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介绍日本、分析日本人的文章多隔靴挠痒、连猜带蒙，“莫须有”有之，“想当然”亦有之，基本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三十多年来，有两本关于日本的书对我有“启蒙”之功：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旅日女记者夏冰《日本人如何面对中国》
老高按：中国人最关注的亚洲国家，非日本莫属。但日本，即使不算中国人最不了解的国家，也是最不了解的国家之一。80年代中期，中日关系处于二战之后的“蜜月期”，那时我恰在青年机关工作，参与接待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和王震等人的思路，是着眼青年，为未来世纪的中日合作关系铺路），随后又作为回访活动的组成部分，到日本走了一遭。虽然是走马观花，也明知接待的东道主无疑会尽量展现光明一面，但所见所闻，给我震动不小，深感日本既是中国未来崛起的一个强劲的对手，也是中国未来转型的一个成功的典范——既是对手，又是老师，让我不由自主想起一个多世纪前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说的那句话：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中国人介绍日本、分析日本人的文章我读过若干，深感多是隔靴挠痒、连猜带蒙，“莫须有”有之，“想当然”亦有之，基本上看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完全与中国古代智者所说的“知己知彼”取胜之道相悖。
三十多年来，我觉得有两本关于日本的书，对我有“启蒙”之功，一本是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这是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受美国政府委托，为解决盟军是否应该占领日本以及美国应该如何管理日本的问题，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对即将战败的日本进行研究所得出的综合报告，1946年该报告被作者整理成书出版，遂成此书。这本书影响极大，直接影响了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政策，而这一政策被历史证明获得极大成功。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此书中译本无其数，网上也早就被多家网站全文刊登。
另一本是我来美国之后读到的，是当时《亚洲周刊》驻日本的女记者夏冰（无独有偶，居然又是一位女性的成果！）对日本财经、政治、文化等各界人士的专访，结集为《日本人如何面对中国》，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影响不大，我相信已经绝版。我曾在出版前读过书稿，为之写过一文，忘了后来是作为该书的导读收入书上了，还是作为书评另外发表了。
这两本书，我觉得共同的优点都是：尽量撇开政治因素做客观地剖析。我联想到，昨天我转载了旅居香港的学者冯学荣的两篇短文，从跟帖来看，引起很多抨击。这早在我意料之中，冯学荣自己也遇到这种情况，他写道：
前天我发了《再谈日本为什么侵华》一文，被中国几大门户网站同时推荐到首页，因而，我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其实，我在文中已经说了：“由于篇幅所限，语焉不详，在所难免，具体的史料引证和论述，可参我的新书《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可是，许多网民根本没有去读我的书，就开始放嘴骂娘，其中的一个网民，还扬言要杀了我。
面对这一切，我面不改色，为什么呢？因为我所说的，都是事实。
对在我的博客上跟帖抨击者，我除了感谢其光临留言，竟然“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就用冯学荣的一段话作答吧：
史实很难入耳。但它是史实。然而对中国人而言，这确实是个难题：直面它，有点不习惯，毕竟有些历史的假象已经深入民心；回避它、对它视而不见，自欺欺人吧，好象又有点别扭。
今天我推荐基辛格书中分析日本的一个章节。基辛格长袖善舞，与中共几代领导人打得火热，为许多人诟病。但此公确实眼光很“毒”，不是光靠“忽悠”能在美国学术界混这么多年的。节选的他这篇文章，对我进一步全面了解日本颇有启发，希望各位也能有同感。
基辛格：世界秩序中的日本力量
转载自爱思想网，原载基辛格：《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8月版
在亚洲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当中，日本最早、最果断地对西方的进击做出了反应。日本是群岛国家，与亚洲大陆最近的距离也有大约100英里，所以它长期以来一直孤处一隅，孕育了自己特有的传统和文化。它的民族和语言高度单一，它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日本人是神的后裔，结果日本人自觉与众不同的意识变为了近乎宗教般的狂热，而这种意识也使日本能够非常灵活地调整政策以适应它认定的国家战略需要。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从完全闭关锁国转变为广泛学习借鉴西方国家最现代化的做法（向德国学习军事，向英国学习议会制度和海军事务）；从悍然企图建立帝国转变为奉行和平主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崛起为新型大国；从封建主义转变为类似西方专制主义的政体，继而接受了民主制度；从一个世界秩序转到另一个世界秩序（先是西方，然后是亚洲，最后是全球秩序）。在此过程中，它自始至终坚信它的民族使命绝不会因采纳其他社会的技术和制度而淡化，而只会因对外部世界的成功适应而得到加强。
