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对中共提供经费，可能确有一点发扬国际主义、援助弱小族群的良苦用心，却更有利己主义、实用主义的司马昭之心。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边在国内搜刮民脂民膏，一边大手笔援助他国、免除他国债务，也正是类似思路。但有唯一的不同


　　共产国际给了中共多少钱？

　　《伐林追问》第27期 2019年11月29日首播

　　◆高伐林


　　这一期《伐林追问》节目，我们继续谈钱——共产国际给了中共多少钱？昨天，2019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是美国的感恩节。中国没有感恩节，如果有的话，中南海诸公，中共从第一代核心到第N代核心，都应该感谢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大力出钱出力，把它扶植起来，从掌权算，都掌了70多年啦。
　　我上次提到一位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他分析：如果按照日本、中国、朝鲜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看，成立各国共产党的先后顺序应该是日本、中国、朝鲜，但现实却恰恰相反。石川对此的解释是：“单就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或迟或早来看，决定因素并不在于有无工人运动，或者是否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在于与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接触是否便利，这是不可否认的。”按照石川的分析，建立共产党的先后顺序，就在于共产国际介入的先后顺序。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石川祯浩写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受到学界重视。

　　我曾经说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因为离开莫斯科到东方来的时候，途经维也纳被逮捕，不得不变更路线，没有按照预定计划先到日本，而是到了中国，所以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成立，而日本共产党晚了整整一年，1922年7月才成立。石川的说法正是这个意思。
　　共产国际的介入，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用马克思列宁的理论，给中国这些知识精英洗脑，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洗脑不成功或者说对洗脑有抵触、不信任的人，就不加入，或者参加了之后也中途退出、分道扬镳，像一大代表中的李达、陈公博、周佛海、包惠僧……还有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先后脱党，最后甚至陈独秀也不肯再回到党内，道不同不相与谋，在中共看来，这些人是动机不纯正，意志不坚定，他们退出只会使中共组织更加纯洁。

　　张申府。他介绍了周恩来和朱德加入中共，自己却在1925年脱离了中共。

　　共产国际介入的第二个方面，是建立严密的组织，制定严格的纪律，手把手地传授忽悠民众的葵花宝典、地下工作的独门秘诀。
　　第三个方面，是财政支持——就是给钱。
　　共产国际到底给了中共多少钱？大家都很关心，但是迄今为止，要精确统计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究竟提供了多少资金，还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呢？共产国际不是都有账可查吗？问题是，还有账外账、账后账、账下账。对弄清这个问题的难度所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的研究员徐元宫，在一篇文章中讲了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拨款，往往不完全按照预算来拨付。举个例子，1922年12月共产国际确定1923年中共的经费支出总额为12000金卢布，但实际上拨付的经费大大超出了这一预算。
　　共产国际派驻上海具体负责拨付经费的工作人员维尔德，1923年7月26日在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就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三个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徐元宫说，其中“帮助因铁路罢工而遭难的中国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都不是经费预算中所包含的支出项目。这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镇压，工人被杀40多人，伤200多人，被捕60多人，被开除1000多人。

　　共产国际派遣维经斯基带着活动经费到中国建立中共和青年团。

　　二是有时由于一些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粗心大意，导致少数汇款既没有标注是何人所汇，也没有指明汇款作何用途。比如，1923年5月22日，这位管分发的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就问：“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我不知道是谁汇来的和作什么用的。盼告。”但问了也不一定就有回答。
　　三是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经费支持的部门和渠道不是单一的。除了共产国际外，后来赤色职工国际、青年共产国际以及“国际革命战士济难会”等组织，也向中共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提供过经费支持，不过一般比较少。提供经费的各部门之间缺少沟通或者沟通不及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中共当时从事的是非法活动，国际组织援助中共，也是犯忌的事，当然得保密，得掩护，这些给钱的部门不能互相通气，就可能出现重复提供经费的情况，这要精确统计具体数额，自然就难了。
　　四是有时因为中共经费实在紧张，共产国际派驻上海负责联络和财务工作的人员，会临时将应当转交给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经费，对不起，雁过拔毛，截留一部分给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上海写给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中说：“我从您寄给日本共产党的7500金卢布中，转给了日本共产党5500金卢布。根据马林同志的坚决要求，鉴于中国共产党急需资金以及发生罢工，其余的款项我留下了。”——这一次截下2000金卢布，在共产国际的账上就反映不出来。

