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趨利避害“本性難移”，既然按照普世價值中個人自由權利不容侵犯的鐵律，公權力不能去干預個人未觸犯法律的行為，更不允許重蹈毛澤東的覆轍，去用政治權力改造人性——於是，這便成為“中國式病毒”無往不勝、在世界範圍內蔓延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高伐林

　　2015年9月20日，中國研究院在紐約長島舉行研討會，來自紐約、新澤西、華盛頓、加州的學者、作家和媒體工作者十來人，集中討論何頻提出的“中國式病毒”。討論會發言錄音經幾位記者（包括我本人）整理，又交給發言人本人審訂增刪，最後全文五萬多字，刊登在《內幕》雜誌上。
　　“中國式病毒”這個提法是怎麼來的呢？我曾經在10月份回答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採訪時，做過簡短的介紹。這個見解，是何頻在2015年“六四”前夕（6月3日），應邀到美國國會就中國問題作證時，正式提出的。後來，他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齊之豐採訪的時候，做了書面準備，寫了一個一萬來字的答問，把他這個想法詳細展開闡述。
　　何頻自己在9月20日中國研究院的研討會上反省說：
　　幾十年中間，我們天天接觸的都是關於中國問題的闡述、分析。所有的闡述、分析，不管正確的、錯誤的，對我自己以後形成的一些對中國問題的看法，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我在中國是一個小記者，到海外來學會觀察中國的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再倒回去看，就發現當時所認為的正確的或者有道理的，跟後來的演進，沒有幾個對得上號！不管你當時怎麼展望“六四”以後的未來，贊成中國政府鎮壓的也好，譴責鎮壓的也好，對中國未來做出各種估測，現在你回過來再看看90年代的文章、發言，尤其是那些關於中國問題、關於現實分析的時事評論，看看那些對許多具體問題的判斷——幾乎沒有一個人準確預測了前景。當時心目中的未來，與我們此刻的現實，都無法相符。
　　這使我開始產生一種疑惑。好長一段時間，我對自己寫的東西越來越貶低，在很多場合下，我都說我就是“搞八卦”的。很多人覺得我是在開玩笑，實際上我對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產生質疑。
　　……有一次吃飯的時候，我說，我們所以對中國問題失去準確的判斷力，就是我們用的道德的標準、學術的標準、政治的標準……甚至用我們的歷史的經驗來研判中國問題，其實可能都是不對的。中國的問題變了，它現實的情況，我們看到的它已經發生的變化，未來可能出現的前景，或許都已經超出了我們分析的框架。……這，就是我的一種迷惑，從迷惑中萌生了“病毒”的念頭。
　　何頻還說到為什麼利用美國國會聽證會這樣的場合。他說：我知道國會聽證會有時候是個比較形式主義的東西，但是我可以利用這樣一個機會，將這個想法做個歷史的保存。“美國國會是比較公眾化的平台，它有一定價值，在這裡講話可以作為一種歷史紀錄留下來。”
　　何頻很清楚自己的看法會引起很多反對。他說：
　　我講到了中國已經崛起，而且確實是和平崛起；我說中國領導人是最受各國歡迎的領導人，他的金錢比任何東西都更有力量——他帶來了現金，帶來了支票，帶來了訂單，還帶來了很廣闊的市場。我們批評中國當局的人過去是很少這麼描述的，即使是共產黨，也沒有清晰地描述這種狀況。我這麼說的一個想法就是，正視我們原來似乎不想承認的事實，我說這些，最主要的目的，是提出這麼一個警報：
　　——中國的發展實際上對人類文明造成破壞性的程度，很可能超出我們的想象，而且，並不是我們過去理解的那種方式。
　　我在研討會上也發了言。明鏡新聞網正在分篇連載這次研討會的全部發言，12月25日登載了我的發言，全文如下——