几个世纪以来，处于中华世界边缘的日本吸纳了中华宗教和文化的大量内容。但日本与中华文化圈中的大多数社会不同，它把借来的东西变为了自己的，且从未因师从中国而认为对中国有称臣的义务。日本这种顽固的态度有时使中国的朝廷为之愕然。向中国进贡是对中国皇帝表示臣服，象征着服从中国确立的世界秩序。亚洲其他国家接受这一进贡制度的前提和规矩，将它们与中国的贸易称为“进贡”，以此得到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它们（至少对中国朝廷表示）尊重儒家关于国际秩序的观念，将国际秩序视为家族式的等级制，中国就是这个家族的家长。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对儒家的理论熟稔于心，总的来说也默认中国式的世界秩序是地区的现实。日本遣往中国寻求贸易或文化交流的使团谨守礼仪规矩，使中国的官员以为日本希望成为以中国为首的等级制中的一员。然而在亚洲，礼仪上的细微之处，如提到某个统治者时用的称呼、官方信函的模式，或正式文件上所使用的日历，都表现了一国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而日本一直不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进贡制度中正式明确自己的地位。它游走于中国等级分明的世界秩序的边缘，偶尔坚持自己与中国平起平坐，有时甚至表示自己比中国更优越。
位于日本社会最高层，也是日本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顶峰的是日本天皇。天皇和中国的皇帝一样，是天子，负责人和神之间的沟通。日本在给中国朝廷的外交行文中一贯使用这一称号，等于直接挑战中国人把中国的皇帝作为人类社会等级唯一顶点的世界秩序。除了日本天皇的地位（它象征的无所不包的权力超越了欧洲任何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能想象的范围）以外，日本的传统政治思想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认为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天照大神生了第一位天皇，并赋予他的后代永远统治的权力。据14世纪的《神皇正统记》记载：
日本乃神之国。天神为它奠基，千秋万代以天照大神之子孙为君。唯日本为此，外土均无。故此称为神之国。
日本孤悬海外，因而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加国际事务。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处身于亚洲事务的外围，在历次内战中发展起自己的一套军事惯例，并且自主酌情决定是否允许外国贸易和文化进入日本。16世纪末，日本企图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对于它突然采取的行动和表现出来的巨大野心，邻国起初不以为意，认为它是在白日做梦。结果，亚洲发生了一场重大军事冲突，令人至今难忘，且仍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如果能汲取这个教训，美国在20世纪朝鲜战争中的行为也许就会完全不同。
1590年，丰臣秀吉打败对手，统一了日本，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的内战，接着宣布了他更为宏大的愿景：他要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开入朝鲜半岛，征服中国，使全世界臣服于日本脚下。他写信给朝鲜国王，宣布他准备“踏上大明王朝的国土，迫使那里的人民采用我们的习惯和风俗”，并请求朝鲜国王的帮助。朝鲜国王拒绝了他的要求，并警告他打消此一念头（朝鲜王提到“中国与本朝密不可分的关系”和“侵犯他国为文人智者所不齿”的儒家理念），于是丰臣秀吉派16万大军和约700艘战船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强大的日本军队开始时轻松地突破了朝鲜军队的第一线防守，迅速沿半岛北上。但后来速度慢了下来，因为朝鲜的水军大将李舜臣组织起了顽强的海上抵抗行动，骚扰丰臣秀吉的供给线，把侵略军引到沿海地带作战。当日本军队接近半岛狭窄的北部咽喉要地附近的平壤（现为朝鲜的首都）时，中国出兵相援，因为它不肯坐视其附属国被灭。人数约为4万～10万的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把日本军队赶到了汉城。5年毫无结果的谈判和惨烈的战斗之后，丰臣秀吉一命归西，侵略军撤回，秩序复原。声称历史从来不会重演的人应该仔细想一想，中国对丰臣秀吉侵略的抵抗和400年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遭遇惊人的相似。
