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宋彬彬说话（冯敬兰）——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五-高伐林-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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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宋彬彬说话（冯敬兰）——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五	2010-08-08 15:21:50


	细心的读者或许发现，我对卞仲耘之死的关注重心在漂移：2004年重点是在弘扬对文革恶果的揭露、介绍勇于揭露文革真相的人，今天的重点则偏重对研究“文革”的思维方式的反思和质疑上。　　我从年轻到今天，受骗无数，得出的一个痛苦教训就是，研究历史，要摒弃那种似是而非的“三段论”推理演绎——对这种思维方式，我甚至有一种似乎渗透到本能的強烈反感：　　大前提：红卫兵伤天害理、祸国殃民；　　小前提：宋彬彬是红卫兵；　　结论：宋彬彬伤天害理、祸国殃民。　　以我有限的钻研历史的经历，深深体会到：　　大前提不正确，小前提正确，那么结论必然不正确；　　大前提正确，小前提不正确，那么结论也不正确；　　大前提正确，小前提也正确，结论却也未必正确！　　以我有限的钻研历史的经历，深深体会到：历史事件十分复杂，历史人物也十分复杂。如果说，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从事政治斗争的人，常常有必要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符号化”“脸谱化”甚至“漫画化”“妖魔化”，那么我们就要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其复杂性的这一面；如果说，许多人热衷于“大历史”，偏重于在宏观视野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毛泽东诗句），那么我们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醒人们不要轻易对某些事件和人物贴上简单化的标签，要将“神”和“鬼”都还原成“人”——当然，人也是有好人和坏人之分的。　　我常给人举出的一个实例：　　人们从官方宣传中得知的是：邓小平与江青是死对头，邓小平是周恩来推荐接替自己的；但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党史专家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一书中却详细披露了这不过是个靠不住的“神话”：邓小平在文革后期其实是毛泽东启用，用来制衡周恩来的。1973年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刚刚復出的邓被毛点将参加，一连开了六次，众多人发言批周；第六次会议上，邓小平做了虽然简短，但份量极重、直点要害的“批周”发言。幕后的毛泽东听了汇报，才发话，宣布“批周”结束。　　我后来向中共一位研究党史、有条件接触内部档案的领导干部求证这件事，他不仅认可高文谦陈述的事实（但他严厉批判了高文谦的观点），还告诉我：你知道在毛泽东得知周恩来病重之后，是谁推荐邓小平吗？——是江青向毛泽东推荐的。　　历史就是这样复杂！能无慎乎？　　顺便说一句：关于卞仲耘之死，网上已经有了无数文章。我这里很多都是炒的现饭。请感兴趣的读者继续在网上追寻真相，追查真凶！——高伐林2010年8月7日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作者：冯敬兰转载自“共识网”，原载网刊《记忆》49期仔细阅读了《记忆》48期关于“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的“编续往来”，很高兴能通过这个渠道听到各种意见。对于几位读者的质疑和批评，更要表示特别感谢。有质疑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批评才会碰撞出新的思想。写这篇文章，谨为再做说明。　　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1991年调回北京，一直供职于国企，2005年退休。　　我就读师大女附中期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初中学生，从未进入校领导的视野，甚至不记得和卞校长打过照面，可是她的惨死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1996年文革30年，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题目叫《记忆的疮疤》，想起校长在烈日下躺在小推车上的情景，反复追问自己：那些出身好、教养好、革命感情深的同学，为什么竟在光天化日下殴打、折磨女校长至死？是什么让她们如此残忍和冷血？　　有批评者认为，从《记忆的疮疤》到我主持的五人“访谈”，十四年间我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与宋彬彬站到了一起。那么，我就先从这个话题说起。　　一、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　　近年看到高一3班校友王友琴的著名文章《卞仲耘之死》，明确提到8月5日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负责人。一些著名作家、学者也循着这个脉络对宋彬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我重读旧作《记忆的疮疤》，在字里行间寻找，却没有“红卫兵”这三个字。14年前我的文章中，称她们为“最激进的左派学生”、“趾高气扬心狠手毒的打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2006年文革40周年，我又写了《烈日下的集体谋杀》，发在搜狐的博客网站，文中写到：“40年前的8月5日早晨，从校长走进校门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开始执行了。她被喝令打扫厕所，喝污水，被强迫在正午的日头下，把建筑渣土从这里抬到那里……饥饿、病痛、中暑、脱水还不算，不时有女学生过来抽耳光，踹几脚，更残暴的是那些‘监工’（许多目击现场的同学都深深记得她们的名字），她们用带钉的木棒和铜头皮带给校长造成了遍体鳞伤。心灵的恐惧和绝望就不用计算在内了，校长终于倒在了烈日下。”这类文学描写不同于历史考证，笼统地用“红卫兵”代替施暴者也未尝不可。可是，我没有。我不是红卫兵，犯不上蓄意为她们遮掩，为什么我的文字里“红卫兵”没有出现？我想，只因为当时我在校园里没有看见“红卫兵”。那些行为张扬的同学，包括施暴者，后来或许以“红卫兵”的面目出现在抄家、打人、驱逐“黑五类”的“破四旧”行动中，但是8·5那天，她们尚没有明确的红卫兵身份。　　2007年9月，现更名为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母校，高调、铺张地举办了建校90周年的庆祝活动，由于评选宋彬彬为知名校友，在海内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此前我一直在外地、在企业工作，宋彬彬从来不在我的视野里。我上网查看，不禁大吃一惊，网上流传着多种关于宋彬彬的文字，“宋彬彬——宋要武”原来一直属于公共话题。对她的指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宋要武”组织杀人比赛的，内容实在离奇，我只能付之一笑；一类是“事实”，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负责人，至今拒不认罪，应把她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是当年在校生，尽管知道1966年8月5日导致校长惨死的游斗校领导活动是高一学生干的，但也希望看到切实的新证据，证明宋彬彬是发起、组织或领导者。可是，来势凶猛的舆论审判只有空洞的指控，没有具体的证据。　　2007年临近年底，我在博客写了一篇质疑文章，题目是《请放开宋彬彬》。文章中说：“实验中学今年九月的校庆活动，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批评文章多言辞凌厉。