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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诞次日是毛诞，这只是一个巧合吗？是不是昭示继耶稣之后，上帝又派来了一位救世主？我一直试图弄清，为什么知书达理的精英们，却执意不肯正视毛泽东及其同伴给中国造成的惨重灾难，声称要重新回到毛泽东指引的道路？我的两位同窗给了我启示，今天看到的一篇文章，更让我顿开茅塞
今天是毛泽东117周年诞辰。记得30多年前，当我得知毛泽东生日的前一天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圣诞节，不禁一惊。还记得，当时的中国人私下有各种议论：耶诞次日是毛诞。这只是巧合吗？是不是昭示继耶稣之后，上帝又派来了一位救世主？那时没有互联网，但在民间也有人提出：应该将12月26日定为“中国圣诞节”……
1958年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党代表，其背景是一列火车。笔者的一位长辈也在场，留下了这张合影。（局部）
俱往矣！恍若隔世！但每年到了今天（以及毛泽东的忌日9月9日），心中难免还是一动，脑海中会杂乱地浮现一些关于毛泽东的诸种问题：毛泽东从一个热血青年，忧国忧民，怎么到最后，当他拥有了救国救民的无上权力时，却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他人生的起点与终点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变化逻辑？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是否会改写？我本人的人生和性格会有哪些不同？毛泽东留下的社会改造宏伟蓝图是一份什么样的思想遗产？（请见我的博文：《断想：毛泽东的“大同书”》）马克思曾经说过，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领袖，那么什么样的人民产生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偶然，还是必然？毛泽东的失败，是否意味着毛泽东路线的失败？……
毛泽东去世到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之初，毛泽东的形象和威望不断走低，不仅“走下神坛”，而且被描绘成“混世魔王”（十多年前香港出版的一本书，书名就是《混世魔王毛泽东》。其实这本文集的内容相当严肃、翔实，但这个书名和封面，让人误解）；但最近十多年，随着中国政治改革停滞、权贵集团坐大、社会矛盾激化，毛泽东的亡灵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不仅越来越多的人呼唤他，而且又有重新“走上神坛”的势头。
我这里说的，不是官员，官员自有他们拉毛泽东大旗作虎皮的理由；也不是说老百姓，老百姓为何会想念毛泽东，北京政治学者陈小雅在回答我的提问时的分析，我觉得已经做了完整的解读（请见我的博文：《陈小雅答问（4）：崇毛并不是因为被洗脑》）。
我这里说的，是进入知识精英阶层的人——他们具有更高的学养，能得到更完整的信息，他们不像提倡“唱红歌”官员，并没有加强思想控制维持统治的动机；不像老百姓，因为官方屏蔽大量真实信息，强行片面灌输，无从了解真实的毛泽东。知识精英们，有条件获知毛泽东在各个历史阶段造成的恶果，从二十年代为湖南农运推波助澜造成革命政权难以为继，三十年代首创“肃反”杀害数以万计的红军官兵，四十年代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随后发动内战武装夺取政权；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就不用我多说了，毛泽东的倒行逆施铁证如山，亿万人血泪控诉白纸黑字，为何中国为数可观的知识精英，还会对毛泽东称颂备至呢？
万维及其博客上，这样的人就不少。前天，有位网友就在我的博客文章《专访胡风女儿：共和国第一场“文字狱”》后面跟帖，认为“对毛的过度批判形同迫害死者, 也就约等于对他们（毛泽东的支持者）的现实迫害”。
在中国根本没有对毛泽东的罪行进行彻底清算之际，竟有人认为已经是“过度批判”了！毛泽东让亿万人倾家荡产，让千万人家破人亡，摧毁了中国人延续数千年的良知和传统，并创立了一个以维护权力（power）而不是维护权利（right）为基准的，与人类的普世价值为敌的体系，不仅危害当代，而且遗祸后世。刚刚有人揭露出其中“九牛一毛”，就有人声称这就是“迫害”！
说这种话的人，是否真正理解“迫害”这个词的严酷内容和沉重份量？！
说这种话的人，是否能够举出哪怕一个中国的实例，因为表白了认为毛泽东是“伟大领袖”，而被封杀，被开除，被流放，被囚禁，被杀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株连九族、祸延子孙？
我一直试图弄清，为什么知书达理的精英们，却执意闭眼不肯正视毛泽东（当然还有他的同伴、战友和部下）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的惨重灾难，仍然坚持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
