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的方法是往回走，尋找原教旨：回到單一公有制主體社會，以打黑的司法手段進行第二次均貧富摧毀民營經濟；經濟運營回到計劃經濟政府操控模式；在思想意識上回到對人的專制控制；在法制秩序上回到不要法律而依靠強權人治的社會。若推向全國，意識形態、民營經濟、法治秩序都將面臨災難
老高按：十來天前，我在《對待王立軍，可貴的法律人的理性思考》一文中，介紹了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憲法與人權委員會副主任陳有西律師的一篇短文《法律人應理性對待王立軍》。此前，在李莊案鬧得最風生水起的關頭，我讀過他有理有據地介紹該案、對一審、二審過程中許多怪事提出質疑的文章，留下印象。我在按語中說：“那時，我為他敢於在薄太子、在‘打黑英雄’太歲頭上動土的勇氣而感動，今天我也為他在這些人被摘去頂戴花翎之後的理性而感動”。
今天，我又在香港《亞洲周刊》最新出版的一期上，讀到陳有西律師的又一篇文章《批判重慶路線是歷史抉擇》，再次受到啟發。
最近幾年來，我一直對重慶“唱紅打黑”做法感到深深的疑慮。來自重慶的消息普遍反映，重慶百姓對“唱紅打黑”和促進民生的舉措“十分擁護”，重慶的社會治安確有很大改善，重慶的許多創新舉措，也讓我頗為神往。不過，這些仍然未能消除我的疑慮，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對頭，但因一直沒有仔細去想，更沒有想清楚不對頭之處究竟何在？
陳有西律師這篇《批判重慶路線是歷史抉擇》，要言不繁，切中肯綮。闡明了讓我感到困惑、疑慮、覺得不對頭的原因所在。我深感到，陳有西律師不僅是司法行家，而且也擁有政治慧眼，站在時代的高度，言簡意賅地廓清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迷茫認識。特此轉載如下，請更多的朋友來深思他提到的問題。
最近有位朋友對我說：查看一下中共的信用記錄，歷來給政治失敗者編織的罪名，幾乎全部都經不起歷史考驗，所以當局始終處在不斷推翻之前所謂“權威”的官方結論、文件的過程、始終處在不斷平反的過程當中。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官方對王立軍、薄熙來的任何定性。所謂要“相信黨中央”，不過就是要相信“政變勝利者”的說詞而已！
這是憤激之言，但是，又何等準確和深刻！
連日來，關於王立軍、薄熙來事件，幾乎每天都有驚人的爆料，照花我們的眼球，震撼我們的心神，令人驚呼連連。有些乍看是難以置信的天方夜譚，卻很快獲得證實；也有更多似乎言之鑿鑿的消息，卻很快被戳穿或者被證明是誇大其詞；更讓人不得不提高警覺的是，其中某些信息，是不是某些政治勢力在攪渾水，為轉移目標、擾亂視聽而有意放風？
真真假假，虛虛實實，這真是一個對我、對每位讀者的定力和分辨力的大考驗！我們應該儘量跳出權力、派系之爭的亂麻，像陳有西律師這樣，從令人眼花繚亂的紛紜現象中抓住本質。 有人提到，中央這次處理重慶事件也沿用了“文革”手法，我有同感。不知道是否緣於事態緊急而不得不如此呢？暫且拭目以待後續發展。我想起在前面的博客文章中所提到的話：反對專制的不一定就是民主；反對人治的也不一定就是法治——但願：反對專制、反對人治的，不是另一種專制、另一種人治！
批判重慶路線是歷史抉擇
陳有西，亞洲周刊
中國高層堅持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路線不動搖，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撥亂反正。
陳有西，一九五五年生，浙江寧海人。李莊案律師，兼職法學教授，京衡律師集團董事長兼主任。已經出版法學著作十餘部，其個人網站“陳有西學術網”一直位居大陸法律界瀏覽量首位。《中國律師》二零一零年度新聞人物、《中國新聞周刊》二零一一影響中國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五十位中國魅力人物”。
中國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摸石頭過河”，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現了很多問題，社會矛盾激化，各界思想焦慮，大家在思考下一步怎麼辦。是往回走，還是往前走；是回到三十年前的文革路線，還是繼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市場經濟和政治開明的路線，是通過強權維穩壓服，還是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中解決問題。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國又面臨新的抉擇。
