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消息传到重庆，整个山城一片欢腾，人们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而东京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高伐林
兵连祸结的二十世纪，有很多转折点。其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是1941年12月7日——整整70年前的明天。
这一天，爆发令全球震惊的“珍珠港事件”：日本出动联合舰队，突袭位于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基地和欧胡岛上的军用机场。 
空中俯瞰珍珠港
日本以6艘航空母舰，共300多架飞机的庞大军力，分为两波进行攻击，击沉美国4艘战舰（其中2艘后被打捞维修，再次投入战场）、重创4艘战舰、击沉与重创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和1艘布雷艇，另外还有188架飞机被毁，并造成2402人阵亡和1282人受伤。但岛上的发电站、造船厂、维修设备、燃料和鱼雷储存设施，以及潜艇码头和指挥总部大楼（包括情报站）均未被击中。
日本自己损失了29架飞机和5艘袖珍潜艇，65名士兵阵亡或失踪。
作家赵无眠在他引起巨大争议的《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一文（收入《百年功罪》，明镜出版社）中写道：
“对于中国的抗战来说，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消息传到重庆的当天，整个山城一片欢腾，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而日本的首都东京，此刻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日本人，为偷袭成功而庆祝，这不难理解；而正在抗击日本人侵略、国势危如累卵的中国人，为什么也狂欢不已？这是因为，中国人太明白不过：日本这一狂妄举动势必激怒美国，美国必将行动起来，摆脱弥漫多年的孤立主义情绪，全力投入对日本的战争。孤立无援、苦撑待变的中国人，在这一天，终于看到了击败日本的曙光！
奇袭珍珠港确实狠狠打痛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国耻演说”，美国迅即动员起来，战争机器日以继夜地开动，日本最终自食其果，陷于灭顶之灾。
珍珠港事件至今是美国的纪念日。
“文革”尚未结束，我看过内部放映的电影《虎！虎！虎！》（Tora Tora Tora）《啊，海军》等，在当时留下了深刻无比的印象；前几年看《珍珠港》，就远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触了。
九年前，我曾造访珍珠港，当时正是我对拍照上瘾之际，拍了无数照片，其中颇有几张自鸣得意。但那时尚没有购得数码相机，照片冲印出来，竟不知放在哪里了。这里只好配几张从网上检索到的照片。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正在加速建造中的大和号战舰，是日本海军计划开战后以战舰舰队决战的主力。
率军突袭的山本五十六 珍珠港事件如此影响深远，70年来记录、研究这一事件的图书、回忆录、档案、照片、专著、相关人物（例如山本五十六）和网站汗牛充栋，人们从各个角度来探究它留下的历史教训，而且基本上所有史料都公开了，本轮不到我在此多饶舌。不过，70年来一直有一个谜没有揭开，这里我不妨稍加介绍，这就是：珍珠港事件究竟是不是罗斯福总统的“苦肉计”——为了扭转国内孤立主义舆论，有意卖个破绽，让日本先动手？
据《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孟庆龙的文章称，有学者查阅了美国截至当时出版的近40种有关这一事件的著作，几乎一半认为罗斯福负有责任；而中国学者持否定态度者居多。有关资料逐渐增加、当事人回忆录等不断问世，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中的责任问题也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从目前的材料看，说罗斯福主观上策划了用“苦肉计”故意让日本人放第一枪，好后发制人，证据不足；不过美国高层1941年12月初时，已经很清楚将遭到日本打击，却有很多证据。然而，华盛顿事先是否知道日本袭击的具体目标是珍珠港？证据“失踪”，成为一桩历史“悬案”。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年多里，源于不同方面的情报表明，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但均未看到华盛顿引起重视，采取对策。
——1940年夏，美国舰队总司令理查森上将认为同日本的战争不可避免，而美海军尚未做好准备；
