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央规定，对我这一级干部组织专案组调查，需要经过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批准，才能立案。接替我职务的周南一到任马上就组织专案组，这表明，是北京有人要动我的手。我曾经对下属开玩笑说，假如再来一次“文革”，我比“文革”更惨。我想，我走了，对莫须有的“罪状”至少还有个辩白的机会
现在可以说了
许家屯回忆在香港工作的若干重大事件（4）
◆高伐林
（续前）许家屯继续说：接替我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立即到香港赴任。在香港，开了个千人左右的欢迎大会，我在会上特别介绍了我的这位继任者，说他可以胜任；而周南的发言，对我这个前任一字不提，在会场上就引起很多人议论，不仅相互交谈，而且有人当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回答？一笑置之。
周南奉命来整我的专案
我接到通知，到北京开最后一次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最后通过香港基本法草案，我也算是交代工作了吧。会议期间，我留在香港的秘书清理我的文件、书籍，向我反映：公家的文件都交出去了，但周南派人将我私人文件扣留了一批，说“有些不是私人文件”。
这很奇特：怎么能这么不信任我和秘书，认为我们会把公家文件带走呢？我带走公家文件干什么？这也罢了，我向宋平提出来，希望在退休之后住在深圳，对港澳情况作些研究 ——我感到“一国两制”是个新问题，我们对香港情况研究不够，我在香港工作，深有感触，想继续作些研究。周南向北京反映，他不同意。宋平跟我谈，说中央常委的意见，你还是回到北京来。我说，我也不回北京，还是回江苏吧，请中央考虑。宋平开始说，要中央常委讨论；后来也表示同意了。
当中宋平问：你知道不知道，什么人提出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我曾写了一篇文章《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刊登在《求是》创刊号上。至于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我知道，是任仲夷提的，我听任讲过，知道当时中央对这个问题很注意，北京有人组织了专门班子准备写文章批评我在《求是》上那篇文章。所以我就对宋平答非所问：我知道北京有人要批判我这篇文章。他说，没有这回事，我不知道。我对宋平很尊重，他很正派，他说他不知道，我想他很可能确实是不知道。
会议结束后，我先到南京走了一趟，再回到深圳准备搬家回南京。4月22日到深圳，第一天就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周南派人到深圳传达他的决定，要将我的房车收回；第二件，我的老伴告诉我，周南停发了我三、四个月工资。按照组织原则，干部调动，介绍信还没有到接收一方，工资就还是由原单位发，我还没有离开，介绍信都还没有拿到手呢。周南是11月到香港，那时是4月，停发我的工资，是何原因？——我不想用“居心”这个词。
周南退休后口述回忆录《遥想当年羽扇纶巾》，对许多人物与事件有自己的说法。（资料图片）
让我吃惊的是第二天，23日，新华社香港分社有人告诉我，周南一到任，就组织了一个“许家屯专案组”，他自任组长，郑华（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后于2000年逃亡美国，最终导致蔡小洪间谍网的曝光。——高注）担任副组长，调查我在香港工作期间的人、财、物。
按照中央的规定，对我这一级干部组织专案组进行调查，需要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批准，才能立案。周南一到任马上就组织专案组，这表明，不是他周南要动我的手，而是北京有人要动我的手。难怪他在欢迎会上对“许家屯”一字不提——我找到了根源！他是奉命有意来整人的嘛。
更骇人听闻的是，就在这几个月当中，他调查已经完毕，写了一个报告送到中央，我恍然大悟：原来周南不是为我退休而来，是为整我而来！我想到“六四”前后和退休的情况，那么大阵仗，开了一个特别会议来宣布一个干部退休，这是少见的；还联想到一个特殊情况致使我心情更加急迫：杨尚昆是国家主席，是邓小平派在中央常委的特别代表，那段时间出国访问，所以有些人要趁这个机会快刀斩乱麻！杨尚昆回国之后还打个电话给我，要我不要再谈退休的事，说明他根本不知道他们已经决定我退休了。这是我担心的，有人要对我下手了！所以我就下决心出走。
以前回忆录里有个情况没有讲
儒家有话：“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这是儒家传统，为什么“大杖” 打来要走呢？因为如果打死了，家长都还要负打死子弟的罪名。“小杖”我已经受了很多次了，这次要“大杖”，我估计假如不走，被整的话，要清算我在香港六年的工作，我连赵紫阳和梁湘的下场都不如。我曾经对下属开玩笑说，假如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比“文化大革命”更惨。现在果然来了，我不想再有这样的遭遇。所以我下决心。我想，我走了，对莫须有的“罪状”至少还有个辩白的机会。就下了决心走。
