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中国最美大学”的口碑。珞珈山樱花盛开时节，每天成千上万游客蜂拥而来，摩肩接踵，浪漫赏花之举竟致严重冲击了教学秩序。不过，让众多赏花人始料不及的是，首批樱花树苗，是日本侵略军的军官灵机一动，给武大校园“锦上添花”
老高按：武汉大学校园环境之美，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名列前茅，早有口碑。每年初春，珞珈山樱花盛开，更是被人交口称誉，近年来成为武汉、中南、乃至全国有名的旅游热点，高峰时每天成千上万的游客蜂拥而来，摩肩接踵，其实也根本赏不了花，更严重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过，从一个令人始料不及的侧面，倒是提高了武大的知名度。
30多年前我们这一拨学生在武大时，才是赏花的大好时机。那时赏花者很少，就是学生，少有闲情逸致，往往也只是在匆匆赶往教室、试验室、图书馆和体育场的路上看几眼；周末遇到天气好，少数要好同学，去挑个如霞如云如雨、霞最艳、云最美、雨最密的樱花树下照几张合影，仅此而已！现在回忆，真有点辜负了大好春光，那种日子恍若昨日，想起来不仅深深地为之陶醉，却求之不得了！我后来在华盛顿樱花盛开时节去观赏过几次，也凑巧，每次同行者都有若干甚至全体都是武大校友，少不得也遥想少年读书时。
但是，武汉大学的这些樱花，从何而来？
原来，是日寇侵华时，由侵略军从日本弄来第一批28株树苗。这个史实，让我，想必也让我们同窗和众多游客心里五味俱全。
我这里想介绍的，是署名胡潇的一篇《武汉大学樱花背后不可思议的故事》。此文发表在“武汉大学深圳校友会”上，我是在“民间历史”网站看到这个标题，点击进去却看不到文字和图片，于是在网上找到首发网页。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颇有些时下流行的夸饰之辞，从写作角度看有文字瑕疵，从介绍史料角度看，也留下若干未作解释的“黑洞”；故事本身，深究起来也有多种解读的空间，想必会见仁见智吧。
武汉大学樱花背后不可思议的故事
——纪念抗战中汤商皓与铃木光子夫妇舍身守护武大
胡潇，武汉大学深圳校友会
序
在探究武汉大学樱花的起源时，我们无意中发现抗战时期一段不可思议的历史。与耳熟能详的各类抗战故事不同，70多年前在日本占领武汉时期，一名留日归来的青年教师与日本妻子冒著生命危险保护了武大的校舍，并见证了日军栽种樱花的经过。因为他们的付出和牺牲，武大宏伟的校舍得以基本保存，武大樱花起源的历史被记载下来。但抗战胜利后，青年教师远走台湾，40年后才回国与子女团聚。而日本妻子则遣返回日本，在失去丈夫和孩子后，人生如樱花般转瞬凋零。
由于资料太有限，我们根据当时的背景，添加了合理的推测和想象，把这段湮没在故纸堆和黑白照片的历史还原成一个精彩凄美又令人回味的故事。这个故事最不可思议的是，即使在它发生的地方——以美丽樱花闻名于世的武汉大学，70多年来也鲜为人知。
1，武将世家的天才少年
1912-1930
1912年11月14日，在湖南大庸县（现张家界永定区）东境岩口汤家坪的一个书礼世家，汤及晨的第二任妻子宋氏生下了第四个儿子汤祖堉。这个家族自先祖南京招勇将军汤忠信迁徙至此已经有600多年，历朝历代都出过将军。和对家中其他男孩一样，汤及晨希望汤祖堉也能像当时已经出名的堂哥——川军军长汤子模一样，在世局动荡的年代成为报效国家，光宗耀祖的武将。这个聪明又勇敢的男孩后来果然没有辜负家族的期望，成为继汤子模之后最有影响力的人，不过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
1919年，在汤祖堉8岁那年，刚满18岁的二哥汤祖坛在家勤奋苦读，三个月不下阁楼，结果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湖南军校，轰动了十里八乡。两年后他以第一名成绩从军校毕业后，应堂兄汤子模的邀请，去川军担任警卫连连长。
