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老人姚監復說：我探望被軟禁中的趙紫陽時，問他：學潮中是不是陳希同、李錫銘他們合夥欺騙了鄧小平，所以鄧才決定戒嚴？趙紫陽回答：如果鄧小平能被他們這些人欺騙，那就不是鄧小平了！我向陳希同轉述了趙紫陽的這句話。這句話說到陳希同心裡去了！
◆高伐林
2012年10月上旬，我在於紐約長島舉行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上，與專程前來參加會的姚監復老人重逢。也巧，他出生於1932年10月9日，再過三天就是他的八十大壽。不過，紐約的會議還沒結束，這位忙碌的老人就要趕往歐洲參加一個人權會議，他的生日要在旅途上度過了。
姚老自稱“一目了然”——這句成語用在這裡，表明了樂觀自嘲的心境，更概括了一段“文革”中不堪回首的慘痛往事：姚監復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開除黨籍、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文革闖將”每天用硬橡膠包著鋼絲的鞭子打他，打瞎了他的右眼，把他流放到湖南西洞庭湖農場“隔離審查、勞動改造”……
用僅剩的一隻眼睛，姚監復卻努力看清變幻莫測的歷史與現實。2012年堪稱他的豐收年：元旦，他執筆整理的胡績偉《胡趙新政啟示錄—並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剖析》在香港出版；6月1日，他專訪整理的《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在香港出版；這一年，他還發表了許多評論。
在紐約會議期間，我作為《新史記》記者，對姚監復的專訪，是從他本人及家族的“文革”遭遇談起的。
姚監復在“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上發言。
“文革”中母親被砍死
姚監復能活到今天，他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
姚監復的父親原為國民黨上校，淮海戰役中，父親參加起義；母親為小學教員。抗日戰爭中他隨父母撤退到四川、甘肅、陝西。抗戰勝利後到江蘇蘇州。1949年後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預科、本科，1957年畢業，分配到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年輕的姚監復，已經走遍華東、西北和東北，見多識廣了。
然而，遇到“文革”，他如同遭受雷殛。談到家庭經歷的悲劇和母親賀書華的死，姚監復聲音低沉。
當時，他因貼過幾張農機研究院領導的大字報，被農機研究院裡的“革命群眾”揪斗，胸前被勒令必須掛著“反革命分子”的牌子，行動失去自由，無法與死去的母親見最後一面。他最小的妹妹姚蜀平是目睹者，後來寫了一篇迴腸盪氣的《兒女祭》，文中寫道：
……只見母親身穿一身破舊的香雲紗衣褲，那是陪伴了她幾十年，黑色早已洗成黃色，膝蓋處還打著補丁的舊衣褲。她赤著腳，手臂和兩腿裸露出的地方是明顯的傷痕。頭髮更是被剪得不成樣子，有的地方齊髮根沒了，有的地方留下幾綹長發，卻讓血跡粘在一起。而她的頭，卻是偏向一邊……
兩個火葬場的工人，抬著母親屍體走到卡車後面，四手一掄，屍體就被扔到了卡車上。他們轉身又去抬第二具屍體。我看他們走遠，不由自主地登上了司機座的踏板，伸頭向卡車裡張望……母親的面孔竟然就在我眼皮底下，離我不到二尺。啊！我清楚地看見了，她的脖頸上有一道長長的刀痕，她是被砍死的！我還看清了那一頭剪亂的白髮，那滿身的傷痕……
姚監復的父親被趕出北京，勒令回到原籍，膽戰心驚又牽腸掛肚地過了兩年。1968年清理階級運動高潮中，姚監復單位的專案組派了兩人，不遠千里來到安徽大別山腳下的小村莊，對老人講，你的兒子污衊江青，已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老人得知自己第二天也將在公社大會上被批鬥，當晚就自縊了。
若干年後，姚監復才獨自來到父親墳前，放下妹妹1986年在雜誌上發表的《兒女祭》，及五包香煙、五個蘋果。1990年，兄妹五人，在北京西山金山陵園，為父母修了一座衣冠冢。
姚監復告訴我：母親死後的慘狀給了妹妹強烈刺激，後來她晚上時常從惡夢中驚醒。“所以她執意要離開那塊傷心之地，再怎麼困難也要到美國來，要入籍定居……”
