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之后，已没有了士族大家，唐宋时皇权再次登上峰顶，虽然宋代礼贤下士，有不杀士大夫的规定，但士大夫还是常常会因言获罪，江南文化已经没有了贵族之气，但还保留了一些平实的精致，江南的书肆画院，江南的园林艺术，江南的小桥流水，江南的丝竹音乐，都是中国文化中高雅的符号。可魏晋时代最特别的文化现象“文化社团”，在唐宋大统一时代消失，而当华夏民族再次遭受外强侵略而陷于危难时，“文化社团”又悄然在江南兴起，江南这一锦绣之地屡屡成为中原文明失守的最后战地，也屡屡成为恢复中原文明的先驱发祥地。

    魏晋时期的文化社团清谈经济，多为哲学和文化意义上的。 曹魏期间的建安七子并非是一个社团，人们只是把几个建安时期文学上有卓越成就的大家集中在一起给一个名号。而同时期的曹丕、吴质、杨修、等也有很多的文字交往，这是‘文学评论’的开始，说曹丕开始了中国的‘文学批评’是不为过的，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等开始了文学理论评论的发展。 曹植也有很多文友，如丁仪兄弟，他们常常围席而作，高谈无所不陈，发义无所不展，可惜后来因陷入大位之争，这些文友都遭加害。曹魏时期的文化交流限于书论，聚集既带有古时卿大夫与君王共议天下的内质，又因三曹的文学修养含有文字交流的意味。

    正始名士（魏末晋初）何晏、夏侯炫、王弼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而发展了一种穷究事理的玄学，也带动了名士对社会现象比较理性清醒的思考和讨论。这是清谈文化的开始。但他们的清谈内容是避开政治的，更倾向于哲学和社会学。 他们的研究更多落于文字，个人著书立说为多，而非雅集中的清谈弘辩。这时的文字交流是比较随意松散的。 

    其后的竹林七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社团，他们有很多的雅集，但相对后来的社团，他们仍然比较松散，既有雅集的交流，却更倡导不受约束、个性自由的独立文学研究。这个社团是单纯文化意义上的，不涉政治。 所以，在这个社团里， 有出世逍遥派如嵇康、大小阮、刘伶，有入世当官的，如山涛、王戎以及后来的向秀，他们没有统一的结社宗旨，更无政治主张的羁绊。 只因情趣相投而雅聚山林，清谈，豪饮，抚琴，纵歌，形式极其脱俗而散淡，以现代人的眼光，竹林更象是一个高妙的文艺沙龙。

    文化社团真正的兴盛是在东晋。东晋在魏晋几百年里是相对稳定的一段时期，士族阶层优越的生活条件给了名士很多闲雅的时间。他们可以畅游山水，清谈经济，研习文学，展示德行。东晋士族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贵族，他们出身显赫，有礼尚和教养的训导，讲究家族的荣耀，往往几代都是名士成员，比如王导家族，王导是东晋的宰辅，王戎是竹林七贤一员，王澄是中朝名士，王敦是江左名士，他们的雅集，风姿秀逸，容止高贵，谈吐清雅，情趣盎然。或琴瑟相合，或书画争竞，表现十足的贵族风范。东晋因为士族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王室雅相器重，契同友执，所以，东晋的文化社团依然是轻松怡然的雅聚，并无固定的团体，也无一定的政治主张和目标，更多的体现高深的玄理道义（有些很不切实际）和闲雅旷达的名士风度。刘宋的《世说新语》详尽地描述了东晋文化社团的雅集。

 (话外： 很可惜，中国文化里没有数学和实验的传统，也缺乏对自然细致而又系统研究的精神，否则，也许在这些闲人贵族中出现类似西方早期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活动。中国文化里倾向于用文字而不是用数字去解析玄理，更有似是而非、不求甚解的习惯，这也是科学没在中国产生的一个原因。另外，实用主意也是一大原因。)。

元、清以来，有亡国之痛的江南文人一直是为恢复中原文明而努力的先驱，这段时期出现的文化社团已无晋代文化社团的闲散情致，且最终都演变成政治社团。他们有固定的社团成员，有章程、宗旨、政治主张和目标，社团成员合作紧密，文学直表时事政治和社会弊端，最终直接参与社会改良活动，影响力已不限于文人。

明末清初，为“兴复古学”为宗旨创建的文化社团“复社”都是江南一带的读书人，他们最初是学术社团，为砥砾文章求取功名而切磋学问。 早期重要人物为张溥。但后来逐渐涉入政治，成为反对阉党的政治团体“东林党”。到了清初，又演变为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影响深远的抗清组织。这期间最重要的人物是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

