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6月29日，赫爾蒂學院國際關係教授兼國際安全中心主任瑪麗娜·亨克（Marina Henke）與兩位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問題研究學院亨利·A·基辛格全球事務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艾琳·馬里諾娃（Iren Marinova）和蒂爾·克諾布洛赫（Till Knobloch）聯名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評論－－“歐洲走自己的路”。他們指出，遠離美國，歐洲這片大陸正在重新武裝並重塑自身秩序：

自美國總統川普於2025年重返白宮以來，歐洲人一直遭受羞辱、貶低和邊緣化。事實上，毫不誇張地說，歐洲已經成為這位總統最喜歡攻擊的對象。在其政府看來，這片大陸軍事上羸弱不堪，經濟上無足輕重，政治上不堪重任，文化上註定走向文明消亡。川普於2025年試圖迫使丹麥放棄格陵蘭的舉動，正是其政府這種輕蔑態度的象徵。

然而，華盛頓對歐洲的這些看法已經根深蒂固，以至於忽視了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數十年來，歐洲人第一次真正認識到自身所處環境的危險。因此，他們願意增加軍事投入，並願意進入本國武裝部隊服役。在這些變化基礎上，一種新的大戰略正在緩慢形成，標誌着歐洲正邁向一條新的地緣政治與戰略道路。歐洲已經認識到，其過去奉行的模式——擁有財富卻缺乏軍事實力、擁有影響力卻無需犧牲、享受保護卻無需承擔責任——已經無法持續。若將歐洲視為一個永久無關緊要的地區，無異於無視當前正在發生的這些變化的規模和深度。數十年來，歐洲國家幾乎本能地追隨華盛頓的優先事項。它們甚至願意派遣本國士兵參加由美國主導的戰爭，而這些戰爭卻被本國公眾——有時甚至包括本國政府——認為是錯誤的、邊緣性的，或者在戰略上代價高昂。一個認真投資自身防務的歐洲，將不再這樣做——華盛頓最好對此做好準備。

歐洲覺醒

經過數十年的安逸之後，歐洲人終於意識到，他們生活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之中。根據為歐盟委員會開展的一項民意調查，77%的歐洲人認為，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對歐洲的生存構成了直接威脅。這種擔憂在東歐和北歐最為強烈，但德國有59%的受訪者、法國有50%、英國有49%，也都認為俄羅斯是本國國家安全面臨的最大威脅。這些國家正是歐洲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國家。因此，俄羅斯威脅已經不再只是歐洲邊緣地區的擔憂，而是進入了歐洲大陸的核心。

這種不安全感進一步加劇，因為許多歐洲人如今意識到，他們已經無法再依賴美國。根據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委託輿觀調查公司於5月進行的一項民調，在接受調查的15個國家（奧地利、保加利亞、丹麥、愛沙尼亞、法國、德國、匈牙利、意大利、荷蘭、波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國）中，僅有11%的歐洲人將美國視為盟友，較六個月前的16%大幅下降，也低於2024年11月的22%。儘管在多數受訪國家，對美國的信任一直持續下降，但這一變化在匈牙利和波蘭則是較新的現象。所有受訪國家中，多數民眾都懷疑美國會在本國遭受攻擊時出手相助；與此同時，已有25%的受訪者將美國視為競爭對手或敵手。

鑑於俄羅斯構成的威脅以及美國的不可靠性，許多歐洲人如今支持加強軍備建設。丹麥、愛沙尼亞、法國、德國、波蘭、葡萄牙和英國的大多數民眾都支持增加本國國防支出。意大利則是唯一一個仍有明確多數反對增加國防開支的國家。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接受調查的15個國家中，已有47%的受訪者支持歐盟通過共同舉債來資助防務計劃，其中葡萄牙支持率達到59%，丹麥為56%，荷蘭為55%。就在不久之前，這一設想在政治上仍是不可想象的。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受訪者如今也支持減少歐洲對美國軍事裝備的依賴，轉而採購歐洲自己的產品。支持購買歐洲裝備的呼聲，在丹麥、荷蘭和瑞典尤為強烈。

最後，法國、德國和波蘭如今也已有多數民眾支持恢復義務兵役制度，而丹麥、愛沙尼亞和瑞士等國早已實行這一制度。波蘭和德國分別於2010年和2011年取消義務兵役制，而法國則在20世紀90年代末逐步廢除義務兵役。在過去30年裡，支持恢復徵兵制在許多歐洲國家一直屬於少數意見。如今，這種立場正越來越成為主流。