我想起，有一次回国，与我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同窗餐叙，他是文献片《毛泽东》、《诗人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大国崛起》等许多电视片的总撰稿（或总撰稿之一），也出版有很多关于毛泽东的著述。我问起这个话题，他讲了很多，其中一句话给了我启示：“不管对其功过怎么评价，不能不说毛泽东这个人是很有魅力的”。
我想起，我的另外一个经常以真知灼见让我恍然大悟的同学，也曾经告诉我：研究历史有多种角度，有一个角度，是“历史美学”。这个角度，与善恶分野的角度来评判历史人物大不一样。
他们这些看法，都让我深受启发。不过，还不足以解答我的问题——因为，许多知识精英之所以颂扬毛泽东，並不是从个人魅力和历史美学着眼，而是竭力要证明毛泽东对中国、对历史是如何有大恩大德大功劳大成就！
今天我读到许知远一篇文章，分析毛泽东的魅力何在。其中有一句话：“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居住着一个毛泽东。”
这倒让我有所颖悟。十多年前已经有人用稍有不同的语言说过类似的话，那是已故中国异议作家王若望。他说：“长期在毛泽东的中共统治下的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即使到了海外，阴影仍在，经常在无意中显露出来。”
莫非这就是对“为什么当今许多知识精英依恋毛泽东”解密的钥匙？这里我贴上许知远的文章，供读者进一步思考。
许知远比我年轻得多，1976年出生，算是下一代人了，让我钦佩“后生可畏”！他的简历如下：
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自1998年起为《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书城》、《21世纪经济报道》等报刊撰稿，文风犀利。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他是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曾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转折年代》、《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日》、《思想的冒险》、《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祖国的陌生人》等。
领袖的诱惑
许知远
还是一九七〇年，毛泽东对再次前来中国的埃德加·斯诺说：“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斯诺就像一九三五年未能洞察延安的真实情况一样，斯诺也没有领会毛泽东此刻的意思。在接下来为《生活》撰写的文章中，他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对于很多西方读者来说，这个比喻充满了东方禅意。中国的封闭与迷狂都增加了毛泽东的魅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相信这个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实验，摧毁了官僚机制，排斥了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异化，创新了教育与卫生领域，给普通人带来真正的民主与尊严。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充满哲学意识的领袖的领导下完成的。而另一些权力崇拜者又很容易拜倒在毛泽东无上的权力之下，在一个八亿人口的国家，似乎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力量可以制约他的随心所欲。
可能只有长期浸润于中国社会，你才能确切地明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含义与诱惑。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可能才是毛泽东的魅力本质。没人能否认毛泽东在二十世纪扮演的中心性角色、在更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独特地位，还有他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尽管这些才能都有夸大之嫌。在强大的宣传机器的作用下，他的错误与失败，都被迅速掩盖，原属别人的成功归到了他的名下。即使他最个人化的诗词与书法技艺，也并没有人们吹嘘的那样富有创造力。“(毛的诗词)不像希特勒的画那样糟，也不像丘吉尔的画那样好”，研究唐代诗歌的杰出学者阿瑟·韦利曾这样说。而另一位艺术史家西蒙·雷斯则如是评价他的书法：“初看上去惊世骇俗，却透露出一种华而不实的自尊自大，达到了傲慢无礼的程度，假如还不算放纵的话……”但倘若他在纸墨世界还算不上放纵，他在现实世界则是无度地放纵。而正是这种放纵赋予他一种“超人”式的魅力。他可以不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中国可以做好死一半人的准备；他可以成为最狂野的梦想家，因为他可以毫不理会那些灾难后果；他可以成为超级的畅销书作家与语录制造者，因为他禁止别人说话与思考；他可以被视作纵横捭阖的战略家，因为他在国内没有任何对抗的声音，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命运，都是他的筹码……
