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屬劉少奇專案組的絕密件中有兩份原稿，都寫的是給劉少奇定罪結論，一份由江青主持草擬，一份由周恩來主持草擬，計有四條。比較起來，周恩來給劉定的罪名，要重於江青給劉定的罪名。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關於劉少奇問題的決議，基本上是按周恩來親筆擬出的結論定調子
老高按：論對周恩來複雜內心和矛盾言行的揭示之翔實深刻，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無疑算是頭一份。以作者曾經擔任的職務，以其掌握材料的可靠程度，使此書成為研究周恩來的最權威著作。今後任何人要研究周恩來、“文革”和毛澤東，這本書都繞不過去。
高文謙開啟了研究周恩來的新局面。而近年來的一個新收穫，就是司馬清揚的一本將林彪與周恩來進行對比研究的大部頭新書《周恩來與林彪》（上下冊，明鏡出版社）。
《新史記》雜誌第7期選載了司馬清揚這本書中的若干章節，分成了幾篇：《周恩來：“老幹部保護神”形象的背後》，《周恩來爲何率先指控瞿秋白是“叛徒”》，《周恩來執掌的劉少奇與賀龍專案》，《造神文藝的總導演周恩來》。其中有幾篇已經在“明鏡歷史”上陸續刊載。下面轉載一篇。
周恩來執掌的劉少奇與賀龍專案
司馬清揚，《新史記》第7期
在劉少奇專案組請示報告上，周恩來批示“該殺”
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前的一天，周恩來在7月31日兩次找清華蒯大富談話。蒯大富回憶說：我現場給周總理提供的實際是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材料。蒯大富兩次同周恩來談話共6個小時。蒯大富的告狀，為毛澤東的大字報提供了炮彈，也成了毛整劉的利器，而穿針引線的則是周恩來。以後王光美和清華的所有糾葛都是由周恩來一手控制。包括王光美是否可以去做公開檢查和被清華師生批鬥。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戚本禹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這實際是把劉少奇定為敵我矛盾的一篇公告。戚本禹說，寫文章是毛澤東在1966年12月26日提出來的，題目是自己定的。文章寫出來之後先請毛主席看，主席看過第一稿就退回來討論。周總理主持中央碰頭會，一句一句念。因為文章較長，討論好幾次。
為了消除群眾對此的疑惑，周恩來在4月6日，4月14日，4月18日，連續向社會、群眾解釋為什麼要集中火力批判“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三次講話的主題基本一致，中心思想是：一個人犯了錯誤，如果不改，總是積少成多的。不會是一下子從犯錯誤那天起，就把他的錯誤定下性質。從劉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到說什麼剝削的功績是“永垂不朽”的，再到劉少奇不贊成農村搞合作社、“八大”報告，劉少奇的錯誤是逐步發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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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對一同經歷過戰火的劉少奇加以重罪罪名。
劉少奇專案組成立之後，所有關於劉少奇的罪證材料能否上報都是由劉少奇專案組組長周恩來決定的。沒有周恩來的同意這些材料根本上報不了。在所有中央領導人中，周恩來對劉少奇的歷史情況最為熟悉。
王年一說：送給毛澤東看的只有證明劉少奇有罪的“人證物證”，而證明劉少奇沒有罪的人證和物證卻沒有送給毛澤東看。對毛要打倒的人，周恩來總是可以遞上讓毛滿意的材料。在賀龍專案中，周恩來也是採取了如此做法。
李銳說：大約在1983年至1984年間，中組部奉命銷毀一大批檔案材料。在銷毀之前，中組部部長陳野萍讓我（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引者）看了一個原屬於劉少奇專案組的絕密件。這個絕密件中有兩份原稿，都寫的是給劉少奇定罪的結論，一份是由江青主持草擬的，一份是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由周恩來主持草擬的那份結論計有四條，是周恩來親筆寫下的。我認識他的字。比較起來，周恩來給劉少奇定的罪名，要重於江青給劉少奇定的罪名。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關於劉少奇問題的決議，基本上就是按周恩來所親筆擬出的那個結論來定調子的。
曾經是中央專案組成員的某位將軍的兒子則披露，周恩來的批示是“此人該殺”。金沖及後來亦承認：有此事，大意如此，個別字可能不同。意指“此人該殺”實為“劉賊該殺”。
