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讀文革，一個特別的好處是使人清醒。在中國，一個人是不是深諳文革，將決定他對中國和世界的認識，決定他是否是一個完整的中國公民；在海外，一個人是不是深諳文革，將決定他對中國崛起衝擊世界格局的含義，是否有真切、全面了解


　　老高按：從1月10日在FT中文網讀到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發出《提議大學生研讀的中國文革書目（上）》，我就留心，看什麼時候發出“下”，好集中起來一併轉發，向讀者推薦。等了43天，等到了“中”，然後昨晚等到了“下”。
　　丁學良說：這是過去28年裡給海外大學本科生和碩士生提議文革研讀書目。
　　在我們經歷過文革、對文革的複雜性有一定了解的人看來，這些書目確實是比較有代表性的；海外的大學本科生和碩士生（不限於華人，但必須是懂中文的學生，因為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並沒有翻譯成英文），將這些書目讀完，確實可以對文革有了比一般人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若他們中有人打算繼續深造，成為聚焦於文革研究的博士生，那麼能認真讀完這些書，也打下了不錯的基礎。
　　話說回來，這畢竟只是一位教授所開列的關於文革的書目。以我個人的眼光，感到有不足。最主要的缺點，是少了些文革中的第一手資料（也有，但很少），文革中的中央文件、首長講話、“兩報一刊”社論、標誌性的文章（如姚文元、戚本禹、張春橋的連續幾大版的文章）、有代表性的群眾大字報和小報上的評論（從北大“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紅衛兵一論二論三論“造反有理”萬歲、上海數十群眾組織的聯合通告；到遇羅克的《出身論》、湖南楊小凱、廣東李一哲的大字報），等等。不讀這些迸火濺血、“生猛鮮活”的文字，學生所了解的文革，恐怕就只是一具殭屍般、生物標本般的文革。
　　當然丁學良教授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他解釋說：
　　在開放的社會裡對大學生講授中國文革課，與作為一個研究者撰寫文革的著述並非一回事……講授文革課，負責任的、開明的教育者應該設法引導學生開放思路，在有限的時間裡閱讀以多種角度撰寫的出版物。以上提議的書目的容量是半年制本科生課程、再加上為碩士研究生課程作預備的閱讀量。若是為博士生班設定讀物，除了更多的理論文獻和比較研究案例，則應該加上龐大的原始資料庫，如數碼版《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1966-1976）》（宋永毅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發行，2002年），和2016年7月號之前的《炎黃春秋》雜誌里的文革史料。
　　不過我還是覺得，早一點讓學生接觸文革中更多一些原始資料，還是必要的。我記得，好像是在1993年前後，明鏡出版社曾經出版過《文革大字報精選》，那時我與明鏡還沒有任何聯繫，讀到那本書，我感到太有必要了。這本書我保存至今。
　　從丁學良的介紹中我才了解到，在海外上文革課，往往並不平靜。“課堂里有學生抗議或鬧場的現象。美國特別是澳洲校園裡都發生過這種事，引發了風波不斷的報道，成為國際媒體和高教界的火爆話題。”丁學良回顧說，自己課上僅有一例小鬧場，“一位來自內地大城市的男同學，在我講課途中重複質問：為什麼強調1958～1961年的大饑荒是文革發動的主因之一？我就出示了國內外十幾位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測算，要他自己去對照核實大饑荒的社會後果。學期結束時他交上來的作業答卷里，顯示有認知的改變，哀嘆在文革中普通百姓的命運不能自主，總是被操縱擺布。”他總結自己課堂為何沒有鬧場的，“主要是因為我的課程使用的教材多元，不僅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不僅有文革受害者寫的，也有文革的熱誠參與者寫的；不僅有對文革全盤否定的，也有對文革適度肯定的。”“如果你不想學生在文革課堂里鬧場，就不要強使學生接受唯一的某種論點，即便你自己堅信這個論點，而是要儘可能地拓展他們的視野和深化他們的比較研究觀念。”
　　我很贊同丁教授這一看法。我在我的博客上也盡力做到這一點。
　　丁學良教授引用了一位中國政法大學畢業的法律史博士的話：“研讀文革使人清醒。在中國，一個人是不是深諳文革，將決定他對中國和世界的認識，決定他是否是一個完整的中國公民”。信哉此言！在此與各位共勉。


