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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大學華裔學者王友琴，年復一年為讓全民族銘記這場浩劫及其教訓而努力，已有30年之久。她搜集了659個有名有姓的受難者，出版了《文革受難者》一書。作家蘇曉康說：她“一家一戶地調查”，“用微弱的聲音揪住整個民族”，“她一個人抗拒着數億人的遺忘”
◆王友琴／高伐林
哈佛曆史和政治學講座教授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說：“‘文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的分水嶺。1966年以前，中國是毛澤東主義階級鬥爭和斯大林主義指令經濟的合成品。 1976年以後，中國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和列寧主義一黨統治的混合物。”（為王友琴《文革受難者》作序）這個“分水嶺”卻長期被官方限制甚至禁止研究，學界、民間研究只在1986年和1996年“文革”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時出現過兩次討論熱潮。但是近年來，“文革”這種“逢十才成熱門話題”的現象有了改變，出現持續升溫趨勢。至少在海外，可以說包括卡瑪的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與丁凱文主編的《重審林彪罪案》都推動了“文革”討論熱。
“文革”當然不應只是”逢十”才成為關注熱點。其實，《文革受難者》一書的作者王友琴年復一年為讓全民族銘記這場浩劫的事實和教訓而努力，已經有四分之一世紀。關於她調查和寫作，作家蘇曉康寫道：她“一家一戶地調查”，“用微弱的聲音揪住整個民族”，“她一個人抗拒着數億人的遺忘”。《文革受難者》一書日前已經在香港出版。這本書有572頁，50萬字，記敘了659名文革受難者的名字和他們的悲慘故事。
我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與王友琴進行了多次交談。《專訪王友琴：大規模殘害生命是文革最大罪惡》一文較長，分成上下兩篇。
王友琴著《文革受難者》。
從未對卡瑪說過“宋彬彬沒有參予”
高伐林：卡瑪女士在就其記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接受筆者的採訪中，認為宋彬彬為“文革”中打人的人揹了黑鍋。在我詢問卡瑪這一斷定的根據時，卡瑪說：“多年來從許多見過宋彬彬本人或與她有直接接觸的人那裡了解到的情況，她的為人，以及相關的時間、地點。這些人，不管原來是哪派的，都與宋彬彬本人的說法一致。”卡瑪特別提到：“例如，我問過王友琴，關於宋彬彬所在的師大女附中打死女校長的事，王友琴在這個問題上調查是最深入的，我問宋彬彬參予了沒有，她說沒有。”
卡瑪關於宋彬彬的這一說法，引起很多觀眾和讀者的爭辯。既然卡瑪特別提到了你，並認為你“在這個問題上調查是最深入的”，我很想聽聽你通過調查所掌握的情況，以及你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王友琴：我看到您和卡瑪的對話，她提到我說了“沒有參與”，很覺得奇怪。
什麼是“參與”？我想，在中文裡“參與”不是生僻的詞，其意義很清楚。讀我發表的文章，你會清楚地知道我是否會說出宋彬彬“沒有”“參與”。
關於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在學校中被紅衛兵學生打死的事件，在我的新書《文革受難者》裡，有一篇兩萬字的文章。這篇文章在網上發表已經四年。我的更早寫到卞仲耘之死的文章《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則發表在1995年。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宋彬彬是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領導人。我的調查和描述重心是受難者。這篇文章中有幾處提到宋彬彬。
一處是：卞仲耘所在中學的第一張大字報是宋彬彬和另外兩個高三學生貼出的。他們很快得到被派到學校來的“工作組”的支持。卞仲耘等被“揪出來”遭到鬥爭。宋彬彬成為“革命師生代表會”的副主任。
一處是：（1966年）7月31日，北京師大女附中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宋彬彬是紅衛兵負責人。毛澤東下令撤出“工作組”後，學校里紅衛兵掌權。8月4日紅衛兵用暴力攻擊了一批原學校領導人、教員和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8月5日，卞仲耘等5人一起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鬥爭。她遭到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被打死在校中。另外四人也被打成重傷，一位副校長胡志濤被打成骨折。
一處是：卞仲耘死亡的當天晚上，宋彬彬等紅衛兵領導人去北京飯店見了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報告卞仲耘之死。沒有人出面制止暴力。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檢閱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
一處是：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檢閱紅衛兵。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對她說了“要武”。他們二人的大幅照片發表出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二版頭條。她的父親宋任窮在那時被提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8月18日大會以後，在師大女附中的化學實驗室里，紅衛兵把一個附近飯館的18歲的女服務員綁在柱子上打死。在此後的20天裡，數千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居民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大規模的群體暴力迫害也迅速在全國蔓延，卞仲耘的命運成為很多人的命運。