有一年二哥回家探亲，身穿军装，骑马挎枪，纵横驰骋的英姿让家乡父老骄傲不已，也让年幼的四弟汤祖堉崇拜地五体投地。从此二哥成为他一生的榜样，直到去世。
汤祖堉上学后，改名汤商皓，一直以优异的成绩读完小学、初中，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现为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1925年，汤子模被叛变的部下罗谨光杀害，年仅36岁。因此1930年，汤商皓高中毕业后没有去读军校，而是在驻扎武汉的二哥资助下，考上了刚刚建校的国立武汉大学（此言不确。1930年怎么是武汉大学刚刚建校？武大源头有多种说法，即使是正式定名为“国立武汉大学”，也是1928年。——老高注）。
2，求学珞珈山
1930-1934
1930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正处于黄金时期。在首任校长王世杰的领导下，武大高薪聘请了一批名师来武大任教，并投入巨资修建宏伟的校舍，短短几年就成为国际水平的知名大学，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进步的标志。
汤商皓考入武大时，还在原武昌中山大学的东厂口校区上课。他大三的时候，二哥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差点把命赔上。
1932年，时任武汉警备旅2团1营营长的汤祖坛侦知杀害汤子模的凶手罗觐光由南京开会回来住宿在武汉旅社。国耻家仇顿时涌上心头，当即率领一排战士闯进旅社以搜查为名擒住罗觐光将其押回营中，汤祖坛命令勤务兵胡志将罗觐光就地枪决，为堂兄汤子模报仇雪恨。然后汤祖坛好汉做事好汉当，自行前往武汉警备司令部自首，申请法办。
汤祖坛身为维持全市治安的军官，竟在其管区内徇私杀人，为堂兄报仇的事件霎时轰动全国。国民党元老覃振等纷纷援电营救这位忠义志士，在报界及各界人士声援下，湖北省省长夏斗寅指示军法处从轻处理，汤祖坛被轻判3年徒刑，服刑1年即释放。
1934年，汤商皓搬入珞珈山新校区，很快被初具规模的新校区震撼了。这批由美国设计师凯尔斯设计的中西合璧的宫殿式早期建筑，气势恢宏。特别是珞珈山上依山傍水修建的十八栋别墅群，通水通电通电话，奢侈无比。从他后来的经历看，汤商皓那时就开始规划怎么回到珞珈山当教师了。
在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口都是文盲的年代，能够读得起大学的多为富家子弟，能够考上名牌大学都是社会精英。以当时武大严进严出的教学体制，能从武大毕业的则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班后来出了不少人才，最有名的就是著名“哈佛三剑客”之一的张培刚。不过汤商皓想直接留校工作，光凭武大的本科学历含金量还不够，必须继续深造。当时中国研究生教育非常缺乏，只能去国外培养。
不过汤同学早有准备，一毕业就被推荐到南京政府工作。作为汤子模的结拜兄弟，时任司法院副院长的覃振对年轻的汤商皓非常欣赏，很快公费保送他去日本留学深造。
3，日本留学和日本妻子
1935-1937
在日本留学期间，日语似乎一点也没有成为汤商皓学习的障碍，其惊人语言天分开始体现。他先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农业经济研究部进修，后转修入东京商科大学（现东京一桥大学，享有“日本的哈佛”之称）研究部，学习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从汤商皓后来的经历看，当时的进修相当有成果。
可惜留学经历被战争打断。1937年夏，正当他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时，七七事变发生，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他无法继续学业，只拿到了硕士学位，9月份与中国驻日大使馆人员一起辗转回国。不过和一般的中国留学生不同，汤商皓除了日本的学位，还带回了日本闻名于世的“特产”——日本妻子。
