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那天晚上空军情报部十个技侦团全部开机。林彪飞机出国境以后，我们的雷达跟踪不到了，但是侦听截取了很多情报，比较关键的是蒙古地面观察哨用蒙语向其总部报告：“一个大型目标入侵”，“一个大型目标空中起火”，最后是“大型目标坠毁”，还通报了坠毁地点
老高按：前几天我发了一个帖子，介绍林彪的女婿张清林眼中的岳父——早些时有人曾奚落说，“历史，不能只听孙子们讲”，“愿意相信孙子说的東西”，就“很有装孙子的姿态”。而我认为：研究历史，不仅要听“孙子们”讲，也要听“女婿”讲；当然，还要听“儿子们”讲。这里，我就想接着介绍在张清林介绍当年情况的同一个研讨会上，两个“儿子”的叙述。
一个“儿子”，是原副总参谋长闫仲川的儿子闫明，他父亲“九一三”之后被卷进了所谓林彪“一号命令”事件，被审查整肃，他也受到株连。这个“儿子”同时也是个“女婿”——他岳父许文益是当时驻蒙古大使，林彪摔死在蒙古，他父亲参与处理现场，也扯上了瓜葛。近年来闫明写了一本书《往事不忍成历史》，在中国大陆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颇为走红，我也翻阅过这本书。
另一个“儿子”，是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的儿子贺铁军。他介绍的一个情况，虽然是转述他父亲所说，但引起了林彪问题研究专家的重视。
还有两位人士，一位是当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翻译沈庆沂，曾经参与勘察林彪坠机现场；一位是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秘孙一先的儿子孙戈——又是一位“儿子”。我读过孙一先所写的《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写勘察林彪坠机现场的经过，十分详细，曾有相当大的影响。孙戈这次只是插话，介绍了鉴定林彪座机残骸的过程。
他们都是在9月4日于北京举行的“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上发言。这次研讨会有“九一三”事件当事人、亲属，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多个单位的学者和独立研究人员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真相，从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经济甚至心理诸多层面进行学术探讨。
下面节录他们的发言。不用说，他们都是一家之言，属实属虚，需要经过更多验证和分析。
林彪一号命令毫无阴谋可言
闫明（前副总参谋长闫仲川之子）：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今天这个会原来没想参加，云林（即林彪的女婿、林豆豆的丈夫张清林）叫我来听会，我确实没准备讲话。我跟张云林是战友，是一个师的，他被选了林彪女婿，就走了，我一直在那个部队呆著，呆到“九一三”以后，受到父亲株连，回到地方，大概就是那么个情况。
在我们那个部队，上边的这些子女有不少，黄永胜的老四在我们师，邱会作的老二，就是写《心灵对话》的那个邱承光，跟我一个团的——这个承光写本书也不送我一本，有点不够朋友。在座都是专家学者，我认为邱会作出的这两本书，还是以《邱会作回忆录》比较可靠一点，这个《心灵对话》，虽然可能邱会作跟承光说了一些事，但是承光个人东西比较多，还是应以《邱会作回忆录》为准。
我就想哪说哪。刚才云林说了他对林彪一些看法，我前一阵子写了一本书《往事不忍成历史》，是去年出的，半年卖了五万多册，还算可以，里边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东西，第一篇写我父亲经历和“一号号令”的过程。第二篇写我岳父，我岳父许文益是当时驻蒙古大使，是处理林彪飞机去现场的，整个经过他比较了解。最后写了一些我比较熟悉的人。
云林刚才说，开始对林彪并没有什么认识，甚至还骂过林彪。但是我们的父亲对林彪的看法跟他完全不一样，我们父亲跟林彪那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那是从心底里真的佩服林彪的，不仅是因为他的指挥艺术，包括他的为人。甚至可以说，我们的父母对林彪佩服得是五体投地，这个一点不假。（张清林：我插一句话：后来我知道我骂错了。）
