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共体制内清醒人士，像周扬，像胡耀邦，像习仲勋、像陆定一……痛定思痛，不约而同说过（甚至以总书记身份发誓）：永远记取教训，今后永远不能再整人了！但有这种认识的人士，不旋踵即被逼下台、被置于冷宫，他们的悔悟终究迸散在绞肉机时强时弱、却永不停息的轰鸣之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老高按：关于左倾路线给中国造成多少灾难，造成中华民族多少无辜的生命，乃至杰出的精英人才死于非命，已经有了多少血泪斑斑的史料啊。杨尚昆感叹：共产党杀的共产党，比国民党杀的共产党都多（大意）；《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将这个体制比喻为“绞肉机”，都实在是一点并未夸张。
不过，看中共党史，90多年历程中竟有70多年以杀中共自己的成员、杀老百姓为主，杀敌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警宪特——为辅（最近20年来，改“杀”为“压”，到底是与时俱进了！）。这让我惊悟：无数人命，无数血债，只由中共内部的那些个左倾路线的派别担责，只怪罪那一些左倾执行者与追随者，够吗？
余生也晚，没有赶上从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四清”这一系列“共产党整共产党”“共产党整老百姓”的运动；更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以及更早的极其血腥的苏区“肃反”。但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小革命”（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我对中共根深蒂固的思路，有深切的了解。很多中共体制内的清醒人士，像周扬，像胡耀邦，像习仲勋、像陆定一……痛定思痛，不约而同地说过（甚至以总书记的身份发誓）：要永远记取教训，今后永远不能再整人了！但是事实如何？有这种认识的人士，不旋踵即被逼下台、被置于冷宫，他们的悔悟乃至誓言，终究迸散在绞肉机时强时弱、却永不停息的轰鸣之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由中共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如何逻辑性的必然推出“整人”“杀人”的结论，这是一篇大文章的题目。许多初衷高洁、志向远大的志士仁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诸位），就算逃出了“共产党杀共产党”被杀的一劫，却毕竟成为发令执刀杀人者一员——这中间，我分明看到必然因素在冥冥之中起着作用。
人们应该对中共的思路追根溯源——从理论上，从实践上。
这里就有一篇东西：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与儿子程光对谈，讲起了自己1930年代在中央红军、中央苏区的遭遇。父与子娓娓而谈，平实冷静，没有着意渲染，读来却毛骨悚然。
这篇对谈，是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所著《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中的第三章中的文字。经作者授权，明镜历史网选载。其中“父”，是邱会作；“子”，是程光。
这第三章，作者程光所拟的标题是“‘左’倾路线时的瑞金”。但正如我上面所说，骇人听闻的自己人杀自己人的悲剧，不应该只是由所谓“左倾路线”承担罪责——不能苛责邱会作和程光父子，他们有他们的思考，但我们作为后来人，理应思考得更深。
这一章比较长，我在此节选部分段落。
长征前差点将我父亲杀了灭口
程光，《历史的回顾》第三章（节录）
父：1932年秋，我被选送到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期学习，我都舍不得离开这支部队了。
子：瑞金是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是中央苏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到那儿学习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父：部队选送学员条件很严格：要求阶级成分好；经过战斗考验；略有文化，年纪要轻。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刘伯承。
子：他是我军军事教育的开拓者，许多日后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都出自这所学校。