從以上事實，您以為可以說宋彬彬“沒有”“參與”嗎？
僅僅從邏輯上說，除非一個人是時時刻刻緊緊跟隨着另一個人的，不然都不能來作證說那個人“沒有”做什麼。也就是說，只有宋彬彬自己或者跟她關係非常密切的人，才可以說她“沒有參與”。
另外，應該說明，卡瑪在製作她的電影時，並沒有向我問過任何問題。在她的電影上演並且受到觀眾的質疑後，她才在回答你的提問時引用我來作辯護。
毛澤東兩次接見、林彪兩次講話之間的殺戮高潮
高伐林：你是否能簡要介紹一下在“文革”打死人這個問題的調查結果：迫害的規模、高潮、迫害者與迫害對象的身份、權力者的態度，等等。
王友琴：對於“文革”中的大量迫害、監禁和殺戮，特別是對被害死的千千萬萬普通人受難者，比如，像卞仲耘那樣的中學副校長，在“文革”時期和“文革”後，都沒有在出版物中被提到。所以我曾經在一篇論文中稱之為“缺失的歷史”。同時，因為受難者被長期有意無意地隱瞞和忽略，文革的歷史大圖景也被歪曲了。《文革受難者》這本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缺失的歷史找回來。
書裡面有659個有名有姓的受難者。他們在書中是按照姓名的拼音順序排列的。另外，還有一批知道死亡地點、時期及身份，但還未知名字的受難者。這樣安排的一個原因，是為了貫徹“記錄每一個受難者”的理念。
“文革”殺戮的兩個高峰之一，是1966年的紅衛兵運動興起時期。在北京，暴力的大規模展開是在8月初。中學紅衛兵打死的第一個人是卞仲耘，在宋彬彬所上的中學，時間是8月5日。紅衛兵打死的第二個人，在卡瑪所上的學校101中學，時間是8月17日。還有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被打。清華大學附中高一學生楊愛倫就是因此而在8月6號臥軌自殺，傷殘未死。
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接見最早的紅衛兵，稱他們是“小太陽”。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大會，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對宋彬彬說了“要武”，林彪和周恩來在大會上發表了熱情的講話支持紅衛兵。這樣的集會以後還有七次。大會向全國實況轉播，還拍成了記錄影片在全國放映。這天的大會在使文革暴力迫害大規模升級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在8月18日大會之後，在北京，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立即劇烈增加：
北京外語學院附屬外國語學校教師張輔仁和張福臻在8月19日在學校中被打死；
北京第三女子中學校長沙坪和第八中學負責人華錦遭到連續三日毒打後在8月22日死亡；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教師靳正宇和學校負責人江培良，以及一個學生家長樊希曼在8月25日在學校中被打死；
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校長梁光琪也在8月25日在學校中被打死；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教師劉澍華在8月26日晚遭到毒打後自殺；
北京第26中學校長高萬春受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後也在8月26日自殺；
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在8月27日被打死。
在我的書裡有更多的在8月下旬被殺害的教育工作者的名字。其中有的人死亡的確切日期，受訪者已經不記得，他們只是說：就是那打得最凶的時候，八一八大會之後，也就是８月下旬。如果能夠查閱學校的檔案，是可以找到日期的，但是只有一些學校管檔案的人提供幫助。
城市居民也遭到殺害。家住北京市中心東廠胡同6號左奶奶和馬大娘，在8月24日被打死。紅衛兵把他們綁在葡萄架上毒打，還用沸水澆燙他們。
我的書中有一個曲線圖表，可以看到北京每天被紅衛兵打死的人數不斷上升，從每天幾十個上升到幾百個。在8月18日之後的兩個星期里，有數千人被活活打死。還有一大批人在遭受毒打和侮辱之後自殺。當時火葬場屍體堆積，來不及焚燒。此外，還有十萬北京居民被驅逐出城。他們有的在路上就被打死，有的在到達驅逐地不久就餓死、病死了。
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林彪、周恩來再次講話熱烈稱讚紅衛兵。1966年北京的紅衛兵殺戮高潮，就在8月18日和8月3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兩次接見、林彪周恩來兩次在城樓上講話期間形成了高潮。
暴力也傳播到全國各地。書中有一批同一時期遇害的各省市受難者。南京，上海，西安，都有教師被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
希特勒用專業行刑隊殺人，斯大林用槍殺和勞改營害死人，毛澤東在“文革”中發動中學生紅衛兵用棍棒拳頭來殺戮大批教師和居民，一樣殘酷，而且更野蠻。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醜惡最殘酷的暴行之一。
1966年8月的紅衛兵暴行，在殺害一大批受難者的同時，還造成了一大批施暴者。不但使一批年輕人做出了暴力犯罪行動，而且毒化了他們的道德觀念。你可能也注意到了，38年過去了，對於這樣嚴重的暴力迫害和殺戮事件，極少聽到參與者道歉或懺悔。
“文革”中第二個殺戮高潮
高伐林：你談到“文革”迫害和殺戮兩個高峰，“紅八月”是其中之一，另一個是什麼時候？
王友琴：第二個高峰是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清隊”是在“革命委員會”，特別是其中的軍代表的領導下進行的。在書中可以看到，全中國每個單位都建立了監獄，關押本單位被“隔離審查”的人，這種特別的監獄，被叫作“牛棚”。
高伐林：要對今天的年輕讀者解釋一下這個詞：“牛棚”之所以得名，是因為當時遭迫害對象被罵為“牛鬼蛇神”，《人民日報》有篇社論的標題就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樣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被俗稱為“牛棚”了。
