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独立学者陈小雅对我说：对1978年《红旗》事件，我第一是深刻感觉到政治家把握历史转折的能力。最活跃的人物实际上是邓小平，他一直密切注视整个事态发展，哪怕对他最不擅长的理论领域，他没有浪费历史提供的任何一个机会，招招都在进攻。第二是感到胡耀邦的仁厚。在他的总书记生涯中，熊复一直安坐其位
◆陈小雅／高伐林
（续前）《红旗》杂志为什么向大炮筒子谭震林约稿？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还有一个问题，你父亲当初提议向谭震林约稿时，就估计到谭震林会那样写吗？约稿时是怎么谈的？
陈小雅（以下简称“陈”）：《谭震林传》第381页写道：“此文原是应《红旗》杂志社之约，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批判‘两个凡是’而写的。”我父亲则说，他“熟悉谭震林这个人，估计他会这么写”。
我父亲1942年奉抗大总校的派遣，前往淮南军区帮助新四军办抗大。当时的军区司令员罗炳辉就是八分校的校长，政委谭震林经常应邀给学员做报告。直到1945年，他们一直在一起工作。“文革”后期，我也曾听母亲说过，1959年我父亲被打成“以周小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但遭批判的言论中，有不少这位谭老板的语录。可见我父亲尽管后来到地方工作，但仍带着军队的渊源。“文革”前他上交的一把袖珍小手枪，就是聂凤智送给他的（聂凤智，1914－1992，开国中将，南京军区司令员，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高注）。
我相信父亲不会撒谎，但我也不能保证，1971年遭受头颅粉碎性骨折的他，这么多年过去，记忆不会发生误差。所以，我曾经向雷声宏（《红旗》杂志编辑，红旗出版社副社长、编审——高注）和远在安徽的陆德生两位前辈求证此事。雷声宏记得，约稿时没有谈反对“两个凡是”的问题，讲的就是写一篇纪念性的回忆文章；而陆先生经历过较多曲折，一下子回忆不起当年的情况。
我也想过，如果是约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为什么不是哲史组的人出面，而请文艺组的人出面？文艺组的事情，为什么要拉我父亲去“擦屁股”呢？他并不主管文艺。总之，这件事情仍然可以留待后人去考证。但我们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应该知道，一个编辑向什么人约稿，肯定是有思想的。对他的政治态度应该是了解的。更何况谭震林这样有名的“大炮筒子”，绝无沽名钓誉之好，谁想利用他，那简直是找死！
《重温〈实践论〉》六易其稿
高：如果你父亲只是想借谭震林之手，唱一唱缅怀毛陈年伟绩的老调，那么，由你父亲自己执笔的《重温〈实践论〉》这篇文章，思想必然不会太解放；如果他有意请谭震林帮助《红旗》突围，“重温”就不应是一篇坚持“两个凡是”的文章。也就是说，它可以从旁佐证向谭约稿的动机。那么，事情就回到这里：《重温〈实践论〉》到底是一篇怎样的文章？你看到过原稿没有？
陈：我第一次看到为《重温〈实践论〉》说话的文章，是郑仲兵先生的《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记略》（载张黎群、张定、严如平、李公天主编《怀念耀邦》第四集，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10月香港第一次印刷）。
其中说到：这篇文章的初稿是强调“实践标准”的，后被删改成与实践标准唱反调的文章。不久前，有朋友把网上的有关文章寄给我，我把其中涉及到我父亲的文字拿给他看。开始，我以为他会发脾气，或者心情郁闷。出乎意料的是，他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格格地笑。我好奇地凑过去问：你看到哪里了，有什么好笑的？又不料，他把文章统统塞给了我，只是长长地感叹了一句：“你这都是哪里来的嘛？”
这一次，他终于打破“亘古的沉默”，提起他的拐棍，开始指挥我：“找原稿，只有原稿能说明问题”。
可是我们把所有的柜子、资料袋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
最后“得来全不费功夫”。他发现暖气罩上垫药盒子的一摞颜色发黄的大纸似曾相识，便指点我看。我一看，果然就是该文的初稿（共41页）、三稿（送中央常委送审稿，共40页）、六稿（定稿，共22页）。其中放置在面上的第三稿损坏最严重，稍一碰，便纸屑纷飞。不过，好在唯独这个第三稿有两份。
因为有老郑文章中的那句话先入为主，我率先拿起初稿来看，而父亲则迫不及待地拿起了第六稿。看初稿，第一眼就很说明问题：该稿落款是（1978年）9月11日，说明从7月下旬开始准备到初稿出炉，花费时间不到两个月。二万三千字的文章用手写，效率应该算高的。可见参加讨论之心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原标题竟然是《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这哪里是用“两个凡是”反对“实践标准”的文章？
《重温实践论》一文初稿第一页。
再看第一段对“真理标准”讨论的评价：“这次讨论不仅有利于……而且关系到……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接下来，文章直接批评了“两个凡是”现象，其中说到“动不动就抓住某个‘本本’上的片言只语，去反对许多重大是非问题的澄清。”例如抓住老毛“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差不多”一句话，反对按劳分配讨论；抓住“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半句话，抵制批判四人帮的“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等等。
