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介紹日本、分析日本人的文章多隔靴撓癢、連猜帶蒙，“莫須有”有之，“想當然”亦有之，基本上不僅無益，而且有害。三十多年來，有兩本關於日本的書對我有“啟蒙”之功：美國女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菊與刀》，旅日女記者夏冰《日本人如何面對中國》
老高按：中國人最關注的亞洲國家，非日本莫屬。但日本，即使不算中國人最不了解的國家，也是最不了解的國家之一。80年代中期，中日關係處於二戰之後的“蜜月期”，那時我恰在青年機關工作，參與接待三千日本青年訪華（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胡耀邦和王震等人的思路，是着眼青年，為未來世紀的中日合作關係鋪路），隨後又作為回訪活動的組成部分，到日本走了一遭。雖然是走馬觀花，也明知接待的東道主無疑會儘量展現光明一面，但所見所聞，給我震動不小，深感日本既是中國未來崛起的一個強勁的對手，也是中國未來轉型的一個成功的典範——既是對手，又是老師，讓我不由自主想起一個多世紀前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所說的那句話：要“師夷長技以制夷”！
中國人介紹日本、分析日本人的文章我讀過若干，深感多是隔靴撓癢、連猜帶蒙，“莫須有”有之，“想當然”亦有之，基本上看了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完全與中國古代智者所說的“知己知彼”取勝之道相悖。
三十多年來，我覺得有兩本關於日本的書，對我有“啟蒙”之功，一本是美國女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與刀》。這是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受美國政府委託，為解決盟軍是否應該占領日本以及美國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的問題，根據文化類型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對即將戰敗的日本進行研究所得出的綜合報告，1946年該報告被作者整理成書出版，遂成此書。這本書影響極大，直接影響了戰後美國對日本的政策，而這一政策被歷史證明獲得極大成功。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此書中譯本無其數，網上也早就被多家網站全文刊登。
另一本是我來美國之後讀到的，是當時《亞洲周刊》駐日本的女記者夏冰（無獨有偶，居然又是一位女性的成果！）對日本財經、政治、文化等各界人士的專訪，結集為《日本人如何面對中國》，由明鏡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影響不大，我相信已經絕版。我曾在出版前讀過書稿，為之寫過一文，忘了後來是作為該書的導讀收入書上了，還是作為書評另外發表了。
這兩本書，我覺得共同的優點都是：儘量撇開政治因素做客觀地剖析。我聯想到，昨天我轉載了旅居香港的學者馮學榮的兩篇短文，從跟帖來看，引起很多抨擊。這早在我意料之中，馮學榮自己也遇到這種情況，他寫道：
前天我發了《再談日本為什麼侵華》一文，被中國幾大門戶網站同時推薦到首頁，因而，我遭到了鋪天蓋地的謾罵。其實，我在文中已經說了：“由於篇幅所限，語焉不詳，在所難免，具體的史料引證和論述，可參我的新書《日本為什麼侵華：從甲午戰爭到七七事變》”，可是，許多網民根本沒有去讀我的書，就開始放嘴罵娘，其中的一個網民，還揚言要殺了我。
面對這一切，我面不改色，為什麼呢？因為我所說的，都是事實。
對在我的博客上跟帖抨擊者，我除了感謝其光臨留言，竟然“理屈詞窮”“無言以對”，就用馮學榮的一段話作答吧：
史實很難入耳。但它是史實。然而對中國人而言，這確實是個難題：直面它，有點不習慣，畢竟有些歷史的假象已經深入民心；迴避它、對它視而不見，自欺欺人吧，好象又有點彆扭。
今天我推薦基辛格書中分析日本的一個章節。基辛格長袖善舞，與中共幾代領導人打得火熱，為許多人詬病。但此公確實眼光很“毒”，不是光靠“忽悠”能在美國學術界混這麼多年的。節選的他這篇文章，對我進一步全面了解日本頗有啟發，希望各位也能有同感。
基辛格：世界秩序中的日本力量
轉載自愛思想網，原載基辛格：《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8月版