1968年9月25日，周還親筆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陳伯達、康生、江青共同簽名上送的報告，把劉少奇所謂歷史上三次叛變的“罪行材料”送給毛澤東、林彪審閱。報告稱：“劉賊少奇是長期埋伏在黨內的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現在專案組所掌握的人證、物證和旁證材料足以證明劉賊是一個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份子。”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周恩來親自宣讀這份報告，以增加這報告的嚴肅性、真實性、可信性。
“林彪迫害劉少奇”？子虛烏有！
林彪在劉少奇一案上卻是無甚建樹。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做完檢討後，林說好，並站起來主動與其握手。隨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在午飯時間遇到林彪時，要求中央儘快對其有個組織結論。林彪當即答應並說此事是應該儘快處理。劉少奇被打倒之後，林彪說：劉少奇是黨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對劉少奇，實際是反黨、反革命。在劉少奇專案一事上，林彪的評語是：“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此話無異是告訴他人：林彪同劉少奇一案無大關聯。
 《周恩來與林彪》（上下冊，明鏡出版社）
“兩案”審理過程中，特別給林彪加上了一條蓄意迫害劉少奇的罪名，中共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起訴書中特別指出：“1966年8月劉少奇仍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的時候，林彪就指使葉群於8月11日、12日兩次找中國人民解放車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雷英夫，把林彪、葉群捏造的誣陷劉少奇的材料口授給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寫誣陷材料。8月13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寫的誣陷材料。8月14日，林彪在他的住處告訴雷英夫，用給林彪和毛澤東主席寫信的形式，附上誣陷材料，由他批轉毛澤東主席，並說‘這樣更政治化些’。當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寫的信和誣陷劉少奇的材料批送給江青‘酌轉’毛澤東主席。”這也是當局指控林彪參與迫害劉少奇的唯一證據。
而據雷英夫本人講，那個所謂“林彪指使雷誣陷劉少奇”一事根本就是子虛烏有，是“兩案”審理小組授意雷英夫如此交代承認，惟如此才能給林彪安上蓄意誣陷劉少奇的罪名。正由於這是出自“兩案”審理小組的授意，雷英夫日後不僅沒有被追究“誣陷罪”，反而屬於“為黨立新功”，而且可以按原級別享受離休待遇。
賀龍的倒台，實際上是軍內繼羅瑞卿倒台後又一次“軍內路線鬥爭”，是羅瑞卿事件的延續。羅瑞卿在“文革”前掌握了極大的權力，包括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解放軍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等職，位高權重。然而在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中，羅瑞卿由於與賀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關係密切，被毛澤東所打倒。在倒羅的過程中，實際上一些人的揭發已牽連到賀龍，但是因為林彪發話不許涉及賀龍，故無人再提及賀龍。林彪保賀龍過了關。羅瑞卿事件後，賀龍雖然還是軍委副主席，但是毛澤東實際上已將其投閒置散，不讓賀龍再管軍隊事宜，換上葉劍英出任軍委秘書長，楊成武出任代總參謀長，軍隊裡已經沒有賀龍什麼事了。賀龍經此一役所受打擊可想而知。
賀龍被整，老部下揭發是關鍵
歷史造成的原因，軍內兩大派系——紅一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之間的鬥爭或明或暗未曾終止。原林彪所屬的紅一方面軍在軍隊中占有優勢，總參、空軍、海軍以及各大軍區莫不如此，可是，紅二方面軍的人馬亦有相當的實力。“文革”初起時受各地造反奪權的影響，軍內也不平靜，1966年夏空軍、海軍的黨委會上的鬥爭，以及總參內部的鬥爭可見其端倪，而這些鬥爭中都可看到軍內兩大派系之間的較勁，而此時的賀龍卻未能審時度勢，反而輕易表態發話，授人以柄。