在讲到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还存在很大盲目性时，文章说：“对待这些情况和新问题，我们是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献上面，去向老祖宗寻求现成的答案呢？还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上，通过实践，独立分析情况，找出答案呢？而在我们自己求得答案后，我们又以什么作为检验答案的标准呢？是搜寻革命导师们的片言只语……还是以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作为检验的尺度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该文第二段专门论述“必须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论述实践检验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这虽然看起来与当时的讨论有些不同，但却是能经受历史和认识规律检验的。因为在局限的历史环境和实践条件下暂时证明是“真理”的东西，在今后的实践中有可能被证伪。第三段“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搞乱真理标准的罪行”，批判了五种错误标准：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以本本之是非为是非，以权力之是非为是非，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以阶级之是非为是非。阐述的，是客观真理超圣人、超本本、超权力、超吾心、超阶级的属性。
第四部分，也是该文最冗长的部分，论述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的“检验”作用是两码事。它清楚地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回答是否定的。”“一切思想，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内，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它也说明强调实践检验，却不能忽视理论作为“认识工具”的作用。中共的革命实践，不就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结果吗？而且这个实践曾经取得很大的胜利，但后来的实践却证明，它未必就是永恒真理。所以，文章不仅赞同“实践”的检验作用，还强调了“时间”的考验作用。包括实践，也要经受时间的考验。这看上去有些令人不舒服，但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学理上也是正确的。
当然，今天看来，此文也有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方，那就是为了证明实践的检验作用，它大量地引用了马恩列斯毛语录，这即是父亲知识结构和论述能力的局限性，也是那个时代中共的理论工作者普遍的政治局限性。
这篇文章，是准备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集体劳动和思考的成果。
刚才我们曾问，为什么约谭震林的稿子，不是哲史组出面？哲史组这时干什么去了呢？他们全力以赴就是准备这篇理论文章去了。据哲史组的负责人牛欣芳回忆，此文的着手，是从7月29日开始的。在整个8月份，有关同志都在协助搜集资料和提供思想。期间，他们还到中国社科院的哲学所和中央党校座谈，请提“宝贵意见”。可见开始的气氛是很融洽的。至于我父亲的观点，牛欣芳先生的回忆提供了两点证言，一是8月7日他们第一次座谈时，我父亲曾表示：“报刊上已经发表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我完全同意”。二是汪东兴对初稿提出意见后，我父亲曾表示：“不直接讲实践标准这样的文章我不写，那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牛先生还证明，此文改到第三稿，才改名《重温〈实践论〉》。
汪东兴拍板封杀《红旗》文章
高：汪东兴对文章提出了什么意见？
陈：汪最早是不同意写“重温”的（见1979年1月6日熊复在全社大会上的讲话，第14页），后来看到已经写了，他又提出两条：（1）不要专讲真理标准，主要讲《实践论》，顺便讲真理标准；（2）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估价太高了。
这明显是在刁难。但时任中宣部长的张平化的意见就提得很好，要《红旗》不要摆出“做总结”的样子。这就点出了这篇文章为什么会被熊复同意写的复杂内幕。
高：真的很复杂吗？
陈：在一个高层意见并不一致的党，写一篇代表党刊的言论，最终结局肯定不取决于理论的对错和文章的好坏，而是取决于政治较量的结果。在后来检讨时，熊复一会儿说，这篇文章是他布置写的，甚至说他本来自己想写，后来我父亲来了，就让我父亲写了。一会儿又说：“在一篇文章里写几句这样的内容（指“实践标准”）我可以负责，而写一篇全文论述这样内容的文章我不敢负责。”既然他连责都不敢负，怎么会写呢？
