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均的人生乐趣，并不在以天下为己任，她对政治也一知半解，家庭生活和亲人晚辈，占据了她心灵的最主要部分、最重要地位。虽然生活在顶尖政治人物圈内，她却甘居外围，精神上，更只是个局外人。很难要求作者具有反思的锋芒，感动我的是她不疾不徐，平淡冲和的声调
◆高伐林
当朋友向我推荐《我这九十年》（华文出版社，2010年）这本书时，强调：作者任均，可不是个等闲人物，这位九十岁的老太太，她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就是一部“现代史名人录”：她的一个姐夫，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另一个姐夫，是周恩来和朱德的挚友、烈士孙炳文，所以她是林彪追求过的周恩来养女孙维世和著名作家宗璞的六姨；她本人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梅兰芳”……
说老实话，听到这里，我反而不太重视了。掂量着这本书，看到封面上还有一行字：“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记忆”，我推测，这不过是以“名人”为卖点、进行商业炒作的书，不外乎就是现代、当代一连串大名鼎鼎的风云人物的轶事，作者想必也沉浸在红色贵族、精神贵族的环绕中怡然自得……
一读下来，大谬！滿不是那么回事。翻开来就放不下手。
三条救国路，尽付东流水
这些故事，没大事，都是琐事。即使是大事，作者也“大题小作”，没有宏大的历史叙事，就算是儿女情长，作者也丝毫不加渲染，平实道来，卻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个人一生和家族的经历，写成国家正史的旁证和补充。
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在历史书上只是一些概念符号，在私人的记忆中，才复活成为活生生的人。所有板着面孔的历史人物，都变成有血有肉的身边亲友、隔壁邻居：
1938年，一位当时年近古稀的老人，前清举人、同盟会会员任芝铭（1869～1969），将自已17岁的小女儿送至了延安，进了鲁艺，成为延安平剧院的一名演员，这个小女儿就是任均。
任均的父亲另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一位有爱国心的实业家，建成中国最早的矿产开采企业，期盼能走出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
二女儿任锐嫁的就是留法归来的共产主义者孙炳文，渴望走出一条革命救国的道路。1927年，蒋介石“清党”中他被腰斩于上海。这个女儿继承丈夫遗志，来到延安，儿子孙泱成为朱德的养子，女儿孙维世成为周恩来的养女。任锐的一首诗，我读中学时就会背诵，至今读来仍怦然动容：
儿父临刑曾大呼，
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
三女儿嫁给一位留学归来的美国博士，他是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希冀走出一条学术救国的道路。
九十年历史，何等弔诡！实业救国、革命救国、学术救国，三条道路，都付之流水！
没有宏大叙事，只有家长里短
书中写到有关延安鲁艺的生活、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中许多熟悉的人的遭遇，写到共产党进城后文化艺术界的风风雨雨……都只是作为不即不离的时代背景而已。她的回忆不是“思痛录”，当然也不是“欢乐颂”，而就是苦乐相间的浮世绘、流水帐。只偶有延安平剧院的同事石畅自杀这样的往事，给她的字里行间滴下了淡淡血丝。当时任均正在分娩，可以说，她的孩子救了她，从人人自危的政治高压下逃过了一劫。
任均的人生乐趣，并不在以天下为己任，她对政治也一知半解，家庭生活和亲人晚辈，占据了她心灵的最主要部分、最重要地位。虽然生活在中共顶尖政治人物圈内，她却甘居外围，精神上，更只是个局外人。我们很难要求作者在回顾往事时具有反思的锋芒，我们读到的，只是这样的一串串生动的细节：
——很受孙中山青睐的革命志士、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会在老婆睡熟的时候，偷偷地给她戴上新买的手镯，让她一觉醒来惊喜交加；
——在延安，大家都不怎么喜欢江青，一见江青来，本来有说有笑的热闹场面顿时冷了场，江青只得悻悻地说一声：“不理老子，老子走！”但江青看到作者在《四进士》中饰演冤深似海的民女上台时头上插头饰，提意见说这很不合理，作者很服气；当作者生了孩子，江青还送来了奶粉；
——在苏联，养伤的林彪对大美人孙维世一见钟情，虽然他是有妇之夫，却苦苦相追，声称回到中国就与张梅离婚，被孙拒绝；
——孙维世嫁了金山，金山却在朝鲜搞上了金日成的美貌女秘书，周恩来气得要将金山枪毙，孙维世若跟金山离婚，金山就真完了……作者写到在金、孙处境最低潮时去孙维世家，金山做好了一锅红烧肉，却啪嗒一下全掉在地上；
——中共的座上宾、作者的父亲，出生时是同治八年，太平天国之乱正盛；年过耄耋碰上了平生没有见过的“三年困难时期”，他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倔强地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一家人多年以后才知道，其老家新蔡县就饿死了约十万人……1966年夏季，上门批斗他的红卫兵一走，他向周围的人疑惑地问：“是不是政变？”1969年1月1日，一百岁的他在郑州去世，生于乱世，死于乱世。