王友琴：在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有“牛棚”，在鄉村學校四川井研縣馬踏鄉公社中學也有“牛棚”。北京大學那一時期有24人“自殺”，馬踏鄉公社中學有兩名教員被害死。“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發生的大量“自殺”是必須加引號的。因為有的人是被打死的，卻被謊稱“自殺”。其他人是遭到殘酷的肉體和心理折磨後才“自殺”的。北京大學俄語系教員龔維泰被關押在北京大學第一教室樓（一般簡稱“一教”）。看管他的人睡在床上，他睡在地上。在俄文系的鬥爭會上，他被“坐噴氣式”，這是最殘酷惡劣的“文革”術語之一，即強迫被鬥爭的人長時間低頭彎腰雙臂後舉。龔維泰身後的學生不但反擰着他的手臂，而且還用腳往下踹他的肩膀。龔維泰在夜間用刮臉刀片割斷股動脈，血流盡而死亡。他的血流在地板上，被用拖把和水擦去了。北京大學校史紀錄中沒有留下關於他的死亡的記載，今天沒有學生知道他們課堂的腳下曾經流淌過血。對受難者的遺忘就像水洗了一般。
1966年，“文革”領導人主要通過大型集會的方式來發動紅衛兵。1968年的迫害是更有組織也更廣泛深入的。除了派遣大量軍代表到各單位領導運動，毛澤東親自圈閱下發一系列“中央文件”，指導運動進行。其中甚至有非常細節性的指導。閱讀這些文件，再看當時遍地發生的迫害和大量受難者，我們會看到一幅在最高權力當局指導下的有系統的大規模群體迫害的完整圖景。這圖景很可怕很冷酷，然而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大量受難者的死亡，不是個別案例，不是“意外事故”，是最高權力當局發動和指揮的在全國展開的大規模迫害和殺戮的結果。
電影裡前紅衛兵所在學校至少打死八人
高伐林：卡瑪解釋過，這部影片，因為當年音像資料的限制，側重在展現“新中國的同齡人”思想發展過程，重點是“革命文化”如何一步步對他們潛移默化，最後表現為“紅八月”瘋狂施暴。卡瑪也說過：很慶幸這部片子不是表現“文革”的“唯一”一部片子，“我們必須正視我們自己這個文本的局限性”。
王友琴：我沒有看過卡瑪的電影，不能回答你的這個問題。
高伐林：卡瑪的影片中採訪了各種類型的人，其中有六人（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當年的紅衛兵。你的調查是否也涉及他們在“文革”中的作為？對他們在影片中接受採訪時所說的話——當然，這肯定不是他們的全部看法，由於影片長度限制和影片本身思想脈絡，編者有所取捨——你有什麼看法？
王友琴：我剛才說了，我的調查和記述的中心是受難者。既然你對卡瑪電影裡面的前紅衛兵人物有興趣，我可以向你指出，我的書裡有八個受難者，是被卡瑪電影裡這幾個人所在的五所中學的紅衛兵打死的，或者是遭到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後自殺的。這八個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已經在網站上四年了。
看過卡瑪電影的人說，出現在卡瑪電影中的前紅衛兵，沒有一個在電影中為紅衛兵在“文革”中的行為表示道歉，沒有說一聲“對不起”。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接受卡瑪採訪的前紅衛兵沒有人表示過歉意或者說過“對不起”；一種是他們說了，卡瑪沒有放入片子。這一點你需要問卡瑪本人。不過整個電影沒有紅衛兵道歉，也沒有提到這些中學的紅衛兵打死了一批人，這顯然是卡瑪的選擇和安排。她可以認為紅衛兵不必道歉，但是不提被這些人所在的紅衛兵組織打死的人，是違反了紀錄片的真實和平衡的原則的。
讓我們來看這八名受難者。我們剛才已經說了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和一個附近飯館的女服務員在這個學校中被打死。
北京101中學美術教員陳葆昆在學校中被打死。紅衛兵打死他以後，還強迫和陳一起挨打的十多名老師打陳的屍體。第二天是8月18日，紅衛兵都進城去天安門廣場受毛澤東接見，陳葆昆的屍體被丟在學校里。又過了一天，才由火葬場的車拉走。
劉澍華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物理老師，1966年8月25日遭到該校紅衛兵大會鬥爭和毒打，深夜散會後，他從清華大學鍋爐房的煙囪上跳下自殺。他新婚不久，妻子正懷孕。該校高二女學生郭蘭蕙，出身於所謂“壞家庭”，在紅衛兵“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理論下遭到攻擊侮辱，1966年8月20日服毒自殺死亡。她服毒後曾被送進醫院，當醫院打電話給學校問她的情況，紅衛兵不讓醫院搶救。
北京第十女子中學36歲的男教員孫迪，被紅衛兵打死在校園裡。目擊者說，一群女紅衛兵在操場上用棒子和軍用銅頭皮帶毆打孫迪，他身上的衣服被打爛打飛了，形同裸體。空氣里瀰漫着濃重的血腥味。
還有陳彥榮，中國科學院氣體廠工人，35歲，七個孩子的父親，家住海淀藍旗營109號，處於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清華大學附中和北京大學附中之間。他在 1966年8月26日和妻子一起被抓到北大附中毒打，當晚被打死。和他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一個老年女人。清華附中紅衛兵給陳彥榮的兒子開了一張介紹信領死屍，這封蓋有“清華附中紅衛兵”紅色圓形圖章的信被保留了下來，在我的書裡有這頁信的複印件。
實際上，這五所中學紅衛兵在1966年8月打死害死的不止這八個人，這只是現在我能了解到的。別的受難者的名字和身份資料還有待尋找。希望讀者幫助。
這八個受難者都是普通人，不是高官，也不是社會名流。他們以及大量的普通人受難者的名字和死亡真相一直被排除在歷史記錄之外。這種排除後面潛藏的價值觀念也是非常可怕的，即認為普通人的被害不算什麼。《文革受難者》一書，強調記錄事實，也強調絕不可以隱瞞和忽略普通人的悲慘遭遇這一價值原則。
三十年後也無人道歉
高伐林：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也跟宋彬彬在一個學校，她的書《點點回憶》中提到卞仲耘有高血壓，所以死了……
王友琴：這種說法的意思是把紅衛兵殺人事件說輕、淡化。就算卞仲耘有高血壓，在被打死之前不是還在全天上班正常工作嗎？那天不是還有四個人被打成重傷、二把手被打成骨折嗎？後來被綁在柱子上打死的附近飯館的18歲的女服務員，總不會有高血壓了吧？為什麼這些都不提了呢？
應該注意到，在卞仲耘被打死30年後，羅點點不表示同情和難過，反而說這樣的話。顯然，這是“文革”時代遺留下來的殘酷哲學的一種真實表現。更最主要的是，她不以為打死卞仲耘是一項重大犯罪。