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观点，即校方缺少对文革的正确认知，但我反对对宋彬彬本人继续妖魔化。” “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过当年在校的学生（66、67、68三届学生约40个班）有人举证宋彬彬参与暴力的事实，也没有看到过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实据。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个戴着白色化学镜框眼镜、清秀善良、文质彬彬的高年级女生（她的班级正是我的姐姐班）。我和宋彬彬没有过任何接触，即便在文革中，也从未有过她张扬狂热、盛气凌人的记忆。我相信，母校的同学多数会持有这个印象。” 　　我虽写过几篇文章谴责8·5暴力活动，但是从来没有把宋彬彬和校长之死看成因果关系，这是我一贯的立场。我公开为宋彬彬说话，希望本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原则，撇清宋彬彬身上的口水，给她一个面对自己和公众的空间。不说出施暴学生的名字，不等于可以嫁祸于宋彬彬。宋8·18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成为当时的公众人物或曰文革符号，不等于8·5事件的责任就应该归咎于她。既然8·5校长之死和8·18宋彬彬戴袖章已经成为标志性的公共事件，就不可能只有王友琴同学的一种版本，一个声音，当事人的声音，绝对不应空缺。　　我知道，公开为宋彬彬说话是一件冒险的事，事实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来许多谩骂和侮辱。政治挂帅者批我“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自恃高贵者讥我为“小可怜、小市民，拍干部子弟马屁”，聪明伶俐者骂我是“蠢妇、不要脸，是学校的耻上加耻”，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是怎么死的”（运动中自杀）。一时间在一些博客和实验中学的博客网站留言板上，骂我的声浪甚至超过了对宋彬彬的讨伐。文革初我十六岁，仅因为对个别干部子弟有意见，就被上纲为“仇视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批斗被孤立，临近六十岁时，因为反对妖魔化宋彬彬，又被斥“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这些未脱文革窠臼的霸道语言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非黑既白的绝对化思维如此根深蒂固，蛮横的姿态和狂暴的语言除了发泄愤怒，难道更能接近事实真相吗？　　我决心弄清真相。2007年岁末，我开始参与母校文革初期的调查。我知道，只有心态平和、实事求是、多头调查、反复质疑（包括对自己），才可能找到真相。　　二、关于个人记忆的可靠性　　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在不断自我否定中确认了这一点。重要的是一经发现，就要及时纠正。　　感谢刘双先生的批评。我在五人访谈中提到，大批军训的学生回校前，我在校园里看到宿舍楼前贴了一长溜儿谭力夫的讲话，以为对联是他的发明。查阅了北大学者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一书，证明刘双的记忆比我准确。同时我要感谢王容芬女士，她在新作《迫害何时到头》一文中，指出我在“访谈”里对林莽先生发难，把林先生讲的两次提审说成了一件事，把林先生记忆的深色裙子说成了花裙子。王容芬女士是我敬仰的思想先驱和无畏勇士，她的故事我只听过一遍就永生难忘，因此我理解她在新作中的愤怒。其实，我在《记忆的疮疤》中，已知的时间和人物的记忆错误也有三处。　　个人记忆与事实真相不能等同。不说久远的过去，就是发生在眼前的事，不同境遇不同心情的人，记忆也会千差万别。作为女附中1966年在校生，我也有自己的伤痛和记忆。但是，伤痛是伤痛，记忆是记忆，伤痛不能保证记忆的完整和可靠。　　近年就“八五事件”我曾接受过三次采访，都被问到“林莽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一律穿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我是否也见过？刘婷婷是否用穿翻毛牛皮军靴的脚踩了卞校长的头？我的回答是一致的：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刘婷婷做过什么。但是，当时正值伏天，是北京最热的时候，我校激进的学生都是女赤卫队员的打扮——把裤腿挽到了膝盖，连鞋都不穿。至于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箍更没看见，宋彬彬8·18给毛泽东戴的尚且是从红色横幅撕下的布条连夜赶制出的粗糙毛边黑字袖章，8·5当天怎会有特殊工艺制作的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呢？　　我在五人访谈中限于篇幅，没有引用王容芬女士的原文（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本文为再次表达我对林莽证言的质疑，先引用王文如下：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应为朱学西——编者）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犹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师也还在世。” 　　由于我在“访谈”中表示了对林莽的质疑，王容芬女士为此向2006年采访林先生的友人求证。她说：　　林先生2008年又给王友琴女士讲了一遍，与2006年的讲述完全一致。这个证言两年前经我传出后，林先生受到许多恶言恶语，包括网上围攻。”王容芬女士的友人很悲愤，认为“历史的叙述变形了。大家可以说这段的真实细节，但不是这样的说法，这简直是不顾受难者的伤痛……他不计较卞当政的时候给自己划了极右，一家遭遇了人间惨剧，他仍然做电影里红卫兵暴行的证人，担当的已经够了……现在才跳出来写作的这一群，他们为的是与道义毫无关系的目的，我为她们羞耻。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　　王容芬女士身居国外，亲自访问林莽不容易，无人会苛求。我倒要问问“友人”求真的精神在哪里？既然当事人是两位（林、朱），“同時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師也还在世”，去拜访过后者吗？搞清宋彬彬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的“深夜”，在什么地方、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难道就无所谓吗？“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至于这种视自己为道德化身的文学语言，除了矫情又有何用？　　宋彬彬“提审”林、朱二位老师，应该不是心血来潮的孤立行动。我在《访谈》中披露了历史教员朱学西老师与林莽老师不同的记忆。林莽先生指认宋彬彬的证言，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为具体的文字，有细节、有过程、有后果，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唯一的遗憾是缺少时间和地点两个元素。近几天我仔细读了本人1967—1968年的日记（1966年日记缺失，但是也可以理出头绪），试图找到林老师被提审的那个“深夜”。　　1966年6—8月的事在五人访谈中已有详细叙述，同年9月开始大串联，起初是有资格的极少数“红五类”，国庆节后很快就失控。女附中变成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附中”，校园里到处是穿着军装的青年男女，哈军工把我校作为“联络站”持续了几个月，而本校学生多去外地串联或呆在家里。1966年冬天，被“血统论”压制的学生强烈反弹，纷纷成立各种组织，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像8月中下旬突然出现一样，“老红卫兵”又突然消散了，其中的强硬分子组成“联动”，炮口直对中央文革小组。学校仍处无政府状态，但大食堂照样开伙，接待外地串联学生，负责后勤工作的是解放区来的副校长李天义，因是工农干部没有受到大冲击。　　