在亞洲歷史上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實體當中，日本最早、最果斷地對西方的進擊做出了反應。日本是群島國家，與亞洲大陸最近的距離也有大約100英里，所以它長期以來一直孤處一隅，孕育了自己特有的傳統和文化。它的民族和語言高度單一，它的官方意識形態強調日本人是神的後裔，結果日本人自覺與眾不同的意識變為了近乎宗教般的狂熱，而這種意識也使日本能夠非常靈活地調整政策以適應它認定的國家戰略需要。在僅僅一個世紀的時間內，日本從完全閉關鎖國轉變為廣泛學習借鑑西方國家最現代化的做法（向德國學習軍事，向英國學習議會制度和海軍事務）；從悍然企圖建立帝國轉變為奉行和平主義，並在此基礎上重新崛起為新型大國；從封建主義轉變為類似西方專制主義的政體，繼而接受了民主制度；從一個世界秩序轉到另一個世界秩序（先是西方，然後是亞洲，最後是全球秩序）。在此過程中，它自始至終堅信它的民族使命絕不會因採納其他社會的技術和制度而淡化，而只會因對外部世界的成功適應而得到加強。
幾個世紀以來，處於中華世界邊緣的日本吸納了中華宗教和文化的大量內容。但日本與中華文化圈中的大多數社會不同，它把借來的東西變為了自己的，且從未因師從中國而認為對中國有稱臣的義務。日本這種頑固的態度有時使中國的朝廷為之愕然。向中國進貢是對中國皇帝表示臣服，象徵着服從中國確立的世界秩序。亞洲其他國家接受這一進貢制度的前提和規矩，將它們與中國的貿易稱為“進貢”，以此得到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它們（至少對中國朝廷表示）尊重儒家關於國際秩序的觀念，將國際秩序視為家族式的等級制，中國就是這個家族的家長。日本和中國一衣帶水，對儒家的理論熟稔於心，總的來說也默認中國式的世界秩序是地區的現實。日本遣往中國尋求貿易或文化交流的使團謹守禮儀規矩，使中國的官員以為日本希望成為以中國為首的等級制中的一員。然而在亞洲，禮儀上的細微之處，如提到某個統治者時用的稱呼、官方信函的模式，或正式文件上所使用的日曆，都表現了一國在等級制中所處的位置。而日本一直不肯在以中國為中心的進貢制度中正式明確自己的地位。它遊走於中國等級分明的世界秩序的邊緣，偶爾堅持自己與中國平起平坐，有時甚至表示自己比中國更優越。
位於日本社會最高層，也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頂峰的是日本天皇。天皇和中國的皇帝一樣，是天子，負責人和神之間的溝通。日本在給中國朝廷的外交行文中一貫使用這一稱號，等於直接挑戰中國人把中國的皇帝作為人類社會等級唯一頂點的世界秩序。除了日本天皇的地位（它象徵的無所不包的權力超越了歐洲任何一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所能想象的範圍）以外，日本的傳統政治思想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認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接後裔，天照大神生了第一位天皇，並賦予他的後代永遠統治的權力。據14世紀的《神皇正統記》記載：
日本乃神之國。天神為它奠基，千秋萬代以天照大神之子孫為君。唯日本為此，外土均無。故此稱為神之國。
日本孤懸海外，因而可以自主決定是否參加國際事務。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裡，它一直處身於亞洲事務的外圍，在歷次內戰中發展起自己的一套軍事慣例，並且自主酌情決定是否允許外國貿易和文化進入日本。16世紀末，日本企圖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對於它突然採取的行動和表現出來的巨大野心，鄰國起初不以為意，認為它是在白日做夢。結果，亞洲發生了一場重大軍事衝突，令人至今難忘，且仍會引起激烈的爭論。如果能汲取這個教訓，美國在20世紀朝鮮戰爭中的行為也許就會完全不同。
1590年，豐臣秀吉打敗對手，統一了日本，結束了一個多世紀的內戰，接着宣布了他更為宏大的願景：他要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開入朝鮮半島，征服中國，使全世界臣服於日本腳下。他寫信給朝鮮國王，宣布他準備“踏上大明王朝的國土，迫使那裡的人民採用我們的習慣和風俗”，並請求朝鮮國王的幫助。朝鮮國王拒絕了他的要求，並警告他打消此一念頭（朝鮮王提到“中國與本朝密不可分的關係”和“侵犯他國為文人智者所不齒”的儒家理念），於是豐臣秀吉派16萬大軍和約700艘戰船發動了對朝鮮的侵略。強大的日本軍隊開始時輕鬆地突破了朝鮮軍隊的第一線防守，迅速沿半島北上。但後來速度慢了下來，因為朝鮮的水軍大將李舜臣組織起了頑強的海上抵抗行動，騷擾豐臣秀吉的供給線，把侵略軍引到沿海地帶作戰。當日本軍隊接近半島狹窄的北部咽喉要地附近的平壤（現為朝鮮的首都）時，中國出兵相援，因為它不肯坐視其附屬國被滅。人數約為4萬～10萬的中國軍隊跨過鴨綠江，把日本軍隊趕到了漢城。5年毫無結果的談判和慘烈的戰鬥之後，豐臣秀吉一命歸西，侵略軍撤回，秩序復原。聲稱歷史從來不會重演的人應該仔細想一想，中國對豐臣秀吉侵略的抵抗和400年後美國在朝鮮戰爭中的遭遇驚人的相似。