我問過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他說，從來沒有紅衛兵去向他和家人表示過道歉。這是在卞仲耘被打死之外，另一個使人痛心的事實。
王晶堯先生是一個誠實、認真的人。他保存了所有關於卞仲耘的材料。其中有兩份1966年的筆錄資料，很能證明宋彬彬是如何“參與”並起着領導作用的。他看了卡瑪的電影以後，向我提起那兩份筆錄資料。他感到驚訝和氣憤：為什麼宋彬彬不但從未對1966年的行為表示道歉，而只是為自己粉飾？
我也注意到不久以前一篇署名“霄雲”的文章，寫到她的父親怎麼受到吳法憲的迫害，還寫到上海一群中學生紅衛兵怎麼在市中心打死一個人。她被卷到裡面也動手打了一下，卻連那個人的名字和身份都不知道。她為這件事情感到難過，把這件事情寫出來。這名前紅衛兵對待過去的態度是對的，別的人也應該像她這樣做。
高伐林：你在書中說到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在卞仲耘的中學讀過書，江青還為女兒的事情召見過學校領導人。你認為江青對卞仲耘的死是否應該負責？有沒有找到江青插手的直接證據？
王友琴：打死卞仲耘不是孤立事件，這場暴力迫害並不只是針對她個人，也並非只針對一個中學。全國所有的大學、中學和小學的校長都被“鬥爭”——據我的調查，至今沒有找到例外。迫害教育工作者，是毛澤東關於“文革”的計劃中的重要的一項，他自己說得清清楚楚，而且，也是通過他直接支持紅衛兵來執行的。然而也正因為毛澤東在這一項事件上的罪責如此明顯，大批的中小學教育工作者被殺害和折磨，在“文革”後對林彪和“四人幫”集團審判時不被提到。
江青也是“文革”的領導者之一，她對紅衛兵暴力鼓勵縱容，因而對1966年的殺戮負有重大罪責。但是1981年審判的時候，當局只請了證人作證江青如何迫害她認識的上海的電影界人士，葉群如何幫忙。迫害上海的電影界人士，當然是罪惡，但是另一方面，也容易解釋成江青為個人恩怨報私仇。而迫害和殺戮卞仲耘和普通教育工作者，以及普通市民的罪惡，無法拿“報私仇”來解釋，於是就不被提起。
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這些人顯然了解下面正在發生的紅衛兵打人和殺人事件。卞仲耘被殺害之前，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的學生在暴力性“鬥爭會” 上殺害了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正在北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當即把此事當面報告給毛澤東和周恩來。
麥克法夸爾教授在書序中指出：中共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批評了毛澤東，說“文革”是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的，但是把林彪和 “四人幫”的所作所為說成“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說他們“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着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煽動人民“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決議》就這樣把毛澤東開脫了。江青被判處了“死緩”，但是其實對她的罪行，卻沒有說夠，這罪行主要就是，對普通中國人的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和虐殺，特別是1966年和1968年這兩次迫害高潮；此外，還有他們對公共財產和文物的巨大破壞。（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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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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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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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8-05 11:4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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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Liny發表意見！也深為您親眼看到的情景而震驚。我經歷過“文革”，也見到過類似情景。
不過看了博訊蔡楚的文章，我還是不滿足。畢竟，這些都是第二手（甚至第Ｎ手）材料（雖然也自有其價值，例如指出了“惡之花”源於惡之首），但是無法像您所說“後來她究竟是什麼態度？請看看下面一段消息，或許有助於回答你的疑問”。
例如，文中寫到北師大附中選上宋彬彬為知名校友，這確實是極其令人氣憤的一件事，但是宋彬彬本人在中間起了什麼作用，對自己被選上是什麼態度？她是否參加了校慶90年大會？畢竟，學校的蠢舉不一定是她的劣行。文中說“宋女士錯就錯在欣然接受”，卻並沒有提供這麼說的具體依據。
文中另有若干有疑問之處，例如，文中說“宋所在的學校---北師大附中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被宋領導的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活活打死”——若干史料就指出：當時北師大附中並沒有成立紅衛兵。
總之，我認為，對這些問題（以及對其他任何人），我們都須追尋第一手資料，才能避免以訛傳訛，人云亦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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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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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8-04 15:28: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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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為高先生下面這段話鼓掌：