　　中國病毒不戰而屈人之兵

　　用細菌、害蟲來比喻、形容某種社會精神文化現象，不自今日始，中外學人都曾將法西斯稱作“細菌”；而希特勒則說“發現猶太病毒是迄今世界最大的革命之一”；1983年中國清除“精神污染”，領導人說一搞開放，“蒼蠅蚊子飛進來了”到處傳染病菌，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這個概念也是戈培爾最早提出的。
　　就在最近，海歸學者朱大可紀念柏楊《醜陋的中國人》出版30年的文章中，強調魯迅、柏楊提出的“醜陋性”或“丑性”、“國民性”，就寫道：
　　也可以套用生物學語詞，把它跟“中國病毒”掛鈎，更可以租借心理學術語，將其描述為“中國綜合症”和“負性文化人格”，等等。而我則更傾向於使用“文化人格障礙”之類的中性語詞。所有這些語詞都從各自角度，向我們描述了病變的基本狀況。
　　朱大可描繪說，柏楊的警告沒有奏效。反而成為“難以解決的跨世紀難題。在‘中國式病毒’的大肆侵襲下，30年以來，國民人格的集體性崩塌，已經勢不可擋。人們從正直、法治、誠實、信用、勇氣、膽略、獨立、尊嚴、教養、責任、勤勞等美德中大步退出，轉向貪婪、無禮、粗鄙、說謊、投機、好賭、哄搶、欺詐、剽竊、冷漠、甚至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空氣、土壤、食品里投毒……滿目蒼夷，一地雞毛”。

　　何頻今年提出“中國式病毒”，貢獻是什麼呢？
　　朱大可，以及他所紀念的柏楊，是從微觀、從對內、即從中國人個體的人格崩塌着眼——朱大可有句原話是：“文化人格障礙是一種高傳染性病毒”；而何頻是從宏觀、從對外、即從中國模式對普世價值、文明主流及其載體的衝擊和顛覆著眼。這一“警世通言”難能可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們大家都知道這些事實：中國的經濟發展成績確實非常亮眼，“中國模式”受到許多人重視甚至追捧；但中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政治改革、民主法治轉型的進程，被“六四”打斷之後，幾代領導人幾無建樹，習近平上任之後的倒退步驟更引起很多人的擔心，胡平等人就曾警告：一黨專政的中國一旦強大，對世界的衝擊和危害更大。
　　何頻“中國式病毒”，正是在這一點上具有開創之功：他指出了中國對西方、對世界，並不是通常人們所以為的那種挑戰方式。何頻強調了：中國確實是“和平崛起”，沒有實力也沒有意願挑戰美國的地位，習近平並不想復辟“文革”，更不想當希特勒——剛才有人說，讀到何頻的這些描述，誤以為他是要維護習近平的形象，安撫西方的“中國威脅論”者。我在讀何頻在美國國會證詞的前半部分縷敘“中國不是如何如何”時，也一度迷惑；但我比較熟悉何頻的文風，果然他的證詞的後半部分，就論證了“中國是如何如何”：“中國式病毒”是用另一種方式、人們沒有想到、更缺乏警惕的方式來危害西方和世界，不是轟隆隆的衝擊，而是靜悄悄的腐蝕。而這種方式，已經並正在越來越明顯地收到效果，似乎接近了中國古代兵家所推崇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乘境界。