這次對外擴張失敗後，日本改弦更張，日益與世隔絕。在持續了兩個多世紀的“鎖國”政策下，日本拒絕參加任何世界秩序，只和朝鮮保持着在嚴格外交平等條件下的全面的國與國關係。中國商人可以在指定的地方做生意，儘管日本和中國沒有正式的關係，因為找不到可以滿足雙方虛榮心的禮賓程序。和歐洲國家的貿易嚴格限制在沿海的幾個城市。到1673年，除了荷蘭人以外，所有歐洲人都被驅逐，剩下的荷蘭人則被圈禁在長崎港外的一個人工島上。到1825年，日本對西方海上強國的懷疑增大，掌權的軍事當局頒布了一項“不惜代價驅逐外國人的命令”，宣布要無條件地驅逐任何接近日本海岸的外國船隻，必要時不惜動用武力。
然而，這一切只是又一個巨大變化的前奏，這次變化使日本最終一躍進入長達兩個世紀基本上由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成為遵守威斯特伐利亞原則的現代大國。觸發這個變化的決定性事件發生在1853年。四艘美國軍艦從弗吉尼亞州的諾福克起程遠航，艦隊駛入東京灣，有意公然藐視日本頒布的驅逐外國人的法令。指揮官馬修·佩里准將帶來了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寫給日本天皇的信，他堅持要到日本首都直接把信交給朝廷的代表（這違背了兩個世紀以來的日本法律和外交禮儀）。日本和中國一樣，把對外貿易視為等而下之，看到美國總統的來信後不可能不憂心忡忡，信中告訴天皇（菲爾莫爾稱之為“偉大的好朋友”），美國人民“認為陛下只需改變古法，讓兩國自由貿易，兩國人民即均可大受裨益”。菲爾莫爾給事實上的最後通牒披上了一層外衣，提出了一個典型美國式的務實提議，建議日本暫且試着放鬆此前不容更改的排外法律：
若陛下對完全廢除禁止外貿的古老法律尚有疑慮，可暫時以5年或10年作為試行期。若效果不彰，即可恢復古法。美國經常把與外國簽署的條約限於幾年之內，然後再權衡利弊決定是否延長。
日方看到信後，意識到這是對日本的政治和國際秩序觀念的挑戰。然而，幾個世紀以來，日本的經歷讓其深知人的努力短暫無常，因此其應對方式既表現出這個社會一貫的沉着鎮靜，同時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質。看到佩里的火力為日本所望塵莫及（日本的大炮和火器兩個世紀內毫無進步，而佩里的軍艦配備的卻是最先進的艦炮，可以發射裝火藥的炮彈。他指揮着軍艦在日本沿岸耀武揚威的時候就下令發射了炮彈），日本領導人心知肚明，直接對抗“黑船”絕無勝算。他們靠社會的凝聚力承受了那次打擊，也要靠這種凝聚力維持獨立。他們回復了一封禮貌婉轉的信函，說雖然美國想要的改變“為我帝國曆朝法律所明文禁止”，然而，“若繼續堅持古法，似與時代精神不合”。日本的代表承認“事出迫不得已”，告訴佩里，日本願意滿足幾乎美國的所有要求，包括建造一座新港，以停泊美國的船隻。
面對西方的挑戰，日本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與中國在1793年接待了英國特使後（此事將在下一章討論）得出的結論完全相反。中國再次表現出對外來者一貫的淡然，同時刻意宣揚中國特有的美德，堅信它人口眾多、幅員遼闊、文化先進，最終會使天下歸心。日本則注重細節，在敏銳地分析了物質和心理力量均勢後，開始加入以西方的主權、自由貿易、國際法、技術和軍力這些概念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不過它這樣做是為了擺脫外國統治。1868年，一個新派別在日本掌權，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他們宣布，達到此一目的的手法是掌握夷人的思想和技術，作為平等的成員加入威斯特伐利亞世界秩序。明治天皇在他登基的加冕禮上宣讀了由貴族簽字的誓詞，承諾要推行全面改革，包括鼓勵社會各階層踴躍參加。誓詞宣布在各府各藩成立議事大會，保證遵守合法程序，並承諾實現民眾的願望。它依靠的是國民的同心同德，這是日本社會的一個主要力量，可能也是它最突出的特徵：
1，此誓，廣增國富，制定憲法。