我是從個案開始觀察、了解重慶，在實際案例中發現其違法問題，再發展到宏觀上觀察重慶到底在幹什麼，想要什麼，才逐步看清其基本路線和個人慾望上的問題的。說實話，我原先對那位主政者薄熙來抱有非常大的期待。他有作為的願望、敢幹的魄力、出眾的口才，中國政治近年來過於無所作為和沉悶、守舊，需要有作為的政治家。而他好像是。但是通過實際司法案例觀察，逐漸認清了其所作所為的權治作風和對法治的肆意破壞，甚至故意摧毀法治體系以實現其既定的個人目的，我慢慢從懷疑轉向了堅定地阻擊的立場。因為他的成功，將意味著把中國帶向一場巨大的災難。這一點好多人到現在都沒有意識到。所以我那時是明知了可能後果，而作好準備衝上去的。
重慶這幾年的基本方法是往回走，尋找原教旨，執政者利用手中的強權，強推一種復辟的意識形態，否定已經寫入中國《憲法》的多元市場經濟模式和“依法治國”模式；摧毀法制，迷信權力，用高負債和摧毀剝奪民營經濟的方法均貧富，用短期好處討好底層民眾，用虛假的宣傳數據欺騙人民，煽動民粹主義情緒，為自己博取政治資本，否定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梯級發展模式。不是向上的引領民眾共同富裕，而是向下的摧毀富人、均分資產、回到共同貧窮。
外部表現就是：唱紅，打黑，民生實惠，這三個口號都很能夠迷惑一些人，其嚴重的後遺症，沒有兩三年是看不出來的。所以中央調整重慶班子後，一些底層群眾一時想不通，還以為原執政者是一個為民辦實事的，根本看不透其真正的目的。或者有些人看透了，而以一種實用主義的方式來評價，管你什麼目的，只要給我實惠我就擁護你。這需要時間和真相，人民才能夠明白。
唱紅，本身沒有什麼不對，甚至是符合共產黨的執政理念的需要的。權力的繼承需要回顧傳統，反思業績，讓人民感恩。但是重慶將其慢慢地宗教化、洗腦化、強制化，用文革式的手法，對人民進行思想控制和愚弄。這同違背自然規律大種銀杏樹一樣，造成了巨大的浪費。
打黑，從鄧小平彭真一九八三年組織“嚴打鬥爭”開始打擊流氓團伙，其實一直沒有放鬆過，各省都一直在打擊。中國的治安問題不是打得不夠，而是管理出了問題，中國的死刑是國際上最多的國家，嚴刑竣法並不能根本上治理好社會。而重慶打黑，出現了兩個嚴重問題，一是將大量合法民企中的個別違法行為撥高為“黑社會組織基地”，導致了嚴重的打黑擴大化和定性錯誤；二是為達到既定目的，重用迷信個人權力的王立軍，慫恿警察嚴重破壞國家成文法的規定，放縱刑訊逼供，阻止和迫害依法辯護的律師，在偵查階段沒有判決前，就違法拍賣處理涉案財產，將尚未定性的合法民企和個人財產，搞打黑展覽，沒入國庫先期使用，對民企財富進行權力化轉移，出現了許多的冤假錯案。這個真相隨著複查的進行，會慢慢暴露出來。
惠民，是改革開放以來各級政府一直在強調的執政理念，也是重慶現在很多人懷念前主政者、為其評功擺好的主要原因。從現有的不完全的重慶披露的信息看，一是高投入高負債，二是處理打黑資產，三是利用身份獲得其他省區和中央企業和銀行的投放，四是大投入搞市政形象工程，五是高壓態勢下的治安整治，六是虛假數據和評級，七是加大唱紅正面宣傳力度。這些措施中不能說沒有出於政績努力的正確做法，但隨著重慶經濟真相和財政數據的揭示，社會才會明白，重慶是真正的有發展後勁的經濟成功，還是導致嚴重後遺症的形象工程。
重慶的做法很清楚地顯示了，他們想回到單一公有制主體的社會，以打黑的司法手段進行第二次均貧富摧毀民營經濟；經濟運營回到計劃經濟政府操控的模式；在思想意識上回到對人的專制控制；在法制秩序上回到不需要法律而依靠強權人治的社會。如果重慶的做法推向全國，意識形態、民營經濟、法治秩序都將面臨災難性的後果。
鄧小平說未來中國既要防止右更要防止左。這次阻擊表明了高層現在的基本執政方針。因此，中國高層是清醒的，在歷史關口堅持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路線不動搖，堅決把重慶從錯誤的道路上拉回來，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撥亂反正。 近期圖文： 前人的法西斯主義救國夢和今人的強國夢 他講述幾近淹沒的真實的延安故事 自由派憂慮什麼？極左派密謀什麼？ 余英時教授稱道汪精衛詩詞達第一流水平 對待王立軍，可貴的法律人的理性思考 反省“文革”或許剛剛認真開始 魚與熊掌：訪美國著名歌手辛納特拉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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