——“文革”中，冯友兰出去挨斗，他夫人拎个板凳，坐在门后，等他回来；
作者还写了冼星海、华君武、刘炽、杨之华……她说，“王明是个和善的男人，孟庆树（王的夫人）是个漂亮的女人”；康生也很友善。在她保留下来的于1942年8月19日结婚的签到纸上，有50多个签名，现在能认出来的有40人，其中有江青、康生、孙泱、阿甲……
读这本书时，其实我最感印象深刻、最打动我的，并不是任均老人所讲的这些人的平凡的或非凡的经历和话语，而是她讲述的声调：不疾不徐，平淡冲和，甚至显得絮絮叨叨，讲的都是自己亲眼所见，亲身所历——她见到和经历过的事儿，就足够她写出这一大本了，无须去传播道听途说，她也不在乎自己的印象，与党的口径、与别人的看法相一致还是相悖离，反正自己已是与世无争了，所以本书格外显得真实可信。
或许因为作者“曾经沧海”，与这些人朝夕相处，平视惯了，不觉得他们有多么巍峨伟岸；这种从从容容、娓娓道来的口吻，却更让读者品味出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绚烂过后归于平淡，“神马都是浮云”的豁达超脱。
就连这本书中章节的小标题，也分外生活化。例如，在《延安生活杂忆》这一章中，小标题是：“上趟厕所回窑洞，炕上就挤不进去了”；“窑洞塌了，我一家三口被埋在里边”；“驴失前蹄，我和孩子都摔出去了”；“黄河上的艄公保住了我们的命”……记录和整理的王克明功不可没。
读完这本书，再回头读作者的外甥女、今年也已83岁的著名作家宗璞的序言，深深体会到这段话说得多么准确：
这几年，我常常感到常识的重要。多年来，我们矫情悖理，做了多少荒唐事，现在总算明白了些，知道做事不能违背常识。六姨不是思想型的人，她久经锻炼，仍保持常识，不失常情常理，从无肃杀教条之气，实可珍贵。
是否能做到既揭开真相，又实现宽恕？
读这本书，有时也会想，作者的叙述是不是太平静了？许多亲人冤死、惨死、横死啊，而且充满谜团。 任均只在写到年龄相仿、形同姐妹的外甥女孙维世的这一章，才情绪最为激动，感情最为深挚： 任均写道：江青整治孙维世，主要目的之一是搞周总理。他们搞了一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让周恩来签字批捕了孙维世。对此，邓颖超后来有个解释，对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说是特务，抓起来了，你们得给个交代。” 
周恩来夫妇与孙维世。
这个解释，在我看来，还是成立的。当时他们都没想到，江青一伙不按牌理出牌，就这样直接给害死了，连个骨灰都没留。中国惟一的美籍党员、与孙维世同龄、也曾追求过她的李敦白曾听说，孙维世于1968年10月14日庾死狱中，年仅46岁，死亡时浑身上下只剩下一副手铐，颅内被钉进一根铁钉。
五年后，亲人们才接到孙维世的死亡通知书，他们所看到的专案材料中关于“现行反革命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在五十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
任均忍不住要为孙维世辩诬辟谣：
社会上后来有多种无聊传说，说维世这个那个的，甚至还有凭谣传写书挣钱的。那就都是假的了。最典型的一个传说，就是说维世跟毛泽东同乘火车去苏联如何如何。想象力强的，写得绘声绘色的。其实，我们都清楚得很，维世根本就没跟毛泽东一起坐火车。那之前，维世先去了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然后到莫斯科，奉命在中国驻苏大使馆里住了很长时间，等着毛访苏时做翻译工作。毛上火车时，维世早已经在苏联了。据我知道，毛泽东根本不喜欢维世。“文革”前，一位听过毛谈维世的朋友跟我说过，毛主席不喜欢孙维世，太开朗活泼了。可是，人死了，想怎么编就怎么编。维世只是因为漂亮，死后就被人编出些不三不四的故事。甚至，竟有为了哗众取宠，往长辈周总理那儿编的。
孙维世的哥哥、朱德的义子孙宁世（即孙泱），196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时惨死校中，遭受批斗经过和死因至今尘封。 巨大的“绞肉机”（这是“五七一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不知吞噬了多少自己儿女的血肉！ 任钧在书中沉痛地写道：“杀死维世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但你们是谁？”
曾记得南非结束种族隔离之后，总统曼德拉得解秘众多血泪交迸的档案，可想而知若处理不好，很可能演变成一场黑人对白人的复仇，势必使新南非陷入又一轮种族仇恨。为此他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叫作“真相与宽恕”，大声疾呼要怀着宽恕之心揭开真相。总的看，南非做的是成功的。 中国被掩盖的真相更多，需要宽恕也更迫切。但是我们中国人，能做到既揭开真相，又实现宽恕吗？ 近期文章： 人民到底需不需要“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争论涉及的问题大有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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