——1941年2月18日，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在给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的报告中指出，“突然袭击珍珠港（用潜艇或飞机或两者兼用）是可能的。”
——美国驻外人员及他国（包括中国）间谍也多次提供情报。1941年6月，美国驻墨西哥城商务专员向海军情报局交上有关珍珠港基地周围“袖珍”潜艇活动的报告，指出一旦爆发战争，这些“袖珍”潜艇就会被用来对“停泊在珍珠港的美海军舰队发起闪电式攻击”。美海军武官认为它“虽有明显的荒诞之处，但有一点真实性”，把报告送回华盛顿。
——一名代号叫“三轮车”的英国双重间谍波波夫报告，日本人对英国袭击意大利塔兰托大捷颇感兴趣。1941年8月中旬，波波夫的情报被转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但受到冷遇，被认为“看起来像个圈套”。局长胡佛甚至认为“三轮车”生活糜烂，只是个花花公子，耻于赐见。
——1941年秋，朝鲜特工韩基洙向美国报告：日本将在圣诞节前袭击珍珠港，他的一位在日本驻檀香山领事馆工作的朋友，看到美军水上和水下的军事设施图纸“铺在领事的办公桌上”。他要求见国务院高级官员，屡遭挡驾。有一名参议员吉勒特在11月底将此事报告罗斯福总统，总统同意要核查一下。12月初，吉勒特又打电话给总统，被告知总统很忙，此事已经处理。12月4日，韩基洙打电话给国务院的汉密尔顿，说朝鲜特工告诉他日本将在周末进攻珍珠港，并说意大利《今日》杂志10月24日载文预料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将以海空军攻击夏威夷群岛开始。他恳请将这一情报呈总统并转夏威夷陆海军指挥官。
——美陆军情报局派往远东的克利尔少校也报告说，日本正计划对包括关岛和夏威夷的一系列岛屿发动攻击。他强烈要求向该地区增派军队。
——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一年内几度发出警告。1941年1月27日，他把从秘鲁公使处获悉的日军正计划一旦与美发生事端，就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珍珠港大举突然袭击”的情报电告国务卿。海军情报局专家们称纯属“虚构”；2月1日，斯塔克给金梅尔专门发电，称日本计划袭击珍珠港之说“确系流言”，不予相信；11月3日，格鲁又警告，日本同美国的武装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危险而富有戏剧性地突然爆发”；11月中旬，格鲁又致电华盛顿：必须警惕日军突然袭击。
——值得一提的是，《文强传》等很多资料都提到，在珍珠港事件前夕，中国特工文强（后来成为战犯）受戴笠委托，尽可能搜集中、日、英、苏等国研究日本问题的资料。他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这个结论上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后，引起一片哗然，其他参谋人员大多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经研究，参谋本部虽将文强的分析备案，但并未真正重视。及至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军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对美英等国正式宣战后，人们这才意识到文强分析的正确。
后来有篇载于2004年6月22日《团结报》的文章說得更详细，题为“杨宣诚、文强破译偷袭珍珠港情报”。文章说：
曾任驻日海军少将武官、1937年之后担任大本营第一部情报处处长，兼第五部对敌宣传组长的杨宣诚，与文强同是湖南人，曾留日又留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杨宣诚领导、文强参与的第二厅监测电台，接收到日军一个新出现的密码。由于距离太远，电波十分微弱，时隐时现。他们夜以继日地全力破译，终于得知是日军太平洋海空军之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联络信号。杨宣诚命文强率领一组监测电台，日夜紧密跟踪这一神秘波段。杨宣诚与文强破译的结果，是日军不断向太平洋地区布置和调动大批海空军。杨宣诚和文强经过缜密分析认为，日军是要向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某战略要点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便立即报告政府，并建议尽快向美方通报这一特急情报。南京政府有关方面责成杨宣诚紧急处理此事。杨宣诚马上在重庆召开盟军驻渝代表会议，通报了这一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然而盟军的绝大多数代表对这个情报表示怀疑，向杨探听这一情报的来源，杨回答：“此系中国军事机密，无可奉告”。他们又通过中国驻美武官郭宝权向美国政府紧急通报。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到这一重要情报后，开始非常重视，立即召开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研究对策。但在会上，很多人对中国情报的可靠性产生怀疑。以致在会上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文中也说“不久，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造成极其重大损失，罗斯福对没有重视中方提供的重要情报后悔不已”云云。