不过，我也相信他曾经真的想过要写一篇文章，这与我父亲想写并不矛盾。问题是二人写作的动机是否一致？我父亲的动机很简单，就是觉得“被动”了，想“参加进去”，心情和大多数编辑一样。为寻求帮助，他当年10月还找过耀邦。耀邦给他支的招儿，也是变着法儿的参加（见下面1979年2月5日熊复在全社大会上的检查，第3页）。
1979年2月5日熊复在全社大会上的检查第3页（摘录）
高：熊复的动机有谁能知道呢？
陈：事实上，在邓小平批示传达后，《红旗》原定的整风运动转变为批熊斗争，人们揭发出了许多触目惊心的内容。限于篇幅，我只能简单地归纳几条：（1）熊复对邓抱有深刻成见。直到1978年，他还说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样的话。（2）对胡耀邦主持的中组部来的文章，坚决抵制。（3）对平反“四五运动”不积极。（4）除忠实执行汪东兴的指示外，他还说过，目前的讨论是“放”，说“中央在观察动向”（见1979年2月5日熊复检查，第7页）。而且，他说自己一点也没有被动的感觉。这些言行，难免被人怀疑有“秋后算账”之心。后来，他确曾检讨说，自己真有“摆出一种架势，来总结这场讨论”的意思。（同上，第11页）。
如果总编辑是这样一种思想和心态，这篇文章的难产就是必然的了。事后，熊复的检讨也写得很清楚，“重温”后半部分遭到务虚会参加者严厉批判的两大内容：批判怀疑论、不可知论和“海外奇谈”，都是他授意并提供的材料。（见1979年1月6日熊复在全社大会上讲话，第18页）
高：你父亲是如何处理与总编辑的矛盾的呢？
陈：上面谈到，他曾以“不干”对抗汪东兴的指示；但他显然不得不按照熊复的要求写；为了能与自己的上级抗衡，他试图寻求社外力量的支持，并希望高层领导介入仲裁。试想，如果事情不闹到社会上去，在杂志社内部，谁有优势呢？如果事情不闹那么大，中央会召开务虚会吗？再试想，如果我父亲不赞成“实践标准”，他干嘛要把事情搞大？当然，《红旗》内部的人也会往外捅，但印发“征求意见稿”，向哲学所、党校、《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毛著办”发送，却是组织行为。
正是因为社会的压力，到第六稿的时候，熊复加进去的那些内容就都删掉了，41页的文章只剩下22页。所以，我父亲对唯一一个为他说好话的老郑也不满意：“明明是越改越好了嘛，怎么说后来被改成和实践标准唱反调的文章了呢？”他急于从第六稿中寻找证据，这也是一个很滑稽的情节。
高：那么，这篇文章后来发了吗？
陈：没有！汪东兴最后拍板，不发。
高：但是，我听说后来在务虚会上，你父亲遭到“民主派”猛烈的攻击……
陈：完全有可能。他们并不了解其中的艰辛。我唯一觉得滑稽的是，那时的父亲，好比一个从囚牢中挣扎着自我解放出来的人，刚刚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却被解放大军一鼓踏平了！
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
当然，我父亲肯定也有得罪人的地方，譬如，把别人说成“说三道四的批评家”，就不是一种平等讨论的态度。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很解放的人，但也没有保守到愚蠢的地步。而且，他事后也确实遭到了熊复的打击报复。原本要分给我们家的房子突然分给别人了。我们家20多年一直住在临时住宅里，直至我瘫痪八年的母亲感染一种肠道球菌而病危为止。
所以我说，我将用自己的前半生来偿还父母所欠社会历史的债务，用后半生来呵护他们的残年。
新四军联谊会送给方克的“米寿”寿盘（米寿，是中国传统对88岁的雅称，因为中国文字竖写“八十八”，形肖“米”字）。
高：对这整个事件，你有什么感想？
陈：第一是深刻感觉到政治家把握历史转折的能力。在整个事件中，你可以看到，最活跃的人物，实际上是邓小平，他一直密切注视整个事态的发展，哪怕对他最不擅长的理论领域，从批“两个凡是”，到理论务虚会前两个月就开始给许多人打招呼、通气，到批示谭文，他没有浪费历史提供给他的任何一个机会，招招都在进攻。
第二是感到胡耀邦这个人的仁厚。在他的总书记生涯中，熊复一直安坐其位。最终，这张“熊皮”还是在他下台后，被一只“羊”剥掉的（指《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真理标准讨论的主持者之一——高注）。这使我想起吴稼祥的一个评价，说邓是耳根子软，心硬；赵是嘴软，手硬。
第三，郑仲兵先生对务虚会有个总结，其中第三条谈到：
“会上比较集中地研讨了真理标准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从理论上没有展开。特别是结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阐述很不充分。而过多地去纠缠诸如‘凡是派’的‘幕后活动’、‘政治目的’、‘政治态度’等等问题。虽然大家的愿望不失高尚，而且还凝铸着对邓小平、陈云以及胡乔木等人的真诚情感……但也多少带有传统的遗风遗俗。”
这似乎也是邓、胡的看法。1月22日邓小平对务虚会提出：“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谈的，可以谈得快些”；胡耀邦则反复要求会议“不强迫什么人做检讨，不开成批判会”。对于会上出现的给人“扣帽子”的做法，他感到心里很不舒服。
对于这些问题的反思，当然只能由当事人自己作出。
今天，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谁，凡是为中国的思想解放贡献过胆识、勇气、智慧、心血或生命的人，无论职位高低、名声大小、先知还是后觉，都可以没有人生的遗憾了！
（写于2008年。此稿原来有较多注释，为读者阅读方便起见，有些注释放入正文，有些注释就删略了。文中图片，均为陈小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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