《對宋彬彬，我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宋彬彬當時究竟做了什麼？後來她究竟是什麼態度？我們真正了解嗎？我們能下斷言嗎？（像有的朋友充滿義憤地痛斥的“宋彬彬這類不認錯不反悔的無恥之徒”）如果傳言有誤，我們是否能摒棄“意識形態領先”，而尊重事實，不將她當成一個“符號”（卡瑪語），還她（以及任何人，從毛澤東到汪精衛）一個公正？》
這說明你是一個嚴肅認真的作者。
文革開始時我還在念小學，還沒有資格當紅衛兵去“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但當年的恐怖卻深深地印入腦海，終身難忘。那時我們家住在北京一個政協大院裡，目睹了抄家，毒打當權派和“反動權威”，掛黑牌遊街等革命行動。最令人恐怖的是我家隔壁門洞那個“反動權威”兼“美國特務”（此人是留美歸國的，時任政協委員，有一年過生日，陳毅代表周恩來到他家祝過壽）被紅衛兵毒打和侮辱的情景：一頓毒打之後，紅衛兵喝令他從一樓爬到四樓，再從四樓爬到一樓，如此反覆，折騰了整個下午，不准停息，不准喝水……。這是我親眼所見，施暴的有男生也有女生。
所以，談到宋彬彬，我不免想起當年的那一幕，義憤難抑。
至於後來她究竟是什麼態度？請看看下面一段消息，或許有助於回答你的疑問：
“惡之花”源於惡之首
(博訊北京時間2008年1月10日 來稿)
世界上沒有“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惡之花”的宋彬彬，源在哪裡、本在哪裡呢？ (博訊 boxun.com)
自2007年9月8日，北師大實驗中學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盛大的“光榮與夢想”校慶九十周年慶典，校方授予宋彬彬為“知名校友”後，國內外網站一 遍叫罵聲、遣責聲至今不斷，還在繼續發酵。我們姑且不去討論罵得有無水平與質量，或精彩不精彩，我們要關注的卻是“惡花之源”。京劇《紅燈記》中有這麼幾 句唱詞：“栽什麼樹苗結什麼果，撒什麼種籽開什麼花”。到有點真締。
眾所周知，四十年前高幹之女宋彬彬只不過是高中三年級十八歲的小姑娘，作為一個點綴的花朵被推上天安門城樓， 給“紅司令”毛戴上紅衛兵的紅袖章。這是一場作秀的戲。戲是誰編導的？不得而知，但決非風際雲涌的紅衛兵學生娃娃們，毫無疑問定是權力的操控者。當天不是 宋彬彬，定有吳彬彬、溫彬彬、胡彬彬、周彬彬，誰去誰光榮，誰去誰的祖宗八代會揚名四海。縱是在今日今時，也仍有不少人視之為莫大“光榮”，若不信可立馬 抽樣調查，視“光榮”者不會少於百分之五十。這個歷史怪圈至今纏繞着中國當局，近似“食之無肉，棄之可惜”的雞肋。丟了吧會不會“數典忘祖”危及國本？堅 決尊循吧又有許許多多的難言之隱，只好維持現狀，於是“惡之花”才冒了出來。
眾所周知，就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接見宋的兩個星期前，宋所在的學校---北師大附中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被宋領導的紅衛兵用銅頭皮帶活活打 死，也是文革中被學生踐踏師道打死的第一位老師。如果此惡性事件當時能受到制止與追查，紅衛兵就不會繼續干着此種絕滅人性的傷天害理之事。遺憾的是，不僅 未受到制止追查，身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還公然賜名“宋要武”，以致打人、抓人、殺人和抄家與毀壞歷史文物的惡性事件，相繼蔓延到全國各地。問題不是很 清楚嗎？倡惡、導惡、制惡、造惡的首犯不是別人，就是“中國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澤東！在毛的支持授意下，全國紅衛兵才有打、砸、掄、抄，破“四 舊”的“革命行動”登場。
據不完全統計，從1968年8月18日到12月7日，全國先後有數十萬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有一千多萬戶人家被抄家。計北京市有十一萬四千多戶被 抄，上海十萬戶被抄，它所轄的郊區川沙，是個五十多萬人口的小縣，竟有七千八百多戶人家被抄。遠在浙江嵊縣，有八千餘戶被抄。連僻遠的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 自治縣，也有五百六十五戶被抄。山東威海市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戶被抄家。
在損毀歷史文物方面，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北京市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普查時政府明令保護的六千八百四十三處古蹟，有四千九百二十二處遭到不同程度的破 壞。北京體育學院紅衛兵還登上頤和園佛香閣，砸了釋迦牟尼佛像。北京師範大學二百餘名紅衛兵，跑到山東曲阜孔廟造反，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還給毛澤 東發來電報說［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造反了！我們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們拉出來了，‘萬世師表’的大匾被我們摘下來了，孔老二的墳墓被我們剷平了，封建 帝王歌功頌德的廟碑被我們砸碎了，孔廟中的泥胎偶像被我們搗毀了……］，僅譚厚蘭率領的紅衛兵，共毀壞文物六千餘件，燒毀古書二千七百餘冊，古字畫九百多 軸，歷代石碑一千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七十餘件，珍版書籍一千多冊，給國家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 墓、項羽墓、霍去病墓、張仲景墓、諸葛亮墓、岳飛墓、袁崇煥墓、王羲之墓、吳承恩墓、吳敬梓墓、蒲松齡墓、張之洞墓、康有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 鴻墓、張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壞。