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6月29日，赫尔蒂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兼国际安全中心主任玛丽娜·亨克（Marina Henke）与两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亨利·A·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艾琳·马里诺娃（Iren Marinova）和蒂尔·克诺布洛赫（Till Knobloch）联名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评论－－“欧洲走自己的路”。他们指出，远离美国，欧洲这片大陆正在重新武装并重塑自身秩序：

自美国总统川普于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欧洲人一直遭受羞辱、贬低和边缘化。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欧洲已经成为这位总统最喜欢攻击的对象。在其政府看来，这片大陆军事上羸弱不堪，经济上无足轻重，政治上不堪重任，文化上注定走向文明消亡。川普于2025年试图迫使丹麦放弃格陵兰的举动，正是其政府这种轻蔑态度的象征。

然而，华盛顿对欧洲的这些看法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忽视了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数十年来，欧洲人第一次真正认识到自身所处环境的危险。因此，他们愿意增加军事投入，并愿意进入本国武装部队服役。在这些变化基础上，一种新的大战略正在缓慢形成，标志着欧洲正迈向一条新的地缘政治与战略道路。欧洲已经认识到，其过去奉行的模式——拥有财富却缺乏军事实力、拥有影响力却无需牺牲、享受保护却无需承担责任——已经无法持续。若将欧洲视为一个永久无关紧要的地区，无异于无视当前正在发生的这些变化的规模和深度。数十年来，欧洲国家几乎本能地追随华盛顿的优先事项。它们甚至愿意派遣本国士兵参加由美国主导的战争，而这些战争却被本国公众——有时甚至包括本国政府——认为是错误的、边缘性的，或者在战略上代价高昂。一个认真投资自身防务的欧洲，将不再这样做——华盛顿最好对此做好准备。

欧洲觉醒

经过数十年的安逸之后，欧洲人终于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之中。根据为欧盟委员会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77%的欧洲人认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对欧洲的生存构成了直接威胁。这种担忧在东欧和北欧最为强烈，但德国有59%的受访者、法国有50%、英国有49%，也都认为俄罗斯是本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些国家正是欧洲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因此，俄罗斯威胁已经不再只是欧洲边缘地区的担忧，而是进入了欧洲大陆的核心。

这种不安全感进一步加剧，因为许多欧洲人如今意识到，他们已经无法再依赖美国。根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委托舆观调查公司于5月进行的一项民调，在接受调查的15个国家（奥地利、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中，仅有11%的欧洲人将美国视为盟友，较六个月前的16%大幅下降，也低于2024年11月的22%。尽管在多数受访国家，对美国的信任一直持续下降，但这一变化在匈牙利和波兰则是较新的现象。所有受访国家中，多数民众都怀疑美国会在本国遭受攻击时出手相助；与此同时，已有25%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竞争对手或敌手。

鉴于俄罗斯构成的威胁以及美国的不可靠性，许多欧洲人如今支持加强军备建设。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波兰、葡萄牙和英国的大多数民众都支持增加本国国防支出。意大利则是唯一一个仍有明确多数反对增加国防开支的国家。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在接受调查的15个国家中，已有47%的受访者支持欧盟通过共同举债来资助防务计划，其中葡萄牙支持率达到59%，丹麦为56%，荷兰为55%。就在不久之前，这一设想在政治上仍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受访者如今也支持减少欧洲对美国军事装备的依赖，转而采购欧洲自己的产品。支持购买欧洲装备的呼声，在丹麦、荷兰和瑞典尤为强烈。

最后，法国、德国和波兰如今也已有多数民众支持恢复义务兵役制度，而丹麦、爱沙尼亚和瑞士等国早已实行这一制度。波兰和德国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取消义务兵役制，而法国则在20世纪90年代末逐步废除义务兵役。在过去30年里，支持恢复征兵制在许多欧洲国家一直属于少数意见。如今，这种立场正越来越成为主流。