我父亲从冀中到了东北以后，东北非常困难，敌我力量非常的悬殊，没有根据地。加上东北局当时有路线上的错误，就是彭真时期了。当时幻想“和平民主新阶段”，幻想到国民党政府当官，迷恋大城市，所以当时东北局的情况是一塌糊涂，林彪到东北局以后，很快就发现这个问题，他甚至在给中央的电报里提醒毛泽东：国民党和谈是一个阴谋，请中央务必要清醒之。当时林彪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当时民主联军到什么程度呢？被国民党赶得到处跑，后来连哈尔滨都呆不住了，准备去苏联了，连林彪的作战处长王继方都叛变了。张正隆在他的《雪白血红》里边曾经写过那么一段，提到我父亲：三师在抗日中打了个胜仗，叫我父亲去总结经验，我父亲带了两个骑兵通讯员过去，刚过去敌人增援上来了，三师撤退了，结果我父亲带了两个通讯员在山里转了好几天，找到总部，总部正在审查我父亲的档案，说又跑了一个。
闫仲川之子闫明。
王继方叛逃以后，当时的副科长叶腾当科长了，我父亲就当上副科长了。我父亲的资历不是很老，要是比资格，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鵬）邱（会作）那是差远去了。但是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确实是对林彪非常佩服的，因为他们是跟着林彪踏着胜利的步伐走过来的，不瞒各位，我现在正写第二本书，也是这段往事的第二本，我采访了所有的孩子，他们都是一个体会，就是说我们的父亲跟着林彪，这一辈子不后悔，那真是从心底里佩服林彪的。
云林刚才说了一些情况，因为我们俩熟，也经常见面，我们谈了很多，“九一三”那天晚上他是亲历者，他这些年挺受罪的，40年一直跟着豆豆，什么都没有，没有子女，靠自己奋斗才有了目前这个事业，特别不容易，我很能理解。李文普那一枪，云林反覆给我讲了，李文普没有讲实话，绝对是“王连举”（革命京剧《红灯记》中的叛徒，曾自己开了自己一枪）式的人物。云林在我们师医院，是野战外科的医生，是“一把刀”。所以胳膊上中一枪怎么回事，他看得清清楚楚。李文普坐在前边驾驶员旁边副座上，林立果怎么可能用手从前头伸到后边再绕着弯给他来一枪？这绝对不可能的。从这个枪伤的基本常识来看，它从内侧往外打，出口肯定要大的，所以凭着这一点，云林一看就特别明白。这是一个情况。
再一个，叫我讲“一号号令”，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因为我在书上写得比较清楚了。我这本书出了以后，上海电视台《往事》栏目，叫我去做了一期节目，现在如果你点我的名字，或者点我父亲的名字，再点这个“一号号令”，在网上就能看到视频。那个节目做得不错，感觉比较实事求是，加上他们电视台有大量的当时的影视材料，加进去以后，就显得非常的丰满，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总体上“一号号令”发生是跟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是有关系的。因为1969年我们在珍宝岛打了一仗，当时情况非常紧张，苏联那时很可能要报复，所以军委整个班子是按照战时班子组织的。毛泽东、林彪也按照准备再打一次三大战役这么一个格局，所以调拨了很多四野的人——他们毕竟都是经历过战争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我觉得那段历史按理说是应该可以说清楚的。但是为什么后边就是叫人家说成故事了？审查过程中，还有很多事，就搅到一块了，比方说这个南线的部队调动问题，那个时候确实总部是有意向，为了加强北部，调动了一些兵力。因为珍宝岛事件以后，苏联人曾经想利用蒋介石搞我们一下，当时他们做得非常具体了：在对中国发生突然袭击的时候，第一波是由苏联进行，对我们的航空兵、我们的导弹基地进行第一波袭击；而后就是给蒋介石提供武器弹药，蒋介石派他们的部队进入大陆。当时我还在部队，这些事我们都知道，而且实战部署演练我都参加过，跟“反革命政变”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部署是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在北京开的会，就是熟悉一下地形、操练一些部队携同作战，当时我都参加了。
再一个就是关于林彪南逃在南边给他修别墅的事，这个事更是子虚乌有，南边确实修别墅了，在广州的老虎洞，但别墅里边就没有林彪的别墅——有毛泽东的，有周恩来的，有江青的，汪东兴后来自己也弄了一个。我们部队两个团去搞施工，甚至还累死过两个战士，一天三班倒，累得那个小战士吐血。是按照最高标准的防空级别修的，下边有加固的防空洞、加固的车库。跟林彪一点关系没有——那几套别墅里就修在水边，林彪是怕水的，他不会去住的。