我查到，姚蜀平是讀科技史的，1963年畢業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先後在核工業部和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和政策管理所工作。1985年首次向國內介紹台灣學者柏楊和李敖。姚監復告訴我，她的知識面相當廣，八十年代初第一次來到美國，在美國哈佛大學科學史系任訪問學者，研究為什麼那麼多外國人能獲諾貝爾獎，中國人在中國就不能？她研究出一個重要原因是：如果在現實生活中被告知要當“螺絲釘”，要做“馴服工具”，那麼進了實驗室，能有自由的想像、獨立的追索和創造性的發揮嗎？“她寫成了文章，許良英推薦給《自然辯證法》雜誌用了。但是教委就把她當成重點了：當科學家就不能學雷鋒？宣揚學雷鋒就阻礙了中國科學發展？——在中國，這些說法都犯忌呀！”
姚蜀平1989年再次赴美講學，先後曾在美國史密斯學院、弗蘭克林·馬歇爾學院和本特立學院任教。在物理學史、中國科學院院史、中國留學史及現代化等方面做過研究，參與電影劇本《李四光》、電視專題片《共和國之戀》創作，發表過長篇、短篇小說和散文等。
在中國，什麼都是政治
姚監複本人大學畢業後，到了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這樣一個機構，本來與政治離得甚遠，但在當年的中國，又有什麼不與政治扯上瓜葛呢！研究院安排他搞鑄造工藝、農業機械化的情報，後來安排他到秘書科當副科長，又要他搞農機化的技術經濟研究，從技術、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視野中觀察農業機械化。這本來都不是政治任務，但農業機械化最後也成了毛澤東與劉少奇路線之爭的一個焦點。
姚監復在《農業機械化：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政治武器》一文中，回溯了1966年初，毛澤東繼文藝戰線批“海瑞罷官”、“三家村”揭開“文革”序幕以後，又怎樣在經濟戰線上，從農業機械化入手批判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姚監復認為，1966年2月，毛澤東給王任重的信與王任重給劉少奇的信，實際上，形成“文革”又一啟動工序。關於這兩封信，《新史記》雜誌第8期已經做過詳細介紹。
姚監復對我說，1966年2月爆發的一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之後很長時間仍在爭論的農業機械化問題，在一些指標、期限、方針、路線不同觀點爭論的背後，隱藏著一場更重要的“姓社姓資”的大爭論；在明面上是討論20年還是25年或是更長時間才能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問題，實際上準備了一頂是不是堅持反對和平演變、資本主義復辟的大政治帽子，1966年2月毛澤東向劉少奇在農業機械化問題上開火，也是8月“炮打司令部”另一場預演，是繼批《海瑞罷官》、批彭德懷之後，直接批到劉少奇頭上的安排。
姚監復說，直到“文革”過後，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是“脫離實際”以後，人們才接受了農業機械化不是“革命運動”，而是社會、經濟、技術發展過程的觀點。
姚監復對筆者強調：地域性差異極大的中國，機械化只能是“選擇性”的，選擇的主體，只能是農民自身：“最終要由他們來決定，究竟要不要機械化？什麼時候要機械化？”
姚監復關於“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口號肯定實現不了，也根本不應這麼提”、“要由農民來選擇要不要機械化”的觀點，讓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聽到了。杜潤生把“知天命”之年的姚監復，調到了自己手下。後來，他又將姚監復關於應該由農民自主選擇是否機械化這一思想，寫進了1983年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在一次談科技的場合也闡述了這個意見。姚監復說，“本來農業部等部門是不接受這一思想的，慢慢也改變態度了”。
見陳希同緣於替表姐送書