毛澤東在1966年8月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將黨內鬥爭矛頭直指劉少奇之際，毛澤東必須確保軍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換句話說就是要掌握在林彪的手中。賀龍在7月11日晚談及林彪時狠狠地說：“只要我不死，我就要同他林彪斗到底！我就不相信他這一套。他這個人為什麼不能反對，他能代表黨？反對他林彪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黨？就是反革命？他林彪就是想利用黨和毛主席的威信來嚇唬人，使別人不敢講話。”而對比軍隊中其他老帥，如葉劍英、劉伯承、陳毅、聶榮臻等人，他們對林彪卻是極為支持的，他們與賀龍的態度迥然相異。難道是這些老帥們沒有賀龍的階級覺悟高，沒有看透林彪的“反動本質”？顯然不是。賀龍沒有看明白的是，“文革”運動這場毛澤東對劉少奇展開的殊死鬥爭，是毛澤東認為的決定中國前途命運的生死決鬥，在這場運動中人人都要表態支持，否則就會被毛澤東所拋棄。賀龍不僅沒有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一邊，沒有堅決與劉少奇、鄧小平等劃清界限作鬥爭，反而陷入與林彪權力的爭奪當中，毛澤東怎麼放心軍中如此重量級人物的存在？在賀龍與林彪的矛盾中，毛澤東對林彪的支持是顯而易見的。賀龍實際上是軍內與林彪權力角逐中的失敗者。
 賀龍：我就要同他林彪斗到底！
林彪依據毛澤東的指示，小範圍內傳達了賀龍的問題。
1966年9月8日，軍委常委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召開，林彪、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出席，其他與會者還有肖華、楊成武、王新亭、劉志堅、邱會作等人。根據會議記錄：
主持會議的林彪說：“今天談談賀龍同志的問題。在主席那裡談過兩次，主席已看了空軍的材料，總參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只選看了一些綜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級幹部中打個招呼。主席已找賀龍同志談了，要他以後不要這樣搞，人家不滿意。賀龍同志說，有些是事實，有些不是事實。主席找我、劍英、陶鑄同志談，主席說賀同主席的關係不好。”
“我們元帥中間，除了彭德懷外，賀是最不好的一個。”
“過去早有苗頭了，因為不那樣緊急，所以拖著沒有談。我從沒有同主席談過。這次他搞到總參來了，利用外事局這樣小的一件事，要把楊成武同志搞掉。要打倒楊成武，換上許光達。”
“在空軍大鬧要搞掉吳法憲，就是他煽動的。打掉吳法憲，替成鈞開路。”
“空軍開會期間，賀那裡是地下司令部。”
“海軍他想扶蘇振華，搞掉王宏坤、李作鵬、張秀川。”
“材料很多了，總參、空軍、海軍、工程兵、政治學院、國防工辦、公安部、衛生部，到處發現他伸手奪權，……他同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關係很密切。”
“現在主席說要向高級幹部打一個招呼。”
據邱會作回憶，大約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軍兵種負責人被通知到京西賓館，由肖華、楊成武帶隊，乘車去葉劍英家看有關賀龍的材料。周恩來還曾特別交代肖華、楊成武，重點是看賀龍通敵的材料。葉劍英對軍隊幹部說：“主席對賀龍很不放心，不少人揭發了他的問題。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來看一看。總理剛才打電話來，特別強調要注意看投敵問題。”這些材料大都來自賀龍比較親信的部下的揭發材料，僅有一份是周恩來提供的一封信，此信是賀龍寫給其一位國民政府任職的舊交。
李作鵬對此事亦有回憶：1966年深秋的一天，軍委辦公廳通知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到京西賓館集合，然後楊成武、肖華帶隊到葉帥家。在葉帥家會議室內擺了不少揭發賀龍的材料。葉帥當時說：這次看賀龍材料是根據毛主席“在小範圍內打招呼”的指示而進行的，並要大家看材料。
雖然賀龍被邊緣化始於羅瑞卿被整，然而其最後被整，關鍵是其部下的揭發。據知情人透露，正是由於原紅二方面軍的人成鈞、廖漢生等人的揭發，為中央專案組提供了“重磅”材料，從而坐實了賀龍的“兵變陰謀”。邱會作回憶說：“賀龍是被認為和劉少奇搞到一起去了，再加上他最親信的部下有份量的揭發，才加重了他的‘罪行’。”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說：“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的揭發材料看來，他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
賀龍罪名的升級與周恩來有直接關係