独自前行

欧洲国防支出正迅速攀升。2024年，欧盟27个成员国国防支出约为4020亿美元，远远超过俄罗斯16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德国发挥了领导作用，目前柏林约占欧盟国防总支出的四分之一，成为全球第四大军事支出国。按照目前规划，到2029年，德国国防支出将达到172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较2022年增长近200%。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这种增长都被视为威慑俄罗斯所必需的举措。正如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law Sikorski）今年4月所说：“只要德国仍是欧盟和北约成员，我更担心的是德国拒绝重新武装，而不是德国军队本身。”与此同时，法国则担忧德国重新武装会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分工格局——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强国，法国作为欧洲军事与战略强国。巴黎正试图通过建立法德国防工业合作体系，将德国重新绑定于这一框架之中，但目前成效参半。

为了减少对美国装备的依赖，欧洲也正在迅速提升自身军工能力。在柏林，赫尔辛公司和斯塔克防务公司等初创企业正在竞标价值数十亿欧元的无人机合同。与此同时，德国—乌克兰合资防务企业量子前线工业公司于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在慕尼黑附近进行工业化规模的无人机生产。尽管柏林目前仍处于发展自主作战能力的起步阶段，但它可以依托数十年来在重型装备制造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德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莱茵金属公司，正与意大利国防企业莱昂纳多公司合作，为意大利陆军生产1000多辆新型步兵战车以及最多350辆“黑豹KF51”主战坦克。

这种发展并不仅限于装备领域。克罗地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瑞典都已因俄罗斯的侵略而恢复义务兵役制度。德国于2011年暂停征兵，如今也已决定重新启动兵役制度。由于最初采取志愿入伍方式，包括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内的决策者曾质疑，是否会有足够数量的年轻人报名加入德国联邦国防军。然而，他们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共有12700人正在德国联邦国防军服志愿兵役，较上一年增长13.5%；约有22700人申请从事军事职业，增长20%。这一发展使德国军队有望在2030年代中期接近其260000名现役军人与200000名预备役人员的中期目标，从而推动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提出的目标，即使德国联邦国防军再次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瑞典的变化则更加令人惊讶：申请加入武装部队且符合资格、积极性高的年轻人，已经超过军队所能接纳的人数，最终录取率不足符合条件申请者的10%。

前方之路

冷战结束后，大多数欧洲国家将经济繁荣而非国家安全作为其大战略的组织原则。这一构想的核心，是对全球贸易怀有深厚信心。欧洲各国决策者相信，经济相互依存能够缓和政治冲突，并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对于那些仍然不守规则的国家，欧洲则试图通过援助、贸易、法律、监管和标准来约束并改造它们。这就是当时的大战略：通过市场、规则和一体化来治理地缘政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粉碎了这一理念，欧洲由此开始寻求一种全新的大战略构想。默茨迄今为止对此提出了最为完整的阐述，他在《外交事务》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原则性现实主义”这一概念。这一大战略框架的核心，是一种冷静而清醒的分析。建立在权利与规则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由赤裸裸的实力运用所支配的时代。德国必须作出调整，重新回归硬实力领域——实施大规模重新武装，全面改革其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并在必要时持续支持乌克兰。

然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德国不能丢弃自1945年以来一直指引其发展的民主、法治和国际合作原则。尽管德国无法凭一己之力维护全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它能够帮助塑造一个地区秩序，甚至可能在欧洲之外与志同道合国家共同建立一种秩序，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在这一背景下，与美国的关系将进行调整，而不是被放弃。过去建立在情感基础上的友谊，将转变为建立在现实利益基础上的伙伴关系。

整个欧洲大陆都可以看到重新加强欧洲合作的趋势。英国脱欧已经显示出退出欧洲单一市场所付出的经济代价，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项研究估计，如果英国当初没有退出欧盟，那么其202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比实际水平高出6%至8%。与此同时，从未加入欧盟的瑞士，在与美国进行关税谈判时经历了艰难而代价高昂的谈判过程，这凸显了小国在双边实力博弈中的脆弱性。相反的例子则出现在川普就格陵兰问题向丹麦施压时。这场冲突证明，即使是一个小国，只要得到欧洲伙伴的支持，也能够抵御大国的胁迫——这是哥本哈根单独行动时难以实现的结果。因此，就连冰岛也开始重新考虑其长期反对加入欧盟的立场，而英国如今也已有多数民众支持重新加入欧盟。欧洲各国认识到，集体行动和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有效维护自身利益。

