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鲁迅说的还是我自己的心声？——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老高按：29年了。说什么，都觉得有点多余。
响应博客牧羊人的倡议，我点了一支蜡烛。
人们缅怀1989年6月3日夜到6月4日晨的死难者；我则还想补充，“六四”过后的死难者，也不能忘记。
我就知道至少有一位——可能的一位。我讲过那段经过，这里再讲一遍。
那段日子，兵荒马乱。但我未满十岁的女儿，偏偏脾气犟，她考进了北京市少年宮的合唱团，在那段动荡不宁的日子，合唱团的排练已经停止，在门口贴出了告示，但当时无法通知到每个团员，没电话也没手机的我们并不知道。女儿执意要倒几道公交汽车、电车，按时抵达排练场。不像美国这儿，父母不得让未满12岁的儿童单独行动，我们给她几毛钱买车票，就让她自己坐公交从北京劲松小区到位于景山下的北京市少年宫来回。那天应该7点多钟到家的她，直到天黑尽了也没回家，我们不禁也有点慌神，我让老婆在家守着，我则到劲松东口的41路公交车的终点站去等候——其实这是昏招，女儿若能坐车回到劲松东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走回家来只需七八分钟。但当时我们实在心急如焚而又六神无主。
不知是10点还是11点？几乎到了41路快收班，终于看到41路车上下来一个小小的女孩儿，那就是她。
她告诉我，因为有不少路公车停开，她走了很远去换别的车。心里很紧张，表面很镇定，仔细端详站牌上有没有自己熟悉的站名，再弄清车行的方向避免坐反，最后决定上还是不上……上帝保佑，她换错过车吗？却终于回来了！手上的几毛钱花光之后，售票员也没有计较——那毕竟是一个非常时期。
更让我们震惊的是，她告诉我们，她在车上，亲眼看见路边戒严官兵枪杀一个市民。她说，当时她乘坐的公汽正停下来，她和乘客都看见，一个約莫三四十岁的男子，跟几个解放军争吵推搡，被他们推倒在地，一个解放军举枪对准他，一声枪响，那人的嘶吼戛然而止，一动不动了！
他被打死了吗？公车马上又开动了，将杀人现场丢到后面，那人的命运不得而知。
我追问事情发生的地点，但女儿当时转车经过的都是不熟悉的地方，不知东南西北，她说不清地点。她只能说，亲眼看见，千真万确！
29个春秋流逝，正义并未彰显，民主更为遥远，法治更是奢望。
对于“六四”的抗争者、死难者遗属、流亡者来说，我理解大家很难不感到失望、绝望。我想起鲁迅在编完《华盖集续编》后写下的那几句话：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几天来，一如往年，中国的官媒、网媒和社交媒体，死一般沉寂；也一如往年，海外媒体发表了无数纪念、反思和探讨“六四”文章。英国BBC做得最为认真，制作专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导和学者撰写的反思文章。我看到的有：
深度报导：“六四”29周年：真相、遗忘与分化
深度报导：“六四”29周年：主动遗忘还是被动选择，困在政治与金钱之间的中国年轻人们
文明的冲突不是放弃普世价值的借口（胡平）
“六四”并未离我们远去（张博树）
中国是否找到可持续的非民主治理模式（夏明）
……
这里我转载《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文章。
“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词。我更想起英国文豪狄更斯《双城记》中那个令人生畏的、用不停编织记录下罪行和仇恨的德法日夫人，想起德国诗人海涅那首《西里西亚织工之歌》：“德意志，我们织你的裹尸布，／我们织进三重诅咒——／我们织，我们织！”
追求正义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其本身。在这个时刻，让我们重新吟咏鲁迅的那首诗：
万家墨面没蒿莱，
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斯人已逝，正义未到：纪念逝去的“六四”代言者
索菲·理查森，《纽约时报》中文网2018年6月1日
又是一年“六四”，今年是第二十九个。在这个敏感日子来临之际，许多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如同往年此时，又纷纷被旅游、被上岗、被失联。在过去的一年多，也有不少和“六四”有关的人离我们而去，没能等到正义的到来。在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两届制、对民间打压日益剧烈的背景下，他们要求平反“六四”的愿望显得更加可望而不可即。
去年的3月30日，余志坚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终年53岁。八九运动期间，来自湖南浏阳的三名二十多岁的青年——小学教师余志坚、报纸编辑喻东岳和汽车厂修理工鲁德成——因为向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画像泼洒颜料加鸡蛋而被判“反革命罪”。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喻东岳和鲁德成分别获刑20年和16年。喻东岳因在监狱中遭虐待而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服刑十多年后，三人先后出狱。2008～2009年，余志坚和喻东岳先偷渡到泰国后来到美国。余志坚和妻子把喻东岳接入他们家中，多年来悉心照料。余志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他对向毛画像扔鸡蛋之举毫不后悔：“毛泽东是中共专制的一个基础，我们反对个人崇拜，应该从这里入手。”
