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方法是往回走，寻找原教旨：回到单一公有制主体社会，以打黑的司法手段进行第二次均贫富摧毁民营经济；经济运营回到计划经济政府操控模式；在思想意识上回到对人的专制控制；在法制秩序上回到不要法律而依靠强权人治的社会。若推向全国，意识形态、民营经济、法治秩序都将面临灾难
老高按：十来天前，我在《对待王立军，可贵的法律人的理性思考》一文中，介绍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陈有西律师的一篇短文《法律人应理性对待王立军》。此前，在李庄案闹得最风生水起的关头，我读过他有理有据地介绍该案、对一审、二审过程中许多怪事提出质疑的文章，留下印象。我在按语中说：“那时，我为他敢于在薄太子、在‘打黑英雄’太岁头上动土的勇气而感动，今天我也为他在这些人被摘去頂戴花翎之后的理性而感动”。
今天，我又在香港《亚洲周刊》最新出版的一期上，读到陈有西律师的又一篇文章《批判重庆路线是历史抉择》，再次受到启发。
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对重庆“唱红打黑”做法感到深深的疑虑。来自重庆的消息普遍反映，重庆百姓对“唱红打黑”和促进民生的举措“十分拥护”，重庆的社会治安确有很大改善，重庆的许多创新举措，也让我颇为神往。不过，这些仍然未能消除我的疑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但因一直没有仔细去想，更没有想清楚不对头之处究竟何在？
陈有西律师这篇《批判重庆路线是历史抉择》，要言不繁，切中肯綮。阐明了让我感到困惑、疑虑、觉得不对头的原因所在。我深感到，陈有西律师不仅是司法行家，而且也拥有政治慧眼，站在时代的高度，言简意赅地廓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迷茫认识。特此转载如下，请更多的朋友来深思他提到的问题。
最近有位朋友对我说：查看一下中共的信用记录，历来给政治失败者编织的罪名，几乎全部都经不起历史考验，所以当局始终处在不断推翻之前所谓“权威”的官方结论、文件的过程、始终处在不断平反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官方对王立军、薄熙来的任何定性。所谓要“相信党中央”，不过就是要相信“政变胜利者”的说词而已！
这是愤激之言，但是，又何等准确和深刻！
连日来，关于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几乎每天都有惊人的爆料，照花我们的眼球，震撼我们的心神，令人惊呼连连。有些乍看是难以置信的天方夜谭，却很快获得证实；也有更多似乎言之凿凿的消息，却很快被戳穿或者被证明是夸大其词；更让人不得不提高警觉的是，其中某些信息，是不是某些政治势力在搅浑水，为转移目标、扰乱视听而有意放风？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真是一个对我、对每位读者的定力和分辨力的大考验！我们应该尽量跳出权力、派系之争的乱麻，像陈有西律师这样，从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纭现象中抓住本质。 有人提到，中央这次处理重庆事件也沿用了“文革”手法，我有同感。不知道是否緣于事态紧急而不得不如此呢？暂且拭目以待后续发展。我想起在前面的博客文章中所提到的话：反对专制的不一定就是民主；反对人治的也不一定就是法治——但愿：反对专制、反对人治的，不是另一种专制、另一种人治！
批判重庆路线是历史抉择
陈有西，亚洲周刊
中国高层坚持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拨乱反正。
陈有西，一九五五年生，浙江宁海人。李庄案律师，兼职法学教授，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已经出版法学著作十余部，其个人网站“陈有西学术网”一直位居大陆法律界浏览量首位。《中国律师》二零一零年度新闻人物、《中国新闻周刊》二零一一影响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五十位中国魅力人物”。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社会矛盾激化，各界思想焦虑，大家在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是往回走，还是往前走；是回到三十年前的文革路线，还是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市场经济和政治开明的路线，是通过强权维稳压服，还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问题。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又面临新的抉择。