父：我入校之后在政治团学习，后来上级要求调出部分政治条件好的学员到特科营军械班学习，我在其中。不久，军械班并入了供给队，我在供给队里学习，一直到毕业。我们这期在校只有半年多，我学习非常努力。我小时读过两年半私塾，但局限于中国旧文化，新知识很少。到了红军学校，我学的就广泛了：作为政治基础知识，学习了马克思主义ABC；作为军事常识，学习了战术战斗条例、粗浅的天文和地理；作为军械班和供给队的课程，学习了一些科学常识、算术和财务原理。这些新的文化知识对我是一次启蒙教育。学习中，我不仅“文”的好，“武”的也不差，我是从士兵一步一步上来的，在战斗部队受过严格训练，到了红军学校，我对内务、队列、射击、投弹、田径等样样在行。我曾是学校评选的模范班的班长，百米赛跑还得过一等奖。1933年春，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在第五期学员将要分配的时候，红军总政治部的人到学校来找我谈话。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但猜测一定有什么缘故。果然，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家庭成份好，又是党员（我于1932年由团员转为党员），毕业时和另一个叫刘吉仁的学员被留在瑞金红军总部机关，分配到总供给部。而我们这一期其他人都到了各基层部队。我们两人到供给部财政处，我任会计，他任出纳。不久，我兼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员。
子：一般人不了解这项工作。
父：它是非常重要的职务，负责全军与总供给部有关的军务实力统计，是一项绝对机密的工作，业务范围为：红军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全部实力统计。总供给部只有我知道全军的这些数字。我担任这项工作之前，经过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审查并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我有保卫局的特殊工作证，可以出入中革军委各部门，并受特别保护。平日里，我去中革军委办理这方面的业务，规定我不能个人行动，至少有两个保卫人员与我同行。他们并非保护我，而是我身上带有红军全部实力统计，他们是保护绝对机密的。国家保卫局规定：执行任务的保卫员有保护机要人员绝对安全的责任，如果发现他有离队或投敌行为，有当场枪毙的权力。
我担任机要统计工作之后，行政业务主要是同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政委叶季壮直接发生工作关系，不久，我又被提升为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成为部长和政委的直接工作助手。我同杨至成关系密切，他比我大十二岁，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和参加过南昌暴动的老资格，但他把我当作忘年交。我俩不仅是上下级，也是好朋友。那时供给部没有秘书，杨至成叫我为他办理文书和机要。他出差办事一般都带我去，因此中央苏区许多地方我都到过，让我开阔了眼界。
子：你到供给部的时候，正值党内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实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在组织上肃清和左倾意见不一致或无辜的人。有很多这方面的回忆。
父：供给部有个别工作人员有贪污行为，杨至成受当权的王明路线的人的责怪，被打了下去。之后，叶季壮出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总供给部机构非常精干，部里不设政治部门。除了国家保卫局一个专职特派员负责保卫监督之外，其余政治工作上的具体事都是我这个政治指导员管了，我是总供给部政委叶季壮的直接助手。我同他的关系甚为密切，待他当了部长兼政委，我们关系更深了。叶季壮是广西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加革命前曾做过报社记者、总编辑，社会知识丰富。他对一般人不爱多说话，但和我时常聊天，从不把我当外人，使我感到他是非常可敬可亲的兄长。我和叶季壮的关系要比和杨至成更加亲密。
我到供给部工作几个月后，在党内也担任了职务，总政治部组织部指定我为总供给部机关党支部书记，长征之前，又任命我为军委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军事工业局是中革军委独立的部门，由总供给部指导工作。我还是1934年初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工农检察委员，并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派驻总供给部的兼职政治保卫员（这是秘密的）。总之，我从红军学校毕业以后，组织上就把我列为政治上特别可靠的人加以重用了。
周恩来交给我“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