1990年4月30日，我二儿子的媳妇跟著我，从深圳经罗湖到香港；5月1日，从香港到美国。
高：对，这段经过很有戏剧性，你以前在回忆录中写过，上一次回答我的问题时也说过，这次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许：我以前的回忆录里有个情况没有讲：4月23日，我让二儿子去找金尧如（曾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前中共地下党员，分管《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于“六四”后退党，移民美国，2004年去世），帮我搞美国的签证。金到香港的美国总领事馆办签证，总领事不相信，要向美国国内请示，所以到了4月29日才通知我。
香港回归前，金尧如曾统管中共在港媒体，“六四”后退出中共。（资料图片）
我30日到香港后就住在金家，给邓小平、杨尚昆和中共中央写了封信。我说：中常委的两个人（当时我没有点名）对我有“不同意见”，他们可能不能接受有我存在，我不得已出国，我对外就这么讲。我向他们保证：到美国之后，不会要求政治庇护，不会见记者，不会发表文章，不会泄漏国家机密——只要中央他们几位不对我和我的家属进行打击报复，我将遵守这几点诺言，否则我会进行反击，要自卫。我对他们两位老人表示敬仰和感谢。
我在回忆录上没有提金尧如，他当时提出希望我保密，现在他去世了，我要公开这件事，向他表示感谢。
第二天，我到香港机场，看到英国人为我出走做了特殊安排。
到美国后，中国驻美大使和驻洛杉矶总领事都来见了面，动员我回去，还说，保证不会有计较。我向他们简单解释了我为什么出来，说：这种情况不变化，我不想回去。他们表示担心说“外面情况复杂”，我请他们放心，说我自信还可以应付。
后来国内传出消息：杨尚昆要到南美进行国事访问，动员我与他一起回国。果然他到南美访问的时候，委托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要我与他一起回国。还告诉我，我出来以后，邓小平批评我出来是“糊涂”，杨尚昆动员我一起回去，“免得尴尬”。还说，回去以后，对我会做比较好的安排。
我告诉他，他们已经搞了我的专案组，杨说没有，还说不可能——他不会了解这些情况，我谢绝了跟杨尚昆一起回国。后来的事实证明：（1992年在中共十四大上）杨尚昆连自己也不能保！
最后这一阶段，说明中央内部的严重不同意见，对“一国两制”的摩擦，反映到我身上，我成了一个牺牲品。我辗转听人讲，我退休周南接任，可能是李先念支持或授意的，周南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说得难听一点，是个打手。
这就是我今天流落异国十七八年、风残晚年，孤独的九二老人对回忆录的补充。
我在美国如何谋生？
高：那么你来到美国之后，生活过得如何？
许：生活不错啊，我出来时只带了一万港币，刚来时在西来寺，主要靠星云大师；后来有朋友帮助我过了一段时候；再后来我就写文章，第一篇文章，是《试论和平演进》，在香港《信报》发表，《信报》给我多少？两万美金。我的回忆录（指1993年在台湾出版的《许家屯香港回忆录》——高注），得到几十万美金版税，一点也不假，我这个房子就是这么来的。我在《信报》和《苹果日报》写文章，稿费都是经得起查的。出来后有朋友雪中送炭，这能叫“贪污”吗？我讲过了，有朝一日，大家都没有顾虑了，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公布，哪一个朋友资助了我多少。
许家屯出走后出版的第二本书。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我出来的时候，向邓小平、杨尚昆写了一封信，我向他们做了四条保证，但是也说了，假如他们中央常委对我或者对我家属继续迫害，我就被迫不遵守这些承诺。结果他们确实不放手，开除了我的党籍，说我“背离人民”——我怎么“背离人民”？所以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试论和平演进》，当时是苏联垮台了，我到了美国之后，初步研究了美国的情况，认识到罗斯福的新政也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和平改革，“两制”可以和平演进。我当时批评了撒切尔夫人，她宣布，共产主义已经灭亡。我说，言之过早。后来出了回忆录，写了些文章。所谓泄漏“国家机密”，不外乎就是这些，这些东西迟早都会公开的吧。其实，我保留了很多，我掌握了分寸。现在，除了要将回忆录的线索勾清楚，其它的我继续保留。我为什么这么做？就是从大局考虑。
我为什么写回忆录？就是两条：第一是“为稻粱谋”——出来要吃饭啊。谁说我贪污了什么东西，那我还用“为稻粱谋”吗？第二，我讲了，写下资料，供大家参考。我写这些资料，不仅有保留，而且继续宣传“一国两制”、“港人治港”。
另外，我到现在，仍然是没有要求美国政治庇护。许多人要来见我，我都谢绝——特别是大陆不喜欢见到的人。
（写于2007年年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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