姚監復與陳希同，本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他這樣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一位聲譽鵲起的自由派意見領袖，怎麼會與在“六四”之後一度被某些異議人士提起來就咬牙切齒、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又是個“貪污犯”的陳希同扯到一起，幫這位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前北京市委書記出了那本《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以下簡稱《親述》）？
姚監復對我細述原委：認識陳希同，與自己的表姐鍾鴻有關。
鍾鴻也是個名人。早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後來出版過詩集《夢未了》、《百花吟》、散文集《尋美、尋樂、尋情》，尤其在戲曲方面著力甚多，創作並上演了舞台京劇《雪映古城》《玉碎名園》《站上風雲》《黛玉葬花》《鐵杵磨針》等；她還主辦了大型刊物《中國電視戲曲》，組建了北京市的京劇崑曲振興協會和電視戲曲協會……她最著名的作品，是電視戲曲劇《曹雪芹》,獲得了1991年度的“飛天獎”。
“我這個表姐寫了一本自傳，題為《風雨半枝蓮》，其中回憶到陳希同。”——《風雨半枝蓮》這本書於2007年出版，兩位著名作家王蒙與叢維熙寫序，當時頗有影響。
原來，陳希同1948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繫念過書，1952年從基層調到北京市委工作之後，與也在那裡工作、文化背景相似的鐘鴻認識。鍾鴻後來被打成“右派”之後，陳希同對她表示同情。她寫《曹雪芹》的電視戲曲劇本時，遇到很多困難，手中掌管越來越大的權力的陳希同支持她寫，資助她，這部作品終於獲得了成功。“她在自傳中就寫了這一段經過，對於幫助自己的人，她銘感於心，儘管這本書出版的時候，陳希同已經鋃鐺入獄了。後來，她聽說陳希同保外就醫，就想送一本給陳希同。”  《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
受表姐之託，姚監復設法打聽到了陳希同住在小湯山療養院，2011年元月，居然聯繫上了。姚監復告訴陳希同，表姐鍾鴻要送書給他，問能不能登門拜訪。陳同意了。
姚監復告訴我，見陳希同第一面，陳就開門見山地強調，自己不是貪污犯。說他貪污、判他的刑，完全是個冤案。“所謂貪污50萬元的禮品，是準備捐獻給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藝術發展基金會的”，“我打的借條也都俱在”，根本不是據為己有。
陳希同對姚監復詳細介紹了此事的緣起，其實是江澤民的指示：江澤民由李錫銘陪同視察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後，知道人藝經濟上有困難，就通過中央宣傳部門、北京市委宣傳部，給陳希同捎來口信：希望陳希同市長抓一下文藝工作，幫助人藝解決困難。
陳希同安排讓市委宣傳部長兩次去人藝調查研究了一個月，認為必須改革，打破大鍋飯制度，改變待遇太低局面。陳希同兩次批示撥給幾十萬元，來解決設備老化，老演員宿舍問題等。又正式經過北京市委、市政府討論同意，創建了一個藝術發展基金會。陳希同向董建華募來100萬美金，約折合800萬元人民幣；向李嘉誠募來1300萬元人民幣；動員市內捐獻，北京市旅遊局捐了50萬元……“我動員別人捐獻，自己怎麼辦？在我的名下有一些國內外友人捐送的禮品，按規定可以上交，也可以捐贈，作為善舉，財政上是允許的合法的。”
判決陳希同貪污罪行時所列出的主要罪證是：陳希同將禮品據為己有，計畫貪污50萬元至100萬元，實際上已貪污十幾萬元。陳希同申辯說，將禮品登記入賬後，擬湊夠50萬或100萬元，再捐給這個基金會。
借條又是怎麼回事呢？《親述》中說：“我要秘書收集一下，從外事辦借來禮品，打了借條，估估價。……這些禮品，在市外辦有借條。市外辦主任來看我時講，這些借條都在外事辦保存著。我請西單商場經理、建外友誼商店經理商量過，估價值多少錢，如何出售這些禮品，以便轉變成捐贈給人藝基金會的現金，他們都回去向黨委傳達過，這些人證俱在。”
“我能騙得了鄧小平？”
