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一生经历三次暗杀，第一次是1910年在北京，他本人刺杀满清摄政王未遂；第二次是1935年在南京，他身中三枪负了重伤；第三次是1939年在河内，戴笠的部下只打死了汪的秘书。前两次都真相大白，但第三次却是疑云重重的“罗生门”。当晚与汪氏夫妇同处一室的汪精卫女儿女婿，向我详述了事情经过
◆高伐林
在汪精卫于日本侵华期间发起“和平运动”、成立政府的悲剧性过程中，1939年3月21日的河内遇刺事件是相当关键的一环，虽然并不能说“一排枪，一滩血，一个政权”（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一书以此作为河内刺汪事件一节的标题）（注1），将汪精卫政权的成立直接归结为河内行刺所导致，但是无疑这个事件具有诡异的背景，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有人认为，这个事件对于中日关系、对于蒋汪互动、对于中国的走向和汪氏的命运，都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这个事件乍看似乎清楚，细究又充满谜团，65年来史家论者一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为解开这一谜团，笔者于2004年春夏，对亲历此事的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女婿何孟恒多次进行了访谈。
关于河内刺汪事件的经过，这里先简略叙述如下：
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一行从国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庆出走，经昆明辗转到越南河内。在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发布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条件之后，汪精卫于12月29日发出《致蒋总裁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在香港发表，响应近卫声明，史称“艳电”（当时电报为节省字数，用一个字代表日期，“艳”为29日），引起轩然大波。戴笠派得力部下陈恭澍到河内，令其率人刺杀汪精卫。1939年3月21日凌晨，刺客从后墙爬入汪的寓所，冲上三楼，向事先侦查判定的三楼汪之卧室冲去，用斧头劈开房门，向室内扫射，但是此屋居住的却并非汪氏夫妇，而是汪的秘书曾仲鸣及其夫人方君璧。曾仲鸣身中多弹，次日死在医院，方受了重伤，汪精卫则幸免。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随后汪精卫远赴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次年成立政权。
汪精卫与陈璧君共生有六个子女，其中一个夭折，其余为：长子汪孟晋（文婴）、次子汪文悌，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于2002年病故），三女汪文彬（一直在印度尼西亚某地隐居当修女，不问世事）。汪文惺出生于1915年，与晚一年出生的丈夫何孟恒（又名何文杰），都在香港工作多年，退休后移居美国，现在美国东部某地养老。在我们这里讨论的河内刺汪事件前后那段岁月中，他们刚刚成婚，与汪氏住在一起，亲历了那惊魂一夜，何文杰曾写下一篇题为《凶杀》的详细回忆录。以下记叙他们关于当夜事件经过的回忆，文字上参考了《凶杀》中有关段落。
采访是在他们的女儿（即汪精卫的外孙女）何重光的寓所进行的，主要是由何孟恒先生回答，汪文惺女士补充。他们对若干人物例如汪精卫、曾仲鸣等人的称呼，笔者整理记录时颇感踌躇。两位老人在接受采访的谈话中称呼比较自由随意，在《凶杀》回忆录中则是以当年亲属关系相称。笔者本想统一，以减少读者阅读时的障碍，但不论统一到哪一种，都觉得别扭，只好定出一个原则，分成两类情况：当他们以当事人身份讲述当时经历时，以亲属关系相称；其余时候则直呼姓名。请读者谅察。
汪精卫的长女汪文惺和女婿何孟恒，均已九十高龄。（高伐林摄）
三个版本的刺汪事件
高：我想请二位谈谈你们亲历的河内刺汪事件的经过。
答：为什么你会对这个事件感兴趣呢？
高：原因很多。我读到多人回忆录中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出入实在太大。其中由第三手、第四手资料演义的道听途说，我们就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这里只说几个应该算比较了解情况者的描述。