我当时身边有个同学是林彪的亲戚，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他管叶群叫姑姑，“文革”的时候，姑姑叫去她那里，那是他第一次去毛家湾，去了以后第一顿饭是什么呢？一人一碗米饭，一盘清水煮油菜，一盘剁成一节一节的老玉米，因为他去了是客人，叶群专门给他一小盘切了几片的肠。他说我吃完饭，叶群看我都没吃饱，把自己的饭和菜全都放在他碗里了，林彪就是这么一个很清苦的人。
今天这个会挺好，本来是没准备讲话的，40年了，有很多东西值得回顾一下。前几天8月21号，云林召集我们这些孩子也座谈了一次。黄永胜家去了两个，巴璀（吴法宪的女儿）你哥哥新潮和嫂子去了，李冰天（李作鹏之子）去了，还有路光（邱会作长子）去了，还去了一些人，像原来海军的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罗顺初（海军副司令员，中将）家去了一些孩子，大家聊了聊，因为最近我在写这些东西，就跟他们接触比较多。这个李冰天跟我说了一件事，他说我父亲十年以后才想明白了那天晚上的事。“九一三”那天晚上周恩来给他打过几次电话，但一点提示性东西都没有，让他父亲感觉就是工作上的一些查询，“山海关机场有没有飞机呀？查一查”；查完以后周就说“只有我们四个人同意才能放飞”。他说他父亲一直搞不明白，按理说周恩来应该知道很多事，但是他丝毫没有提醒李作鹏。李作鹏说哪怕你有一点暗示，我都不会轻易就让林彪的飞机跑了。
张清林（林彪的女婿）：“九一三”这个事情，是真要采取措施，怕林彪跑，还是通过杀、追、逼，就怕他不跑？
闫明：其实当时的时间是非常充分的，一个就是林彪在北戴河别墅，要从山上下来，那条水泥路非常窄，按路光说，两辆车会车都压到旁边的土地上，非常窄，如果在那儿横一个大卡车，林彪的车根本跑不出来，这是第一；第二，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路上如果是采取任何堵截措施，堵一百回都能堵上；第三，李作鹏说，哪怕给我一点提示，我在山海关机场跑道上随便停点东西你的飞机就起不来。李作鹏说，我并不是一点措施没有采取，起码山海关机场塔台就没有人指挥吧，这是一点；第二点，跑道的灯都没有打开吧。按照冰天说法，他父亲想了十年终于想明白了：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林彪不跑——他给我说了那么一个深刻的话。
当年驻蒙使馆人员回忆勘察坠机地点
高瑜：下边我们请外交部两位同志讲一下当时情况，沈庆沂先生当年是驻蒙古大使馆的翻译，退休之前是驻蒙古国的参赞。
沈庆沂（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小的写作小组，当时手里什么材料都没有，一些材料放在中央档案馆，我们就到中央档案馆去把材料要出来，写了一个东西，这是1987年《世界知识》分两期登出来的，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九一三”事件现场调查。其中许大使写得比较详细，整个过程都写了，我们一些同志写了后头具体的一些东西。
我们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一架飞机是林彪的座机，只知道这是我们一架飞机在执行任务中在蒙古坠毁了。我们在现场看到，九个同志就这样牺牲在蒙古。我们到什么时候才知道呢，一直到11月初，中央文件来了，才知道了这是林彪座机。我们是9月15号到那个地方的，调查了以后，17号回来，17号夜里给中央写报告，18号中央57号文件下发了。我们使馆是到11月才知道的，很晚。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大漠那边》我想大家都看过吧，《世界知识年鉴》里边也有。我想讲一下最近读到《林彪元帅之死》，我们的作家舒云写的，登在九月号的《文史参考》上。这是我昨天收到的《文史参考》，关于“九一三”，一个是“十大谜团”，一个是蒙古一位学者的有关文章，这一部分东西是蒙古的，这里头有一些照片，有一些是我们没有的，没有公开过的。蒙古人关于这件事，跟我们所了解的，差别并不是太大，他们当时也不知道是谁，他们调查说，飞机由于不明原因迫降了，翅膀插在地里了，肚皮擦地了。他们的调查结果认为这个飞机不是因为要迫降而降落的。我们到后来认为，由于油料不足了，飞到赤塔飞不过去了，所以选择在温都尔汗附近这个地方降落。蒙古的调查，苏联也参加了，他们（1971年）11月20号作出结论：“这个有民航标记的256号飞机，是中国用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需要，多数座位被拆除。中国256号飞机，由于飞行员犯下了飞行驾驶错误而坠毁，不是因为某种迫降原因而降落的。”苏方认为这个飞机油还多，可以再往北飞。我们的调查认为是油不够了。