洛陽城東的白馬寺，建於東漢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十八年），明嘉靖年間（一五五六年）重修。這座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 被紅衛兵發動附近農民搗毀。十八羅漢堂被徹底破壞。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白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流亡中國的東埔寨國家元首西哈 努克親王要來朝拜白馬寺。周恩來總理只好將北京香山碧雲寺的十八羅漢和故宮收藏的貝葉經運到洛陽白馬寺，掩飾文化大革命的野蠻和罪惡。四川樂山背靠鳥尤山 面對青衣江的大佛，高達七十米，紅衛兵砸不了，就將背後鳥尤寺的五百羅漢挨個斬首。山西大學紅衛兵到佛教聖地五台山破四舊。砸爛廟宇佛像，開和尚、尼姑的 鬥爭會，然後強迫二百八十九名僧尼還俗，回原籍生產隊當了社員。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存留兩千五百年的道教聖地說經台，傳說是《道德經》作者李耳講學的地方。 這座道觀，以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里之內，散布着五十多處古蹟，包括唐太祖李淵修建的宗聖宮。文革中都遭破壞。紅衛兵命令道土們剃頭刮須，還俗成家。哈爾 濱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座東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國），教堂建築連同經卷、器皿，全被紅衛兵搗毀。
在此期間，曾與毛澤東面折廷爭的梁漱溟，回憶紅衛兵抄家的情景說：[他們撕字書，砸古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一聲號 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書，還有我自己保存的，統統堆到院裡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着火堆呼口號。當紅衛 兵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詞源》和《辭海》時，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着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就無法物歸原主了。 紅衛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夠了。]紅學家俞平伯五十年代被毛澤東欽定為[資產階級反 動學者]。自是紅衛兵的重點攻擊對象。抄家時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幾代僅存的藏書，一把火燒掉了俞氏收藏的有關《紅樓夢》研究資料。前交通部長章伯鈞是著名的 [大右派]，藏書逾萬冊。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學的紅衛兵占用作為[紅衛兵總部]。冬天到來時，章氏藏書成了紅衛兵頭頭們晝夜烤火取暖的燃料。後來，除少 數善本被北京圖書館收藏外，其餘全部被送往造紙廠打了紙漿。在上海，畫家劉海粟珍藏的書被紅衙兵抄出後，堆在街上燒了五個多小時，焚毀字書文物不計其數。 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沈尹默是名滿天下的書法大家。年屆八十四歲的沈老怕自己的[反動書畫]殃及家人，又擔心焚燒時讓外人看見告發，罪加一等，將畢生積累的自 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書法家的真跡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紙漿，再手攥成紙團，讓家人夜深人靜時拎出家門，倒進蘇州河。字畫裱褙家洪秋聲老人， 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國寶級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畫，蘇東坡的墨竹，文徵明和唐伯虎的作品。他耗盡家財、費盡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畫，被紅衛兵付 之一炬。他含着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的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在蘇州桃花塢木刻年畫社的畫家凌虛，五十年代曾手繪一幅長達五十尺的《魚樂畫冊》，被政府 拿去，作為國寶送給印尼總統蘇加諾。他用了幾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張中國各地的古版畫，連同他的國寶級佳作，通通被紅衛兵燒毀。
時至今日，作惡的紅衛兵沒有一人受到懲罰或追究，相反將這段歷史視為無尚的“光榮”，而更難解釋的是北師大附中校黨委竟然授予“惡之花”宋彬彬為 “知名校友”。這到底為什麼、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倡導此惡性暴力事件的首犯毛澤東，至今仍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導師、偉大舵 手”！在新近中共召開的全國“十七大”代表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所作的“政治報告”中，仍說“我們要永遠銘記﹐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 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 基礎上進行的。”
