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均的人生樂趣，並不在以天下為己任，她對政治也一知半解，家庭生活和親人晚輩，占據了她心靈的最主要部分、最重要地位。雖然生活在頂尖政治人物圈內，她卻甘居外圍，精神上，更只是個局外人。很難要求作者具有反思的鋒芒，感動我的是她不疾不徐，平淡沖和的聲調
◆高伐林
當朋友向我推薦《我這九十年》（華文出版社，2010年）這本書時，強調：作者任均，可不是個等閒人物，這位九十歲的老太太，她的親屬和社會關係，就是一部“現代史名人錄”：她的一個姐夫，是中國著名學者馮友蘭，另一個姐夫，是周恩來和朱德的摯友、烈士孫炳文，所以她是林彪追求過的周恩來養女孫維世和著名作家宗璞的六姨；她本人是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延安梅蘭芳”……
說老實話，聽到這裡，我反而不太重視了。掂量着這本書，看到封面上還有一行字：“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記憶”，我推測，這不過是以“名人”為賣點、進行商業炒作的書，不外乎就是現代、當代一連串大名鼎鼎的風雲人物的軼事，作者想必也沉浸在紅色貴族、精神貴族的環繞中怡然自得……
一讀下來，大謬！滿不是那麼回事。翻開來就放不下手。
三條救國路，盡付東流水
這些故事，沒大事，都是瑣事。即使是大事，作者也“大題小作”，沒有宏大的歷史敘事，就算是兒女情長，作者也絲毫不加渲染，平實道來，卻在不知不覺中，將一個人一生和家族的經歷，寫成國家正史的旁證和補充。
那些如雷貫耳的名字，在歷史書上只是一些概念符號，在私人的記憶中，才復活成為活生生的人。所有板着面孔的歷史人物，都變成有血有肉的身邊親友、隔壁鄰居：
1938年，一位當時年近古稀的老人，前清舉人、同盟會會員任芝銘（1869～1969），將自已17歲的小女兒送至了延安，進了魯藝，成為延安平劇院的一名演員，這個小女兒就是任均。
任均的父親另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嫁給一位有愛國心的實業家，建成中國最早的礦產開採企業，期盼能走出一條實業救國的道路；
二女兒任銳嫁的就是留法歸來的共產主義者孫炳文，渴望走出一條革命救國的道路。1927年，蔣介石“清黨”中他被腰斬於上海。這個女兒繼承丈夫遺志，來到延安，兒子孫泱成為朱德的養子，女兒孫維世成為周恩來的養女。任銳的一首詩，我讀中學時就會背誦，至今讀來仍怦然動容：
兒父臨刑曾大呼，
我今就義亦從容。
寄語天涯小兒女，
莫將血恨付秋風！
三女兒嫁給一位留學歸來的美國博士，他是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教授，希冀走出一條學術救國的道路。
九十年歷史，何等弔詭！實業救國、革命救國、學術救國，三條道路，都付之流水！
沒有宏大敘事，只有家長里短
書中寫到有關延安魯藝的生活、延安整風和搶救運動中許多熟悉的人的遭遇，寫到共產党進城後文化藝術界的風風雨雨……都只是作為不即不離的時代背景而已。她的回憶不是“思痛錄”，當然也不是“歡樂頌”，而就是苦樂相間的浮世繪、流水帳。只偶有延安平劇院的同事石暢自殺這樣的往事，給她的字裡行間滴下了淡淡血絲。當時任均正在分娩，可以說，她的孩子救了她，從人人自危的政治高壓下逃過了一劫。
任均的人生樂趣，並不在以天下為己任，她對政治也一知半解，家庭生活和親人晚輩，占據了她心靈的最主要部分、最重要地位。雖然生活在中共頂尖政治人物圈內，她卻甘居外圍，精神上，更只是個局外人。我們很難要求作者在回顧往事時具有反思的鋒芒，我們讀到的，只是這樣的一串串生動的細節：
——很受孫中山青睞的革命志士、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會在老婆睡熟的時候，偷偷地給她戴上新買的手鐲，讓她一覺醒來驚喜交加；
——在延安，大家都不怎麼喜歡江青，一見江青來，本來有說有笑的熱鬧場面頓時冷了場，江青只得悻悻地說一聲：“不理老子，老子走！”但江青看到作者在《四進士》中飾演冤深似海的民女上台時頭上插頭飾，提意見說這很不合理，作者很服氣；當作者生了孩子，江青還送來了奶粉；
——在蘇聯，養傷的林彪對大美人孫維世一見鍾情，雖然他是有婦之夫，卻苦苦相追，聲稱回到中國就與張梅離婚，被孫拒絕；
——孫維世嫁了金山，金山卻在朝鮮搞上了金日成的美貌女秘書，周恩來氣得要將金山槍斃，孫維世若跟金山離婚，金山就真完了……作者寫到在金、孫處境最低潮時去孫維世家，金山做好了一鍋紅燒肉，卻啪嗒一下全掉在地上；
——中共的座上賓、作者的父親，出生時是同治八年，太平天國之亂正盛；年過耄耋碰上了平生沒有見過的“三年困難時期”，他操着濃重的河南口音倔強地說：“河南餓死了很多人，餓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說的”；一家人多年以後才知道，其老家新蔡縣就餓死了約十萬人……1966年夏季，上門批鬥他的紅衛兵一走，他向周圍的人疑惑地問：“是不是政變？”1969年1月1日，一百歲的他在鄭州去世，生於亂世，死於亂世。