2，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
3，上下一心，大展經綸。
4，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於庶民，須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5，破歷來之陋習，立基於天地之公道。
6，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
自那以後，日本開始有計劃、系統地修建鐵路，建設現代工業、出口導向型經濟和現代軍隊。面對這些變化，日本靠文化和社會的獨特性維持了其特質。
短短幾十年內，日本的宏大變革就使它躍居世界強國之列。1886年，中國水手和長崎的警察發生了一場鬥毆，中國當即派遣一艘德國製造的現代軍艦駛往日本，強迫日本儘快解決爭端。到了19世紀90年代，日本通過大量建造軍艦和加緊訓練水兵占據了優勢。日本和中國一直在爭奪對朝鮮的影響力，這種角力在1894年爆發為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日本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戰後媾和的條件包括結束中國對朝鮮的宗主權（結果導致了日本和俄國的競爭）和中國割讓台灣給日本做殖民地。
日本的大力改革很快迫使西方列強放棄了它們首先在中國使用的“治外法權”，即西方國家在日本按照自己的法律而不是日本的法律來審判自己公民的“權利”。英國這個西方最大的強國在一項里程碑式的貿易協定中，同意英國在日本的子民必須遵守日本的管轄權。1902年，與英國簽訂的這項條約變成了軍事聯盟。這是一個亞洲國家和一個西方強國訂立的第一個正式軍事聯盟。英國建此聯盟是為了抗衡俄國對印度的壓力。日本結盟的目的則是要打敗俄國統治朝鮮和滿洲的野心，確立自己在那些地區的行動自由，以俟後圖。兩年後，日本一舉震驚世界，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俄羅斯帝國。這是現代西方國家第一次敗於亞洲國家之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加入了協約國一方，攫取了德國在中國和南太平洋的基地。
日本作為近代第一個非西方的強國“成功了”，那些此前建立並影響了國際秩序的列強在軍事上、經濟上和外交上都接受日本為與它們平起平坐的一員。但這裡有一點重要的分別：在日本一方，與西方列強結盟不是因為日本與它們有着共同的戰略目標，而是為了把它的歐洲盟國趕出亞洲。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疲敝，日本領導人認為機會來了。戰爭和金融危機導致天下大亂，美國又奉行孤立主義，日本正好可以趁此機會擴張帝國，進而建立在亞洲的霸權。日本帝國主義在1931年從中國手中奪取了滿洲，把它變為日本的衛星國，扶植退位的中國皇帝做傀儡。1937年，日本向中國宣戰，要征服更多的中國領土。它喊出“亞洲新秩序”的口號，後來又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企圖建立自己的反威斯特伐利亞的勢力範圍，設想建立“一個由日本人領導、沒有西方國家的亞洲國家集團”。它按等級排座次，“以使所有國家都在世界上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在這個新秩序中，其他亞洲國家的主權都歸到日本某種形式的監護之下。
現有國際秩序的成員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疲憊不堪，同時也擔憂歐洲不斷加重的危機，對日本的行動無暇應對。只有一個西方國家阻擋着日本計劃的實現，那就是不到一個世紀前強迫日本打開國門的美國。歷史如同一場輪迴，日美兩國戰爭的第一批炸彈是日本於1941年偷襲珍珠港時投擲在美國領土上的。美國在太平洋的對日作戰中，最終向日本投擲了兩顆原子彈（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實際使用核武器），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