　　提議大學生研讀的中國文革書目（上）

　　丁學良：過去28年裡筆者給海外的大學本科生和碩士生提議文革研讀書目，這些書包括起步性質的和進一步深究的。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FT中文網，2018年1月10日

　　過去28年裡筆者給海外的大學本科生和碩士生提議的文革研讀書目，包括起步性質的和進一步深究的。“起步”是指本科生在半學年課程內（在我任教的大學通常是13周）應該閱讀的；“進一步”是指本科生課程通過以後，若立志成為聚焦中國文革的研究生應該閱讀的資料。凡是以歷史事實為主的出版物，在品質不相上下的情況下，我首選中文作品；以分析、綜合評論和比較研究為主的，我首選英文作品。若是有雙語的出版物，則是最佳。

　　A

　　首先列出的是關於“文革前奏曲”階段的作品，涵蓋了1966年之前幾個與文革發起有着直接因果關係的國際國內重大事件（次要事件太多，只能忽略不提）：1950年代中期蘇聯發生的“非斯大林化”及其對全球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體制的嚴峻衝擊、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1958-1962年的大躍進政策引發的經濟社會總危機和中共高層領導圈內的爭議衝撞。

　　（A-1）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s.1 and 3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and 1997), Vol. 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中文全譯本，馬若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2年）。
　　這套書是西方學術界公認的研究中國文革背景的奠基之作。馬若德最早的研究領域其實是國際關係，成名作包括蘇聯和中國的磨擦衝突，以及1949年以後中國和美國的麻煩關係。中國文革一啟動，他就感覺到此一事件非同尋常，於是從1968年起就把研究文革作為自己的首要課題。1974年，他發表了“文革前奏曲”三部曲的首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內部矛盾，1956-1957年》；1983 年，他發表了第二卷，聚焦在1958-1960 年的大躍進；1997 年，第三卷發行，剖析中共領導層在 1961-1966年期間的嚴重分歧。三部“文革前奏曲”的英文版獲得了“亞洲研究學會”1999 年度倍受尊敬的Joseph R. Levenson Prize 獎。中國內地對於馬若德的文革研究一直予以高度重視，北京的求實出版社於1989-1990 年間，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中文譯本，首印發行量共11萬冊，盜版則難以計數。可惜1989年之後，中國內地的言論空間急速壓窄，中譯本的第三卷（副標題是《浩劫的來臨：1961-1966年》）多年裡難以問世。直至2012年，香港版三卷中譯本一齊出版發行，而且香港版修訂了內地第一卷、第二卷的譯本，並把被砍掉的部分補足。

　　（A-2）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下冊（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9年修訂版）。
　　英譯本：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 - 1962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次年獲得紐約“曼哈頓政策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的哈耶克圖書獎（The Hayek Prize）。
　　英譯本並不是中文原書的全譯，經過編輯壓縮，以符合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

　　(A-3）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
　　本書裡收集的1957年那些著名的“右派分子”的言論和回憶，有助於學生了解為什麼“反右運動”這個意識形態的政治事件，與隨後發動起來的“大躍進”經濟社會超級狂風有着內在聯繫；並且顯示出1966年文革初期確實和1957年春季“大鳴大放”有太多的類似之處，從而導致黨內無數高級幹部誤以為文革是“反右運動”的重演。這本資料集啟迪年輕一代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們：意識形態領域的風波儘管有時候很嚇人，但最可怕的，是一旦它們演化成經濟社會政策的巨變，因為這會撼動國民的生存基礎。如果把這本書和蘇聯核物理學家薩哈洛夫的回憶錄對照閱讀（Andrei Sakharov, Memoirs 1921-1967,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90；中譯本：《沙卡洛夫回憶錄》上下冊，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就清楚地凸顯：對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進行全面打壓是一回事，對這個群體內的知識分子打壓是另一回事。蘇聯常發生後類事件，卻基本上沒有前類大規模事件，因為不像他們的某些中國同志，緊挨着西歐的蘇聯領導者們從1917年起就知道什麼是工業化和現代化。