由戴笠派往河内的军统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晚年写了《河内汪案始末》，详述了当晚经过：陈当夜开着一辆车守候在在汪寓之外，令两人在户外掩护，四人进入宅内。“几声枪响，打破夜间的沉寂”，随后“又传来枪声三响”，“两次枪声其间相隔不过四、五分钟……我看看表，此刻已经过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时过九分了”。开枪的王鲁翘汇报说：“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注2）——当然，他们以为的“汪某”，是曾仲鸣。
汪精卫和平运动骨干、后来离他而去的陶希圣，其子陶恒生在《高陶事件始末》一书中盛赞陈恭澍《河内汪案始末》是“巨著”，“允为当代最权威的第一手史料。陈将军受层峰之命为国锄奸，从正义制裁叛逆的角度叙述事件经过，义正辞严”。奇怪的是，陶介绍这一事件，却完全不引用陈恭澍“当代最权威的第一手史料”，只引用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的回忆，而陈昌祖当时并不在场，他的说法，恰恰与陈恭澍大相径庭。他写的是：“大约凌晨2时，有三个人悄悄越过院墙”进楼往顶楼爬去，他们劈碎了门上一块木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扫射”。曾仲鸣“正无力地躺在床上”，“方君璧正坐在床边”，“射击持续了至少一分钟”。汪精卫夫妇、女儿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杰在卧室内“听到枪声，都冲出房门”，“当他们来到通门时，射击停止了”。（注3）
这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之大，好像说的完全是两回事。
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第十节“明辨顺逆，河内锄奸”，算是第三个版本，说得更是邪乎：汪寓“建筑坚固壮观，四周有高大围墙，墙上安装护丝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警戒，门内有汪的警卫人员随侍护卫”。陈恭澍等人先设策诱开墙外警卫，五人翻墙破网，格杀汪的内院警卫，急向三楼冲破房门，“击毙穿白衬衣的男士一人”。门外越南警察大吹警笛，院内警犬也冲破索锁狂吠寻仇，他们紧急撤离（注4）……这份官方史料简直像小说了。
还有，金雄白（笔名朱子家）1959年起在香港《春秋》杂志上连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后来出了单行本。其中第一册写了这个事件，第五册又重写这个事件，说法前后抵牾，看来前面是听传闻的多，后面却是从亲历者处得到了资料。
答：对，金雄白确实写信来问过我们，我们对他介绍过一些当时的情况。他在报纸上连载了文章之后，听到反映或者了解到新材料，就又订正，所以前后不一致，后面说的，应该是更准确一些。
高：你们的舅舅陈昌祖的回忆也有失真？
答：他当时不在场，对于曾仲鸣、方君璧夫妇中枪的经过并不是非常清楚。
高：你们二位当时就住在三楼，刺客开枪时，与你们的岳父、岳母（汪氏夫妇）四人都藏在对面房间。你们还记得当时情况吧？
答：当时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何孟恒关于河内高朗街25号和27号的示意图。何按照英式习惯，将一楼称为“底层”，二楼称作“一楼”，三楼称作“二楼”。（汪文惺、何孟恒提供）
在河内住在高朗街25号与27号
当时我们住的房子的格局，我曾画过示意图，高朗街25号与27号，是连在一起、每层中间都有门相通的三层洋房。
高：你们当时住的三层洋房，是高朗街25号与27号，两个门出入？
答：对。
高：这一点几乎无人提起！绝大多数资料都只说是“汪氏住在高朗街27号”，除了金雄白在他的书的第五册说过是高朗街25号与27号（他大概也是听你们说了才更正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刺客确实是只冲进了高朗街27号，却杀错了人。河内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的回忆录中这么写：
“他（汪）的现址是高朗街27号。笔者亲自去观察过，而且有很多次，遗憾的就是只限于在外面观察，却没有进去过。这是一幢西式洋房，楼高三层，一面单边，一面连栋，正面临街，后面是小院落，围有矮墙，有后门，也有角门，如由后面进出，要经过两道门。”
请注意这一段：“正门临街，有大门，门却不大，一天到晚都是关着的。笔者偕鲁翘开车打门前来往过多次，却很少看见有人进出。大门进身（原文如此——高注）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见窗户，如果不是有窗帘遮蔽，也许会看到屋里的情景。”（注5）
他从正门前来往过多次，正面的结构却是应该看得清的，他只字没有提正门是两个门。
陈恭澍看到了金雄白的文章之后，在连载其回忆录的第六部分中，才承认“我们事前只知道高朗街27号这一幢是汪的寓所，却不晓得还有25号那一幢是打通了的”。