子：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青年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控制了党中央领导工作，“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1931年夏，党中央机关离开上海搬到中央苏区。11月，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判毛泽东“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这个时期你正好在瑞金。
父：虽然我不很清楚上面发生的事，但我在红军总部机关要害岗位上工作，多少知道点迹象。我朦胧感觉，红军这些仗怎么没有以前那样会打了？1934年4月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中，红军和白军打阵地战硬拚，遭到重大失败，人们就不那么乐观了。我哥哥邱会佳在广昌战役中牺牲了，我感到非常难过。
不久，我参加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领导下的红军退出苏区的准备工作。这在当时极为秘密，我只是做执行的具体工作，直到红军长征前夕，我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
子：那是什么时候？这对考证中央决定离开江西的时间来说很重要。
父：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叶季壮通知我到中革军委办事。我因为工作关系每月都要去那几次，抄报汇总统计数字，每次去都要有两个佩带短枪的保卫员陪同，而那天却是叶部长亲自和我去，我就知道有大事了。在路上我几次问他去干什么，快到了他才说：“今天周副主席亲自向我们交待重要工作。”我立即紧张起来。
子：你怎么会突然紧张了？
父：在王明路线的肃反后，红军机关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恐怖气氛，越是机要的人，发生了问题越是要死。我平日参加过不少保卫工作，也参与处理过有问题的人，知道很多机秘，我怀疑自己是否出了什么事要倒霉。我和周恩来并不认识，虽然在总司令部见到过他几次，从来没有说过话，这次他这么大的领导为什么亲自找我？我很紧张，甚至害怕。
我们到了周恩来住处，他听到来人，便从内间出来。周恩来身材中等，络腮胡子又密又长，双眼睛炯炯有神。叶部长把我介绍后，周恩来客气地边说边做手势，叫我坐下，我却不知所措。他满脸笑容地再次叫我坐下，我紧张的心情松了下来，看来不会有“那种事”发生。
周恩来第一句话是对我说的，“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他开始问我的个人情况，边问边在本子上记。周恩来知道了我是兴国老苏区的贫农，全家都为苏维埃做事，我参加革命五年了，打过不少仗，当过基层干部，毕业于红军学校，他非常满意。
周恩来对叶季壮说：“人就这么定了。任务你和邱会作谈过吗？”叶答：“没有。”这时周恩来向我介绍了他身边的一个人，名叫马纪元，是国家保卫局保卫团一个队的副队长。周恩来向我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
子：周恩来那时就明确说是准备长征？
父：他的话只局限在准备打仗上，对撤出中央苏区没有明说。其实他也是说不明的，因为中央只想走，要做准备，但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不仅没有长征到陕北的计划，对于何时退出中央苏区也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周恩来对我交待：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和几个仓库毁掉，把物品和财产埋掉。把要处理的东西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外人察觉我们的意图，如传出去了，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要做得隐蔽，最好夜间行动。这是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如有泄密，军法不容。
他又交待马纪元，带保卫局一个警卫班去协助我，保证我执行任务和安全。
从那天开始，我放下了总供给部的工作，专门执行周恩来交办的任务。马纪元带了一个警卫班十二人归我指挥，班长是李青山。他们穿中央保卫局保卫团的制服，佩带特别样式的蓝色领章，每人都带着短枪和一把大刀。我从总供给部带了一个传令兵、一个饲养员（我和马纪元骑马），组成了一支分队。
我们按照计划每天行军大约六十里，我和战士们一样吃“包子饭”（在袋子里事先装好一定数量的粮食，饭做熟了之后，一人一包分食），睡稻草地铺。几天后我和马纪元熟悉了，他比我大六岁，广东南雄县人。我们都操客家话，按照客家人规矩，我得叫他“马哥”。
子：他的任务仅仅是协助你工作？
父：我开玩笑问他：“你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事情外，还有监视我的任务吧？”他只是一笑。我当然知道，他的任务是监督和保证受领任务的人绝对按照上级命令办事。若有违犯，有权力制止，甚至处死。按规矩，这次最高机密行动，马纪元监视我，同行的人里肯定还有奉命监视他、有权处置他的人。