——“文革”中，馮友蘭出去挨斗，他夫人拎個板凳，坐在門後，等他回來；
作者還寫了冼星海、華君武、劉熾、楊之華……她說，“王明是個和善的男人，孟慶樹（王的夫人）是個漂亮的女人”；康生也很友善。在她保留下來的於1942年8月19日結婚的簽到紙上，有50多個簽名，現在能認出來的有40人，其中有江青、康生、孫泱、阿甲……
讀這本書時，其實我最感印象深刻、最打動我的，並不是任均老人所講的這些人的平凡的或非凡的經歷和話語，而是她講述的聲調：不疾不徐，平淡沖和，甚至顯得絮絮叨叨，講的都是自己親眼所見，親身所歷——她見到和經歷過的事兒，就足夠她寫出這一大本了，無須去傳播道聽途說，她也不在乎自己的印象，與黨的口徑、與別人的看法相一致還是相悖離，反正自己已是與世無爭了，所以本書格外顯得真實可信。
或許因為作者“曾經滄海”，與這些人朝夕相處，平視慣了，不覺得他們有多麼巍峨偉岸；這種從從容容、娓娓道來的口吻，卻更讓讀者品味出人情練達，世事洞明，絢爛過後歸於平淡，“神馬都是浮雲”的豁達超脫。
就連這本書中章節的小標題，也分外生活化。例如，在《延安生活雜憶》這一章中，小標題是：“上趟廁所回窯洞，炕上就擠不進去了”；“窯洞塌了，我一家三口被埋在裡邊”；“驢失前蹄，我和孩子都摔出去了”；“黃河上的艄公保住了我們的命”……記錄和整理的王克明功不可沒。
讀完這本書，再回頭讀作者的外甥女、今年也已83歲的著名作家宗璞的序言，深深體會到這段話說得多麼準確：
這幾年，我常常感到常識的重要。多年來，我們矯情悖理，做了多少荒唐事，現在總算明白了些，知道做事不能違背常識。六姨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經鍛煉，仍保持常識，不失常情常理，從無肅殺教條之氣，實可珍貴。
是否能做到既揭開真相，又實現寬恕？
讀這本書，有時也會想，作者的敘述是不是太平靜了？許多親人冤死、慘死、橫死啊，而且充滿謎團。 任均只在寫到年齡相仿、形同姐妹的外甥女孫維世的這一章，才情緒最為激動，感情最為深摯： 任均寫道：江青整治孫維世，主要目的之一是搞周總理。他們搞了一份孫維世是特務的文件，讓周恩來簽字批捕了孫維世。對此，鄧穎超後來有個解釋，對孫維世的妹妹孫新世說：“當時想，放在裡面也許比外面更安全。而且你們說是特務，抓起來了，你們得給個交代。” 
周恩來夫婦與孫維世。
這個解釋，在我看來，還是成立的。當時他們都沒想到，江青一夥不按牌理出牌，就這樣直接給害死了，連個骨灰都沒留。中國惟一的美籍黨員、與孫維世同齡、也曾追求過她的李敦白曾聽說，孫維世於1968年10月14日庾死獄中，年僅46歲，死亡時渾身上下只剩下一副手銬，顱內被釘進一根鐵釘。
五年後，親人們才接到孫維世的死亡通知書，他們所看到的專案材料中關於“現行反革命罪行”只有一條，就是“在五十年代曾給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過青年藝術劇院的戲票”。
任均忍不住要為孫維世辯誣闢謠：
社會上後來有多種無聊傳說，說維世這個那個的，甚至還有憑謠傳寫書掙錢的。那就都是假的了。最典型的一個傳說，就是說維世跟毛澤東同乘火車去蘇聯如何如何。想象力強的，寫得繪聲繪色的。其實，我們都清楚得很，維世根本就沒跟毛澤東一起坐火車。那之前，維世先去了布達佩斯，參加世界青年代表大會，然後到莫斯科，奉命在中國駐蘇大使館裡住了很長時間，等着毛訪蘇時做翻譯工作。毛上火車時，維世早已經在蘇聯了。據我知道，毛澤東根本不喜歡維世。“文革”前，一位聽過毛談維世的朋友跟我說過，毛主席不喜歡孫維世，太開朗活潑了。可是，人死了，想怎麼編就怎麼編。維世只是因為漂亮，死後就被人編出些不三不四的故事。甚至，竟有為了譁眾取寵，往長輩周總理那兒編的。
孫維世的哥哥、朱德的義子孫寧世（即孫泱），1967年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時慘死校中，遭受批鬥經過和死因至今塵封。 巨大的“絞肉機”（這是“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語言），不知吞噬了多少自己兒女的血肉！ 任鈞在書中沉痛地寫道：“殺死維世的兇手，我想寬恕你們……但你們是誰？”
曾記得南非結束種族隔離之後，總統曼德拉得解秘眾多血淚交迸的檔案，可想而知若處理不好，很可能演變成一場黑人對白人的復仇，勢必使新南非陷入又一輪種族仇恨。為此他專門成立一個委員會，叫作“真相與寬恕”，大聲疾呼要懷着寬恕之心揭開真相。總的看，南非做的是成功的。 中國被掩蓋的真相更多，需要寬恕也更迫切。但是我們中國人，能做到既揭開真相，又實現寬恕嗎？ 近期文章：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人民戰爭” “人民戰爭”爭論涉及的問題大有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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