1967年初开始军训，南口驻军装甲兵4636部队进驻学校，学生分裂成四三派（红色造反团1967年2月22日成立）、四四派（东方红公社，具体成立时间不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作为第三方依然存在。年初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就是派性斗争、大联合、年末学校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局势稳定后，解放军撤离（1968年元旦过后，该部奉命开赴越南战场），但高团长等领导还在（是否“三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日记没有记载）。我在1967年11月25日（星期天）写到：“解放军撤走了，指导员在汽车上挥舞帽子与我们告别的情景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不少同学都哭了。”1967年秋冬，已有少数同学提前报名下乡， 11月16日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为去内蒙插队的同学送行，12月9日去北京站为赴北大荒的同学送行。12月15日学校公布了首批毕业生分配方案，有19个同学将走上工作岗位。需要说明的是，四三派保校长胡志涛，四四派批校长胡志涛。整年没有针对校领导和老师的集中斗争。　　1968年从1月4日开始写日记，几乎全是到西单食品商场、西城肉联厂、21路公共汽车等处劳动。1月14日记：“今天新生开家长会，我校招新生25班1000多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新生何时入校我没有记忆。因为女校对男生缺少管理经验，抽调在校66届学生做新生辅导员，近日我班一同学告诉我，她也当过辅导员。1968年整个春天都在整治学生，一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联动分子”，二是反对血统论同时也无视新政权的四三派头头和骨干。与此同时，少量表现好、出身好的学生陆续去工厂报到，接着就是六六届学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我是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的，同行的是119名初三/高三同学。　　刘进、宋彬彬1966年8月19日宣布退出学校“筹委会”后，据我和一些同学回忆，她们再没有担任过任何组织的头头而抛头露面，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她们的事。那么，宋彬彬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又在哪年的某个深夜提审了老师？据朱学西老师回忆，他被提审并屡遭男生暴打，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我认为这更合情理。我们到北大荒的头半年，陆续得知学校改名“150中学”，进来了工宣队，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几位老师先后自杀。宋彬彬比我们离校更早，由她提审老师，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　　最后，我还要说到“绸衬衫”和不管什么颜色的裙子。自从1966年八、九月恐怖的“破四旧”运动以后到1968年6月我下乡北大荒，记忆里没有看见过哪个同学穿裙子，倘若有，一定会被讥笑为“小资产阶级”，那人肯定不会是“革命后代、共产党员”宋彬彬。70年代初期江青接见外宾，穿了一件仿唐装的连衣裙，我们看见报载后惊呼：哇！以后可以穿裙子啦！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到以上细节，只是为了说明：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记忆重复100次，仍旧不可靠。林莽老师勇敢地站出来作证，我对他表示敬佩，但是，我仍坚持对他某些说法的质疑，这不是人格否定，更不是继续迫害。质疑是对另一种可能的发现和探寻。在同一事件100个不同的记忆样本中，必定会找到相同性或相似性，那也许就离真相不远了。　　三、为什么要“纠缠”于细节　　任何事件都包含着时空两个方向，过程代表了时间，人物是空间活动的主体，而林林总总的因果关系让一个事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女附中的文革事件正是这样。　　我第一次听说王友琴的名字是从初中同学叶维丽那里，大约十年前，我们谈论校长之死（多年来我们经常谈起的话题）时她说，咱们学校有个叫王友琴的同学，也写过文章，她比咱们小，可能是老初一的。多年来，王友琴一直是我敬重的校友。2007年我从实验中学网站的校友录里得知，王友琴是高一3班学生，原来是我们的学长。对她倾毕生精力搜集文革死难者的工作，她的超凡勇气和耐力，我要再次表示敬意。　　我非常赞同王友琴学长的观点：“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复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舍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 　　几个月前我读了王友琴在1986年写的《女性的野蛮》，文章叙述了她的同学发动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作为在场者，她讲得有声有色，而且行文质朴。我不妨摘录几段：　　①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②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③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　　④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　　那个高三学生，是王友琴文章中唯一明确的指向。我们一看就知道她叫刘进，而不叫宋彬彬。当时学校没有“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可能王友琴也不清楚，就笼统给了个称呼。　　十几年后她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记忆，在著名的《卞仲耘之死》一文里，基本舍弃了旧的叙述，提出了新的逻辑链条，即红卫兵7月31日成立；8月5日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我相信这是王友琴学长经过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当年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 战斗队编写了一个师大女附中文革大事记（截止到1966年10月），说到红卫兵时，原文是： 7.31“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成立。这句话语焉不详，我们曾经很想访问那个组织的负责老师，因为这位老师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称完全记不起是谁做的“大事记”。我们在五人访谈中指出，7月31日反工作组的同学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前身叫“红旗”。成立宣言用红纸黑字张榜贴在大食堂附近的布告栏里。从《女性的野蛮》中得知，王友琴的那几个同班同学并不属于这个组织。而以血统论为唯一标志的“红卫兵”，因至今没有找到公开宣示的证据，成立时间、斗争纲领、组织原则、人员组成更是一团乱麻，导致许多校友、老师，都没有界限清楚的记忆。　　认定宋彬彬为8·5打死校长的红卫兵负责人，有一件关键物证，就是7人名单。名单来自于王晶垚先生，我们必须感谢王先生悉心保管至今，使一张纸片成为有力的物证。刘双先生说，五一那天他打电话再次向王先生求证：“他说那字条不是医院转给他的，是他要求7人写的。这里没有因年老记忆不好的问题，因为10年，20年前，30年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问是谁的笔迹，他说是刘进的笔迹。但是，李松文承认是自己的笔迹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李松文亲口讲的，是转述。