　　B

　　接下來列出關於“文革通史”的閱讀書目。在筆者多年的研究和教學過程中，深感“文革通史”處於原本就難關重重的文革研究領域裡最難的層次，因為它涉關如何描述和解釋文革的全過程，首尾要邏輯上貫通，要有經驗材料的足夠支撐。西方學術界有關中國文革的研究著述雖然汗牛充棟，而文革通史卻寥寥可數，原因就在於信息來源既“太多”亦“太少”。“太多”是那十年的翻天覆地大動盪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席捲了數億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將所有這些重要的方面綜攬於一書，難度異乎尋常，惟有在這個專題及其周邊領域裡深耕細作經年、且視野廣闊的研究者，才能取捨得當、駕馭自如。而“太少”，則是文革的官方檔案關鍵部分拒不開放，迫使作文革通史的研究者只能在浩如煙海般的零散資料和“切片分析”（即有關文革某一細部的考察和著述）中搜索鑑別，才能夠提煉出相對而言更為可信的素材，把文革的全貌勉為其難地描繪出來。

　　（B-1）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中譯本：麥克法夸爾（馬若德）、沈邁克《毛澤東最後的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09年）。
　　如前所述，本書基於作者幾十年的相關研究，仍然是西方學術界迄今為止有關中國文革的最重要的一部通史。它所依據的中英文原始資料及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之多，可以從其英文版近200頁的注釋和文獻索引中看出。它首先是一部編年史，力求把文革最重要的事件整理出頭緒；它同時也是一部詮釋史，力求對文革這部政治劇中最重要的演員（agents）——不論他們是得勝者還是失敗者——行動的動機，給出合乎事實和邏輯的解釋。接受了眾多同事和學生的建議，作者把這部通史的巨量原稿壓縮成一卷，所以它很“釅”。缺乏文革經歷的人讀它時感到吃力，所以我列出兩本中國作者的文革通史，以充實文革的全景過程。

　　（B-2） 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此書也有海外繁體字版。
　　遺憾的是兩位作者此後幾十年裡，沒有更新這部早期的簡明作品。

　　（B-3）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在中國內地作者的好幾部文革通史裡面，本書是最為詳細的。作者曾經被邀請赴美國作半年的學術訪問，以加深他的文革系列的探究，可能並未成行（作者當時是軍事院校的教員）。他的文革通史最欠缺的，就是對海外紮實研究成果的了解和適當吸納；即便他的有些原同事的史料考證成果，也是送到海外出版的，他沒能用上。

　　（B-4） 李遜：《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運動史稿》上下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
　　此書雖然不是全中國範圍的文革通史，卻是文革的發源地和第一實驗地上海市的文革通史，細節繁多，而且處處連接到中央核心的重大決策，彌補了以上三本通史缺少的一大板塊。本書的缺點是沒有交叉參照，也就是把此前已經出版過的上海文革研究成果作為參照點，壓縮人們此前熟知的一些內容，加重那些獨特貢獻的部分。

　　（B-5） 編者綜述：“最新版本文革死亡人數”（香港：《開放雜誌》，2012年10號），第 48–50頁。
　　依據多種來源，估計十年文革中的死亡人數總和。這類估計差別極大，有的高達一千萬左右，有的只有一兩百萬。這不能責怪研究者不靠譜，根子在於文革的官方檔案資料遲遲未對公眾開放。考證1966-1976年文革期間的死亡人數，比考證1959-1962年大饑荒中的死亡人數更困難，因為大饑荒時期中國各級行政部門基本上是在正常作業。


　　提議大學生研讀的中國文革書目（中）

　　丁學良：文革運動高層領導人和重要受害者的傳記和回憶錄是最關鍵的資料，可惜其中內容可靠、描述客觀的並不常見。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FT中文網，2018年2月2日