这次对外扩张失败后，日本改弦更张，日益与世隔绝。在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锁国”政策下，日本拒绝参加任何世界秩序，只和朝鲜保持着在严格外交平等条件下的全面的国与国关系。中国商人可以在指定的地方做生意，尽管日本和中国没有正式的关系，因为找不到可以满足双方虚荣心的礼宾程序。和欧洲国家的贸易严格限制在沿海的几个城市。到1673年，除了荷兰人以外，所有欧洲人都被驱逐，剩下的荷兰人则被圈禁在长崎港外的一个人工岛上。到1825年，日本对西方海上强国的怀疑增大，掌权的军事当局颁布了一项“不惜代价驱逐外国人的命令”，宣布要无条件地驱逐任何接近日本海岸的外国船只，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然而，这一切只是又一个巨大变化的前奏，这次变化使日本最终一跃进入长达两个世纪基本上由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成为遵守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现代大国。触发这个变化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1853年。四艘美国军舰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起程远航，舰队驶入东京湾，有意公然藐视日本颁布的驱逐外国人的法令。指挥官马修·佩里准将带来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他坚持要到日本首都直接把信交给朝廷的代表（这违背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日本法律和外交礼仪）。日本和中国一样，把对外贸易视为等而下之，看到美国总统的来信后不可能不忧心忡忡，信中告诉天皇（菲尔莫尔称之为“伟大的好朋友”），美国人民“认为陛下只需改变古法，让两国自由贸易，两国人民即均可大受裨益”。菲尔莫尔给事实上的最后通牒披上了一层外衣，提出了一个典型美国式的务实提议，建议日本暂且试着放松此前不容更改的排外法律：
若陛下对完全废除禁止外贸的古老法律尚有疑虑，可暂时以5年或10年作为试行期。若效果不彰，即可恢复古法。美国经常把与外国签署的条约限于几年之内，然后再权衡利弊决定是否延长。
日方看到信后，意识到这是对日本的政治和国际秩序观念的挑战。然而，几个世纪以来，日本的经历让其深知人的努力短暂无常，因此其应对方式既表现出这个社会一贯的沉着镇静，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的特质。看到佩里的火力为日本所望尘莫及（日本的大炮和火器两个世纪内毫无进步，而佩里的军舰配备的却是最先进的舰炮，可以发射装火药的炮弹。他指挥着军舰在日本沿岸耀武扬威的时候就下令发射了炮弹），日本领导人心知肚明，直接对抗“黑船”绝无胜算。他们靠社会的凝聚力承受了那次打击，也要靠这种凝聚力维持独立。他们回复了一封礼貌婉转的信函，说虽然美国想要的改变“为我帝国历朝法律所明文禁止”，然而，“若继续坚持古法，似与时代精神不合”。日本的代表承认“事出迫不得已”，告诉佩里，日本愿意满足几乎美国的所有要求，包括建造一座新港，以停泊美国的船只。
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与中国在1793年接待了英国特使后（此事将在下一章讨论）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中国再次表现出对外来者一贯的淡然，同时刻意宣扬中国特有的美德，坚信它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文化先进，最终会使天下归心。日本则注重细节，在敏锐地分析了物质和心理力量均势后，开始加入以西方的主权、自由贸易、国际法、技术和军力这些概念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不过它这样做是为了摆脱外国统治。1868年，一个新派别在日本掌权，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他们宣布，达到此一目的的手法是掌握夷人的思想和技术，作为平等的成员加入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明治天皇在他登基的加冕礼上宣读了由贵族签字的誓词，承诺要推行全面改革，包括鼓励社会各阶层踊跃参加。誓词宣布在各府各藩成立议事大会，保证遵守合法程序，并承诺实现民众的愿望。它依靠的是国民的同心同德，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主要力量，可能也是它最突出的特征：
1，此誓，广增国富，制定宪法。
2，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3，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4，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5，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6，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自那以后，日本开始有计划、系统地修建铁路，建设现代工业、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现代军队。面对这些变化，日本靠文化和社会的独特性维持了其特质。