獨自前行

歐洲國防支出正迅速攀升。2024年，歐盟27個成員國國防支出約為4020億美元，遠遠超過俄羅斯160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德國發揮了領導作用，目前柏林約占歐盟國防總支出的四分之一，成為全球第四大軍事支出國。按照目前規劃，到2029年，德國國防支出將達到1720億美元（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6%），較2022年增長近200%。在大多數歐洲國家，這種增長都被視為威懾俄羅斯所必需的舉措。正如波蘭外交部長拉多斯瓦夫·西科爾斯基（Radoslaw Sikorski）今年4月所說：“只要德國仍是歐盟和北約成員，我更擔心的是德國拒絕重新武裝，而不是德國軍隊本身。”與此同時，法國則擔憂德國重新武裝會打破長期以來形成的分工格局——德國作為歐洲經濟強國，法國作為歐洲軍事與戰略強國。巴黎正試圖通過建立法德國防工業合作體系，將德國重新綁定於這一框架之中，但目前成效參半。

為了減少對美國裝備的依賴，歐洲也正在迅速提升自身軍工能力。在柏林，赫爾辛公司和斯塔克防務公司等初創企業正在競標價值數十億歐元的無人機合同。與此同時，德國—烏克蘭合資防務企業量子前線工業公司於今年早些時候開始在慕尼黑附近進行工業化規模的無人機生產。儘管柏林目前仍處於發展自主作戰能力的起步階段，但它可以依託數十年來在重型裝備製造領域積累的豐富經驗。德國最大的國防承包商萊茵金屬公司，正與意大利國防企業萊昂納多公司合作，為意大利陸軍生產1000多輛新型步兵戰車以及最多350輛“黑豹KF51”主戰坦克。

這種發展並不僅限於裝備領域。克羅地亞、立陶宛、拉脫維亞和瑞典都已因俄羅斯的侵略而恢復義務兵役制度。德國於2011年暫停徵兵，如今也已決定重新啟動兵役制度。由於最初採取志願入伍方式，包括德國總統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內的決策者曾質疑，是否會有足夠數量的年輕人報名加入德國聯邦國防軍。然而，他們的擔憂並未成為現實。截至2026年3月底，共有12700人正在德國聯邦國防軍服志願兵役，較上一年增長13.5%；約有22700人申請從事軍事職業，增長20%。這一發展使德國軍隊有望在2030年代中期接近其260000名現役軍人與200000名預備役人員的中期目標，從而推動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提出的目標，即使德國聯邦國防軍再次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常規軍隊”。瑞典的變化則更加令人驚訝：申請加入武裝部隊且符合資格、積極性高的年輕人，已經超過軍隊所能接納的人數，最終錄取率不足符合條件申請者的10%。

前方之路

冷戰結束後，大多數歐洲國家將經濟繁榮而非國家安全作為其大戰略的組織原則。這一構想的核心，是對全球貿易懷有深厚信心。歐洲各國決策者相信，經濟相互依存能夠緩和政治衝突，並降低戰爭發生的可能性。對於那些仍然不守規則的國家，歐洲則試圖通過援助、貿易、法律、監管和標準來約束並改造它們。這就是當時的大戰略：通過市場、規則和一體化來治理地緣政治。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粉碎了這一理念，歐洲由此開始尋求一種全新的大戰略構想。默茨迄今為止對此提出了最為完整的闡述，他在《外交事務》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原則性現實主義”這一概念。這一大戰略框架的核心，是一種冷靜而清醒的分析。建立在權利與規則基礎上的國際秩序已經不復存在，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由赤裸裸的實力運用所支配的時代。德國必須作出調整，重新回歸硬實力領域——實施大規模重新武裝，全面改革其武裝部隊和情報機構，並在必要時持續支持烏克蘭。

然而，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德國不能丟棄自1945年以來一直指引其發展的民主、法治和國際合作原則。儘管德國無法憑一己之力維護全球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但它能夠幫助塑造一個地區秩序，甚至可能在歐洲之外與志同道合國家共同建立一種秩序，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在這一背景下，與美國的關係將進行調整，而不是被放棄。過去建立在情感基礎上的友誼，將轉變為建立在現實利益基礎上的夥伴關係。

整個歐洲大陸都可以看到重新加強歐洲合作的趨勢。英國脫歐已經顯示出退出歐洲單一市場所付出的經濟代價，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一項研究估計，如果英國當初沒有退出歐盟，那麼其2025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比實際水平高出6%至8%。與此同時，從未加入歐盟的瑞士，在與美國進行關稅談判時經歷了艱難而代價高昂的談判過程，這凸顯了小國在雙邊實力博弈中的脆弱性。相反的例子則出現在川普就格陵蘭問題向丹麥施壓時。這場衝突證明，即使是一個小國，只要得到歐洲夥伴的支持，也能夠抵禦大國的脅迫——這是哥本哈根單獨行動時難以實現的結果。因此，就連冰島也開始重新考慮其長期反對加入歐盟的立場，而英國如今也已有多數民眾支持重新加入歐盟。歐洲各國認識到，集體行動和聯盟至關重要，因為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單獨有效維護自身利益。