周恩来交待：可用各种手段找借口说谎话
子：你们的任务很特殊，还要秘密隐蔽进行，怕是作起来很困难。
父：周恩来交待过，可以用各种手段，找些借口，说点谎话，如宣布暂时停工调运，转移地点分开办工厂和仓库等，不能暴露目的，这当然困难很大，比较难办的是在几个地方。
比如说胜利县（中央苏区划定的于都县以北、兴国县以东地区的新县）水头寨，那有个军械库，存有数千支待修的杂色枪支及军械用品，在当时都是宝。
我公开宣布我们是代表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来处理仓库物资的，接管了仓库，要工作人员一律到瑞金附近集中，全部走了。怎么处理物品？掩埋，火烧都考虑过，但惊动很大。我权衡利弊，决定把东西沉没在深水中。仓库有一个水运码头，装船在白天公开进行，雇请民工搬运，说是运到前方去，把船驶走，等到深夜，再把物品悄悄沉没在河里深水中，往复几天完成了。这个仓库名义上还在，空房子交给地方政府代管。
比如说桥头镇，那有一个有个大型的弹药库，存的物品是未炸的地雷、炸弹、手榴弹等，还有一些不宜带走的器材。到桥头的那天，我们打出“中革军委战地检查团”的幌子。县苏维埃主席出城迎接“贵客”，对我惟命是从。当晚，我写了调令，把距桥头不远的一个兵站的警卫排调来执行任务。
仓库在桥头东南约五里的群山里，有很多天然溶洞，其中几个很大的被改造成仓库区。李青山到那里先作勘察，恰好搜查出三个隐藏在附近山洞里的逃亡地主，就把他们捆绑住，招摇过市地押回来。我召集了县苏维埃主席、军事部长、保卫局长开会宣布：“这次查出那里是土匪窝。为了苏区后方的安全，有彻底清除的必要，为了不使群众发生误解，请县政府立即召开会议，向大家说清楚。”
我派出警卫排把库区封锁，把物资集中起来放火烧了。烧的时候连续发生爆炸，群众没有惊慌，因为事先已说清楚。我原以为对桥头仓库的处理很难，没想到这么顺利。
子：这次你最棘手的工作是什么？
父：是处理红军的兵工厂。它在江面，在兴国县与胜利县交界处。兵工厂有三个分厂：子弹厂（翻造）、翻砂厂（造手榴弹）和修械厂，一千多工人。工厂所在的二十多里长的山沟早已划为军事禁区，没有居民，有个警卫连保卫工厂。
兵工厂是军事工业局属下，由总供给部指导工作。我宣布我代表总供给部并展示了“特派邱会作全权处理一切相关事宜”的介绍信。兵工厂召开大会请我讲话。我说，为了粉碎敌人围剿，需要加强生产。要把这的工厂分为三个，分别迁到不同地方扩大，在不同的作战方向满足战争的需要……
子：你的谎话很有“说服力”。
父：我们把职工按三个“新工厂”的形式分开，暗中把将来要带走的人和遣散的人分类，开到不同的地点去。我用公函调来一千五百运输员的队伍，把要带走的物品设备搬运离开工厂，不要的就地集中堆放。大约十天后，那里除了我们和警卫连外，空无一人。
销毁物品很难办，机器等铁制品不怕火烧。工厂警卫连连长提出一个办法：把留下的炸药和瞎火的手榴弹集中和机器堆在一起，炸毁掉。
红军兵工厂是多年辛苦才建设起来，机器和器材都是战争中缴获或购买的，工厂主要负责人如郝希英等，还有一些技师，是上海地下党输送到中央苏区来的。工厂能生产木柄手榴弹、地雷，能用旧弹壳翻造子弹和修理各种枪支。手榴弹和缴获国民党部队的差不多，翻造的子弹质量也好，成为红军的重要弹药来源。现在要毁掉它，我非常心痛，但别无办法。
我们完成兵工厂那里的任务，又做了些其他地方的处理和埋藏工作，然后回到瑞金。
子：这项工作是否要向周恩来汇报？
父：我向叶季壮作了汇报并呈上我写的报告。他要我随他去向周副主席汇报。我们到了总司令部，周恩来已等在那里。我照着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稿子读了半个小时，周恩来坐在我对面用心地听着。我读完之后，叶季壮补充了几句，我以为是我没说清楚，叶在给我“补台”。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说：“你说得很好，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如此复杂的一项任务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
周恩来勉励我说：“你很年轻，有前途，但文化不高，今后要下功夫学习。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一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就要考你了。”我听到这，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把我自己钉的本子（也就是工作记事本）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给我写上几句话。周恩来拿起桌上的毛笔，在我的本子第一页上写了：“诚实、谨慎、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这个本子我一直留在身边，后来1971年“九一三”后抄了家，它不知去向。
国家保卫局要对我“灭口”，幸亏是到天晚动手
子：你完成那次特殊任务后，第五次围剿的形势非常紧张了。长征要开始了。
