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站人潮汹涌，声浪澎湃，不论是虔诚狂热，还是逢场做戏，不论是被裹挟于狂潮，还是喷怒火于决口，众口一词发出最强音：“毛主席万岁！”视频字幕预言：“人民大众期盼的第二次解放为期不远了！”中国“将彻底回归毛主席时代”


　　老高按：昨天在微信群流传一段1分来钟的视频，视频的字幕说：
　　北京南站群众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将载入史册！它是一副催化剂，它是一个助推器，它将彻底回归毛主席时代，毛泽东思想重新统领中国，人民大众期盼的第二次解放已为期不远了！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响彻云霄！新时代党中央万岁！中国，有救了！

　　从视频看，是这位老人率先站上椅子连喊多次“毛主席万岁”之后才引发众人相应的。视频可以在YouTube上检索到。

　　视频没有日期，只能从手机拍摄这一点，断定确系当代；字幕说是“北京南站”，也无从核实，判断不出是是什么北京南站。但这不是正儿八经的媒体报道，人们不会追究五个“Ｗ”，至少有一个Ｗ是有的——“what”：
　　从视频上看，现场人潮汹涌，声浪澎湃，虽然远不是百分之百的人都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不少人显然是看热闹，或者说冷眼旁观——但谁敢在迹近癫狂的“乌合之众”（记得法国勒庞所写的《乌合之众》吧！）面前“反潮流”呢，那简直就是找死。现场多数群众不论是虔诚狂热，还是逢场做戏；不论是被裹挟于狂潮，还是喷怒火于决口……总之，众口一词发出最强音：毛主席万岁！
　　视频中的场面，没法不让我们联想到文革。
　　对我来说，老百姓中有这种怀念毛泽东、怀念毛泽东时代的情绪，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这里毕竟不是毛泽东纪念堂，不是韶山冲，而就是在人来人往的候车大厅，群众爆发出这么狂热的呼声，还是让我啧啧称奇。我将这段视频转发给几个朋友群，有的表示震惊，有的表示不稀奇，见怪不怪了。有位经历过抗日、内战、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岁月的老先生回信说：让他“想起了义和拳，又感觉有点像明末……难道真会回到‘老和尚打伞’的年代？！”
　　如何解读视频中这样的场面？可能观点两极乃至多极：悲叹中国民众的愚昧，惊呼多年强力洗脑导致愚氓无可救药；狂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怒吼“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视频中这句：“中国，有救了！”想必更引起视频观众的不同反应：“有救了”？！——怎么救？用毛泽东思想？走毛泽东道路？靠毛泽东信徒？回毛泽东时代？
　　——“中国，没救了”？！
　　那位老先生还在回信中说：当下国家内外交困，百姓仇官仇富，“怪罪到资本主义。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没有贪官，并不是资本主义必然产生贪官！改革开放之后产生贪官，是因为没有全方位改革，少数人一手遮天掌握所有资源，隨心所欲！”对于一些人要回到毛泽东时代，最好的办法，他认为，“是公开建国以来的档案让历史说话”，看看毛泽东时代究竟是什么样，这样中国才可能有救。
　　正巧又有朋友发来已故季羡林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文革”教训是亿金难买的》。季羡林老先生（1911－2009年）被人称作什么“国学大师”，让他自己都觉得荒唐。他也说过一些不着调的话，但从这篇文章看，他不失为一位诚实、明智的学者！季羡林过世9年，从这篇文章第一段判断，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手笔——查季羡林是1988年完成《牛棚杂忆》初稿的，但“他将其束之高阁好几年，很担心它会被当做个人恩怨的报复，然后，他对初稿进行了大修大改”（据《牛棚杂忆》英译本序言作者查建英语），可能就是这个阶段写了这篇文章。《牛棚杂忆》在1998年才在大陆出版。
　　虽然季羡林先生此文距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但是其现实意义一点都没有消减！微信上流传的是个节选本，我在网上查到了更完整的版本。转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文革”教训是亿金难买的