可信度有多大？看来要验笔迹或测谎啦。”（见《记忆》48期编读往来·刘双来信）其实要确定是否李老师笔迹，当面去问他即可，比验笔迹和测谎容易得多，几乎没有成本。　　2008年初，这个纸片在几个博客里反复张贴，有人说凶手就在里面！我看到后，第一反应就是李松文老师写的，他教我们初三几何，天天在黑板上画图、板书，字体流利而内敛，很像老实厚道的老师本人。我的同班同学看了47期《记忆》，也有几个电话里说，那名单一看就是李老师写的。在这里，我要特别表达对李松文老师的敬意，行事风格谨慎质朴的李老师，在当年和现在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名单竖着写，我们是从右向左看的，而王友琴学长是从左向右看的，得出的结论当然相反。老师和在场学生为医院抢救“黑帮”做担保，和家属“要求女附中权力当局留下姓名”完全是两回事，这里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记忆，我认为也很正常。签名透露的信息，不仅否定了王友琴学长关于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的判定，还提示了工作组撤走后 “学生代表会”的现状，七人中第一个是老师，第二、三、四、五个是在医院抢救现场的学生，第六、第七是“学生代表会”成员刘进、宋彬彬，她们在名单里的位置，正说明是以个人名义而非“组织名义”出面。　　有批评者认为，我们的“访谈”是在否定“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王友琴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对王友琴“鸡蛋里挑骨头”。我不禁想问：谁有权利垄断对历史的解释呢？我本人很好奇王友琴多年来如何对8·5事件研究出了现在的结果。这个结果虽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让她远离了事件本身，远离了真实的自己。至于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信了王友琴提供的版本，责任不在王友琴，而在我们，当年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化的我们。　　有批评者认为，纠缠于8月5日有没有红卫兵，否认8·5事件的组织者和施暴者当时不是以红卫兵身份出现，本质上是在为红卫兵辩护，是在为宋彬彬脱罪。放眼于文革这一空前浩劫，笼统地指控红卫兵，谁也不会持异议。我在“访谈”里也说过——对于我来说，红卫兵就是干部子弟的别名。但是，“卞仲耘之死”既然成为文革暴力的“样本”，又牵扯到另一标志性人物宋彬彬，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是不容回避的责任。只有厘清一个个“个案”，才有大历史宏观的叙述。　　还有批评者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权力真空”，818之前，权力掌握在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手中。我们对母校文革初期“权力真空”的时间边际，认定为工作组撤离后的一周。胡志涛校长在她的《生活教育论》一书139页第三自然段里写到： 1966年8月5日，我起个大早。“找市委去！”思索了半夜的一个念头驱使我向市委走去。脑子里的一大串问号都想到市委能得到回答，特别是昨天出现的打人现象。我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我向他陈述了工作组进校以来的情况，七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的混乱状态，我特别强调了昨天的打人问题，我说：“这说明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请指示，我们该怎么办？”他听后却用平静的口气劝说道：“你回学校去吧！”我站着没动。这时，我多么希望他能说出一句：“你们回避一下吧，先不要到学校去了。”他站起来看我不走，又补充了一句：“回去吧！我们会向区委通报的。”我怀着沉重而失望的心情，走出市委大门。一路上，脑子里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回去！回去！明知是凶多吉少。但我是校长，我是一个长期受党教育的共产党员。上级指示，我只有服从。无论如何，我得硬着头皮回去。　　我们在访谈中谈到的每个细节，时间、地点、人物都经过多方调查和反复求证，限于篇幅不得不几次压缩，诚如郭建先生所言“经过作者精心选择”，若郭先生发现哪个细节“似是而非”，欢迎指正。　　最后，我个人认为8·5事件中，作为工作组时期的骨干，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年级学生，刘进、宋彬彬有她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导致校长死亡的直接责任或间接责任，而是道义责任。事实上，8·5那天她们已经承担了这个责任，两度去劝阻，将校长送至医院，连夜向市委汇报，8·6早上向全校通报。校长之死，不是当年的她们和老师学生们能够预见到的，因而苛求她们并无道理。　　为了厘清母校那段文革历史，当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而今年过花甲患有冠心病的刘进辛苦奔走了几年，访问了几十位老师、校友，写下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包括100多个注释），交给学校存档。可以说，她把责任一直承担到了今天。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些殴打、羞辱过老师的同学，我仍然希望她们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给当代一个解释，给后代一个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锅，不等于自己就可以永远隐藏在历史的汪洋里。我想起制造了“宋要武”的光明日报记者，利用了“宋要武”的湖北省委喉舌长江日报，如果相关的当事人还健在，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还历史一个公道。宋彬彬改名宋岩的档案应该还存放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有查阅权限者，也可以作证宋彬彬是否改名宋要武。其实，文革中改名卫东、忠东、红卫、爱党的不计其数，改名本是寻常事，惟有“宋要武”叫不得。　　2008年1月24日，叶维丽、于羚和我第一次约刘进、宋彬彬谈她们文革初期的经历，那天谈了6个小时。一周后，再次对她俩进行访谈，从上午十点谈到晚上九点。二年多以来，我们就同一主题进行过十多次谈话。宋彬彬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她诚实、诚恳、善良，并有着她那个年纪少有的单纯。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无法了解她的内心经受着怎样的煎熬，但我知道她很冤——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出来为她讲话的原因。　　相关文章：　　驳宋彬彬等辩解（王容芬）——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四　　回忆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等）——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三　　我看卞仲耘之死（叶维丽）——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二　　卞仲耘之死（王友琴）——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一　　专访王友琴（上）：宋彬彬是否参与打死校长　　专访王友琴（下）：文革最大罪恶是残害生命　　专访卡玛：始终凝望中国八九点钟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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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鱼