　　在海外的大學教文革課，閱讀書目里最引人矚目的，也許就是文革運動的高層領導人和重要受害者的傳記和回憶錄，這類資料是文革全景的關鍵透視窗口之一，必不可少。遺憾的是，這類書籍雖然極為搶眼和暢銷，但其中內容可靠、描述客觀、信息寶貴的並不常見。由於中國政治文化有“為尊者諱”的傳統，華人世界的閱讀興趣很容易被“宮廷秘聞”之類的出版物所挑逗。
　　憑藉這股“東風”，2015年年底之前的海外中文圖書市場上有數不清的產品掛上“揭秘”的誘人標號，其實多數屬於東摘西抄，更有一些純粹是憑空造謠。如何在眼花繚亂的這類書籍里挑選確有史料價值（即便只是整本書的一小部分）、具備紮實考證功力或獨到分析角度的作品以開啟學生的視野，並非輕而易舉之事。特別是有些名人的回憶錄——很多是出自他們子女的手筆，為長輩翻案——有太多的自我表揚、太少的據實交代。在我讀過的這些知名高層人士的回憶錄里，以北京出版的汪東興回憶錄素質最低。海外出版的回憶錄里素質這麼低的較少見，較多的是一句真話夾在十句乃至百句套話假話裡面，如《文革“五大領袖”——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5年），讀者必須耗時費心予以鑑別。

　　C.

　　以下列出幾百種文革要人的傳記和回憶錄里相對而言更有參考價值的一小部分，其中有些是在香港、台灣或外國以稍許不同的名目出版的，極少數還有中國內地版，關鍵是看文本有無刪節、圖片是否完整清晰。

　　（C-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紐約 / 香港： 明鏡出版社，2003年）。
　　英譯本：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7).
　　全書是文革的個人縮影，而周恩來這位個人又非同尋常。

　　（C-2）Alexander Pantsov with Steven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中文全譯本，潘佐夫、梁思文：《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附有丁學良：《艱難緩慢地逼近真實完整的毛澤東——中文版導言》（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
　　全書三分之一與文革相關，長篇導言把毛澤東的革命之道和治理之術放在20世紀幾大激進政治運動的背景上作比較，以文革作為終極階段，透視毛的主義和實踐確實超越前人的諸多層面。

　　（C-3） Alexander Pantsov with Steven Levine, Deng Xiaoping. A Revolutionary Life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中文全譯本， 潘佐夫、梁思文：《鄧小平革命人生》（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年）。
　　三分之一與文革相關，綜合了外文中文的多種資料，但機密信息不多，史料價值不及上一本毛傳記。如果把另一本近身觀察者的口述史結合起來閱讀，能增加對文革落難期間的鄧及家人有更細節的了解，黃文華等口述、關山撰文：《鄧小平江西蒙難記》（香港：明星出版社，1990年）。

　　（C-4）Andrew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本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生平傳記，而是政治評傳，對毛澤東一生實際做的和毛誓言要做的，尤其是在文革中的言行，作了全程的總結。作者魏昂德早年研究文革中的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進而考查文革期間最厲害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發生在哪個階段，結論是：不是在紅衛兵興起的“紅八月”或“紅色恐怖”期間，而是在全國“清理階級隊伍”的過程中。

　　（C-5）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11年）。
　　這是文革中位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高層的人士裡面，唯一的一名“正國級”留下的自我交代，雖非親筆所撰，仍然很可貴。

　　（C-6）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這是在西方以筆名出版的康生傳記，尚未見到中譯本，與下面一本放在一起讀，能幫助我們對這位毛澤東文革大業首要操作者之一的神秘人物有所了解，仲侃：《康生評傳》（北京：紅旗出版社，1982年內部版）。可以說，康生與林彪是毛髮動文革的左膀右臂，可惜二人均未留下陳伯達口述之類的資料。比他們兩人對文革作出更獨特貢獻的江青，倒是留下了這樣的資料，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7），中文全譯本：維特克：《紅都女皇——江青同志》（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06年）。遺憾的是此書並沒有透露什麼高度機密的信息，儘管當年它的問世在毛周圍和外交系統鬧出駭人的風波。