短短几十年内，日本的宏大变革就使它跃居世界强国之列。1886年，中国水手和长崎的警察发生了一场斗殴，中国当即派遣一艘德国制造的现代军舰驶往日本，强迫日本尽快解决争端。到了19世纪90年代，日本通过大量建造军舰和加紧训练水兵占据了优势。日本和中国一直在争夺对朝鲜的影响力，这种角力在1894年爆发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后媾和的条件包括结束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结果导致了日本和俄国的竞争）和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做殖民地。
日本的大力改革很快迫使西方列强放弃了它们首先在中国使用的“治外法权”，即西方国家在日本按照自己的法律而不是日本的法律来审判自己公民的“权利”。英国这个西方最大的强国在一项里程碑式的贸易协定中，同意英国在日本的子民必须遵守日本的管辖权。1902年，与英国签订的这项条约变成了军事联盟。这是一个亚洲国家和一个西方强国订立的第一个正式军事联盟。英国建此联盟是为了抗衡俄国对印度的压力。日本结盟的目的则是要打败俄国统治朝鲜和满洲的野心，确立自己在那些地区的行动自由，以俟后图。两年后，日本一举震惊世界，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罗斯帝国。这是现代西方国家第一次败于亚洲国家之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加入了协约国一方，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基地。
日本作为近代第一个非西方的强国“成功了”，那些此前建立并影响了国际秩序的列强在军事上、经济上和外交上都接受日本为与它们平起平坐的一员。但这里有一点重要的分别：在日本一方，与西方列强结盟不是因为日本与它们有着共同的战略目标，而是为了把它的欧洲盟国赶出亚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疲敝，日本领导人认为机会来了。战争和金融危机导致天下大乱，美国又奉行孤立主义，日本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扩张帝国，进而建立在亚洲的霸权。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年从中国手中夺取了满洲，把它变为日本的卫星国，扶植退位的中国皇帝做傀儡。1937年，日本向中国宣战，要征服更多的中国领土。它喊出“亚洲新秩序”的口号，后来又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企图建立自己的反威斯特伐利亚的势力范围，设想建立“一个由日本人领导、没有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集团”。它按等级排座次，“以使所有国家都在世界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在这个新秩序中，其他亚洲国家的主权都归到日本某种形式的监护之下。
现有国际秩序的成员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疲惫不堪，同时也担忧欧洲不断加重的危机，对日本的行动无暇应对。只有一个西方国家阻挡着日本计划的实现，那就是不到一个世纪前强迫日本打开国门的美国。历史如同一场轮回，日美两国战争的第一批炸弹是日本于1941年偷袭珍珠港时投掷在美国领土上的。美国在太平洋的对日作战中，最终向日本投掷了两颗原子弹（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实际使用核武器），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
二战惨败后，日本采用的办法与它对佩里准将的回应相类似，它依靠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表现出了顽强的韧性，而日本民族精神的基础就是日本特有的民族文化。为重整国家，战后日本的领导人（几乎都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从过政）把日本投降描述为对美国优先重视的问题的适应。的确，日本凭借美国占领者的权威，比仅靠一己之力更快更好地实现了现代化。它宣布放弃把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宣布坚持宪政民主的原则，并作为美国的盟友再次加入到国际体系中，尽管这次比较低调，重点显然是经济复苏，而非参与大战略的实施。近70年来，日本这个新导向构成了亚洲稳定和全球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基石。
日本战后的姿态经常被描述为一种新的和平主义，而实情却复杂得多。首先它反映出日本对美国统治地位的默认，以及对战略形势和日本生存及长期成功的必要条件的审慎评估。作为战败的必然结果，日本的战后统治阶级接受了由美国占领当局起草的严禁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宪法。他们坚称完全支持宪法的自由民主方向，还宣布支持西方国家信奉的民主和国际社会的原则。