我是从个案开始观察、了解重庆，在实际案例中发现其违法问题，再发展到宏观上观察重庆到底在干什么，想要什么，才逐步看清其基本路线和个人欲望上的问题的。说实话，我原先对那位主政者薄熙来抱有非常大的期待。他有作为的愿望、敢干的魄力、出众的口才，中国政治近年来过于无所作为和沉闷、守旧，需要有作为的政治家。而他好像是。但是通过实际司法案例观察，逐渐认清了其所作所为的权治作风和对法治的肆意破坏，甚至故意摧毁法治体系以实现其既定的个人目的，我慢慢从怀疑转向了坚定地阻击的立场。因为他的成功，将意味著把中国带向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一点好多人到现在都没有意识到。所以我那时是明知了可能后果，而作好准备冲上去的。
重庆这几年的基本方法是往回走，寻找原教旨，执政者利用手中的强权，强推一种复辟的意识形态，否定已经写入中国《宪法》的多元市场经济模式和“依法治国”模式；摧毁法制，迷信权力，用高负债和摧毁剥夺民营经济的方法均贫富，用短期好处讨好底层民众，用虚假的宣传数据欺骗人民，煽动民粹主义情绪，为自己博取政治资本，否定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梯级发展模式。不是向上的引领民众共同富裕，而是向下的摧毁富人、均分资产、回到共同贫穷。
外部表现就是：唱红，打黑，民生实惠，这三个口号都很能够迷惑一些人，其严重的后遗症，没有两三年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中央调整重庆班子后，一些底层群众一时想不通，还以为原执政者是一个为民办实事的，根本看不透其真正的目的。或者有些人看透了，而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评价，管你什么目的，只要给我实惠我就拥护你。这需要时间和真相，人民才能够明白。
唱红，本身没有什么不对，甚至是符合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的需要的。权力的继承需要回顾传统，反思业绩，让人民感恩。但是重庆将其慢慢地宗教化、洗脑化、强制化，用文革式的手法，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和愚弄。这同违背自然规律大种银杏树一样，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打黑，从邓小平彭真一九八三年组织“严打斗争”开始打击流氓团伙，其实一直没有放松过，各省都一直在打击。中国的治安问题不是打得不够，而是管理出了问题，中国的死刑是国际上最多的国家，严刑竣法并不能根本上治理好社会。而重庆打黑，出现了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将大量合法民企中的个别违法行为拨高为“黑社会组织基地”，导致了严重的打黑扩大化和定性错误；二是为达到既定目的，重用迷信个人权力的王立军，怂恿警察严重破坏国家成文法的规定，放纵刑讯逼供，阻止和迫害依法辩护的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判决前，就违法拍卖处理涉案财产，将尚未定性的合法民企和个人财产，搞打黑展览，没入国库先期使用，对民企财富进行权力化转移，出现了许多的冤假错案。这个真相随著复查的进行，会慢慢暴露出来。
惠民，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一直在强调的执政理念，也是重庆现在很多人怀念前主政者、为其评功摆好的主要原因。从现有的不完全的重庆披露的信息看，一是高投入高负债，二是处理打黑资产，三是利用身份获得其他省区和中央企业和银行的投放，四是大投入搞市政形象工程，五是高压态势下的治安整治，六是虚假数据和评级，七是加大唱红正面宣传力度。这些措施中不能说没有出于政绩努力的正确做法，但随著重庆经济真相和财政数据的揭示，社会才会明白，重庆是真正的有发展后劲的经济成功，还是导致严重后遗症的形象工程。
重庆的做法很清楚地显示了，他们想回到单一公有制主体的社会，以打黑的司法手段进行第二次均贫富摧毁民营经济；经济运营回到计划经济政府操控的模式；在思想意识上回到对人的专制控制；在法制秩序上回到不需要法律而依靠强权人治的社会。如果重庆的做法推向全国，意识形态、民营经济、法治秩序都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邓小平说未来中国既要防止右更要防止左。这次阻击表明了高层现在的基本执政方针。因此，中国高层是清醒的，在历史关口坚持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坚决把重庆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拨乱反正。 近期图文： 前人的法西斯主义救国梦和今人的强国梦 他讲述几近淹没的真实的延安故事 自由派忧虑什么？极左派密谋什么？ 余英时教授称道汪精卫诗词达第一流水平 对待王立军，可贵的法律人的理性思考 反省“文革”或许刚刚认真开始 鱼与熊掌：访美国著名歌手辛纳特拉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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