　　病毒攻入民主制度的死角

　　何頻本人和剛才發言的諸位列舉了西方如何被“中國式病毒”傳染而中毒的實例，這樣的例子在我們身邊一抓一大把，我舉一個最近的小例子：
　　中國作家劉慈欣的長篇小說《三體》獲得世界科幻協會今年的大獎“雨果獎”。這是中國作家、也是亞洲作家的作品第一次獲得國際科幻創作界的最重要獎項，對中國科幻作品的創作將會很有推動作用。這部作品本身是出色的，但問題是，《三體》獲獎的過程啟人疑竇。
　　雨果獎的產生不是像諾貝爾獎那樣由專家評選，而是通過會員投票產生，會員則是交會費就入會，每人40美元起步。往年通常兩三千人投票，今年有11300餘人買到了第73屆世界科幻大會會員資格，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在6月31日投票截止前，雨果獎投票者的數字已劇升至5950人。《華爾街日報》指出，幾千個新來的投票者“回擊了保守勢力”，“把兩個保守群體三振出局”。其結果是非白人作家的非白人主人公的作品《三體》得到最佳長篇小說獎。內鬥迫使今年五個獎項空缺，等於雨果獎歷史上全部空置獎項總和。
　　我沒有證據斷定這必定是“中國病毒”作怪——但是難道不奇怪嗎？
　　隨着中國國力增強；隨着大外宣發力；隨着許多中國權貴和富豪財力雄厚之後要向外擴張，要顛覆他們認為的不公平秩序和規則；隨着他們堅信“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信條放之四海而皆準，於是滿世界推銷、應用……等等因素，我們所看到的山東選美、重慶選美那樣的醜劇，是不是也會在亞洲小姐、世界小姐評選、奧斯卡、威尼斯、戛納電影節乃至普利策獎、布克獎、諾貝爾獎……等各行各業具有指標性的場合反映出來？大家都知道這句名言：“我還能保持正派，是因為我所受到的誘惑還不夠大”。中國在很多領域能夠提供足夠大的誘惑——還將越來越加大誘惑——那麼怎樣在“中國式病毒”的致命吸引力面前有“保持正派”的定力？
　　何頻的“中國式病毒”別開生面，讓中國問題觀察者跳出了此前的左或者右的分析框架。對於“中國式病毒”本身，何頻也做了很多精彩分析，例如：他指出，“病毒”並不是中國獨裁者的天才創造，而是各種主客觀因素因緣際會；某種程度上說，正是西方國家和社會，助長了“中國病毒”的蔓延。
　　我看甚至還可以加一句：中毒是很難避免的——因為，是欲望，而不是權力，導致它降臨。
　　“中國病毒”為何對西方勢如破竹，讓各國紛紛中招？我認為，因為它攻入了西方國家民主自由制度的死角。
　　此話怎麼講？
　　中國著名學者吳思曾經說過一句話，追究社會歷史事件的最基本動因，“理論的地基要打到單細胞生物”。他的意思是，每個人都有從草履蟲進化以來不曾改變的原始本能，不外乎四個字：趨利避害——那些單細胞生物，遇到糖水游過去，遇到鹽水避開去，每個人呢，行為選擇當然複雜多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和影響，然而簡化來看，仍然是這個四字基本原則。但同時，著名的“囚徒困境”提示我們，個體的精明選擇，卻造成了整體的非理性後果（王軍濤插話：造成了“劣幣逐良幣”。）。
　　既然人的本性難移，而按照普世價值中個人自由權利不容侵犯的鐵律，公權力不能去干預個人未觸犯法律的行為，更不允許去用政治權力改造人性——“改造人性”豈不是重蹈毛澤東的覆轍？於是，這便成為一個“死結”、成為“中國式病毒”無往不勝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何頻在回答美國之音專訪時，對“防毒”“消毒”的前景表示樂觀，寄希望於感染病毒的中共最先倒下。但我基於上述原因，對“殺毒軟件”“防毒疫苗”的成功率，不抱樂觀態度。即便病毒原發者真的最先倒下，病毒已經感染世界了！