同样建立在江南的“几社”，也是成立于明末，最初成立只有7人，称为七子。宗旨为“心古人之学，学古人之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七子中最核心的成员为陈子龙，他“精通经史，落纸惊人”，清初几社的很多成员也都为抗清而死。  

清末1902年，一个代表先进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文化社团“南社”，成立在苏州。发起人是江南文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南社的宗旨是“操南音，不忘本也”，力主推翻满清（北廷）的种族压迫和专制统治，提倡民族气节， 回归中原文明，用“南字”相对“北庭”，取自“胡（寓满）马依北风，越（寓汉）鸟巢南枝”。南社在辛亥革命中聚集了中国一大半知识精英，“愿凭热血写风潮”（柳亚子）。他们创办学校、杂志和报纸，希望依靠教育和文学的力量，启发民智，搅起华夏土地的一潭死水，席卷民主革命的风潮。当时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因南社具有“几社”和“复社”的抗清性质，又同在江南，被称誉为“几复风流”。

南社对推翻清廷做出里不可估量的贡献。它第一次的雅集只有17人，其中有14人是同盟会成员，到第五次雅集是已有228人，最多达一千八百多人，成为民国最大的文化社团，共有雅集18次，刻有南社丛刻22集。 南社的成员机会包括那个时代所有的风流人物，广涉教育界，新闻界，工商界，政治界，文艺界，医药卫生界，和宗教界，是社会先进的中坚力量。南社里很多的同盟会成员，南社和同盟会被称为那个时代先进文明的两个犄角。南社成立于辛亥革命前，这是中国知识界觉醒成熟的时期，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先进的士大夫阶层。民国成立时，司法部次长，教育部次长，实业部次长，交通部次长等都是南社社员。南社成员以江南知识分子最多，他们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新型知识阶层。他们的成员包括不仅包括文人如陈去病，柳亚子，高旭，苏曼珠，陈天华，于右任，李叔同，吕碧城，徐自华，张默君，范鸿仙（孙中山语：范君一支神笔胜十万雄兵），宁调元，叶楚伧，黄宾虹，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鲁迅，等，还包括很多具有资产阶级政治理念的政治家如孙中山，宋教仁，陈其美，陈布雷，戴季陶，黄兴等等。

即便是在清廷时期，还是有集社的自由和出版的自由，黄花岗志士死难后南社出版的南社丛刻第三集大量发表诗文到悼念死难者，也感召了民众的觉醒。南社社员是文人，也是志士，他们既可以拿笔，也可以拿枪。

南社为辛亥革命起着文化思想的准备工作，辛亥革命不同以往任何的农民起义，它也有小规模的战争，但最终以较少的流血将清廷推翻。反观中国历来改朝换代基本是农民起义或宫廷政变，换代之后只是用同样落后和黑暗的政治取而代之，周而复始。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是士大夫阶层以及江南的市民阶层在革命党（同样是文人）的发动下成就，是文人和士大夫（而非乌合之众，毛泽东这个帝王思想浓厚带领着饥饿盲从而充满仇恨的农民）改良社会成功的典范。这样的改良或变革以士大夫为社会潮流的方向，时以假日，必能将社会带向理性和进步。很可惜，年轻的中华民国因一次外族大规模侵略战争而被乌合之众乘机推翻，中国又重新回到专制与黑暗。

南社在民国成立后10年解散。南社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运动是有异议的，它主张保留文言，现在看来，当时的白话文运动的确太彻底了，使得中国文化里高雅的语言流逝。

民国期间，江南文明深受西风东渐的影响，十里洋场的欧风美雨，冲洗着古老的中国文明，也融合进了先进的西方文明。在江南这片土地上，我们既能看到早年江南士大夫的影子，我们也能感受到现代知识阶层清辩的理性；我们既能听到江南中原文明坚忍的声音，西方的人文主义的启蒙以及民主和科学的教化也在悄然进行； 我们既能读到古典的诗书雅唱，我们也欣喜于西方文艺复兴影响的白话诗、绘画、雕塑、建筑、文学和艺术； 我们能感受古典的江南贵族精神， 而平民化的现代文明生态已现雏形。

而49后，江南文明彻底淹没在粗鄙的共产文化中，60年的以低俗取代高雅，以愚昧取代文明，以暴力代替理性，以粗陋代替精致，“江南”这个文化符号，再也没有高贵而风流的影子了，即便在江南这片历代不缺乏风骨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