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莫里奇是一位經濟學家、專欄作家和馬里蘭大學名譽商學教授和國家。他周二 (4 月 22 日)在【Washington Times】上發表觀點，批判現任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的經濟分析，懷疑海湖莊園協議能否解決美國貿易問題和全球對美元的依賴:

埃隆·馬斯克喜歡快速行動、打破常規，而川普總統則更喜歡扔幾顆手榴彈，看看在放棄烏克蘭、徵收高額關稅或提議占領加沙地帶時會發生什麼。

川普先生肯定繼承了許多需要修補的大事：美國的安全聯盟，美國承擔了太多以確保和平的義務；世界貿易組織，美國對最大市場設置了較低的壁壘，而其他國家通常對我們的出口設置更高的壁壘；以及以美元為基礎的貨幣體系，該體系需要每年大量出售美國主權債務，以增加流動性，支持日益增長的全球貿易，並將美國財富轉移給外國人。

這導致了三重失衡：美國國債迅速增長，用於支付龐大的軍費和支撐因美國人在海外過度支出而耗盡的國內需求；美元被高估，加上其他國家對世貿組織規範的遵守力度不大，對美國農業、製造業和可貿易服務業造成了不公平競爭；以及收入不平等和社會衰退。印製全球貨幣或許能讓美國人消費超過產出。然而，美國中產階級仍在苦苦掙扎，面臨着製造業崗位流失、服務業低薪、阿片類藥物成癮等更嚴峻的挑戰。

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撰寫了一份廣為流傳的論文，本質上為川普的高關稅辯護，並提議在海湖莊園達成一項類似1985年廣場協議的協議，以使美元貶值，從而提升美國製造業的吸引力。該論文還提議重塑美國國債結構，將未償還的美國國債兌換成100年期零息或低息債券。後者類似於英格蘭銀行在18世紀50年代及之後發行的統一公債，以及美國在1877年至1935年發行的統一公債。

對於一位受過傳統訓練的國際經濟學家來說，米蘭先生的論文讀起來就像一篇拙劣的財經新聞——一篇充滿矛盾、支離破碎的文章。

例如，儘管提高關稅最初可能會使美國製造業更具吸引力，但上述複雜的國際框架滋生了對美國龐大國防預算以及北美和歐洲保姆式國家的依賴。此外，還存在着就業激勵不足的問題，一方面是為美國年度預算赤字提供資金和為私人投資提供資金，另一方面是為美國家庭儲蓄和企業留存收益提供資金，兩者之間存在巨大缺口。

如果不能解決儲蓄失衡問題，那麼無論關稅、財政部長在川普豪華度假村舉行的午餐會以及由此導致的美元貶值，都無法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

高額關稅最終會推高美元，抵消貿易利益。人為操縱的美元貶值將侵蝕未償還美國國債的實際價值，削弱米蘭先生發行的統一公債的市場性，使未來美國債券的發行在投資者眼中顯得不那麼可靠，並有可能摧毀以美元為基礎的支付體系和國際信貸體系。

現狀正在腐蝕美國中部，工人階級陷入絕望、成癮和預期壽命下降的泥潭，出生率暴跌，高科技霸權逐漸從民主的西方國家手中拱手讓給東方的威權國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與伊朗、朝鮮以及可能的新信徒組成的軸心。

米蘭先生的論文出自一位了解西方經濟制度的脆弱、不堪一擊和頹廢，以及二戰後制度日益邊緣化的人之手，讀起來就像路加福音2:41-52：十二歲的耶穌在聖殿裡教導希伯來學者。

米蘭先生倡導一場類似於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的制度革命，但為新秩序構建框架的並非使徒行傳和保羅行傳。

即便可能顯得過於傲慢，我還是想提出以下保羅式的建議：

美國及其富裕盟友必須減少社會項目支出，並重新調整養老金制度，鼓勵延遲退休，從而釋放資源用於由稅收而非日益龐大的主權債務資助的軍隊。德國和其他國家必須組建並資助陸軍和海軍，以遏制俄羅斯和中國的野心，否則我們都應該學習斯拉夫語和漢語，為新主人服務。

創建一種類似Meta的夭折的“天秤幣”（Libra）的新貨幣，即一籃子按國內生產總值加權的主要西方貨幣，以取代美元成為儲備貨幣，並由新的西方金融機構提供支持。

參與國之間應達成協議，僅發行以天秤幣計價的主權債務。

別想跟魔鬼或其徒弟習近平和普京做交易。他們言而無信，一心要摧毀我們的民主和資本主義制度。

對軸心國徵收高額關稅，但參與自由貿易的國家之間卻要進行真正互惠的自由貿易。

里根執政期間，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大市基督教堂一位頗具自由主義傾向的讀者找到我，問我這些“看不見的手”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回答說：“這不過是聖靈的商業運作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