　　（C-7） 《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13年）。
　　在此之前，徐已有回憶錄《十年一夢》問世（香港：時代國際出版公司，2004年），但那時徐出獄還不久，對自己的醫療福利待遇頗有顧慮，落筆小心，面對有些要害問題不敢敞開談。到了重病的晚年，知道余日無幾，所以第二部回憶錄就坦率得多。如果拿另一位要人的兩卷本《王力遺稿–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作對比，王的事實交代實在過於稀薄，反思更談不上真誠深刻。

　　（C-8）《邱會作回憶錄》上下冊（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年）。
　　在所有被圈進“林彪反黨集團”的落難將軍包括黃永勝、吳法憲的回憶錄里，就數邱書的史料價值相對最高，儘管邱的自我表白也是在難堪點上守口如瓶。書中不斷喊冤叫屈，說自己在造反高潮期間挨罵挨打，卻從不說明為什麼軍中造反派對自己特別痛恨。凡是了解北京軍事單位文革大事的人都知道，邱當時被控訴最多的，是他利用掌管後勤部的大權，生活糜爛，對女兵胡作非為（參閱《人民網-文史頻道》2012年5月25日文摘：“文革初期葉群不願保邱會作”）。如果這些是假的，邱有必要在書中列出主要的指控，憑實駁斥，可是厚厚的兩卷本里一片空白。我對此極為看重，因為它涉及到整個文革研究領域的一大偏見——所有在文革中挨罵挨打的幹部，都是同等的無辜受害者。這種極端簡單化的概括太不符合事實。我們當年在合肥組織對安徽省委書記李葆華的批鬥大會時，年齡大的參會者悄悄告誡青少年紅衛兵：你們可不要對老李動粗，做做樣子就行了，“要不是李到安徽來糾偏，大饑荒我們省餓死人會更多！”

　　（C-9）趙家梁、張曉齊：《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年）。
　　本書有1949年執政初期毛對劉少奇政策思路日漸不滿的資料，呼應了1966年之前的高層路線鬥爭脈絡。

　　（C-10）《戚本禹回憶錄》上下冊（香港：天地圖書，2016年）。
　　北京幾位和戚早年交往過的黨務工作者在《炎黃春秋》2016年第10～11期上，有長文揭發該書的不合事實之處，應當對照閱讀。本回憶錄和以前出版的文革要人回憶錄顯著的區別是，其他人都有對文革或強或弱的批評反省，而這本回憶錄繼續為文革作幾乎是全盤的辯護聲張，但資料豐富。中國內地前些年流傳過“張春橋回憶錄”、“姚文元日記”即將在海外出版的消息，若是，那將對文革研究影響深遠，因為張、姚畢竟是文革全程貼近毛和江青身邊的嫡系，遠比戚更為知情。我詢問過好幾位海外出版界負責人，均表示此傳言無實據。另一位曾經在上海市政府做文化工作的退休者說，張、姚的家人長期被監控，海外訪問者無法接近他們，即便張、姚留下了文字遺稿，也沒有機會被海外出版界獲取，內地有關機構不會讓他們家人自由利用的。

　　（C–11）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兩卷本（香港：中國書局，2011年）。
　　本書中作回憶的人士雖然政治地位遠不及以上介紹的那些大人物，卻是文革最具特色的發起階段呼風喚雨、大鬧天宮的紅衛兵發起人或主要派別的領導者，包括蒯大富和譚力夫。他們的親身經歷口述詳細生動，反思懇切入骨，其中包括北京中學生紅衛兵組織的頭頭陳小魯。他過去幾年一再公開道歉文革中參與的激進行為，引發了海內外強烈的反響。這套書在香港發行的2011年6月中旬，舉辦了座談會，作口述回憶的人物大部分都來了，唯一強烈希望參加卻不能與會的是蒯大富。歷年海外文革研討會對他的邀請，從未得到內地的批准。1996年夏我在南京和他碰巧相遇時催促他儘快寫出如實的回憶錄，至今也未見到。
　　