答：除了睡觉的时候返回各自卧室，平时我们多在25号饭厅前的一间客厅里聚集，一般来访的客人也在这里见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后请到27号三楼（注6）前面的一个房间，那里摆设着原拟用于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卧室，也可见客，是全屋最整齐的一角。十一姑（方君璧）刚自香港到来，十一姑丈（曾仲鸣）也就从旅馆回来，住在这个房间里。后面的一个卧室住了微姑（朱微，国民党元老朱执信的女儿，也是汪精卫的亲戚，“微”应为女旁，但我在电脑中找不着这个字——高注）和孟济，孟济是十一姑丈的长子，那时年纪只有九岁。
25号二楼的前房住了一共五个人：八舅父的三个孩子和两个女佣。后房是汪屺和雷庆。后面的小卧室是陈国琦，前面的一间是陈常焘。
25号三楼的前房，是两位老人家（汪氏夫妇），我们夫妇就住在他们隔壁的后房。
至于卫士、司机、厨师、侍应等就分住两屋的一楼，车房旁边的房间。
高：汪精卫与陈璧君夫妇，是一直住在25号三楼的这个房间吗？我看到的各种资料上都说，他们原来住的是你所说的“最整齐”的27号三楼的那个房间，只是因为方君璧新来，临时才让给他们夫妇俩住，造成了误杀。
答：不是这样的！他们住在25号三楼前房，从来没有移动过。他们根本没有在27号三楼那间前房住过。
高：那么曾仲鸣、方君璧住那间房之前，这间房没有人住？
答：对，没有人住，只用来见客而已。
高：汪氏夫妇住的房间与曾仲鸣夫妇住的房间一样大小？
答：一样大，25号与27号是完全对称的。
高：那么，特务们从外面监视，应该看得见这前面临街的是一左一右两间？有很多资料说特务们还租了街对面的楼房，从顶层用望远镜观察监视，不过陈恭澍在回忆录中却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事实上，我们没有在汪寓附近租赁什么房屋，也不曾使用过望远镜。”
答：特务们从门前走，应该看得见前面临街的房间格局。不过这栋洋楼的前面，倒没有楼房，相邻楼房是在右侧，如果他们是在那里观察，只能从侧面看得见27号前面这间房。
何孟恒与汪文惺于1939年2月在河内举行婚礼时所摄。左二为陶希圣，左四为陈璧君，左六（白衣者）为新娘汪文惺，左七至右依次为汪精卫，新郎何孟恒，何的母亲李凌霜，曾仲鸣，朱微（脸被半遮住者）。（汪文惺、何孟恒提供）
惊魂一夜
高：1939年3月20日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答：那天晚上，大家照常饭后在客厅聊天，到了11点左右便各自散去，回房就寝。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是刚刚合眼，便给噼噼啪啪的声音吵醒。年轻的时候，我是最渴睡的，连我都醒过来，可见声音也就一定不小。不用说，妻子早就睁着眼了。
“是什么声音？”“大概放爆竹吧？”
一想不对，农历新年早就过去，而且这时候夜静无人，这里离开街市也很远。我一边想一边翻身起床，走出房门口，这时爸爸（结婚后，我跟着妻子这样称呼）也正开门张望。他轻声地问：“是什么？”
“别是有什么人来捣乱吧。”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快回到房间里不要出来，我去看看。”我把妻子也推进了老人家的房间。
忙中鞋子没有穿上，走起路来正好没有一点声音。我沿着楼梯往下走了几步，噼啪的声音又起，这时已经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枪声，却一时分辨不出是从哪里传来的。往下面一望，见到走廊的灯亮着，二楼后面两屋相通的门口忽然伸过来一只手，摸索到墙上的电灯开关就一下子把电灯全部熄灭了。我不觉一怔：这是什么人的手？已经有人入屋了？马上缩身走回老人家的房间，把房门关紧，四个人背靠墙壁，坐在地下。这时别无办法，这样子已是比较上最安全的了。
这时候噼啪连声，更夹杂着脚步声，敲击声，感觉上好象有人从天窗上跳下来似的。我们噤声不响，我悄悄地走近露台，向外张望，看见对面十字路口的街灯底下有一个人正向我们这边跑过来，我立刻闪避，免被外面的人看见。同时轻声嘱咐大家千万不要作声，不要走动。
过了一会儿，再没有动静。我把妻子和两位老人家稳住在房间里，再走到外面探视。很明显的，事情发生在27号，我径直推门走过去查看，迎面碰到微姑腰部以下染满了血迹，不住地发抖。我问她伤在哪里，她却连连摆手，说受伤的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我走进去，借着床脚地上放着的一盏灯的微光（卧室里留着一盏灯是十一姑丈一向的习惯），我摸索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躺着的地方，一伸手就触摸到地上一滩厚厚的、滑腻的鲜血，同时听到十一姑丈坚忍的呻吟声。我不再迟疑，立刻催促微姑打电话召救护车，自己不懂法文，真是没有一样办得通。电话装在25号二楼衣帽间外面的墙上，我就把她连拖带抱地送到那里，好不容易才接通了电话。
这时候27号也有人用法语呼救，那是汪屺的声音。接着国琦兄用手帕扎着左腿过来，他虽然受了伤，还能够挣扎着走动。他说受伤的还有厨师何就，卫士戴芸生和陈国星，而情况最严重的就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未完待续）