留言时间：2010-08-10 18:45:57

Thanks to Liny and whs, both of you really wrote very clear Chinese, that is what I try to say, actually higher than what I try to say.
My logic, if you lov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818, please stay in Beijing to continue revolution, but definitely not stay in US. If you are normal person, you stay anywhere is reasonable. (I want to back to Shanghai, but now Shanghai is too expensive to live, my family lost everything in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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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鱼

留言时间：2010-08-09 22:22:44

Thank you, Whs.
I can't write so clear words.
I say again and again, because I thought that they just tried to prove: first,they did not beat their teachers, then secondly prove: they were right also in 1966. How about thirdly, they are all right in US and at same time insist on that Cultural Revolution is definitely necessary and o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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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鱼

留言时间：2010-08-09 22:03:38

Yes, Whs. Actually my English, writing, typing are not good, I can only copy Chinese character existing in Blog , sometimes may lose this window or jump to another line.I just can't help saying something.
My words may not be very clear, because I try to say softly. I suffered in Culturaal Revolution, I can't let others suffer again now, even they did so bad in 1966. I try to say half, hope they may understand whole.
As you said, they still consider they followed Mao, nothing was wrong, it's ok, but if so, they should insist on doing revolution in Mainland now. Why came to US to defense for Cultural Revolution?
I may believe that 宋彬彬 did not directly beat teachers. But as a Political sign, as a Historical sign, followed 8-5 and later on 8-18, she should say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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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hs

留言时间：2010-08-09 20:08:58

楼上这位老金这英文看着也的确够累人的，你找个网上中文软件把想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了不好吗？：）有一点你可能不会想到，宋要武这批人自始至终就没有认为自己是错的，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有什么错？不信你去翻一翻上海四人帮死党朱永嘉的文章去，他老人家还在证明从历史的观点看文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咧！：）到美国怎么了，从古至今，中国的哪一个革命者不是崇洋媚外的，你给我举个例子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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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鱼

留言时间：2010-08-09 19:55:10

Sorry, my typing is bad too. last three should be as
3.) ......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school, followed 8-5, certain leader of this scool in 2007 still liked 8-18, they forgot in this school, first killed its teacher on 8-5, then use this to followed 8-18 要武?
4.) "我作为原来曾经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人员"(not me, I was low class person in 1966), is still thinking that 宋彬彬 should love her 政治符号 in 2007, but still feels good in US?
5.) I hope I am wrong, no a lot of 特殊 groups in US. And I hope 宋彬彬 is different from 1966 now. Why so difficult just say sorry to your teachers and do not use 8-18 to show how to 要武 again.

If Mr.高 may forward comments to those girls, thanks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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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hs

留言时间：2010-08-09 19:32:39

有回忆文章指出，宋彬彬上天安门是很偶然的，是有人让女附中派代表上天安门给老毛献花，由刘进决定让宋上，而她自己留守在天安门城楼下面。历史有时候喜欢开玩笑，如果刘进自己上了，也许就没有“要武”的这番谈话了。当然老毛的喜欢天下大乱的意思还会以其他方式表达出来，但是起码不会在这个时候表达。而红卫兵和要武的关系，也许，只是也许，就没有这么直接了。宋才是个高三的学生而已，猜测说她那么别有用心地抢上天安门，似乎也不那么靠谱。当然了，这回忆的真实性，也有待老高这样的热心人去查证。我知道我说的那番话（重要不重要）会引起老高这样的回应的，原因是我们确实在关注一件历史事件的两个方面，老高更关心宋在校长被打死事件中的清白度这个着眼点上，某种意义上忽略了宋在整个文革大历史时期的暴力对待老师同学和黑五类子女们的历史符号作用，而正是这种作用，造成了全中国千千万万个"卞校长"的死亡，不管宋本人自己觉得如何冤枉，点儿背你就不要怨社会，你enjoy了天安门上的风光，就要承担这个符号的历史谴责，历史的报应一点都不过分！其实这才是我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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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0-08-09 19:28:55