这并非他一人之力，很多客观因素为他造就了这种放纵的土壤。漫长的专制传统、近代中国的分崩离析、外来者的入侵，都带来了对强有力的领袖的渴望。人们期盼他富有组织能力，扫除他们的恐惧与迷惘，给予他们安全，洗刷种种屈辱，赋予他们的人生以意义与方向，宣布他们的人生从此站起来了。批评家李颉曾将毛泽东与鲁迅视作一个坐标的两极，他们比二十世纪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的困境。鲁迅把自己的洞见转化成对国民性的批判，将信将疑地唤醒铁屋里沉睡的人，而毛泽东则用这种能力，来实现个人的野心与幻想，满足他没有边际的权力欲。
从江西的AB团到延安整风，从国共和谈到朝鲜战争、反右运动、从大跃进到中苏关系破裂、文化大革命，个人权力始终是他的核心目标。对他来说，这世上没有什么永恒价值，一切都视情况而定。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他可以扮演不同角色，随时更正自己的立场，没有任何道德上、信念上的顾忌。
他关于日本的一段讲话，再鲜明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态度。那是一九六四年他接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说的：“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
这其中或许有玩笑的成分，是一个志得意满的政治人物的信口开河，但谁能说不是毛泽东一贯逻辑的展现——如果日本人的侵略，有助于共产党的崛起，它就有历史合理性；而当他的个人权力与欲望受挫时，他连这个政权也可以不要。不管挡在他的个人之路上的障碍是同志的生命还是民族命运，他都可以随意牺牲。
但为何这样一个人物的画像依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仍旧被瞻仰，而公众又经常泛起对他的怀念，他的形象又成为中国崛起的象征，进入了全球的消费系统。他的成就与魅力无可否认，但是我们该怎样面对他代表的巨大黑暗呢？他的个人失误给中国社会、给千万普通人带来的摧毁性的创伤。如今，我们似乎对此视而不见。
一方面，关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反思却从未真正开始。尽管他担心邓小平变成另一个赫鲁晓夫，毛泽东从来没有遭遇过斯大林式的命运——被彻底地谴责与否定。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斯大林，还是中国的列宁，否定他意味着对整个共产党合法性的否定。毛泽东的种种言行，和他导致的灾难，仍旧沉睡在档案袋中。当事实不够全面与清晰时，所有的谴责都显得过分情绪化，甚至陷入一种简单的谴责——毛泽东是一切不幸的渊源，倘若我们从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就自动获得了智慧和精神的纯洁，这真是一个讽刺性的结果，人们曾经通过不加节制地崇拜、夸大毛泽东，来让自己显得更强有力，如今又把一切罪责推到了他身上，不承担自身对应的责任。而中国共产党政权也必定牢记苏联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成为了瓦解苏联帝国的第一步：当越来越多的秘密与残酷记忆被释放出来时，它们演变成海啸式的力量。
官方压制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段复杂的历史。这段历史与个人经历混杂在一起，我们都是这场悲剧不同程度上的共谋者。俄国历史学家米哈伊·格夫特曾说，斯大林主义的真正力量与持久遗产，既不是国家权力结构，也不是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而是它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而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我们每个人体内都居住着一个毛泽东。对两代人来说，不管是他们热情投奔了延安，还是身经了新中国建设、文化大革命，那些理想也好、青春也罢、或者是种种磨难，毛泽东始终是他们生命经历中的重要部分，是他们感情投入与自我选择的结果。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充满了困难。这种值得理解的情感背后，隐藏着中国社会更深层的困境。毛泽东凸显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权力”与“恶”的态度。