1935年，汤商皓在留学期间寄宿在一个日本人家中，结果与家中的养女铃木光子认识并结婚。小两口在日本过了两年甜蜜的生活。1936年生下长子汤原华，1937年生下了次子汤少皓。当汤商皓决定回国时，铃木光子刚刚坐完月子，不过还是带著两个孩子和丈夫回国。
中日之间交战了多年，但很多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人，不仅以丈夫的家庭为重，而且以丈夫的国家和民族为重。比如郭沫若的妻子佐藤富子，蒋百里的妻子蒋佐梅，溥杰的妻子嵯峨浩等。不过所有人都想不到，和这些被中国丈夫改变了命运的日本妻子不同，铃木光子后来改变了丈夫和孩子的命运，也间接地改变了武汉大学的历史。
4，留校与留守
1937-1938
汤商皓带著家人回国了，而并以校友的身份回母校拜访了王星拱校长和杨端六教授。这是他准备多年的见面，因为留日期间，他常以学生身份将研究报告寄给杨端六教授请指教。这次会见非常顺利，结果也是他一直期待的——王校长当即聘他做武大的讲师（相当于后来的副教授）。
在3年内，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留校目标的汤商皓可谓人生赢家。如果他能在武大任教下去，熬过乐山八年的艰苦岁月，到了1946年复校时才34岁，有可能成为武大最年轻的一级教授之一。可惜第二年，他和家人的幸福人生又一次被战争打破了。
1938年2月，由于国土不断沦陷，武大果断停止了从建校起一直持续的校舍建设，决定西迁乐山。同时由于武大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坚固舒适校舍，除了做校园，还可以修建防空设施，具有一定的军事用途，于是当国民政府2月从南京迁都到武汉领导抗战时，珞珈山很快成为国民政府办公的地区。蒋介石、周恩来等一批国共领袖都在在十八栋别墅区居住过，举行了各种抗战活动。
1938年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珞珈山居所前与来访的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
日寇为准备攻占武汉，早已进行了无孔不入的情报侦察。他们早就知道国民政府在珞珈山办公，但轰炸武汉时特意不炸武大。王星拱校长心里很有底，蒋介石在武大时日本人都不炸武大，占领以后应该也不会破坏——但谁也不能保证日本人就不破坏。
1938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在武大操场检阅珞珈山军官训练团成员
到了1938年10月份，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利用武汉抗战争取的时间，以及武汉的航运优势，武大将绝大部分的人员物资都迁往四川。可惜武大最宝贵的校舍搬不走，眼看日寇就要逼近武汉时，王星拱校长为保护这批已经成为国家民族瑰宝的校舍，安排了4个校工留守。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找到汤商皓要他也留守护校。
王星拱校长选择汤商皓，主要是因为他的日语特别好，还有个日本妻子。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校长的判断非常正确，因为这两个原因，抗战结束时只有他们两人真正完成了护校任务。
汤商皓去年带著妻儿留校，这时还刚刚生下了女儿汤夏子，绝对没想过会带著他们去当亡国奴，因此再三拒绝。但王星拱校长情辞恳切，说能保全一部分艰难缔造的校舍就是替国家保留一部分宝贵的元气。最后汤商皓最终临危受命，答应留守。
在那一刻，他和当年做出义举的二哥一样，为了国家民族，把自己及妻儿的安危放在一边。
从那一刻起，他不再作为一个普通的讲师，而是作为一个做出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留在武大的校史中。
5，沦陷区遇险
1938