查上述文字，并没有提及“珍珠港”，只是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某战略要点”，所以标题写作“破译偷袭珍珠港情报”，不无吹嘘拔高。
但是，毕竟有这么多美国自己和盟国的特工、外交人员，一而再再而三地预先警告，何以罗斯福终未采取对应举措？我可以想象，这些赤胆忠心的热血男儿，是怎样焦虑万状、冒着生命危险、穷尽一切办法，要把在他们看来万分紧急的情报送到白宫、五角大楼，抢在日寇动手的前面。然而，他们付出的心力甚至鲜血，都白费了！这怎能不让让70年之后的我们，拍案顿足，深长叹息！ 
日军远程突袭的路线图
不仅如此。
1938年，美陆海军决定全力破译日本的密码和制造密码机。1940年9月，弗里德曼等人经20个月奋战，首次用“紫色”密码机成功破译了日本密码，这就是有名的“魔术”。至日本攻击珍珠港前夕共制成八台密码机。期间美国还配备了一套截听、破译、翻译日本外交电报的设施和机构。靠上述手段，“日本的外交电报完全给泄露了”。仅外务省与驻美使馆之间1941年7月1日至12月7日期间被破译的电报就达217份之多，“把几乎所有的重要电报都搜罗进去了”，“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发出的军事情报，一份不漏地全被截听和破译了”。有人认为这是日本人的说法，可能怀有某种目的，未必真实，但弗里德曼此后三次获勋章，国会还于1956年通过决议，奖给他10万美元，证明对他用这些设备截获情报的价值和贡献是认可的。但最高统帅始终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
1941年下半年，美国频繁破译日本的秘密电报。7月8日获外务省3日拍给驻美、德、苏、意等国大使的绝密电报）2日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帝国国策纲要》。14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给外务省的电报透露了日本南进东南亚的企图。9月，日本在檀香山的间谍奉命把珍珠港划分为若干水域，并详细上报系船浮标、码头和船坞等情报，足以说明东京对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异常关心。11月2日至5日，日政府连续给野村拍发几封长电，意为如美拒绝日本的新方案，就除战争别无他法。11月28日，美破译日本的“风”密码电报。东京此前22日给野村的电报强调：东京时间11月29日为谈判最后期限，此后，“事情便会自动地发生”……
“魔术”获悉，12月2日，东京电令野村销毁密码机等；5日，即又令他在两天内（这天正是突袭的前两天！）安排使馆大部分人员乘飞机回国。
最重要的是，12月6日晚，美截获日本答复美国共14部分电报的前13部分，并交给罗斯福，罗斯福说，“这就意味着战争”。次日上午，截获的第14部分电文又送到罗斯福手上，电文指示野村当天下午1时（夏威夷时间黎明）把答复（即最后通牒）递交赫尔。为了不让野村改一个字，第14部分是用英文拍发的。
这些史实至少说明：罗斯福总统及其核心圈虽然明知日本摩拳擦掌，但是因无法取得民意支持，仍按兵不动，等待和诱使日本人先动手。
让我百思莫解的是：即便要等日本人先动手，以便在舆论上占据上风，也不能让驻珍珠港的上万军人和大批舰艇、飞机等着挨炸啊，既然战云越压越低，越逼越近，暗中做一些必要的疏散和备战准备，是完全可以的呀！
11月25日（突袭之前两周），罗斯福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说，美国可能在周末受到攻击，“问题是我们怎样调动他们在不对我们造成太大危险的情况下开第一枪。”
12月初，美国有关方面急于引诱日本先开火，甚至策划了这么一个方案：1941年12月2日，“总统指示，下述任务须尽快完成，如有可能，接阅电报后两天内完成，派三艘小船组成一支防御性情报巡逻队。要按美国战斗人员的最低标准准备，由一海军军官指挥，船上配备一门小口径炮和一挺重机枪足矣。”其任务是在日本舰队沿印支海岸南下的航线上巡逻。其指挥官出发前被告知：“如果缺水了，就用国际信号手册，向碰见的第一个日本战斗人员要。”“假如日本人对三艘船中的任何一艘开火，就会构成日方的公开行动，”
只是船未及出航，日本已袭击珍珠港，此方案也就作罢。
12月5日，美内阁讨论日本舰队问题。海军部长诺克斯十分激动地讲述他掌握的有关日舰队的秘密情报，认为各种迹象表明它们正向南行驶。蹊跷的是，罗斯福不时打断他，坚持说并无确切情报说它们不会向北。总统为何一定要南北颠倒？他还告诫与会者不要做任何对日本谈判代表不利的事，不要干任何挑衅性之事。