賀龍罪名的升級與周恩來有直接關係。曾經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長的李仲公在中央專案組的要求下，交出了當時賀龍“通敵”的賀龍親筆信。整個過程是由周恩來親自處理的。李仲公將賀龍信託人送交周恩來後，很快就得到周的答覆，周辦公室來了一個人到李家，很客氣地說：“感謝仲老對革命的支持，仲老的信總理已收到，總理讓我們轉告希望仲老注意保重身體！”賀龍的信件日後成為賀龍投敵叛變的“鐵證”。
賀龍專案組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周的衛士長楊德中具體負責的。黃永勝回憶道：“彭德懷專案組、賀龍專案組，都是周恩來總負責。”“打倒賀龍，我正在北京，那時我還是廣州的司令。肖華來找我，說要帶我參加一個重要會議，我不想去，認為北京的事與我沒什麼太大關係。肖華說會議非常非常重要，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肖華一起去了西山，會議是元帥葉劍英主持的，講打倒賀龍的事，元帥劉伯承作了長篇發言，講賀龍是大軍閥、大土匪，講了好幾個小時。這就給賀龍定了調子。”據高文謙所述：“中央在9月13日正式批准了對賀龍的立案審查。而向中央報送的審查報告正是經過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親自動手作了修改，寫下了大段的批語。無論人們可以找出多少理由為周恩來辯護開脫，諸如賀龍平時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寫信揭發賀龍的‘歷史問題’，從背後捅了一刀，讓中央一時真假難辨，但周在賀龍後來被迫害至死的問題上，是無論如何也難辭其咎的。”
 賀龍罪名升級與一同領導南昌起義的周恩來有直接關係。
賀龍專案組林彪未參與無批示
賀龍最終過早離世，毛澤東要承擔第一位的責任。因為沒有毛澤東的點頭，任何人也打倒不了賀龍。可具體操作上，周恩來負有最大責任。有關賀龍的醫療問題，邱會作說：“賀龍是‘三副’以上人物，受審期間大事小事由周恩來管，按專案組規定，看病由公安醫院或北京軍區醫院負責。賀龍幾次去那兒看病，由周恩來的衛士長楊德中陪同，事後我才知道。賀龍的最後搶救是送往其它醫院的途中，臨時改送解放軍總醫院的，人到了已經快不行了。賀龍的死訊是周恩來用電話親自對我說的。當時消息封得很嚴，只有在京的幾名政治局委員知道。”
吳法憲回憶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據我所知，1967年1月，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告訴我，那天，毛主席決定對賀龍採取隔離措施，並要他親自去落實。他先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作了安排。然後，他把賀龍找到中南海，先是問賀龍：‘聽說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一支。’於是，他要賀龍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待賀龍交出手槍後，他便要警衛部隊把賀龍夫婦送到北京西郊的山區。從此，賀龍夫婦便失去了自由。1969年8月9日，飽受折磨的賀龍在北京301醫院逝世。”
周恩來對賀龍之死的直接責任是沒有管理好賀龍的醫療和生活，讓賀龍過早地去世了。這一點周恩來心裡是很清楚的，於是就有了1975年夏賀龍骨灰安放儀式上周恩來對賀龍遺孀薛明的一番話：“薛明啊，我來晚了……我沒有保護好他……”並對賀龍遺像七鞠躬，算是對賀龍的道歉和對家屬的安慰。周恩來這個堂而皇之的表面文章，以及官方對事件的種種掩蓋，長期以來迷惑了眾多無法窺知真情的平民百姓。
有關賀龍專案組的工作，林彪根本就沒有參與，也未見林彪對專案組直接發表過任何講話或下過指示。知情人說，在有關賀龍專案的所有材料上，林彪都無任何批示。這也解釋了在1980年審判的時候，官方並無出示任何文字材料來證明林彪有過任何“惡毒”的批示。
賀龍實際上是軍內與林彪權力角逐中的失敗者。賀龍發誓反對林彪僅僅兩個月後，毛澤東、周恩來就決定對賀龍立案審查了。在賀龍被整肅過程中，林彪雖有牽涉，但並非主謀，林彪附和了毛澤東的決策，並且傳達了毛澤東幾次講話，並且和賀龍交談的時候沒有談攏。林彪也沒有對賀龍事件主持公道，其過程與羅瑞卿倒台一事極為相似。若干年後輪到了林彪倒台，毛澤東、周恩來將過往的污水趁機全部潑到林彪身上。難怪有網友不平地說：“其實要知道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等人在賀龍的一案的真正態度和作用也不難，只要把他們在賀龍案卷上的批語公布出來就可以了，但這些東西似乎從來就是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這大概不會是為了掩蓋林彪的罪行吧！……林彪就是這樣，將這個政黨的一切醜惡擔當了個乾淨，某些作惡的人至今還是偉人、聖人。如此歷史，怎叫人不激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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