二戰慘敗後，日本採用的辦法與它對佩里准將的回應相類似，它依靠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表現出了頑強的韌性，而日本民族精神的基礎就是日本特有的民族文化。為重整國家，戰後日本的領導人（幾乎都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從過政）把日本投降描述為對美國優先重視的問題的適應。的確，日本憑藉美國占領者的權威，比僅靠一己之力更快更好地實現了現代化。它宣布放棄把戰爭作為國家政策的工具，宣布堅持憲政民主的原則，並作為美國的盟友再次加入到國際體系中，儘管這次比較低調，重點顯然是經濟復甦，而非參與大戰略的實施。近70年來，日本這個新導向構成了亞洲穩定和全球和平與繁榮的重要基石。
日本戰後的姿態經常被描述為一種新的和平主義，而實情卻複雜得多。首先它反映出日本對美國統治地位的默認，以及對戰略形勢和日本生存及長期成功的必要條件的審慎評估。作為戰敗的必然結果，日本的戰後統治階級接受了由美國占領當局起草的嚴禁日本採取軍事行動的憲法。他們堅稱完全支持憲法的自由民主方向，還宣布支持西方國家信奉的民主和國際社會的原則。
與此同時，日本領導人把日本獨特的“非軍事”地位變為實現國家長期戰略目標的手段。他們把戰後秩序中和平主義的內容，從禁止軍事行動轉變為集中全力執行國家戰略的其他關鍵內容，包括重振經濟。他們請求美國繼續在日本大量駐軍，通過簽署共同安全條約來保障自己的國防安全，藉此來威懾潛在的敵國（包括在太平洋擴張勢力的蘇聯）不要把日本當作其戰略行動的目標。日本在冷戰期間建立了日美關係的框架後，即着手通過發展日本獨立的軍事能力來加強國力。
日本戰後發展的第一階段使日本的戰略導向擺脫了冷戰的競爭，把重點集中於大力促進經濟發展上。日本在法律上加入了發達國家的民主陣營，但它以國家的和平主義導向和世界大同的理想為由，置身於當時的意識形態鬥爭之外。這一巧妙的戰略使日本經濟在戰後時期得以全面增長，只有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的景象可與這一時期媲美。在被戰火摧毀20年後，日本重新成為世界級的經濟強國。很快，日本“奇蹟”被說成是對美國經濟龍頭老大地位的潛在挑戰，雖然在20世紀最後一個10年間，日本經濟走勢開始趨緩。
造成日本驚人變化的社會凝聚力和民族奉獻精神在應付當今的挑戰時再次顯現出來。2011年，日本東北部發生的大地震引發了海嘯，造成了一場核危機。據世界銀行估計，那是世界歷史上損失最大的自然災害。在那場災害中，日本公眾憑藉社會凝聚力表現出了驚人的全國上下團結一心、互相幫助的精神。面對金融危機和人口的挑戰，日本人進行深刻的內省，在有些方面採取大膽的措施。在應對每一個困難的時候，日本都表現出一如既往的信心，相信無論經過多少滄桑巨變，它的民族精髓和文化傳統都堅如磐石、永世長存。
面對力量均勢的重大變化，日本政府必然會重新調整對外政策。安倍晉三首相恢復了強有力的國家領導，加強了日本政府根據評估分析採取實際行動的能力。2013年12月，日本政府發表的一份白皮書得出的結論說，“隨着日本的安全環境日益嚴峻……日本必須根據國際合作原則更加積極主動地做出努力”，包括加強對威脅進行“威懾”、必要時予以“擊敗”的能力。縱觀亞洲不斷變化的形勢，日本越來越明確地表示希望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希望擁有自己的軍隊，並推行積極結盟政策。對亞洲地區秩序來說，重要的是“正常”該如何定義。
在又一個歷史關鍵時刻，日本正着手重新確立它在國際秩序中更廣泛的作用。此舉勢必在亞洲以及亞洲以外的地區產生深遠的影響。在尋找自己的新角色時，日本將再次仔細、冷靜、不動聲色地評估各國物質和心理力量的對比，充分考慮中國的崛起和朝鮮半島事態的發展，以及這一切對日本安全的影響。它將審視與美國盟國關係的得失，以及這一同盟關係為推動雙方廣泛的共同利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也將考慮美國從三場軍事衝突中抽身退步的事實。日本的分析將着眼於三個選項：繼續依賴與美國的盟國關係，適應中國的崛起，採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三個選項中日本最終會選哪一個，抑或會把三者相結合，取決於日本對全球力量均勢的估計，而不是美國向它做出的形式上的保證，也取決於日本對事態發展的基本趨勢的看法。如果日本看到它所在的地區或全世界正在出現新的力量布局，它就會根據自己對現實的判斷，而非傳統的同盟關係，設法加強自己的安全。因此，日本政府如何抉擇要看它認為美國的亞洲政策可信度有多高，以及它對總體力量平衡的評估。其中關鍵的因素不僅是日本的分析，還有美國外交政策的長期走向。
亨利·基辛格，哈佛大學教授，美國前國務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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