这里头还提到“军民之争”：这飞机到底是军用飞机还是民用飞机？我们一直强调是民航的，因为上面写著“中国民航”；而蒙古方面说，一看里面的人全是军服，还有武器。这属于争执的关键：承认不承认这是一架军用飞机？蒙古认为是军用飞机，一定要我们承认这是军事人员或者军用飞机。所以最后我们没有签字。许大使说，我们要国庆了，我作为大使必须要回去准备国庆。其他人员留下可以继续谈判。蒙古想，你大使不在，谈不了；大使在，也谈不了，那就算了，还是一块回乌兰巴托吧。
在离开现场往西一公里的地方选择了一个墓地，这个墓地当时是怎么选的呢？蒙古人风俗习惯，墓地要设在能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飞机坠毁的地方是丘陵西部，看不见太阳升起，就选了离失事地一公里的地方。可能有一些同事去看过，这个地方现在什么都看不见。苏联来挖过两次，第一次挖，把林彪、叶群的头颅取走了；第二次来，是调查林彪身上有没有肺结核的病灶。蒙古一个学者写的文章里都提到了，的确是这样，林彪和叶群的头骨没有了。当时苏联人取下来以后，到蒙古公安部的院里煮，煮了颅骨就带到莫斯科去了。所以现在要去看的话，什么痕迹都没有了，连地上的碎片都看不到了。还好，我们当时留心，叫蒙古给我们一个经纬度，所以他们最后墓地提供了经纬度，那很准确的，即使成了平地也能找到。
右：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翻译沈庆沂，左：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之子孙戈。
一千美元购回三件林彪飞机残骸
沈庆沂：1997年，一个蒙古朋友说他手头有几块林彪飞机的残骸，问我们要不要，我就给国内文物局写了函，文物局和革命博物馆认为是文物，现在我们手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支持要这个。蒙古人当时开价要一万美元，我们认为多了一点。蒙古人又去找英国人、日本人，人家都不要。最后他又来找我们，说你给一千美元就行了。我们一想，一千美元是应该的，从肯特省拉到乌兰巴托，光运费就不少呢，那东西挺沉的，这个人还是蒙中友协温都省一个分会的会长。我们在院子里放了好几个月，找机会运回来。我们一家运输公司正好有集装箱，运回了三大件，一个喷气筒、一个起落架，还有一个什么，三件东西都挺沉的，把它运到革命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后来没有展出。
孙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之子）：没展出，收藏了。
沈庆沂：收藏起来了，就那一年，1997年，我调回国内，我们去了10个同志看了一下。
会议参加者：这三件有多大？
沈庆沂：这不是发动机那个大件，这个是飞机的起落架。
会议参加者：是比较完整的，还是只有一小块？
沈庆沂：不是一小块，那个起落架就比较长，要好几个小伙子抬才能抬得动。还有一个是喷气的一个筒叫什么？
会议参加者：发动机？
沈庆沂：发动机一个进气的。
孙戈：不是进气道，是后边的那个出气道尾椎的那个尾喷口的一部分，不是涡轮，是尾喷口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蒙皮。
我这里补充一下：沈庆沂参赞把这个要回来，还垫了1000美元。当时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了鉴定这个东西是不是“256号”上的，要求鉴定。当时是我去请的空军——现在叫装备部了——航空装备部一个叫金华的同志。“九一三”之后，中央委托空军，由王海同志主持一个事故分析组，他是这个组里的，目前就是维护过三叉戟的唯一地勤人员，其他都是空勤人员。因为我原来是空军作战部的，后来也做过机务维护，我当时请了几个同志，有沈庆沂参赞、有我父亲孙一先，还有一些人吧，空军就是金华同志去的，对那三件东西做了鉴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当时叫中国革命博物馆）鉴定书上签了字，他们作为文物就收藏了，但是一直没有展出。据说内部有领导去看过，对那个东西是肯定的，因为它上边有一个三叉戟的标牌，金华可以看出来，他原来是维护三叉机的，鉴定这个没有问题。虽然没有256的痕迹了，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从蒙古的现场拉过来，由沈庆沂参赞当时在蒙古使馆购得，然后带回国内，就这一切，都做了一个详述，因此这三件都作为革命文物收藏。
沈庆沂：蒙古也有意思，到83年末蒙古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飞机上有林彪，蒙古是不承认的。最典型的是84年搞中蒙边界年检，我也参加这个工作，陪着蒙古代表团到杭州参观，其中正好有两个人是参加256号调查的，一个叫桑佳，一个叫郭石。我说1971年我们曾经一块去现场，一说到林彪，那两个蒙古人说：“不，不，那里头没有林彪、没有林彪。”他们说：“你们林彪在你们红场里头。”意思就是在中南海里头被打死了。