4月4日，“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骨干成员、地质学家徐珏罹患癌症过世，享年77岁。徐珏的儿子吴向东在“六四”镇压中遭戒严部队枪杀，年仅20岁。12月8日，“天安门母亲”成员、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王范地去世，享年84岁。王范地的妻子是“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夫妻俩的儿子、19岁的高中生王楠也是在“六四”镇压中遇难。今年2月10日，另一位重要成员李雪文女士去世，享年90岁。李的儿子袁力，当年是北京机械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遭解放军射杀时年仅29岁。
“天安门母亲”从90年代开始向全国人大联署公开信，要求重新调查“六四”；其成员是“六四”死难者的家属和伤残者，曾有上百人，至今已有50多名成员先后离世。发起人丁子霖的丈夫蒋培坤在2015年去世，他们的孩子蒋捷连遇难时刚满17岁。28年来，这些“六四”遇难者的家属从未停止过追寻真相和正义，因此也一直遭受着警方的监控和骚扰。2011年，身患癌症的徐珏对日夜守在她家门口的警察喊道：“我是敌人吗？我的孩子被你们杀了，现在好像我杀了你们的孩子一样。你们这样盯着我干什么?……“六四”死难者是人民英雄，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他们流尽了自己的鲜血，我觉得作母亲非常自豪。”
去年7月13日，公共知识分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肝癌恶化，于国家安全机关严密监控下在沈阳一家医院过世，终年61岁，离他服满11年的刑期还差两年。那个在1989年穿着浅色衬衫，戴着副大眼镜，拿着喇叭在广场上激情陈词的青年大学教师刘晓波就这样永远离我们而去了。在纪念刘晓波的文章中，异议时评家赵晖（笔名莫之许）写道：“晓波对我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推动，而是通过其存在本身……同样从那一个日子走来，既然有人如刘晓波可以做一百，为什么我就不能做百分之一?”
11月7日，作家杨同彦（笔名杨天水）在南京的一家医院因脑癌过世，终年56岁。“六四”期间，杨参加了南京地区的民主运动。“六四”之后，杨同他人成立了中华民主联盟，后被判入狱10年。2006年他同彦因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和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作品，而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六四”直至去世的28年中，杨同彦有22年都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在去世前的三个月被中国当局允许保外就医，彼时离他服满12年的刑期只差四个月。他一次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只是民运的一个分子，精确地说是一个比分子小很多的原子。作为一个民运原子，我将尽力而为……我随时随地提醒自己抛弃胆怯，随时准备迎战可能来临的危难。”
今年的2月26日，人权律师李柏光因肝衰竭病逝，终年49岁。“六四”发生时，李正在湘潭大学哲学系读书。他出生于湖南郴州一个贫困农村家庭，小时候和几个哥哥睡在猪圈上层的木板上，后考入中国顶尖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在考取了律师执照后，李柏光开始为政治犯、人权活动家、访民、农民代理案件，包括“七公民纪念‘六四’事件案”（2016年的“六四”期间，七名维权人士因为在北京的家中举办纪念活动而被刑事拘留）。对于他的人权律师事业，李柏光是这样形容的：“我愿意把自己变成一只蚂蚁，把书面上的权利和自由，通过个案和案例，一点一点搬运到生活中去。”
天安门母亲父亲徐珏和王范地带着无尽的遗憾和伤痛离开了人世。刘晓波、李柏光等人毕生追求的政治改革、民主法治也在习近平上台后显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但也许，对于很多毕生为“六四”受害者代言的人来说，追求正义的意义从来不在于结果，而在于其本身。正如刘晓波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写道：“人是注定要死亡的，肯定如此。但是即使毁灭，也要在与死亡的抗拒之中毁灭。”
本文作者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是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是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调查并报导世界逾90国的人权侵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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