，必固予之。老子的说法是，你一定得给人家点东西才能取得东西。给什么呢？比如说给别人一块地，相应地给他土地使用权、经营权、产权，也就是给他支配这个东西的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支配土地的自由，支配生产资料的自由。
　　这个东西我们又可以画一条线，称之为“老子曲线”。
　　这边是自由，比如说经营自由、交易贸易自由，这边是法酬。如果自由为零，就像当年刘宇青的祖先，什么都管了，集中居住，集中上工，集中生产，集中收得，人身自由和财产自由都没有，最后打下来的粮食不够自己吃，法酬也就没有了。多一点自由，就变成井田制了，再多一点就是大包干了。自由增加了，法酬也增加了，还省心。但是走到这儿就是最佳自由点。对统治集团来说这就是最佳自由度。到这儿就行了，如果自由再增加，就是舆论监督、选举自由、民主等等。这个自由再增加，法酬就要下跌了，等到全体人民政治、经济、人身自由都齐了，这个法酬也为零了。到了这儿，生产集团和暴力掠夺集团就会分道扬镳，再往前改革就困难了，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老子曲线”。这就是暴力掠夺与生产集团的第二条关系。
　　我们在这两个曲线里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给多少自由，收多少税是由谁说了算？是由暴力集团，由骨头最硬的那个人说了算，我称之为“元规则”。元规则的意思就是决定规则的规则，根本性的规则，也就是说暴力最强者说得算。当然这里我们也要注意，暴力集团不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要考虑到利益最大化，就应该考虑这两点，就是最佳自由度和最佳自由点。如果过了头，就要考虑到被统治者、生产集团偷懒、逃亡甚至于反抗，这些决策都会使他的成本上升，收益下降。为了追求最高的收益，还要对生产集团作出让步。这是暴力集团和统治集团的关系。
　　刚才我用“血酬定律”的三个要点来解释中国制度的变迁，解释了劳动者和生产者关系的变化，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上种种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大变革。我是从暴力集团的视角看问题的，但是唯物史观的角度也是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在什么时候凸显出来？在马克思生活的资本阶级时代。作为生产阶级的首领、生产各个要素的组织者、市场需求的发现者，生产集团的首领当家作主了，立法立规了，他们成了暴力最强者，他们控制了军队、控制了国家机器，这时候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愿立法；这个时候经济基础确实可以决定上层建筑了。生产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确实可以决定生产关系了。在资本家当家作主之前，我认为“血酬史观”要比“唯物史观”的解释更有说服力，有更好的解释。
　　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血酬史观”不是不管用了，而是变得有点多余了，因为那个时候直接的暴力者就是资产阶级，他们当家作主。我们用不着万事都从盘古开天地说起。资本主义再往前发展不仅仅是资产阶级当家作主，老百姓也可以投票了，工人也可以投票了，也可以立法，进入了普选制的时代。工会也有了强大的力量，也可以对立法施加影响，这个时候就进入了“民主主义”时代。在那个时代再用唯物史观解释两个阶级的对抗也有问题，可能最好的解释是康德想象的“自由史观”，从自由曲线来解释历史的演变。
　　不管是自由史观还是唯物史观，或者是血酬史观，都适合于某一个时代。那有没有一个普遍的适合于所有时代的规律？我想象的一种历史观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暴力集团看作食肉动物，把生产集团看作食草动物，其中有牛、有羊、有马等等，都是不同的物种。不同的物种是不同生产策略的载体，暴力掠夺是一种生存策略，畜牧是一种生存策略，种地是一种生存策略，做生意也是一种生存策略，在整个世界上互相竞争，物竞天择，加上天地造化，像“进化论”一样演进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历史观。从任何一个角度观察历史，这些不同的策略、不同的视点、不同的角度综合起来就是历史发展的整个图象。
　　这种历史观和名称很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什么区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选择单位是不是物种，是种族。而这个造化史观，它的选择单位不是物种，是不同的生存策略。这个不同的生存策略可以随时转换，如果合算了狼就会变成羊，如果不合算羊还是会变成狼。不是说人笨就永远笨了，劣等种族一旦改革，吸取了先进文明后就变成了优秀的种族。这就是“造化史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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