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就是“暴力”，就是"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和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無產階級專政"。“專政”就是殺人，殺人，再殺人；窮困，窮困，再窮困！難道不是這樣的嗎？“十年文革”殺了多少無辜者？縱是華 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國防部長彭德懷、軍委副主席賀龍、外交部長陳毅以及陶鑄等幾十位老一輩革命家和中共八屆123名中央委員也難以倖免，其中有88人 分別誣陷為"特務"、"叛徒"、"裡通外國分子"、"反黨分子"，坐監的坐監，整死的整死，就連新選出的中央常委習近平先生之父習仲勛同志，也被毛關押了 十餘年。除此，全國還有一億多人挨整，有兩千萬人死於非命。
上有倡下必有效。所以北師附中在九十校慶的日子裡才敢公然掛出毛澤東接見宋彬彬那幅血腥的歷史巨照，才敢公然授予宋彬彬為“知名校友”，然而宋千 金，宋女土錯就錯在欣然接受。如果說四十年前十八歲的宋彬彬此舉還情有可原，畢竟年輕幼稚無知，而今日已是“耳順”之年的她，並在民主自由的美國生活了二 十多年，還是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善與惡，非與是，早就應有判別能力了，遺憾的是仍然與魔為舞，共妖為歡，據恥為榮，當然招罵，值不得一點同情。然而更令人 費解了的是北師附中的此舉，不得不讓人懷疑是有政治背境與目的？不然何以有此種大動作？七千人參加，人民大會堂慶典，央視名主播羅京主持，真是“光榮至 極”、“名震環宇” 。有網友說得好：“如果在德國某個學校，某個［知名校友］的照片也登上紀念冊，但裡面的照片是該校友給希特勒獻花，那將是怎樣的一個場景？但當代的德國絕 不會冒這樣的大不韙”。因為德國政府以及民眾真正發自內心地深入了解納粹真相！ 這種行為的醜惡在德國民眾中是［心知肚明］的。正是由於德國從上到下對納粹罪行徹底懺悔，才有了今天的良好形像。”當然毛澤東還不是希特勒，因他沒有帶着 軍隊去侵略別的國家，可他卻帶着數百萬紅衛兵去殺了那麼多人，抄了那麼多人的家，破壞砸毀了那麼多歷史文物，這又是希特勒難望其項背的。所以問題的實質就 在這裡，今天中國的執政黨和中國政府並不認為毛澤東是惡之源，罪之首，所以才開出了“惡之花”！，故才發生北師大附中以宋彬彬行的以恥為榮的校慶。 (博訊記者：蔡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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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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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8-04 13:48: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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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諸位博友對這個問題的關注，各位的留言啟發我深入思考！
同時我也感到，“文革”這樣複雜、長達十年（“文革”有“三年說”“十年說”“十一年或十二年說”等等，不同的“時間段”代表着對“文革”本質的不同界定。這裡姑且採用習用的“十年說”）的社會運動，人物的命運有很大的改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感悟。而且，許多感悟以及相關的行動不為人所知。這就提醒我們，在評價人的時候，要特別謹慎小心。
千家駒教授在《自撰年譜》中說“宋彬彬和人比賽，那一個紅衛兵打死了六個人，她為了勝過那個人，就打死了八個人”，更我讓我深自悚惕：在我的筆下，是否也出現類似不負責任的文字，流出去不確切甚至謬誤的說法，以致讓讀者以訛傳訛？
當然，絕對的準確，是不可能有的。我們能做的，只是儘量去偽存真，儘量逼近真實。而且，好在，我們身處一個言論自由、信息開放的環境，不同意我的意見的人，盡可暢所欲言，這就保證了我發出的信息，是處在嚴密的監督和質疑之中。
以上感慨，不是無的放矢。在當今有識之士對“文革”中施加暴行的“紅衛兵”表現出極大義憤的同時，是否也可能失察，以致用“想當然”代替了對事實的追究？
在前一段討論汪精衛的時候，我對信濟說，我從來沒有說過汪氏是“英雄”。——我最重要的人生信條之一，就是“對自己並不確切了解的事情絕不輕易下斷言”：沒有弄清汪精衛具體做了什麼、說了什麼，我怎麼能人云亦云，稱他為“漢奸”或者“英雄”？
對宋彬彬，我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宋彬彬當時究竟做了什麼？後來她究竟是什麼態度？我們真正了解嗎？我們能下斷言嗎？（像有的朋友充滿義憤地痛斥的“宋彬彬這類不認錯不反悔的無恥之徒”）如果傳言有誤，我們是否能摒棄“意識形態領先”，而尊重事實，不將她當成一個“符號”（卡瑪語），還她（以及任何人，從毛澤東到汪精衛）一個公正？
“文革”中的紅衛兵確實犯下了駭人聽聞的暴行（在我後面的博客文章中，還會繼續揭露）；宋彬彬也確實是紅衛兵的一員；當時她更確實站在了反文明、反人類的一邊。但是，即使對她，我們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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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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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8-04 09:1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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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樓主好文。我一直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為了鞏固皇權、清除權臣的一場極其血腥和殘暴的痞子運動，它把人性中惡的一面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毛澤東使用了反修防修、繼續革命的美麗謊言，動員和欺騙了年輕無知的學生替他打頭陣。這些紅衛兵正是血脈噴張的teenager，也都是體內荷爾蒙分泌的高發期，在毛的蠱惑和煽動下，818後立即就變成一群以打砸搶殺為樂為快的人獸，比當年的義和拳更愚昧，更反動。義和拳殺的是洋鬼子，紅衛兵殺的卻是中國人，幹部和平民。紅衛兵既是毛澤東的兇惡打手，但也是無謂的犧牲品，他們是被毛利用後又遭到懲罰的一代，他們吃到了自己製造的苦果。所以，至少我所接觸到的紅衛兵中，大部分在其後的人生中都能幡然醒悟，其中有的人還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寫出了對文革的有力批判，對毛澤東罪惡的揭露。當然，像宋彬彬這類不認錯不反悔的無恥之徒還大有人在，因為他們還有庇護傘——這就是仍然扛着毛澤東那面退色破旗的中共。