什麼可能出錯？

這種戰略協調仍然可能受到破壞。各國之間的國家利益偏好依然存在差異，而疑歐政黨則威脅着歐洲的凝聚力。目前民意調查顯示，法國國民聯盟有望贏得明年的總統選舉。儘管該黨已經淡化了早先要求法國退出北約和歐盟的立場，但它仍堅持一項將削弱法國支持深化歐洲一體化、限制與布魯塞爾合作、並使加強歐洲安全合作更加複雜化的政治議程。與此同時，德國疑歐政黨德國選擇黨已經成長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目前全國支持率約為28%。儘管制度性障礙以及聯合執政機制意味着德國選擇黨在短期內不太可能贏得總理職位，但該黨在各州層面不斷增強的影響力，將限制德國推動歐洲重新武裝計劃的力度。

因此，擁有27個成員國、且成員國往往各行其是的歐盟，不太可能共同採納任何新的大戰略框架，更不用說共同完成落實這一框架所需的制度改革。如果歐盟真正要轉變為一個防務機構，就必須邁向多數票表決機制，而這意味着每個成員國都必須向布魯塞爾讓渡部分主權。即使是在最支持歐盟的國家，對於如此深刻的制度改革也幾乎沒有多少政治意願。因此，最有可能出現的發展，是多個相互重疊的歐洲安全機制逐步形成。北約仍將發揮根本作用，但歐洲國家很可能開始逐步接管北約的規劃、領導以及兵力方面的職責。

除了北約之外，還將出現尋求更深層戰略一體化的歐洲國家集團。近年來最成功的例子之一便是聯合遠征軍。這一由英國主導、由北歐十國組成的軍事框架，旨在實現快速、靈活的危機應對，尤其針對北極、北大西洋和波羅的海地區。另一個例子是法國主導的“先進威懾”倡議，目前已有另外九個歐洲國家加入。在這一安排下，這十個國家的軍隊將參與涉及法國空基核力量的聯合演習，並建設能夠部署法國核能力戰機的空軍基地。參與國還將共同發展相關支援能力，包括天基預警系統、防禦無人機和導彈的防空體系，以及遠程打擊系統。該倡議重點推動核武器與常規武器的一體化，同時尋求建立歐洲應對俄羅斯核訛詐的方案——這是未來數年歐洲最有可能面對、也最迫切的核威脅情景，而屆時美軍未必會準備提供援助。

大西洋彼岸

跨大西洋緊張關係並非新鮮事。1956年英國、法國和以色列試圖奪取蘇伊士運河的失敗行動、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美國在越南的行動，以及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都曾使歐洲與華盛頓關係受到衝擊。然而，當前華盛頓與歐洲各國首都之間的衝突程度前所未有。歐洲為確保自身安全而採取的行動，同樣也是前所未有。俄羅斯或許仍是一個強大的核大國，但它缺乏超級大國所需的經濟和技術基礎。因此，從中期來看，歐洲實現自身安全目標的雄心是現實可行的。一個真正為自身安全負責的歐洲，已經將近一個世紀未曾出現。冷戰時期，歐洲依賴美國；那個時代已經結束。

如果歐洲只是等待川普離任，並寄希望於未來出現一位更加同情歐洲的美國總統，那將是一個錯誤。烏克蘭戰爭很可能會在川普總統任期結束之前決定勝負，而歐洲大陸未來的力量平衡也將隨之確定。因此，歐洲不能寄希望於華盛頓最終恢復過去的角色，而推遲就自身防務所必須作出的艱難抉擇。而且，即使川普離任，也未必能夠恢復過去的秩序。如今，許多歐洲人懷疑，即便未來由民主黨重新執政，美國仍將不可避免地把戰略重心轉向印太地區，因為美國越來越將中國視為其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最後，川普對民主制度的衝擊，加上華盛頓整體治理能力不斷削弱，也引發了人們對美國是否仍有能力——或者是否仍會被視為有能力——在危機時刻履行承諾的懷疑。如果莫斯科、北京或其他任何對手開始相信，美國已經因內部撕裂、注意力分散或實力衰退而無法迅速、果斷地動用武力作出回應，那麼歐洲將無法承受屆時倉促應變的代價。它必須提前準備好屬於自己的答案。

儘管川普政府或許會歡迎歐洲發生的這些變化，但其負面影響已經開始顯現。當美國於2月啟動“史詩之怒行動”時，西班牙拒絕允許美國戰機使用其領空，英國也拒絕允許美軍使用迪戈加西亞基地。隨後，默茨公開批評持續進行的戰爭，引發川普強烈憤怒。新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利益集團正在形成，它們將阻止跨大西洋關係完全恢復到過去的狀態。未來雙方關係或許依然友好，也可能依然密切，但它們將不再是過去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