　　季羡林，百家号·智库人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我撰写《牛棚杂忆》的过程中，我考虑得更为集中，更为认真。这可以算是我自己的“余思”或者“反思”吧。
　　我思考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没有，一点也没有。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有什么人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革”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革”并没有过去。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革”不了解，听讲“文革”，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革”，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记得是在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革”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说罢，哈哈大笑。
　　他是笑呢，还是哭？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我不禁想起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类人，既不是阶级，也不是阶层，想起了他们的历史和现状。在封建社会里，士列在士农工商之首，一向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予生也晚，《儒林外史》中那样的知识分子，我没有见到过。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知识分子，我是见到过的。不说别的，专就当时的大学教授而言，薪俸优厚，社会地位高。他们无形中养成了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必然的。他们一般都颇为神气，所谓“教授架子”者便是。到了我当教授的时候，情况大大改变。国民党统治已到末日，通货膨胀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教授实际的收入少得可怜。但是，身上那一件孔乙己的大褂还是披着的，社会地位还是有的。
　　刚一解放，我同大部分教授一样，兴奋异常，觉得自己真是站起来了，自己获得了新生了。我们高兴得像小孩，幼稚得也像小孩。我们觉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看什么东西都红艳似玫瑰，光辉如太阳。
　　但是，好景不长。在第一个大型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在“中盆”里洗了一个澡，真好像是洗下来了不少污浊的东西，觉得身轻体健，尝到了思想改造的甜头。可是后面跟着来的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好像是有点喘不过气来。批判武训，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胡风，批判胡适，再加上肃反等等，马不停蹄，应接不暇。到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我虽然没有被裹进去，没有戴什么帽子；但是时时处处，自己的精神都处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从我的思想深处来看，我当时是赞成这些运动的，丝毫也没有否定的意思。在反右期间，我天天忙于参加批判会——我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批判会不像“文革”中那么“好看”——忙于阅读批判的材料。但是，在我心里却逐渐升起了一片疑云：为什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同在那前后发表的几篇“最高指示”，有些地方显得极不合拍呢？即使是这样，我对那一句最有名的话“是阳谋，不是阴谋”，并没有产生怀疑。
　　反右以后，仍然是马不停蹄，一个劲地搞运动，什么“拔白旗”等等。庐山会议以后，极“左”思想已经达到了顶点，却偏偏要来一个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我自己同其他老知识分子一样，尽管天天饿肠辘辘，连半点不满意的想法都没有，更不用说说怪话了。连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都是非常正常的，向上的。谁能说这样的人民、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
　　1966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后连原新北大公社的东语系一个教员都告诉我说，我本来能够躲过这一场灾难的。但是，我偏偏发了牛劲，自己跳了出来，终于得到了报应：被抄家，被打，被骂，被批斗，被关进了牛棚，差一点连命都赔上。我当时确曾自怨自艾过。但是现在我却有了另一个想法。“文革”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可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身上毛病不少，缺点很多，但是十全十美的人又在哪里呢？我当时认识不高，思考问题肤浅片面。我没有责怪任何人，连对发动这一场“革命”的人也毫无责怪之意。我只是一个劲地深挖自己的灵魂，用现在间或用的一个词儿来说，就是“原罪感”。这是用在基督教徒身上的一个词儿，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而已。
　　别的老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不知道，它表现在我身上却是很具体的。解放前，我认为一切政治都是肮脏的，决心不介入。我并不了解共产党，只是觉得国民党有点糟糕，非垮台不行。解放以后，我上面说到我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收获，其中心就是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都是肮脏的，共产党就不是。同时又觉得自己非常自私自利：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我自己却躲在万里之外，搞自己的名山事业。我认为自己那一点“学问”，那一点知识，是非常可耻的，如果还算得上“学问”和知识的话。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称自己为“摘桃派”，坐享胜利的果实。

　　那么，怎么办呢？
　　我有很多奇思怪想。我甚至希望能再发生一次抗日战争，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表现一下。我一定能奋力参战，连牺牲自己的性命，我都能做得到。我读了很多描绘抗日战争或革命战争的小说，对其中那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不怕牺牲的精神，我崇拜得五体投地。我自己发誓向他们学习。这些当然都是幻想，即使难免有点幼稚可笑，然而却是真诚的。这能够表现出我当时的精神状态。
　　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愁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一和十一，地点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10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当时三座门还没有拆掉。在三座门东边时，根本看不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有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完全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我在上面简短地但是真诚地讲了我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一滴水中可以见大海，一粒沙中可以见宇宙。别的老知识分子可能同我差不多，至少是大同而小异。这充分证明了，中国老知识分子，年轻的更不必说了，是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爱国主义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比较起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我在梦觉方面智商是相当低的。一直到了“十年浩劫”，我身陷囹圄，仍然是拥护这一场浩劫的。西谚说：“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在这期间，我接触到派到学校来“支左”的解放军和工人。原来这都是我膜拜的对象。“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我深信不疑，奉行唯谨。可是现在一经接触，逐渐发现他们中有的人政策观念奇低，而且作风霸道，个别的人甚至违法乱纪。我头上仿佛泼上了一盆凉水，顿时清醒过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我是明白的。可是这样的作风竟然发生在我素所崇拜的人身上，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们唯物主义者应该实事求是，光明磊落；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是绝对不可取的。尽管我们知识分子身上毛病极多，同别人对比一下，难道我真就算是“臭老九”吗？
　　我在上面啰哩啰唆讲了一大篇，无非想说，“文革”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革”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就只有我季羡林一人吗？

　　这就联系到我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受害者舒愤懑了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解放初期我和其他老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经写了一点，现在再补充一下。补充的主要是从海外归来的游子。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他们深知这一切都与祖国的解放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向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此前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他们同国内的知识分子一样，看一切都是红艳如玫瑰，光辉似太阳。愿意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此外，一些在国外工作和讲学的中国学人，也纷纷放弃了海外一切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万里归来，其中就有后来在“文革”中自沉的老舍先生。他们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认为祖国前程似锦，自己的前途也布满了玫瑰花朵。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对比何等地鲜明！我亲眼目睹的这种情况可谓多矣。这对我们祖国有多么大的危害，脑筋稍微清醒一点的人都会知道的。被迫出国的人，哪一个不是满腔悲愤，再加上满腔离愁，哪一个儿女愿意离开自己的父母！然而他们离开了。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由于每个人都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是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我们不是十分强调安定团结吗？我十分拥护这个提法。没有安定团结，我们的经济很难搞上去，我们的政治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安定团结，而不是虚假的安定团结。在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还有一肚子气的情况下，真正的安定团结从何而来呢？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的愤懑未舒，物质待遇还只能说是非常菲薄，有时难免说些怪话；但是他们的爱国之心未减，“不用扬鞭自奋蹄”。说这样的人是“物美价廉，经久耐用”，完全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然而却听说有人听了很不舒服。我最近还听说，有一位颇为著名的人物，根据苏联解体的教训，说什么：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还是帝国主义皮上的毛。这话只是从道听途说中得来的。但是，可能性并非没有。说这种话的人，还有一点是非之心吗？还有一点“良知”吗？我深深感到忧虑。
　　如果这样的人再当政，知识分子无噍类矣。

　　我思考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如果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其中有恶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虽然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从？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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