　　提議大學生研讀的中國文革書目（下）

　　丁學良：我深感，如果你不想學生在文革課堂里鬧場，就不要強使學生接受唯一的某種論點，即便你自己堅信這個論點。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FT中文網，2018年2月13日

　　從1988年以來我在美國、澳大利亞、香港教過的所有課程里，觀察到絕大多數的學生上中國文革課最感到吃力。文革期間曾經發生的種種事態，是西方、東方正常社會裡出生長大的年輕學生難以想象的。我提議他們研讀的以下兩類書籍，一類是以個案解剖的方式充實他們的認知空白處，一類是以分析和比較的方式啟迪他們對現代史上非常事態的理悟。

　　D，

　　這部分列出對文革中的重要事件或局部領域作具體描述的書目。除了綜合性質的經驗研究，對文革的幾個特別層面或要點，諸如文革中的真民主主義者、文革中的血腥暴力、文革期間的外交、文革中的外國人、內地文革對香港的直接衝擊等，我也各選取一兩種出版物。

　　（D-1）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下冊（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
　　本書收集的50篇文章，多半出自內地研究者的手筆。除了少數幾篇綜述性質和概念討論的文章，大部分是個案的考證。學生只有對文革全景有了概覽以後，才能讀懂這些局部解剖的篇章。

　　（D-2）余汝信編：《“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3年）。
　　此書是局部細究，應該和另一本著作結合閱讀，冼維月編纂：《林彪事件：知情者證詞》（香港人民出版社，2006年）。後一本書是基於對近百名涉及林彪事件的人作訪談的資料寫成，讀起來有如看慢鏡頭錄像，為之作序的王年一也讚嘆不已。

　　（D-3）史實編著：《文革中的檢討書》（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1年）。
　　書中收集的檢討書，主要是出自文革中地位最顯要的挨批挨斗者之手。

　　（D-4）譚合成：《血的神話：公元一九六七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英譯本：The Killing Wind. A Chinese County's Descent into Madnes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此書的內容，是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時候，內地一個調查小組得到高層批准，到事件發生的城鎮鄉村調研收集的資料。

　　（D-5）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作者是那期間中國外交部的職員。

　　（D-6）Sidney Rittenberg and Amanda Bennet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中文全譯本，李敦白：《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台北：智庫文化出版社，1994年）。
　　讀此書之前，應該讀一篇綜合文論，何蜀：“被瘋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國人——在華外國專家的文革經歷”，香港中文大學《民間歷史》網站mjlsh.usc.cuhk.edu.hk；何文對文革初期最激進的李敦白和謹慎小心的馬海德（George Hatem）等人作了比較。

　　（D-7）Michel Bonnin, The Lost Generation. The Rustication of China's Educated Youth 1968-1980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中文全譯本，潘鳴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

　　（D - 8）廖弋鳧：“六七年左派暴亂實錄”（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98年1月， 第 96-103頁）。
　　核心參與者對香港1967年的文革式風暴的回顧和分析，應該與下一本書結合起來讀，張家偉：《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田園書屋，2000年）。

　　E，

　　最後列出的，是對文革的反省和把文革放在一個更廣闊的現代政治社會運動洪流里作比較的書目。

　　（E-1）Andrew J.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85).
　　全書以文革剛結束時的民間反思為主幹，討論20世紀中國人設法培育本土的民主制以解決老大難政治弊病。

　　（E-2）Claude Widor, ed., Documents on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1978–1980. Unofficial Magazines and Wall Posters.
　　《中國民辦刊物匯編》第二卷（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香港觀察家出版社，1984年）。收集了文革結束後最初幾年民辦刊物對文革的批判。

　　（E-3）蘇紹智：《十年風雨》（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從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的十年，是1949年以後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時期，其中幾乎所有的大爭論，都涉及對文革的反思。