Liny说您“没有时间太仔细地去阅读和琢磨”，很遗憾您在没有仔细阅读和琢磨的情况下就匆忙发表了意见。
我不是当事人和知情人，但试着回答您的某些问题：

——“冯本人和参加访谈的刘进、于羚、叶维丽是否都是宋彬彬的朋友？”在我贴出的《回忆卞仲耘之死（宋彬彬等）——师大女附中文革资料之三》的一开始，就介绍得很清楚了；

——“冯女士为什么闭口不谈另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当年的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当时的见证人不少，任何人写文章，都不可能列出所有的见证人。如果她们列出了陶洛诵，也一定有人会举出其他某位见证人，质问她们为何不列出；
我相信陶洛诵见证的真实性，但是在我看来，这一见证，未能解决我们这里说到的关键性的问题。即宋彬彬当时到底是以什么身份说了那句话？是领导者，还是旁观者？这句话，即使表明了她当时的真实态度（她在今后的岁月中当然应该为这种态度而反省、忏悔），对于当时的施暴者，是否构成了怂恿、教唆、指示？她当时是否还说过了劝阻、制止的话（当然，肯定是劝阻、制止不力，未能避免恶果）？

——“卞校长死后，刘进和宋彬彬赶到北京市委汇报，这有力说明从8.1到8.18这段‘权力真空’期间，刘宋两人是学校的‘隐性掌权者’”。汇报和联系医院抢救，并不意味着她们必定就是“隐形掌权者”，还有另外多种可能：也许是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党票，也许是作为学生对老师负疚，也许仅仅出于人的良知和恻隐之心。咱们不能像去年那位南京法官的思维逻辑：某位年轻人扶起了老人送往医院，就断定必是他将老人撞倒的，否则他为何要去做这些事呢？

——关于宋彬彬上天安门城楼的经过，我作为局外人无法判断到底是否毛、周、汪精心策划，非“宋”不可。但是我作为原来曾经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人员，就我所知，决策者的许多决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周密策划。这一点，在我下面要贴出的一些文章中，将会陆续披露。

——关于您所写的宋彬彬改名的思想活动，都是猜测。我们可以拒绝相信宋彬彬的表白，但是说“宋小姐当时只怕受宠若惊都来不及”，又有任何根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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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鱼

留言时间：2010-08-09 19:28:19

Sorry, my pinyin is too bad, I only can copy your existing characters
1.) Some one knows the name of killer, can't speak out? too high class?
2.) As History Professor Dr.XXX in US, does not know 政治符号 of 8-18? As a low class Ph.D in Engineering, I cosider this 政治符号 is that Mao on purpose, happened to use 宋彬彬,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kill more teachers. History Professor does not research history?
3.) Dr.宋彬彬 likes her 符号, to use it on 2007 as a VIP in her mother school. I don't know what is this school, followed 8-5, likes 8-18 to kill its teachers?
4.) 我作为原来曾经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人员, is still thought that宋彬彬 should love her 政治符号, but feels good in US.

Sorry, not so gentleman as me now, just ashamed of certain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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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0-08-09 17:33:03

whs说，“回到你的三段论，其实群众的逻辑也没有那么差”。但愿如此！

whs还问：“宋彬彬是否亲手打过卞仲耘很重要嘛？卞仲耘到底是被哪一个（或者哪几个）初中女生打死的很重要嘛？对卞仲耘的家人来讲，人还不是死了？能复生嘛？”——当然重要。死者长已矣，但是是谁打死的，主犯、首犯、从犯是谁，她们自己和其他所有有关和无关的人，应该如何反省、吸取血的教训，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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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伐林

留言时间：2010-08-09 17:32:10

感谢诸位关注这一话题并发表意见、提供更多资料！我很感动，毕竟还有你们这样的人，如此执着地要追寻44年前“文革”暴行的真相和真凶，要厘清有关各方的思路。

金金鱼提出若干问题，坦白地说，我英文不那么好，没有完全看懂。请教了一些朋友，也未必了然，很抱歉不便贸然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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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鱼

留言时间：2010-08-09 16:49:55

Please read Liny's comments, every point is key!!
I believe 冯敬兰 said 宋彬彬 did not beat her teacher on 8-5, but she is love 8-18 with Mao to encourage kill more teacher, otherwise why took that photo as her most important evident to be VIP in her mother school?
I just do not understand why she did not stay China to insist her 1966 title, if she is so care her 1966 title.
So 高伐林 is wrongly to think we shouldn't use her title to judge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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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ny

留言时间：2010-08-09 14:04:18

高先生：钦佩你对文革史实的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预祝你最终能对师大女附中8.5事件作出一个使绝大多数人都能认可的结论。不过我想说的是，师大附中的8.5事件只是毛氏文革大戏中的很短的一幕（当然是很重要的一幕），而宋彬彬只不过是文革舞台上被毛泽东驯化了的一个小演员（虽然当年是非常耀眼的演员，但她的符号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因此，不管对宋彬彬如何评价，都无法改变对毛氏文革的性质和后果的整体历史定位。我觉得应警惕有人借口给宋彬彬“恢复名誉”，试图制造思想混乱，改变对文革的整体评价。

你接连贴出的几篇文章都很长，说实话我没有时间太仔细地去阅读和琢磨。总体上我倾向于王友琴的看法。关于冯敬兰《为宋彬彬说话》和前面的那篇访谈录，我有以下几个疑问：

1.冯本人和参加访谈的刘进、于羚、叶维丽是否都是宋彬彬的朋友？若如是，那么如何判断他们没有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又如何判断该访谈中每个人说话的可信度？冯女士如果真想主持公道，还原真相，就应该像王友琴那样，大大扩大访谈的范围，尤其是与“非利益相关人士”的访谈。