与此同时，日本领导人把日本独特的“非军事”地位变为实现国家长期战略目标的手段。他们把战后秩序中和平主义的内容，从禁止军事行动转变为集中全力执行国家战略的其他关键内容，包括重振经济。他们请求美国继续在日本大量驻军，通过签署共同安全条约来保障自己的国防安全，借此来威慑潜在的敌国（包括在太平洋扩张势力的苏联）不要把日本当作其战略行动的目标。日本在冷战期间建立了日美关系的框架后，即着手通过发展日本独立的军事能力来加强国力。
日本战后发展的第一阶段使日本的战略导向摆脱了冷战的竞争，把重点集中于大力促进经济发展上。日本在法律上加入了发达国家的民主阵营，但它以国家的和平主义导向和世界大同的理想为由，置身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外。这一巧妙的战略使日本经济在战后时期得以全面增长，只有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景象可与这一时期媲美。在被战火摧毁20年后，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很快，日本“奇迹”被说成是对美国经济龙头老大地位的潜在挑战，虽然在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间，日本经济走势开始趋缓。
造成日本惊人变化的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奉献精神在应付当今的挑战时再次显现出来。2011年，日本东北部发生的大地震引发了海啸，造成了一场核危机。据世界银行估计，那是世界历史上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在那场灾害中，日本公众凭借社会凝聚力表现出了惊人的全国上下团结一心、互相帮助的精神。面对金融危机和人口的挑战，日本人进行深刻的内省，在有些方面采取大胆的措施。在应对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日本都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信心，相信无论经过多少沧桑巨变，它的民族精髓和文化传统都坚如磐石、永世长存。
面对力量均势的重大变化，日本政府必然会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安倍晋三首相恢复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加强了日本政府根据评估分析采取实际行动的能力。2013年12月，日本政府发表的一份白皮书得出的结论说，“随着日本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日本必须根据国际合作原则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出努力”，包括加强对威胁进行“威慑”、必要时予以“击败”的能力。纵观亚洲不断变化的形势，日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希望拥有自己的军队，并推行积极结盟政策。对亚洲地区秩序来说，重要的是“正常”该如何定义。
在又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日本正着手重新确立它在国际秩序中更广泛的作用。此举势必在亚洲以及亚洲以外的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寻找自己的新角色时，日本将再次仔细、冷静、不动声色地评估各国物质和心理力量的对比，充分考虑中国的崛起和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以及这一切对日本安全的影响。它将审视与美国盟国关系的得失，以及这一同盟关系为推动双方广泛的共同利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也将考虑美国从三场军事冲突中抽身退步的事实。日本的分析将着眼于三个选项：继续依赖与美国的盟国关系，适应中国的崛起，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三个选项中日本最终会选哪一个，抑或会把三者相结合，取决于日本对全球力量均势的估计，而不是美国向它做出的形式上的保证，也取决于日本对事态发展的基本趋势的看法。如果日本看到它所在的地区或全世界正在出现新的力量布局，它就会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判断，而非传统的同盟关系，设法加强自己的安全。因此，日本政府如何抉择要看它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可信度有多高，以及它对总体力量平衡的评估。其中关键的因素不仅是日本的分析，还有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走向。
亨利·基辛格，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国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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