陳希同第二個急欲澄清的是，他是不是謊報軍情欺騙了鄧小平？姚監復對筆者回憶，“我曾經在探望被軟禁中的趙紫陽時，問過他一個問題：學潮中是不是你陳希同、李錫銘他們合夥欺騙了鄧小平，所以鄧才決定戒嚴？趙紫陽當時回答我說：如果鄧小平能被他們這些人欺騙，那就不是鄧小平了！我去年見陳希同的時候，就向他轉述了趙紫陽的這句話。這句話說到陳希同心裡去了！他一拍大腿：對呀！我完全同意紫陽同志的意見！像我這樣的人能騙過了鄧小平，那豈不是貶低鄧小平、把鄧小平說成一個昏君、庸君了嘛！”
姚監復獲得了陳希同的信任，陳希同同意談出自己的經歷和許多想法，由姚監復記錄整理。據姚監復看來，陳希同並沒有要洗刷自己“六四”責任的想法，他說“我做了‘六四’的報告，是上面讓我做，我就做，我承擔責任”。陳希同澄清的只是“李鵬日記”中說他是“北京戒嚴部總指揮”，他說自己並沒有擔任過這個職務。
姚監復認為，陳希同作為“六四”當事人之一，儘可能將他認為的歷史事實講出來，講清楚，然後由讀者判斷是否真實，是否可信，該如何評價，“我贊成他這種態度”。
陳希同在《親述》中，對判決書加給他的幾乎所有罪狀都給予反駁，他說：“陳良宇認罪，我不認罪”。他自己的案子，是“1、文革後最大的冤案”，“2、最荒唐的錯案”，“3、最不得人心的假案”，“4、最不人道的大案”。
我問：陳希同是否希望通過這本書披露自己的看法呢？
姚監復介紹：“陳希同跟我有一個‘君子協定’，他說：2011年12月31日之前，你不要發表。我遵守了約定。這一年過去之後，我希望發表，陳希同還是要求我不要發表，因為他正在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關於他的‘貪污犯’的問題，他希望申訴得到一個回答：是重新審判呢，還是維持原判？有了回答之後，再決定是否公布這本書。他還表示，想修改一下、審定一下，保證百分之百符合他的原意。但是我考慮，書稿寫出來一年多，他都沒有修改，現在他也不太可能修改了。再說，我也快80歲了，該把大家需要知道的事情公布出來了。我沒有遵從他這個意見，在今年（2012年）出版了這本書。”
姚監復強調，《陳希同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出書之後，陳希同要求說明，並不是他主動要求出書的。“陳希同說他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所以這本書，不是陳希同要求出版的，他沒有洗清罪責、改變觀點的意圖。是我本人決定印出來，給讀者和關心和研究歷史的人思考的。”
我又問：“保外就醫”的陳希同，是否有人監管？姚監復說，沒有看到。他的行動相對是自由的，在北京城裡可以到處走動。但他的司機，應該負有監管他的職責吧。
姚監複查過療養院的來客登記簿，上面記載，前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等人，來看望過陳希同。
眾所周知，陳希同在當市長時與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一直關係不睦。但是“冤家路窄”，李錫銘健康日益惡化，也住進了小湯山療養院。既然同在一個院裡，兩人見過面。
李錫銘托人捎話願見陳希同，陳就去看了他，對李錫銘說：“把我打入監獄，不是你的意思。”“聽了我的話，這時，他的眼睛裡充滿了眼淚。半天他說不出話，他對我心有內疚。”
李錫銘對江澤民、李鵬則近乎破口大罵：“江澤民是一個大政治騙子、投機分子。”“李鵬是個大混蛋。”
 陳希同與姚監複合影。（姚監復提供）
“六四”是一場武裝政變
姚監復在這次“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上多次發言，其中也透露出不少令人深思的信息。
姚監復說，2004年3月到5月，我曾多次前往北京富強胡同6號趙紫陽家看望趙紫陽。那時趙紫陽已進入生命最後時日，離2005年1月17日去世，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
姚監復披露，趙紫陽說：“六四”是一場無計劃、無組織、無領導、無綱領的群眾性自發行動。但後來我讀了李鵬的“六四日記”，才知道，“六四”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有綱領的反改革的武裝政變。
姚監復解釋說：李鵬日記中透露，“六四”前的春節，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就在上海研究，怎麼把趙紫陽搞掉——趙紫陽是黨代會上當選的總書記，你們幾個老人要把他搞掉，這不是政變嗎？還有，1989年5月，李鵬要開會把趙紫陽搞掉，鄧小平說，不行。等軍隊進城以後，有把握了再說——這不是政變嗎？