1938年10月，日军接近武汉。汤商皓带著家人和同事迁入了法租界内预先订好的房子。十月底武汉沦陷，大量难民融入法租界避难。幸亏这时的日军已经不再像南京大屠杀时那样残暴，没有对租界内的民众进行伤害。于是法租界当局和日军商议，决定逐户搜查，以疏散难民。结果在日军搜查中，汤商皓和同事们全部被日本宪兵逮捕。汤商皓的日语是相当好的，马上说明自己除了守校，没有别的任务。可惜面对连日本人自己都怕的日本宪兵，说什么都没用。
眼看著护校任务才刚刚开始，汤商皓和同事就要全部牺牲了，他们的故事也该结束了。不过王校长早就替他们做好了准备，铃木光子隆重登场了！她以日本妇女的身份出面营救，很快丈夫和同事都被释放了。
如果说因为铃木光子，汤商皓被王校长改变了命运，那么这次铃木光子直接拯救了他的生命。在以后艰难的留守岁月中，铃木光子如同女神一般保护著丈夫和孩子，以及丈夫的同事和他们守护的武大校园。
营救事件以后，受法租界和日军的委托，夫妇两人与红十字会一起协助法日两方，将十余万难民疏散完毕。南京的悲剧没有在武汉出现，受难的同胞们对他们深表感激。
一个月以后，武汉的交通和秩序恢复了，而武大果然被日军当作司令部使用。于是汤商皓委托铃木光子通过“武汉治安维持会”协商去，看能不能去武大看看。结果铃木光子一出面，日本人不仅同意他们去看，而且还派一宪兵随行。
6，舌战日寇，以身护校
1939-1945
在日军攻占武汉前，为了避免因南京大屠杀而激起的巨大国际压力，下令不准破坏武汉的主要建筑和设施，其名单中特别提到武汉大学。日军占领珞珈山后，举行了盛大的聚餐和游行，庆祝这特别荣耀的胜利。
汤商皓回到武大时，校内驻扎了一个联队的日本军队，但校舍基本保持原样。汤商皓由日本宪兵领著，在原来王校长的办公室见到了联队长荒原大佐（相当于上校团长）。面对日军的Boss，在日本虽然没拿到博士学位，但带回漂亮日本老婆的汤商皓毫不怯场，先介绍了随行的同事，再由铃木光子补充说明，然后以三寸不烂之舌，舌战荒原大佐，舍身护校。
和武大现在经济系的学生不同，那时经济系是隶属于法学院的，很快汤商皓向日本鬼子证明当年的法学课一点没有白学，而且辩论水平是国际级的，现在武大辩论水平高是有光荣传统的。
面对日本人，他直接抛出经典的三段论，大意如下：
大前提：你们说日本人是来保护我们中国人和文物的。
小前提：我们武大就是中国的文物。
结论：你们应该保护我们武大。
建议：为了保护武大，你们换地方住吧，别待在武大了。
如果以现在抗日神剧的情节，汤商皓他们上次没挂在日本宪兵那儿，现在肯定挂在日本联队这儿。就算他们能把鬼子撕成两半，但凭他们六个人，把一个团的鬼子都撕光了也回不到法租界。
不过真实的历史往往比任何剧本都精彩。面对曾经留学日本名牌大学的汤商皓，荒原大佐居然像一个学生见教师的态度，热情而谦虚，很快点头同意。他还根据国际法原则，尽可能想办法满足了汤商皓的“合理要求”，大意如下：
根据战争原则，我们可以处理战利品，但武大没留下什么，而且建筑不属于战利品。因此我将把能调走的部队都调走，让没有调走的官兵也会“小心维护”。总之，我们会好好爱护武大的一草一木,请您放心。不放心的话，您要不去其他地方看看？如果我们撤走了，我还会留信让换防的部队也要注意，到时请您再来看看。
汤商皓很满意，很快“道谢”告辞。一行人坐车回去时顺路上看了一下已经成为大兵营的校园，心痛不已。
几个月以后，汤商皓听说珞珈山的驻军换防了，就又带著原班人马去“视察”。这支部队的规模比之前的小了很多，校园成为了后勤基地。教室门口还用日文的字样贴有“不能骚扰”。接见汤商皓一行的是个军衔更高的文职武官高桥少将，他对汤商皓的态度比荒原大佐还和善。因此这次汤商皓没有再使出三段论，两人很快进入畅谈状态，高桥很快答应一定好好保护武大。聊到武大优美的风景和校园，激发了高桥少将的乡情。他说武大和日本的日光、箱根地区一样都是风景优美的文化地区，可惜春天到了却没有鲜花。于是他准备从日本运点樱花来，种在武大，“以增情调”。他一时兴起，还带著汤商皓走到文学院前，指了指准备栽樱花的地方。
汤商皓心里很不高兴，毕竟樱花是日本国花，如果种中国的国花梅花多好了。于是建议高桥少将种梅花，说中国特别爱梅花。可惜高桥少将说，樱花树苗好弄到，梅花的树种难弄到，欢迎你们明年来赏樱吧。汤商皓这次忽悠没成功，只好漫不经心地答应。一行人路上又把武大巡视一遍，见没什么变化就回去了。