什么可能出错？

这种战略协调仍然可能受到破坏。各国之间的国家利益偏好依然存在差异，而疑欧政党则威胁着欧洲的凝聚力。目前民意调查显示，法国国民联盟有望赢得明年的总统选举。尽管该党已经淡化了早先要求法国退出北约和欧盟的立场，但它仍坚持一项将削弱法国支持深化欧洲一体化、限制与布鲁塞尔合作、并使加强欧洲安全合作更加复杂化的政治议程。与此同时，德国疑欧政党德国选择党已经成长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目前全国支持率约为28%。尽管制度性障碍以及联合执政机制意味着德国选择党在短期内不太可能赢得总理职位，但该党在各州层面不断增强的影响力，将限制德国推动欧洲重新武装计划的力度。

因此，拥有27个成员国、且成员国往往各行其是的欧盟，不太可能共同采纳任何新的大战略框架，更不用说共同完成落实这一框架所需的制度改革。如果欧盟真正要转变为一个防务机构，就必须迈向多数票表决机制，而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都必须向布鲁塞尔让渡部分主权。即使是在最支持欧盟的国家，对于如此深刻的制度改革也几乎没有多少政治意愿。因此，最有可能出现的发展，是多个相互重叠的欧洲安全机制逐步形成。北约仍将发挥根本作用，但欧洲国家很可能开始逐步接管北约的规划、领导以及兵力方面的职责。

除了北约之外，还将出现寻求更深层战略一体化的欧洲国家集团。近年来最成功的例子之一便是联合远征军。这一由英国主导、由北欧十国组成的军事框架，旨在实现快速、灵活的危机应对，尤其针对北极、北大西洋和波罗的海地区。另一个例子是法国主导的“先进威慑”倡议，目前已有另外九个欧洲国家加入。在这一安排下，这十个国家的军队将参与涉及法国空基核力量的联合演习，并建设能够部署法国核能力战机的空军基地。参与国还将共同发展相关支援能力，包括天基预警系统、防御无人机和导弹的防空体系，以及远程打击系统。该倡议重点推动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一体化，同时寻求建立欧洲应对俄罗斯核讹诈的方案——这是未来数年欧洲最有可能面对、也最迫切的核威胁情景，而届时美军未必会准备提供援助。

大西洋彼岸

跨大西洋紧张关系并非新鲜事。1956年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试图夺取苏伊士运河的失败行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在越南的行动，以及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都曾使欧洲与华盛顿关系受到冲击。然而，当前华盛顿与欧洲各国首都之间的冲突程度前所未有。欧洲为确保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同样也是前所未有。俄罗斯或许仍是一个强大的核大国，但它缺乏超级大国所需的经济和技术基础。因此，从中期来看，欧洲实现自身安全目标的雄心是现实可行的。一个真正为自身安全负责的欧洲，已经将近一个世纪未曾出现。冷战时期，欧洲依赖美国；那个时代已经结束。

如果欧洲只是等待川普离任，并寄希望于未来出现一位更加同情欧洲的美国总统，那将是一个错误。乌克兰战争很可能会在川普总统任期结束之前决定胜负，而欧洲大陆未来的力量平衡也将随之确定。因此，欧洲不能寄希望于华盛顿最终恢复过去的角色，而推迟就自身防务所必须作出的艰难抉择。而且，即使川普离任，也未必能够恢复过去的秩序。如今，许多欧洲人怀疑，即便未来由民主党重新执政，美国仍将不可避免地把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因为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最后，川普对民主制度的冲击，加上华盛顿整体治理能力不断削弱，也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是否仍有能力——或者是否仍会被视为有能力——在危机时刻履行承诺的怀疑。如果莫斯科、北京或其他任何对手开始相信，美国已经因内部撕裂、注意力分散或实力衰退而无法迅速、果断地动用武力作出回应，那么欧洲将无法承受届时仓促应变的代价。它必须提前准备好属于自己的答案。

尽管川普政府或许会欢迎欧洲发生的这些变化，但其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当美国于2月启动“史诗之怒行动”时，西班牙拒绝允许美国战机使用其领空，英国也拒绝允许美军使用迪戈加西亚基地。随后，默茨公开批评持续进行的战争，引发川普强烈愤怒。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集团正在形成，它们将阻止跨大西洋关系完全恢复到过去的状态。未来双方关系或许依然友好，也可能依然密切，但它们将不再是过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