姚監復說：後來上面找我談話質問這個說法，我就說，這個說法不是我發明的，是我根據李鵬日記分析的。
鄧小平要趙紫陽認錯就可以復出，被趙拒絕
姚監復在會上還披露了一件秘辛：“六四”後，趙紫陽並不是沒有復出的機會，鄧小平至少兩次派人給他傳話，要他出來工作。但趙紫陽拒絕以檢討、認錯換取復出。
姚監復說，1990年，鄧小平就派人帶話給趙紫陽，說你可以出來工作。趙紫陽回答，如果是到政協這樣不能幹事的單位，我不去；如果要我當總理呢，我肯定比李鵬幹得好。
1991年，鄧小平又派人去告訴趙紫陽，要他出來工作，當總書記都可以考慮，但有個前提：你得認錯。趙紫陽回答，沒有必要重新認識，我的認識到此為止了。“所以，他真正是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中國英雄！”姚監復說。
姚監復還轉述：1989年5月19日，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學生之前，在院子裡轉，他的秘書在後面跟著，聽見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早就做了思想準備了。而且他給家裡人開會說，我要做這樣的選擇，你們都要受影響，你們同意嗎？家裡人都支持他。
姚監復指出：我覺得在中國這種世俗社會追求名利權位的情況下，應該學習趙紫陽的道德風格，“他將一個領袖的道德倫理視作高於責任倫理”。
姚監復回憶說：
2004年3月的一天，我去看趙紫陽，他鼻子裡還塞著氧氣管。告別前我說：紫陽同志，我要走了，最後告訴你一句：李銳同志跟我說過，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都是以作違心檢討下台的，只有兩位總書記，一位是陳獨秀，一位是你，沒有做違心的檢討。聽我講後，趙紫陽拔下了氧氣管，走到我跟前說：“是你說的嗎？”我說：“不是，是李銳說的。”他非常興奮和激動，轉過身，兩隻手向上舉起來——姚監復講到這裡也將手舉起來，模仿趙紫陽的姿勢學著他的話說：“哈哈哈！陳獨秀，陳獨秀！”
姚監復講完這段往事，又補充說，聽了李銳這個評價，趙紫陽心情十分興奮，“他很高興地跟我合影，要（女兒）雁南照相。雁南說，給你照了好幾張了，可以了吧。趙紫陽說：哎呀，膠捲又不是你的，照吧！”“他在軟禁中，心情一直非常壓抑，但那一次，他非常高興——中國的領導人，都很在乎歷史對自己的評價。”
姚監復說：丁東後來對我分析說，這個細節，反映了趙紫陽的心態：他希望歷史最後認可他。你姚監復把一個黨史專家的評價當面告訴了他，他心裡非常滿意。
多嘴導致“禍從口出”
姚監復很健談——用他自己的話說，叫作“多嘴”。在沒有言論自由的中國，自古以來就有“禍從口出”的古話，樂於表達，給他帶來了不少麻煩。大躍進、大煉鋼鐵年代，學鑄工專業的姚監復在向黨“交心”時，忍不住多說了一句：“我們研究院一千人，平均工資是多少錢？兩個禮拜這麼‘炒鋼’，工資是多少錢？還有六個蘇聯教授也跟著這麼‘炒鋼’，這個是多少工資？”這話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誰也沒料到，1959年廬山會議批彭德懷，他就有一條“反黨言論”，說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後來批他，就說你姚監復膽子多大？連彭德懷都只是定性說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你呢，還定量計算出來，論證大煉鋼鐵到底怎麼“得不償失”！？
就因為這句話，上級給他一個“重要任務”，到劉胡蘭公社去勞動鍛煉。“而且把戶口帶過去了”。他的戶口本上，迄今一直寫著是從山西文水縣劉胡蘭公社遷回北京的。
“文革”中，姚監復在劫難逃，同樣是因言罹禍。
不過，姚監復看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了。
“江澤民跟老太婆過不去！”
姚監復告訴我，前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胡績偉老先生2012年去世之前，跟他多次談話。胡績偉的認識是有一個變化過程的。他認為，胡趙新政，就是新民主主義：從1938年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當時的中共根據地推行的都是新民主主義政策，一直到1953年之前，都是如此。胡趙十年，也就是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