父：1934年9月初，我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国家保卫局派驻总供给部的特派员突然和我特别接近，态度多少有些不自然。我感到奇怪，但丝毫没有察觉什么。我很忙，除了繁忙的业务外，总供给部政治工作，只有叶部长兼政委一个人负责，具体事情是我在干。随着战事的紧张，我忙得几乎是昼夜不停，根本没有察觉，特派员已接受了保卫局对我监视的任务。我掌握红军的实力，又知道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绝对机密，他们怕我“开小差”。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我开支部委员会讨论出发前的准备，同时布置忠诚的骨干分子要监视别的人。那天我感到保卫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我。我若是开会，他陪着我开会，我若处理点事，他也跟着，甚至我上厕所他也一步不离。我问他有什么事？他不回答。那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我抓起来，反绑成处决的样式。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把邓发局长签署的处决我的手令展示了，我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只好等死。张炎和把我拉出去行刑，碰到了周恩来，他问为何？他说；“邱会作知道战略转移（长征）和财物隐藏地，杀他灭口，以保机密。”周恩来说：“他还是个大孩子呵，你派人看紧些就行了。”
事后我才知道，那天张炎和一行人黄昏前就秘密来到了总供给部躲起来了，打算天晚一点就把我处决（大白天杀人影响不好）。没有想到遇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是我的救命恩人！
子：国家保卫局要把你“灭口”，你当时就知道背后的原因？
父：当时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可以说是见怪不怪。但对于为什么这样对我，最初我只知道大概。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真情。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之后，于1936年2月东征过黄河到山西去了，而红军总部留在陕北的瓦窑堡。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指挥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军委总供给部住在延长的永平，我是供给部粮秣处长。叶季壮派我常驻在瓦窑堡红军后方办事处，以便开展工作，就同周恩来住在一个院子里。由于我在长征中已经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了，很熟悉，当时上下级的关系又不像后来那样严，住在一起的李克农、邓发和我常常喜欢在周恩来办公室内的大炕上阅读旧报纸，聊天。一次，我们无意中说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指着我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他杀掉？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冤鬼，我们就少了一个处长。”邓发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具体的就不好说了。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我们说到这，插话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我们都有责任。这是我们党最为惨痛的一个教训。”
子：你得知了邓发是主使这件事的人，不忌恨他？
父：我看着尴尬的邓发并没有怨恨之意，只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是党的路线错误。当时要“处理”的人不是我一个，而是一大批人，绝大多数人冤死了。我亲身经历了肃反，更理解这一点。
我后来就这事问过叶季壮，他说：“当时不能同你说呀，万一你想不开，出了事怎么办！长征出发前，周副主席再次亲自交代要带上你走。”
子：你比那些冤死的和留在中央苏区牺牲的人，算是侥幸了。
工作出点差错，除一死别无选择
父：离开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十分紧张，名义是“上前线”。叶季壮部长只让极少的人经手此事，供给部的准备工作是他自己、特派员和我组织进行，因此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上前线”的真实含意。