在汤商皓40多年后的家信中，说明当时武汉到咸宁地区驻扎有三个联队，其旅团司令部驻扎在珞珈山。后经他“劝说”，日军后来将司令部从珞珈山撤出，留下了一个野战医院驻扎，因此武大的校园得以保存。
历史毕竟不是小说，精彩又轻松的情节到此结束了。到了1939年冬天，武大留给汤商皓他们的经费用完了。他们一直联系不上迁到乐山的武大，武大也没法把钱汇过来。他们几个商量了一下，两个同事想办法去四川回学校，一个回湖北汉川老家，剩下的一个走不动的老同事留下。至于他自己，把大儿子汤原华送回湖南老家抚养，再租下一个小店，让铃木光子向日侨批发部购买日用品再卖出去，由此维持生活，同时每隔几个月再去武大看看。
可惜这样生活也维持不了多久，1942年，最后一个陪他的老同事也回老家了，四岁的女儿汤夏子不幸重病去世。汤商皓一家生活又陷入窘迫，幸好有有朋友帮忙，他在汉口的中国银行找到一份工作，勉强维持家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他们一家的命运第三次被战争改变了，这次却是悲剧性的急转直下。
1946年，铃木光子、汤少皓与表姐王慈家在汉口合影。
1945年，武大复校武昌，汤商皓和武大新任校长周鲠生联系上，周校长要他返回武大。但这时因为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急需日语人才与日本洽谈，因此他受邀去了台湾。
1946年，铃木光子作为日侨被遣返回日本，身边唯一的次子汤少皓托人送回了湖南老家。离别时，九岁的汤少皓痛哭著抓住妈妈的衣服不放。铃木光子把头发剪了一绺，又从箱子里取出写有汤原华、汤少皓两兄弟生庚八字的纸片交给汤少皓，泣不成声地嘱咐：“皓儿，你回老家后想起了妈妈，就把头发取出来看，见了头发就见了妈妈。”
1947年，失去了丈夫、孩子的铃木光子回到日本后不到一年就忧郁而死，年仅34岁。
7，守望珞珈四十年
1945-1997
1945年，汤商皓去了台湾以后，改名汤子炳，担任台湾省省长陈仪的主任秘书，参加了台湾受降仪式。1946年，他主持编写了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本台湾正史——《台湾史纲》。
1945年10月，武大从四川派人到武汉接受校产。11月5日，周鲠生校长根据武汉发来的电报，在对全校师生的演讲中说：“校舍大部分完好，水电也尚在。我们的武汉校舍，经过八年抗战中的沦陷，而得如此保全，的确是最可欣幸的一件事。”
1946年10月，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武大师生终于从乐山迁回珞珈山，复校武昌。1947年3月，生物系的大一学生肖翊华发现，樱园学生宿舍前面有28株日本樱花开花。
这时汤子炳已经和武大没有直接的关系，又变回了武大校友的身份，但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的护校任务已经结束，可回复报告的任务却一直没有完成。
1953年，在台湾的武大校友们成立台湾校友会。在成立大会上，汤子炳向校友们报告了护校的经过，在场无不感动。老校长王世杰和总务长熊国藻等老师当面安慰他，百余名校友鼓掌鼓励。
1949年9月，时任国民党第九十一军少将参谋长二哥汤祖坛，随同河西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在甘肃酒泉起义受编。受此影响，汤子炳60年代以后离开政界，先后在台湾中兴大学、淡江大学任教，1979年去美国定居。
1985年5月初，汤子炳从美国洛杉矶坐飞机回湖南老家扫墓，次子汤少皓举家到上海迎接，父子相见，抱头大哭。长子汤原华夫妇及子女和居住在长沙的二哥汤祖坛一家则等候于长沙火车站。汤祖堉见到二哥二嫂，垂泪下跪行大礼，汤原华夫妇和汤少皓夫妇也流著热泪，长跪不起。
1985年5月25日下午，在老同学华中工学院张培刚教授、武汉大学黄永轼教授的邀请下，72岁的汤子炳回到阔别40年的武汉大学。他看到母校的巨大变化，以及欣欣向荣，绿叶成荫的樱花不胜感慨。