2.冯女士为什么闭口不谈另一个重要的见证人——当年的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根据陶的证词：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全文见后）
由此可见，宋彬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打人，但她是默许和支持打人的。为什么访谈录要把宋彬彬在8.5事件中的责任撇得干干净净？

3.卞校长死后，刘进和宋彬彬赶到北京市委汇报，这有力说明从8.1到8.18这段“权力真空”期间，刘宋两人是学校的“隐性掌权者”（尽管没有正式成立红卫兵），在全国首例打死人的情况下，她们感到事态严重，责任重大，因此必须向上级报告。卞校长死后，宋彬彬联系医院，也应该是处于同一考虑。

4.宋彬彬把8.18上天安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过程描绘成完全是一个随意性和偶然性的事件，这既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广大读者智商的轻蔑。人们知道，在当年的历史大背景下，毛泽东集中上百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他要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展示他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是何等严肃的大事，哪一个细节安排不是周恩来、汪东兴等要员们反复研究、精心布置的？读者当然要问：为什么在数百万红卫兵中偏偏挑中了宋彬彬？如果她没有特殊的背景和在文革初期杰出的表现，这无尚的荣耀能轮得到她吗？

5.宋女士把改名宋要武一事说成是光明日报记者强加给她的，这又是一个忽悠民众的自欺欺人之谈。这个钦赐的“宋要武”，在当年使那个看似文质彬彬的女中学生一瞬间成为海内外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党的报纸广播铺天盖地地宣传宋要武，宋小姐当时只怕受宠若惊都来不及呢，还会害怕记者采访吗？不错，宋要武在文革中只是一个政治符号，但毛泽东正是利用这种符号才使得亿万红卫兵疯狂地、丧失人性地为他的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最终导致了那场空前的民族大浩劫。毛死后，邓小平全面彻底地否定了文革，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的宋彬彬遭到亿万民众的批判、非难甚至责骂，与其说是针对宋女士的，不如说实质上是针对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革的。今天，头上已经带上了博士帽的宋女士不应该时空错位，把后来的想法和感受倒挂到1966年，那不是一个实诚人的作为。不错，我相信宋女士在后来的生命历程中一定有过悔恨，有过痛苦，但那绝不是1966年的心情。

6.文革过去几十年了，我没有看见过作为当年文革明星人物的宋女士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行为做过任何公开的道歉和忏悔。相反，我看到的是她在文革结束31年后，为努力争取成为师大女附中90年校庆的“杰出校友”而进行的活动。据说，宋彬彬调动了可观的力量参与了竞争，她不仅在自荐词里累述自己的“工作履历”，“教育背景”，“专业技能”，还向校方提供了至少七张照片，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那张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袖章的照片。宋女士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一方面在她的履历中故意漏掉了1966－1968那段极为重要的世人皆知的经历，另一方面又把那张在其人生经历中最眩目的天安门照片放在首位——那是她竞争杰出校友的最大资本啊，怎能割舍？宋女士果然如愿以赏，2007年9月9日在女附中立起了一面“知名校友”宋彬彬的展牌！难道这就是宋女士在访谈中说的：“想到卞校长被学生暴力殴打死于非命，其他校领导老师们身心遭受重创，40多年来我一直非常痛心、愧疚和懊悔。利用这个机会，我想再次表示对他们的歉意和追悔”？换一个有点理智的人，会以这种方式去触动亿万人几十年前的历史伤疤吗？看来，宋女士仍然不改初衷，为了出名，什么都顾不得了。所以我才有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感慨，啊啊。

附：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的证词
我在196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部。我的初中是在北京女十二种读过的。女十二中在1949年以前是个教会学校，名叫贝满女子中学。
师大女附中在北京名气响亮，我看中它的原因是升学率百分之九十九。我们高一（四）班全部都是从外校考入的尖子学生，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个个争强好胜。
但整个校园里弥漫着一股潜藏的等级观念，有人喜欢有人愁。这个学校里太多了，毕业的毛泽东的女儿，林彪的女儿不算，我在校时有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邓小平的女儿邓榕，部长的女儿大把抓。
我们班没有太大的干部女儿。文革时，我的同桌高滨滨突然被围斗，我才知道她是自杀了的“东北王”高岗的女儿。在高二（四）班，她应该算是最大的，尽管已经失势。
从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喊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落实到女附中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前，政治空气就远比学习气氛浓烈。
共产党撕破面纱露出狰狞面目，于我而言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们这些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还有“打倒黑五类子弟！”“打倒资产阶级狗崽子！”等等。原来在我们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势大变。反工作组的学生已经成为英雄。学生按出身血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类子弟等等。红卫兵的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才行。
几天以后，8月5号，我亲眼看到，在学校里，三个校长，两个主任一字排开跪在操场的高台上。红卫兵勒令他们说：“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有几个女学生提着棍子不时打他们。校长卞仲耘当晚死去。红卫兵头目第二天在学校的大喇叭里恐吓：“任何人不许往外说，谁说出去谁负责。”
文革前学校学生里有些人入了党，后来改名为宋要武的宋彬彬就是党员。她爸爸是宋任穷，是东北局书记，总管东北三省。校领导和老师对家庭有势力的孩子另眼相看。文革初期，我们学校由邓榕传达她爸爸邓小平的指示，我看见白老师（共青团负责人）与邓榕并肩而行，邓榕滔滔地说着什么，白老师谦恭的态度就好同对待首长一样。
宋彬彬是红卫兵的头头之一。8月5号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校长和梅树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场高台上被打的时候，宋彬彬正好站在我身后。我听到她说：“煞煞他们的威风也好。”我们学校是“红八月”打人风的始作俑者。不久后，八一八，宋彬彬在天安门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她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当时我是在电视上看的实况转播。毛主席跟她说“要武嘛”。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她后来去了美国。她对8月5号发生的毒打和打死人，至今还没有表示过道歉。
一场名叫“文化大革命”的残暴动从这一天开始。我的另一个生活也从这时开始。