苏联人到现场把林彪挖出来调查，肯定这是林彪，苏联就是四个人知道，去了两个中将，还有一个是勃烈日涅夫，一个是安德罗波夫，对吧？
孙戈：对，安德罗波夫，克格勃头子。
沈庆沂：苏联的领导层里头都没有散布，这蒙古人更不会告诉你这是什么人了。
“九一三”之夜，空军侦听到“空中起火”
高瑜：非常感谢你们介绍这么多一手资料。下边我们请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的儿子贺铁军先生介绍一下对256三叉戟航迹的跟踪。
贺铁军：资料没有公开过，最近跟我父亲聊天，他透露出来了。
就说256号飞机坠毁这件事。那天晚上空军司令部情报部有十个技侦团全部开机，其中六个是老团了，新成立的——1968年我父亲上台以后，亲自组建了四个技侦团，开展对苏联的技术侦听工作。当时这个技术侦听工作归总参三部，外交部是不批的，怕影响对苏关系，不允许让苏联看上去有侦听。后来在吴（法宪）司令的支持下，决定空军上。通过民航买的设备，通过邱会作批的钱，组建了四个团，而其中技侦八团全部驻太原，它的侦听对象主要是苏蒙。有一台车潜伏到离苏蒙边境100多公里的地方，当时很紧张，总参三部要求把这一台车撤出来，就怕苏联突袭把个东西弄走了，以后损失太大。因为当时对苏搞情报工作是秘密进行的，怕引起外交误会，恰恰这个团在9月13号晚上，立了功了。
当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全部都开机，256号出国境以后，我们的雷达跟踪不到了，但是我们的侦听工作截取了很多情报，比较关键的是蒙古的地面观察哨用蒙语向他们总部报告：“有一个大型目标入侵”，然后“一个大型目标空中起火”，最后是通报“大型目标坠毁”，而且通报了坠毁的地点。当时情报部把这个八团侦听到的这些消息，及时就反馈到西山的翻译中心，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情报传送到了空军地下指挥所了，当时在地下指挥所值班的是情报部情报处处长王宇平，还有我父亲，还有王飞副参谋长，当时王宇平拿著这个值班参谋传递过来情报以后，就交给我父亲了，我父亲看完了以后，交给王飞，王飞给压下来了，没告诉李德生这个事。
等接到这个大型目标空中起火这条情报以后，王飞就告诉李德生了，李德生当时不信，随口问了一句：“这个飞机有可能空中起火吗？”——舒云的材料里说过，当时白云副参谋长说：“不可能，不可能空中起火。”一直到最后到目标坠毁，李德生拿到这个情报以后半信半疑。
原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的儿子贺铁军。
李德生骂人：总参情报上不来
空军的情报，按照过去程序，都通过总参三部汇总，转到军委。三部情报一直没到，马上，李德生在地下指挥所拿起电话问三部，三部的情报是什么呢？就是截获的情报：“一个大型目标沿边界移动”。李德生很生气，骂人了吧，说了一句粗话：空军的情报一条一条往上递，但是总参的情报上不来。
具体的过程我不清楚，最后周恩来向老毛汇报，就提到空军有一条情报说这个飞机已经坠毁了。因为这不是三部提交上的，所以当时李德生也好，周恩来也好，都半信半疑。但第二天蒙古的情报来了，这个飞机确实坠毁了，而且坠毁的地点和空军情报上报的方位一模一样，所以李德生很高兴，第二天在走廊里，看见我父亲，说：“你们空军的情报搞得真准！”当时就表扬空军情报部的工作，后来八团为这个事立过一等功。
1995年我父亲到北京来的时候，还到王飞副参谋长家，两个老头当时还互相比对当时的情况。一开始我父亲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看了57号文件以后，就不敢再说了，怕跟中央口径不一致。一直到最近我才陆陆续续给他看一些文件，他说“胡说八道”，他说这个飞机是空中起火。两个月之前，有报道说“发动机起火了”，是当时蒙古人观察到了发动机起火，被我们截获了。我就问老爷子是不是导弹打的？他说：“不可能！当时我们和三部反覆地查，这一条飞行航线附近没有苏蒙的导弹基地。”那么是不是飞机打的呢？老爷子不敢说了，主要因为没有截获这方面的情报。
梁璞当时也在地下指挥所，他是空军参谋长，作为空军调查组成员之一，他为什么不敢说这个事？我们想，一个可能是上边打招呼了，不让讲真实的情况；另一个因为当时对苏的技术侦听还处于保密状态，不好明说——你说这个256号空中起火、发动机起火，人家问你这个情报怎么来的？考虑到这个外交上的因素，就不好明说了。因此这一重大事情就隐瞒了，官方说法就是稀里糊涂的“迫降”、“油量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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