“但他從希望變成失望，又變成絕望”：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都沒有實現。
胡績偉思想改變了，提出廢除“三個一”：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後來加了“一個黨軍”）的法西斯制度；再後來他的思想更進一步，認為錯誤的根源不是蘇聯，而是更早的馬克思、恩格斯——他們對時代的性質和任務，都判斷錯誤了，資本主義的喪鐘並沒有敲響，在幾個世紀之內，資本主義都還將繼續發展，如果一定要在條件不成熟時搞社會主義，就必然有人很科學、很理性地起來反對，而當權者就會把他們打成敵人——迄今以來的歷史不都證明這一點嗎？
姚監復說，鄧小平自己談到，什麼是社會主義，我說不清——你“說不清”怎麼堅持？又為什麼將別人打成“反社會主義”？
姚監復在會場上有一番話更引起哄堂大笑：
中共早就反對蔣介石的“一個領袖”，把總裁、委員長、總統什麼帽子都往頭上戴。那麼為什麼鄧小平說：毛主席在，毛主席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江澤民說了算，我就放心了？一個人說了算，於是毛澤東搞“反右”、“文革”、鄧小平搞“六四”，江澤民就整法輪功——難怪人們說：毛澤東、鄧小平跟青年學生過不去，江澤民跟老太婆過不去！
《胡趙新政啟示錄——並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剖析》（胡績偉，鮑彤序，姚監復編）
“我沒權利不出版這本書”
姚監復這種性格，不可能不跟官方幾次發生衝突。姚監復講述：
2011年10月10日，中央宣傳出版領導部門，通過我所屬的黨組織，正式通知我：“你有一本書（指胡績偉著《胡趙新政啟示錄——並對“新民主主義”進行剖析》，要在香港，由鮑彤的兒子出版（指鮑朴的新世紀出版社）。有關部門通知你，不要出版這本書。”
我回答：這本書不是我的書，作者是胡績偉，出版不出版這本書，只能由作者作出決定。我只協助記錄、整理、編輯了胡老的談話，我沒有權利決定出版或不出版這本書。另外，出版這本書的單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正式合法出版社，享有出版自由的法律保障，按照“一國兩制”原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律，新世紀出版社有權決定出版或不出版某一本書。我也不能代替一個香港的正式出版社做出不出版胡績偉《胡趙新政啟示錄》的決定。
領導轉而提出：“你能不能做工作，不出這本書？”我當即指出，按照共產黨組織的原則，是垂直領導，不能橫向干涉。胡績偉是96歲老人，有74年黨齡的原人民日報社長、總編輯、人大常委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不屬於農口黨組織管理的老黨員、高級幹部。如果我以農口單位的研究員、普通黨員的身份，去勸阻胡老不出這本書，或者我干涉香港新世紀出版社的出版自由，他老人家一生氣，把此信息上網，暴露出最高宣傳部門破壞言論、出版自由和“一國兩制”的方針，不就成了國際新聞和大笑話了嗎？那時，最高領導責怪下來，我們作為傳話人和當事人，能夠承擔這麼大的責任嗎？
我建議我的直接領導向發令者轉達我的態度，作為黨員，我將如實地準確地執行上級黨組織交給我的任務，傳達宣傳出版部門領導的意見給胡績偉。但是，為了避免口頭傳達重要指示的誤差，我希望發令者給我一個書面文件，明確這是中央哪一級領導或者哪一個業務領導部門，還是某一位具體工作人員的指示。要說明是什麼理由不准胡老出這本書？這本書收集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已經在港刊上公開發表過，為什麼這本書卻不能在香港出版？
姚監復2011年10月26日得知，中共宣傳出版部門認為他的“態度是好的”，因為他表示，可以如實轉達上述意見給胡績偉。但是，官方拒絕了給予書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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