2007年6月8日
寄自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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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hs

留言时间：2010-08-09 09:30:36

宋彬彬是否亲手打过卞仲耘很重要嘛？卞仲耘到底是被哪一个（或者哪几个）初中女生打死的很重要嘛？对卞仲耘的家人来讲，人还不是死了？能复生嘛？你们搞了十多年的历史真相研究，几百万字的材料，到现在连个凶手的名字都不敢披露，这研究就已经很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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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hs

留言时间：2010-08-09 09:25:36

哦，还有，回到你的三段论，其实群众的逻辑也没有那么差啦，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是否伤天害理，祸国殃民，这个可以另外讨论，但是市井小民都知道，没有老毛那样的人支持指使，靠几个中学生是玩不出那么大的花样的，我觉得问题的中心在于，红卫兵特别是文革早期那一批人，做为一个群体，哪怕是仅仅做了几天工具，是否发自内心的反省过，忏悔过，并以真诚的态度寻求受害者的谅解，共产党做为群体不那么做，不等于你做为个人（身在海外，受了西方教育，总该有一点宗教反思吧？）不可以那么做，而这个红卫兵群体，以我个人的有限观察，发自内心的反省过，忏悔过，并以真诚的态度寻求受害者的谅解的人极少，可以说几乎没有，这才是“宋彬彬打人事件”的历史本质和“真相”。老高你其实有点儿搞错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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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hs

留言时间：2010-08-09 09:05:50

以宋彬彬，刘进和冯女士等老三届（不管是不是红卫兵），不知道有没有想过，文革造成的血腥，孽债，是不会被遗忘的，血债终有一天要血来偿！你冯女士宽容了，遗忘了，正义了，不等于别人也会宽容，遗忘，和“坚持正义”，这正是你要出来澄清但却遭受那么多语言暴力的原因（之一），老高的努力也是值得尊敬的，但从大历史的角度也是不足够的，如果有一天，文革中的受害者族群，用同样的暴力手段，向文革的利益者族群讨还血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单单澄清真相，就显得那么徒劳无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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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Easygoing

留言时间：2010-08-09 01:34:36

冯敬兰 is right to say 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 This coincides with Dr. Elizabeth Loftus, a well known psychologist specializing in research in human memory, especially false memories.
林莽 indeed could be wrong with his memory. ["宋彬彬比我们离校更早，由她提审老师，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
I was a little kid when CR broke out. I don't remember the exact dates my parents were attacked/criticized--all I remember was I cried hard and wanted to hide.　　

It seems to me if people interview a few key persons involved such as 李松文,朱学希,刘婷婷 or even 袁淑娥, we may learn a great deal more about the truth, unless someone on purpose would block the truth from being getting out.

宋彬彬 is just a convenient target to be used as a scapegoat, the real party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principal's murder is (1) Mao, who launch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2) those who lashed out with sticks and belts at the victim on 8.5.1966--the 高一 students,perhaps including 刘平平/刘婷婷, but not 宋彬彬.

Much as I admire 王友琴 for her effort in writ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ve got a serious question for her. I'd like to question 王友琴 why she's scapegoating 宋彬彬.
By blaming the wrong person you let go of or cover up the real guilty one.
So who is 王友琴 tries to cover up for? 刘平平刘婷婷? or 邓榕? (if so they are harder to blam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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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鱼

留言时间：2010-08-08 19:22:06

Ms.冯敬兰 "我决心弄清真相。",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些殴打、羞辱过老师的同学，我仍然希望她们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给当代一个解释，给后代一个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锅，不等于自己就可以永远隐藏在历史的汪洋里" Why you haven't give 弄清了的真相? Or give the reason why can't tell the real killer name?
I am not smart enough, util now I can't understand why I and most of my friends felt that at very beginning, first, or first and second beating and killing in Shanghai were come from Beijing, most are 高干 daughter, girl is worse than boy? So they never feel sorry when the girl did bad. I hope my thought is wrong.

请感兴趣的读者继续在网上追寻真相，追查真凶！——高伐林2010年8月7日
May somebody transfer my comments to 冯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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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金鱼

留言时间：2010-08-08 17:24:36

Sorry to post again, now I have another question, Ms.冯敬兰 may know who really beat and killed your 校长, why not tell us the name to clear history, or give the reason why can't show these names. 校长 was killed, some one still want to protect the real killer. Mao called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give the "title" of "要武" on 8-18, do you think this title is not one of the reason to kill more teachers after 8-18. So many killed teachers are not 煎熬, but some one came to US, because her title, suffered 煎熬. Now we believe your story, 宋彬彬 did not beat her teacher, she is not under 煎熬, now do you think a relieved Ms.宋彬彬 may consider other person's 煎熬, 被妖魔化 and death in 1966, and try to say some words to your teachers?

Also why you said: "我不禁想问：......,这个结果虽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让她远离了事件本身，远离了真实的自己。至于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信了王友琴提供的版本，责任不在王友琴，而在我们，当年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化的我们"? Are you 当年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 but did not say anything? Now you try to say so many, but not give real killer (you know them)? If the real killers and their top boss (who called Cultural Revolution) do not have duty for killing, who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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