1985年，汤子炳与同学张培刚、黄永轼在武汉黄鹤楼前合影。
对他而言，当年的铃木光子、同事、日寇都不在了，王星拱校长也不在了，他也没有回复报告的对象了。但武大还在，当年的任务还未真正完成。他在抗战时经历的珍贵记忆，有责任和义务为后人保留下来。
在校友总会刘以刚教师的建议下，数月以后，汤子炳在美国写下了3000余字的《1985年回国重游珞珈母校——武大忆往感怀记》寄给校友总会，成为至今唯一一篇关于武大樱花起源的珍贵史料。
自此，在心中守望了珞珈40年以后，他终于完成了王星拱校长委托的重任。
汤子炳晚年一直从事侨务工作，先后任武汉大学美国加州校友会会长、加州湖南同乡会监事主席、美国华人参政促进会会员、会主任及湖南旅美联谊会名誉会长。
1997年2月20日，他组织加州上万人华侨欢迎哈尔滨号驱逐舰访问圣地亚哥港。
1997年，汤子炳在哈尔滨号军舰与政委夏克伟等合影。
1997年11月2日汤子炳因患肺癌病故，享年86岁，由台湾退职将军汪子清主持公祭，吊唁的侨胞和美国各界友人络绎不绝，送花圈挽帐者排成长龙。出殡之日，车辆塞途，交警维护，绵延数里。
8，父亲的选择和无法选择的父亲
2015
今年五一期间，经过多方联络，我终于在张家界见到了79岁汤原华老先生。他长得很像母亲，但2岁就离开日本，3岁就离开父母，现在身上已经没有一点日本痕迹。
当他拿给我父母的照片，以及80年代在日本的舅舅姨妈寄来的家信，我才真的确信汤商皓和铃木光子不是文献里虚构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他起初以为我是退休教师，没想到却是一个年轻人。于是他一直对我的来访很不能理解，因为即使他的孩子们，提及这历史十分伤感并不愿多提。
我告诉他，他父母当年的历史是一个无比精彩的故事。一个留日归来的青年教师，和自己的日本妻子，在校长的恳切要求下，抗战八年中完成不可思议的护校任务，还见证了武大樱花的来历。故事的结局却是凄美而令人回味。特别是铃木光子，她因为对丈夫、对孩子的爱，创造了一个历史的奇迹。如果不是她，汤商皓和同事早就被日本宪兵杀害了，后面的故事和历史都不会发生。她是武大抗战史中最不应该被忘记的人物，我要把她的故事写出来，还给她一个历史的真实面貌。
汤老先生对他的历史悲剧不愿提及，不过我对他母亲的尊重打动了他，他将自己整理几十年的资料全部给我阅读和翻拍。
当我仔细阅读完汤原华先生的回忆录《我的大半生》，我才知道他父亲当年的选择让他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他3岁时就离开了父母回到老家，由养母抚养长大。可惜1950年土改时，自己的养母投河自杀，14岁起自己和弟弟孤苦伶仃长大，连初中都没有读完。后来由于国民党父亲、日本人母亲，他在各种政治运动都遭受冲击。1979年，在做了20多年的砖瓦厂的工人后，他终于恢复了公职。又因为父母的原因，1986年他调任大庸县侨联办工作，1994年恢复干部身份，2001年以科级干部级别退休。
终于我能理解他的感受，由于他父亲的选择，一个美满的家庭，因为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家庭的分裂，导致他和弟弟一生的苦难。即使快到了耄耋之年，想起自己的母亲，他也忍不住伤感。
在那几天，我成了他家以外对他父母最了解的人。
谈起过去，如果1942年他的妹妹汤夏子没有早逝，1946年他母亲遣返回日本时，应该可以带著一起走。有个孩子在身边，他母亲就不会30多岁就郁郁而终。1985年时，他的父亲、母亲、妹妹可以一起在老家相聚，那该有多好。
如果1945年他父亲知道国共内战会以中共的胜利而结束，他去台湾时可以把他们两兄弟一起带去。50年代在台湾，他和弟弟应该有机会读大学。
如果1950年他的养母没有想不开，他和弟弟能够读完高中，生活也不会没人照顾。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最后与他告别时，我终于忍不住问他：“您怎么看自己的父亲？”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父亲是无法选择的。”