注释：
1，《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金雄白，香港春秋杂志出版，1964年。
2，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写道：
大约凌晨2时，有三个人悄悄越过院墙，穿过公寓外的一片空地，从27号楼后门进入楼内。这时，一定有人绊到了一把椅子，我侄子国琦当时正在二楼卧室内睡觉，房门正对着楼梯，他听到外面有响动，便打开门，想出来看个究竟。他看见一些人影正登楼而上，有人看见他打开房门，便朝他开枪。他立刻退回房内，把门扣死，刺客们继续往顶楼爬去。枪声惊动了曾仲鸣、方君璧和朱微，他们走到门前时，刺客们已经登上门来，并朝他们开枪。曾仲鸣的背部中弹，被方君璧和朱微拖进屋内并把门锁牢。这时，刺客们赶到门前，开始撞门。但没有用，他们使用一把斧头或者其他的一些硬金属打门，打碎了一块木板，把自动枪从门洞伸进屋里，猛烈扫射。此时，仲鸣正无力地躺在床上，鲜血不断地从伤口里流出来，方君璧正坐在床边。他们离被打碎的门洞仅几尺远，成为刺客们最容易击中的目标。刺客们把枪内所有的子弹几乎都射向了他们，他们俩都负了重伤。朱微最为幸运，当她把门锁好之后，就蜷伏在门后靠墙角的地方，紧贴着墙，从而未受到任何损害。射击持续了至少一分钟……
当时，四哥及四姐（即汪精卫夫妇）正在（自己的）卧室内，他们的女儿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杰也在卧室内。听到枪声，都冲出房门。当他们来到通门时，射击停止了。他们冲进三楼卧室内，发现曾仲鸣和方君璧正躺在血泊的床上，都受了重伤……仲鸣负伤最重，腹部被枪弹打得布满了窟窿，犹如蜂窝。
《参与汪伪“和平运动”始末》，陈昌祖，薛纪国译，转引自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31－132页。
3，作为行动组负责人，陈恭澍其实并没有亲自入内，当夜开着一辆车守候在在汪寓之外。他分配任务为：张逢义、陈步云在户外巡回掩护，王鲁翘、余鉴声、陈邦国、唐英杰四人进入宅内，其中陈为开路先锋，唐事先曾数度前去侦察，当视为识途老马，引导登楼，王为主、余为辅“同力执行锄奸”当行动组成员陈邦国在该楼底层忽然发现有人推开房门探头偷看，举枪便射。“几声枪响，打破夜间的沉寂。坐在车上的我，想是最敏感的了。我把车子移动了一个位置，对着二十七号的那个方向看，一无动静；又环顾周匝，也不见人影。正在猜测刚才枪声的原由时，又来了，又传来枪声三响。”“这两次枪声其间相隔不过四、五分钟……我看看表，此刻已经过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时过九分了”。“约莫又耗去了两三分钟，突然发现（王）鲁翘一人双手插在裤袋里，从一条小巷子里转出来，我急忙刹车”。“鲁翘就告诉我说：‘事情已经办完了，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枪，两条腿只颤动了几下就不再动弹了，整个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所欠的，倒是始终没有看到他的面孔。”
据《河内汪案始末》（五）“博浪一击，误中副车”，陈恭澍，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六期，120－121页。
4，“汪在河内的寓所，在哥伦比亚路，建筑坚固壮观，四周有高大围墙，墙上安装护丝网；门外有越南警察与便衣人员警戒，门内有汪的警卫人员随侍护卫”。陈恭澍等人“以不惜最大牺牲的决心，于二十一日凌晨径往汪的寓所。先设策诱开墙外警卫人员，然后王鲁翘等五人翻墙破网入内，格杀汪的内院警卫，迅即飞跃上楼，按照事先了解的汪寓内情，急向三楼汪的卧室，冲破已关闭的房门，在电灯全部熄灭下，以手电照射，击毙穿白衬衣的男士一人。这时门外越警，大吹警笛，左右邻舍，为枪声惊醒，纷纷报警，院内警犬，也冲破索锁，狂吠寻‘仇’；王等以任务已达成，未便再逗留搜寻他人，乃作紧急撤离。”
《戴雨农先生传》第十节“明辨顺逆，河内锄奸”，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79年10月出版。转引自《河内汪案始末》（五），陈恭澍，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6期，123页。
5，《河内汪案始末》（三），陈恭澍，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4期，36页。
6，何孟恒本称其为“二楼”。查何按照英式习惯，将一楼称为“底层”，二楼称作“一楼”，三楼称作“二楼”。他所画的图上也是这么标注的。为与别的史料的说法相一致，避免读者误解，征得何先生同意，这里作了相应改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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