　　（E-4）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紐約/香港：明鏡出版社，1998年第2版）。
　　讀以上兩書，應該結合這篇綜述，郭道暉：《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炎黃春秋》雜誌，2010年第4期。1980年10月中旬開始的討論持續一個多月，很多是聚焦於文革的根源。

　　（E-5）宋永毅、孫大進：《文化大革命和對它的異端思想》（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
　　這是文革時期思想不合“主流”的各類異見人士對文革的撞擊，意識形態光譜跨度極大。

　　（E-6）劉國凱主編：《封殺不了的歷史》（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第2版）。
　　本書代表的是文革研究中的少數派觀點——文革客觀上提升了中國民眾的民主意識和運動技巧，接近於楊小凱的立論。

　　（E-7）Tang Tso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6). 中文姊妹作，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

　　（E-8）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民國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4年）。
　　現代中國學生運動的緣起，它們顯示，文革中提出的許多口號、訴求和嘗試做的事，在20世紀初以降的一波波中國學生運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對應成分。

　　（E-9）《六十年代》（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
　　涉及中國文革尤其是紅衛兵運動對外國的多重影響，是當年西方左派人士的回憶錄。這本譯作最遺憾的，是沒有把原文發表來源和作者簡介列出來。

　　在開放的社會裡對大學生講授中國文革課，與作為一個研究者撰寫文革的著述並非一回事，因為後者是某研究人員的觀點及其掌握的資料基於某種立場或理論的一家之言。講授文革課，負責任的、開明的教育者應該設法引導學生開放思路，在有限的時間裡閱讀以多種角度撰寫的出版物。以上提議的書目的容量是半年制本科生課程、再加上為碩士研究生課程作預備的閱讀量。若是為博士生班設定讀物，除了更多的理論文獻和比較研究案例，則應該加上龐大的原始資料庫，如數碼版《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1966-1976）》（宋永毅主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發行，2002年），和2016年7月號之前的《炎黃春秋》雜誌里的文革史料。我一再對學生解釋：每一個親身深度參加過文革的人，不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還是二者兼備的，都有他或她自己的文革史。這些互相有別的多重角度的文革經歷之總和，就是中國文革的全圖景。我們只能緩慢地逼近它，卻不可能窮盡它。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過去十多年裡，文革課班上來自香港之外包括中國內地的學生逐漸增多，除了僅有的一例，卻未發生過別處經常報道的課堂里有學生抗議或鬧場的現象。美國特別是澳洲校園裡都發生過這種事，引發了風波不斷的報道，成為國際媒體和高教界的火爆話題。我反省，主要是因為我的課程使用的教材多元，不僅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不僅有文革受害者寫的，也有文革的熱誠參與者寫的；不僅有對文革全盤否定的，也有對文革適度肯定的。那僅有的小鬧場的一例，是一位來自內地大城市的男同學，在我講課途中重複質問：為什麼強調1958～1961年的大饑荒是文革發動的主因之一？我就出示了國內外十幾位人口學家和經濟學家的測算，要他自己去對照核實大饑荒的社會後果。學期結束時他交上來的作業答卷里，顯示有認知的改變，哀嘆在文革中普通百姓的命運不能自主，總是被操縱擺布。
　　我深感，如果你不想學生在文革課堂里鬧場，就不要強使學生接受唯一的某種論點，即便你自己堅信這個論點，而是要儘可能地拓展他們的視野和深化他們的比較研究觀念。中國政法大學畢業的一位法律史博士在和我多次討論了文革課程以後，評說：“研讀文革使人清醒。在中國，一個人是不是深諳文革，將決定他對中國和世界的認識，決定他是否是一個完整的中國公民”。希望有更多的本國教育者和研究者從這個認識的基點出發，堅持做使年輕的公民們在重大問題上具備清醒判斷力的有益工作。


　　高看（每日一圖，與文無關。2018年2月圖片主題：慶典）

　　天壇祈年殿搬到人民大會堂前面了！
　　回北京過十一，不巧遇到陰雨連綿。天氣不好加上管制嚴格，天安門廣場遊人零落，只有軍警肅立，警惕地注視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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