12月6日晚，突袭爆发前夕，罗斯福几经推迟后，终于向日本天皇发出一封私人电报，呼吁他干预。次日上午12点半他接见中国大使胡适，称他给天皇的照会“是我争取和平的最后努力”，“仁至义尽”。
12月7日，罗斯福在中午之前除了看医生，没干什么别的事。这天上午，情报官发疯似的找斯塔克和马歇尔，两人却在看戏或骑马，很久之后才被找到。
珍珠港被炸得一塌糊涂，舆论果然哗然，追究责任成为必然。如果是在中国，势必要声势浩大地清查“汉奸”。在美国，指责“卖国”的声浪不太高，但是要抓“误国”者的声音却此起彼伏。
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称珍珠港事件是“国家本身奉行的政策的结果，国家并没有做好准备”。这种说法自然不能平息人们的不满。德国投降后，海军指派休伊特负责继续调查。1945年9月，国会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民主党6人，共和党4人）。从11月15日至次年2月20日，公开听证会共举行了67个白天和3个晚上，先后有39名主要证人被传，其证词多达14000页。委员会中的两党成员在调查报告上分歧很大，最后通过的多数党报告（有两名共和党成员签了名）认为，“总统、国务卿和政府高级官员们为了避免同日本作战，在不损及我们国家尊严和危及我们安全的前提下已作了一切努力。”珍珠港惨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华盛顿和夏威夷的军官们完全意识到了空袭的危险”但却疏忽所致。
至今仍未解开的谜，是几位关键证人在关键证词上的不同态度和出尔反尔，其中最复杂的是关于一份“风”指令，即1941年12月初是否截获过及华盛顿有关方面是否收到过一份日本发给驻外使馆的“东风，雨”（意为同美国断交）的指令。
陆海军部坚决否认，但很有几位关键岗位上的情报人员称见到过此电文。例如密码分析专家、海军一密码机构负责人萨福德始终坚持有“风”指令，结果被认为是得了幻觉症的怪人；海军东海岸监听站报务员布里格斯、海军情报局远东处处长布拉顿的助手佩蒂格鲁也承认见过此电文；海军通讯部安全情报处翻译处处长克雷默先说见过“东风，雨”的指令，后又推翻自己的证词，说可能是“西风，雨”（意为与英国断交），后住进海军医院进行精神治疗；海军安全情报处高级情报员萨德勒在陆军的调查中，起初不但承认有此指令，还称马歇尔的部下不让把它送夏威夷，但1945年8月13日改变了证词，对上述说法全盘否认，可1946年2月在向国会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再次翻供，并暗示，上次之所以翻供，是由于担心陆军领导层会反对。1945年12月，曾任海军作战计划局局长的特纳作证时否定了他在海军调查时说过的曾收到一份意味着美日交恶的“风”指令，称他知道的一份电文是“北风，晴”。1941年任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副武官的实松让后来说他们在1941年12月4日收到了“东风，雨”的广播。而这几位情报人员有什么理由要作假证呢？
更古怪的是，罗伯茨委员会据以得出结论的文件中，除14部分电报外，其他许多截获的“魔术”电文一份都没有。清楚记得见过“风”指令的萨福德作证前却在档案中找不到它。有关日本偷袭前夕关键时刻政府4个监听站的档案都失踪了。海军情报局一军官后来说，有天早晨他到办公室，发现保险里许多“魔术”文件都不见了，以后再也没找到。实际上海军情报局把秘密文件彻底清理了一遍，以致于连一张1941年11月、12月份海军部序列表都不保存。这样，“风”指令可能会永远成为一个“谜”。
这样众多的跡象，怎能不让人疑窦丛生，认为是在掩盖真相？
还有对活人证的封口令：珍珠港事件后不几天，马歇尔禁止部下走漏消息，“让这和我们一起进坟墓”；那位朝鲜特工韩基洙被警告：如向新闻界披露消息，会被“关进疯人院”。1944年9月，马歇尔写信给指责罗斯福是幕后人的杜威，请他不要泄露尚未搞清楚的材料；海军部听证会上，斯塔克与国务院之间的联系人舒伊尔曼对重要问题一概拒绝回答。福莱斯特尔指示不要让金梅尔过多露面。
罗斯福终于有了充分的理由，向日本人开战。 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比较可信：华盛顿得到了，也相信了日本要进攻的情报，但不做准备，既定方针是让日本人动手。但是，他们没有料到，日本的进攻规模这么大，造成的损失这么严重。这样一来，事后有关负责人纷纷洗刷自己、纷纷封存甚至销毁有关档案、证词。
美国有人对此事件的责任划分了百分比：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等应负40％，海军作战部长等应负40％，而总统罗斯福，应负20％。
而三千多名官兵，就这样成了牺牲品。当然，他们都是烈士，都值得我们缅怀和尊敬。但是，他们的在天之灵，是不是感到窝囊和遗憾？ 
中国人尤其应该缅怀和感谢在珍珠港事件中牺牲的美军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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