几乎所有人都渴望他那“无法无天”的放纵权力。与食物、性一样，权力是人天然的欲望。但很少社会比中国社会的权力更集中(政治、经济、文化权力总是混合在一起，后两者总是从属于前者)，更分配得不平衡。以至于中国人已将这样一种形态习以为常——要么你拥有无限权力与自由，要么就被悲惨地奴役。又由于人口众多、普遍的物质压力，某种特别的权力成为维持个人生活的基本保证。即使在近代危机之前，中国社会与其说是一个恬静、自足的乡绅社会，不如说是一个充满丝丝入扣的权力关系的网络，它是一个曹雪芹笔下的“贾雨村的世界”，也是历史学者吴思眼中的充满“潜规则”的世界。某种意义上，权力是中国社会的宗教，它给予生活以保障、赋予人生意义，是种种欢乐与痛苦的源泉。借助现代的意识形态与技术，毛泽东把权力的集中推向了极致。历史上的皇帝，即使不受困于官僚系统的制衡，也至少要在表面上尊重祖宗的传统或儒家之道，忧虑上天的审判，他们也没有手段来动员如此广大的人群，把自己的意志输送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当毛泽东感慨“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时，他或许也对他的能力自信不已。他生活在一个传统秩序瓦解、现代技术诞生的年代，他可以武装现代军队、把广播大喇叭安在每个乡村、把自己著作发到每个人手中，他既可以不理会传统，也可以像路易十四一样感慨：“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
这种权力既没有外在制衡，也缺乏内在的反省，与我们对“恶”的态度相关。“恶将是战后欧洲知识生活中的根本问题， 就像死亡是上一次大战后的根本问题。”汉娜·阿伦特在一九四五年写道。“恶”也本应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根本问题。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六年，一浪超过一浪的暴力、死亡与仇恨，席卷了中国、进入每一个社会组织，侵入了最私密的家庭空间与个人生活，丈夫与妻子划清界限，儿子将父亲推上批斗台，同学对老师的殴打，武斗带来的人吃人……所有匪夷所思的残酷与邪恶，都在其中上演，而且人人卷入其中，你可能同时是受害者、施暴者、见证人。而一切都是在人人高喊毛主席语录的狂热中发生的。反思却从未真正开始。林彪与“四人帮”成为历史的替罪羊，伤痕文学则将人们打扮成受害者，当老作家巴金开始少许的自我忏悔时，就迎来一片颂扬声。
当罪恶没有被详细记录，没有被一点点拆解，它就变得模糊和难以记忆。它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文化中从未发展出对恶的深层解释。恶没有被视作生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失常，人们用各种方式压制和回避，把它简化成一个道德问题。而经过毛泽东时代，连这可怜的表层道德约束也消失了，伪君子则变成了真流氓，恶失去了最后的制衡机制，它登堂入室。
而今天，你在毛泽东的追随者身上，也嗅得到对权力的迷恋与道德上的普遍麻痹症。二十年前的毛泽东热中，在作为社会变革牺牲品的缅怀者身上，不也充斥着对特权的怀念——他们曾是中国的特权者，打倒了资产阶级与臭老九，批斗了官僚。而这一轮的热潮背后，是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像乔治？奥威尔所说，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是权力的热衷者，他们不过是把个人权力欲隐藏在集体之后。在国家主义者身上，只要国家强大了，付出多少代价都是值得的，当然前提是，他们站在成功的中心，而不要成为牺牲者；在那些商人身上，则是商业伦理可以弃置不顾，利润会给你合法性；艺术家们，则是国际市场上的成功、个人的荣耀，他们不觉得艺术家有责任去诚实地面对历史与现实；而那些高唱毛泽东时代歌曲的官员，则是赤裸裸地向世人宣称，谁才是这个红色政权的继承者……他们都丝毫不受任何道德上的困境与挣扎，良知仅仅是成功之路上的某种阻碍。而对于青年一代，历史记忆变得日渐迷惑，他们觉得错过了文革，那才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还要承担整个道德秩序崩溃的后果，成为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
而整个社会、每个人都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事实上，我们不正在付出代价？当我们抱怨整个社会的溃败、残酷与冷漠无处不在时，它们都与毛泽东的遗产、我们对于毛泽东的态度紧密相关。
（原载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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