1996年，汤原华与父亲汤子炳在张家界黄石寨合影。
9，后记及感谢
2014年十一期间，在乌镇举行的武汉大学地方校友会联席会议上，我通过剑桥校友会秘书长吴蔚博士第一次了解到康河计划。英国剑桥大学“康河计划”启动于1983年，致力于人类学、历史学和文化遗产研究的创新、沟通与传播。它主要的任务是收集和保存即将消失的世界的信息，通过展示、研究与教学传播不同社会与文化的知识。
由于武大尚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尚未开发，很多资料散落在民间和海外，还有很多亲历者已进入高龄期，急需进行抢救性口述记录。于是就在乌镇会议上，我们深圳和剑桥校友会决定成立武大校友康河团队，利用校友资源展开对武大民间文化资源进行收集、整理、挖掘和发布。
不久，我们团队的第一个项目启动了。我们在剑桥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武大著名校友，翻译家叶君健的珍贵资料。在剑桥校友会会长王子岚博士的辛勤努力下，2015年7月21日，《叶君健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专题展览在剑桥国王学院官邸隆重举行。康河计划项目主席、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教授致辞。剑桥大学校长博里塞维奇、剑桥市市长罗伯特·德莱登、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武汉大学副书记骆郁廷教授、叶君健儿子叶念伦及家人，等参加了影像展开幕仪式。
今年3月，我在90岁的老校友皮公亮捐赠的一批《校友通讯》中，发现了汤商皓撰写《武大忆往感怀记》全文，并由此联系上了汤原华、汤少皓两位老先生。于是，我们第二个以武大抗战和樱花为主题的项目也随之启动。
由于我们收集到的很多资料与武大现有的记载尚有差异，还需要大量的考证，因此本篇文章只使用了部分较为完整的内容。以后随著国内对抗战历史的重视，以及更多从日本回流的资料，我们将挖掘出更多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也许明年武大樱花盛开的时候，我们也许能举行一个相关的精彩展览。
请广大武大师生和校友们，以及关注抗战和武大樱花的朋友们，继续关注和我们武大校友康河团队的工作。如您愿意提供更多的资料和支持，请直接联系我（微信号whuszhuxiao）。我们精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再此，我代表团队成员感谢所有对项目提供支持的各位教师和朋友，如下：
武汉大学资深老校友，武大元老皮宗石之子 皮公亮先生
汤商皓、铃木光子夫妇的长子 汤原华先生
汤商皓、铃木光子夫妇的次子 汤少皓先生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胡德坤教授
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张发林
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 涂上彪教授
武汉大学档案馆原馆长 徐正榜教授
武汉大学校史专家、历史学院李工真教授
武汉大学广东研究院院长、深圳校友会秘书长 方国威博士
武汉大学深圳校友会秘书处 钟晓宇
剑桥大学康河计划负责人、国王学院终生院士 麦克法伦教授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康河计划研究员 王子岚博士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吴蔚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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