　　毛鄧路線哪個危害更大

　　何頻談到“中國式病毒”的來源，我認為，其觀點也有待商榷。他在回答美國之音專訪的初稿中提出一個觀點，後來他自己做過修改，發表出來的文字有所淡化，只是說“中國式病毒主要來源於鄧小平，而不是毛澤東”。毛澤東和鄧小平對中國和世界，哪個危害更大？何頻似乎認為：與鄧的路線造成的惡果相比，毛算不了什麼，毛的思想和舉措與其它共產專制國家的領袖都大同小異，並無創造發明。
　　這是我歸納的，並不是何頻本人的表述原話，甚至很可能並不是何頻本人的原意，而是我自己的誤讀。在這裡，我就算借題發揮吧。
　　毛、鄧的路線哪一個對中國和世界造成的危害更大，因為缺乏一定衡量標準，也缺乏調查統計的具體數據，我無法回答。但我贊成：當今世界應該更為重視鄧的路線的惡果。這是因為，毛是過去完成時，鄧是現在進行時；毛時代中國是封閉的，主要只是中國自身受害，雖然毛也輸出革命（在東南亞危害尤大），而鄧時代中國是開放的，危害向世界蔓延。還有一個理由是：人人都能認得出、都憎恨焚書坑儒、鐵窗老虎凳；但卻未必拒絕央視春晚、“中國好聲音”以及各種輕鬆搞笑的網絡視頻。人們對封殺自由口誅筆伐，對腐蝕自由卻毫無警覺，甚至樂在其中：能抗拒痛苦，但怎麼能抗拒快樂呢？
　　不過，站在歷史高度考察，論對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的戕害，我認為，還是毛更罪大惡極。鄧在許多基本思路上與毛是一脈相承的，例如一黨專政、槍指揮黨等等；鄧對中國的危害就算更大，那也是因為他在毛澤東的惡果基礎上疊加。
　　對國人的價值觀念、心理結構而言——
　　毛澤東最大的負面精神遺產，是鬥爭哲學，激活了人性深處的惡；
　　鄧小平最大的負面精神遺產，是功利主義，誘發了人性深處的貪。
　　從另一個角度看，毛澤東思想也比鄧小平思想更有獨創性。他描繪的理想社會的藍圖，採取的手段，想象力都超過其它共產國家領袖，更徹底地摧垮了國人的價值觀念體系和國家治理結構，換上不倫不類的、遠為粗糙的指導思想和統治架構。鄧小平路線就很難說有多少獨創性了——當然也有，像把一黨專制與市場經濟嫁接起來，像“一國兩制”，但究竟是否成功，尚未見分曉。我認為，毛澤東比鄧小平有更多的精神遺產——大部分是負能量的——會被後代汲取。

　　再扯遠一點。讀何頻的“中國式病毒”，讓我想起兩本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某種程度上，毛的全面專政、繼續革命的路線，接近喬治·奧威爾《1984》描繪的“老大哥在看着你”，作品中的真理部大廈牆上銘刻：“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而鄧的路線，則在毛的路線上加上了英國奧爾德斯·赫胥黎《美麗新世界》：有高度的物質文明，一切自動化。人們不愁吃穿，每天下班後可乘坐私人超音速飛機去世界各地旅行，經濟繁榮和享受生活成為整個社會唯一的哲學理念、唯一的宗教；但社會精神毫無進步，相反，人類已人性泯滅，成為在嚴密科學控制下被註定身分和命運的奴隸。
　　奧威爾警告人們受到壓迫奴役，赫胥黎警告人們喪失思考能力、安於受壓迫奴役；
　　前者擔心禁書，後者擔心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沒人願意讀書；
　　前者害怕真理被扭曲、隱瞞，後者害怕根本沒人關心什麼真理不真理；
　　前者恐懼我們憎恨的東西毀掉我們，後者恐懼，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後者比前者更難為我們所抵禦，因為它沒有“壞”，只有“好”——這個“好”，比“壞”更壞！
　　說回何頻的“中國式病毒”。
　　我認為，何頻這個開創性的思路，提出了許多問題，需要何頻本人進一步探討，也需要有識之士都來進一步探討：
　　——“中國式病毒”是個比喻，比喻都是跛腳的，是否能有更準確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的概念來界定？（在當天的研討會上，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張博樹試着借用哈佛教授所說的“軟實力”一詞，界定“中國式病毒”：這是“負能量軟實力”，可供各位參酌——老高注）
　　——“中國式病毒”這個概念的外延和內涵如何歸納？何頻有所歸納，但是似還不夠準確；
　　——“中國病毒”與“中國模式”是什麼關係？
　　——我們對“中國式病毒”的警惕，是着眼於其本身對文明體系根基的腐蝕力，還是將之視作手段，擔心在“糖衣炮彈”的後面，更有強權咄咄逼人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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