“上前线”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报上级批准才能定下来。审查主要是个人的家庭成分、政治表现和思想方面的问题。成分不好的人原则上不能长征，政治表现不好的人就更不能走了。走的人确定之后，留下的集合到离瑞金不远的七堡。当时大家并不很清楚，留下来的人生的机会是不多的，除了日后可能被占领苏区的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外，如果他知道得事情太多，也有被自己人“保密”处理的可能。王明路线非常残忍，我至今还记得几例被无辜残害的人。
总供给部粮食处长罗凤章是湘南暴动参加革命的。有人检举他贪污过三块银元，国家保卫局就把他抓走了，我和保卫局驻供给部特派员参与此事，作为总供给部部长的叶季壮居然事先不知道，更不知道特派员和我参加了处理。罗凤章的事发生在“上前线”较前的时候，形势还没有那么紧张，他保住了脑袋，被国家保卫局送到兵站作苦役。罗凤章的头发上被开了一条“马路”（中间剃光一条头发作标记，防止逃跑），每天在兵站搬运重物。有一句流行的话，“调皮捣蛋，送去兵站挑炭”，说的就是惩罚主义。
子：今天提到王明路线在党内斗争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人人痛恨。
父：但在当年是很革命，很时髦，很风行的，人人必须执行。有一次罗凤章挑运物品到总供给部来，我没有像别人那样歧视他，客气地请他喝了水。罗比我大十几岁，过去我对他很尊敬，可那天我说了几句责怪他的话。没想到他毫不在意地回答：“我现在比当处长好，晚上睡得稳当一些了（指已有处理结果，不会杀头了）。”他见我很不以为然，又说：“老弟，你不仅年轻，还很小呢！对现在的事情，你能看到，但你不能看透。人若是倒了霉，可是身不由己呀！”对他的话，我想了几十年才想明白。当我想明白的时候，我比罗凤章倒霉多了。
那时，犯错误的人要受到处理，就是日常工作中出了点问题也会面临灭顶之灾。临出发前，供给部送出去了一批刚修好的枪支到前方去，兵站检查出来有生锈的，向上报告了。国家保卫局立即派人来总供给部追究。负责枪支修理的军实处军械科科长胡子昂十分紧张，知道自己纵有十张嘴也说不明白，肯定活不成了，于是偷偷在自己内衣里藏了一个手榴弹。当我陪着国家保卫局的人找胡子昂查问时，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是军械科长，枪生锈由我个人负完全的责任，请不要连累其他人。”胡子昂说完，扭头就向房子外跑。我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只见他跑出门外不远，手榴弹就响了。他没在房子里拉响手榴弹，是为了不伤害我和其他无辜的人。胡子昂知道自己要被处决了，痛恨的只是肃反制度，不愿意伤害别人，包括不愿伤害要执行他死刑的保卫局的人，真是可敬！事后，供给部把胡子昂当作“死反革命分子”进行批判，我一言没发。胡子昂只是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但是，在王明路线下，在长征前的那种特殊气氛下，他除了一死，没有别的选择，他死于党的错误的惩办主义。
总供给部的管理科长李跃也死得冤。李是湖南人，大学生，这在红军中是很少的。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国家保卫局没有批准他“上前线”。后来经过我们第二次报告，保卫局总算是同意了。李跃平常工作非常好，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管理科无意中发生了轻微的火灾。保卫局认定这是反革命发出的灯火“信号”，告诉敌人我们要行动了，就把李跃抓走了。虽然对李的下场并未宣布，但无须多考虑，就是用“保密”的方法处决了。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前，恐怖气氛相当厉害。当时没有一个人是不怕犯错误的，大家总是积极苦干，谨小慎微，遵守纪律，不敢犯自由主义，甚至不敢多说话。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就不得了呀，真是一粒沙子都可以打死人。
子：我听一些老同志说，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阎王殿”，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的事，错杀了很多的革命人士和人民群众。具体杀人的数字和人员，至少还是绝对保密。
父：1930年杀“AB团”，是敌人挑起的反间计在内部杀共产党；1934年的肃反是我们共产党自己挑起的杀共产党。一些所谓的不可靠分子，例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除了少数红军里必不可少的专业人员，（如医生，就是姬鹏飞、张步峰、靳来川他们那些人），其余很多都被杀了。当过我在红军学校学习时的教导主任，后来的红军供给学校宋奇峰校长，是北京的大学生，曾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一个师的军需处长，虽然他算是一个业务干部，但也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处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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