批判毛澤東的罪行及其影響任重道遠。萬維網上不是有人還在連篇累牘地為毛澤東在大躍進/大饑荒中的主要責任開脫，為文革叫好，為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的倒行逆施翻案嗎？奇怪的是，萬維竟然為這樣的人大開綠燈，每篇必置於首頁導讀，那個洛基山人竟成立萬維的網寶級人物，豈非咄咄怪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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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零加一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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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8-04 06:18: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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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毛幹了很多壞事,但最後把他釘上歷史恥辱柱的就是他最為得意的文革.
謝謝老高諸多好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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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晚秋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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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8-04 06:0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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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毛澤東和“黨國”眾多劣行中的代表作。
文革中眾多的打手和殺手們看上去都是在“奉旨行事”，實質上已與禽獸無異。
人和禽獸之間有一最基本的差別,人的良心和本能會告訴自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把人改變成禽獸難，但是毛和“黨國”卻做到了。
為什麼鮮見當年的打手和殺手們，能夠站出來道歉或懺悔呢？
答案很簡單：1，黨國依舊。2，獸性難改。
謝好文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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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遊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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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8-03 21:5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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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楓苑夢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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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時間：2010-08-03 18:5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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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老高，向王友琴致敬！
紅衛兵及其後台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戕害註定將把他們定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雖然至今幾乎沒有當年的紅衛兵為他們的惡行表示懺悔，但是歷史終究將會審判他們。他們中不少人可能因為當政者的對那場災難的刻意掩蓋而僥倖隱藏下來，就如宋彬彬不得不終生躲在美國科學界。但是我相信他們的後半生將受到良心的譴責。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民沒有忘記那場導致數百萬人喪生的災難，清算罪惡沒有時間限制，就如猶太人對納粹罪惡的追討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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