　　苏联外交家、政府特使越飞，不仅与孙中山联络，也暗中参与援助中共的行动。

　　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给钱的方式，主要是由其指派专门人员直接将钞票转交给中共。解密的马林档案中还保存有张国焘、蔡和森、陈独秀等人于1922年、1923年从马林处提取具体数额经费的签收条。
　　那么，共产国际的经费又是怎样到达维经斯基及马林手中的呢？解密档案中，如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从上海发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那封密电，就特意强调了给他往上海汇款的地址：“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塔拉索夫收。”
　　这些钱是从哪儿寄到上海的呢？刚才我曾引证过的1923年5月22日维尔德从上海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密信透露了这一问题：“昨天收到远东银行9600”，这里所说的“远东银行”，是苏俄政府开设的一个金融机构，其主要办事处在哈巴罗夫斯克，之所以开这个银行主要是“为共产国际在满洲和全中国的工作提供资金，大量收购金锭运往莫斯科，销售在苏俄征集的贵重物品以换取外汇，为共产国际谍报员保留往来账户”。

　　苏维埃俄国于1922年创办的远东银行旧址。

　　1922年，远东银行在哈尔滨开设了分行。同年初，苏俄政府还在哈尔滨设立了一个商务机构——西伯利亚远东对外贸易局。通常莫斯科将款项先汇至远东银行，再从远东银行汇到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
　　有时候莫斯科也会通过别的“线路”将款项汇到上海，比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汇报说：“您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州管理局寄给中国共产党的3月份预算经费和电报费用1300墨西哥元已经收到。”再比如，上面提到的1923年7月26日维尔德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英镑。”这些材料说明，共产国际给中共汇款的“线路”不是单一的。
　　提供经费还有另一种办法：共产国际有时还会派遣信使直接将经费从莫斯科带到中国国内，交给在华开展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比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在发给维经斯基的一封电报中，就焦虑地询问他：“您是否已经收到我们托付优林带去的2万美元，请尽快答复！”再比如，1922年9月18日越飞在长春写给马林的一封密信中说：“格克尔同志将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拨给的3000墨西哥元交给您”。所说的优林和格克尔，都负有转交经费的重任。
　　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共产国际诞生初期，共产国际提供给各国共产党的经费不是卢布，甚至不是现钞，而是珠宝、钻石，有时候是鸦片。比如，1922年4月，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就曾将价值60万卢布的黄金和价值400万卢布的证券交给了朝鲜人。目前还没有掌握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等贵重物品直接交给中国共产党人，但有不少解密档案文件证明：共产国际曾将珠宝、钻石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是由这些部门安排人将其卖出去后，再将纸币转交中共。

　　苏俄在国内大量洗劫贵族和教堂的珠宝钻石，提供给共产国际变卖之后“支援世界革命”，包括给中共。

　　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呈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指出：“至今东方民族处未从中央机关得到一个美元或者其他货币，而没有钱就无法在东方工作……确实，从西伯利亚局得到了一些贵重物品（钻石），已经拿到东方去出售，并且答应给10万美元，但是出售钻石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当时中共还没有开一大，在鲁祖塔克主持召开的共产国际的一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定：“拨出一大笔款项（中国货币）及相当大数量的鸦片，作为往中国南方派遣谍报员的费用。”
　　由于珠宝、钻石这些东西体积比较小，信使们只需将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后跟即可，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材料证实当时共产国际经常用这种方式向境外发送经费。例如1919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务主任克林格尔在一封写给俄共（布）中央书记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为什么共产国际各机关需要相当数量的皮革时指出：“我们需要皮子是为了做鞋掌用。我们要把贵重物品（主要是钻石）藏到鞋掌里。”而鸦片，则是用铅纸和胶布包裹好，这样就能密封住特殊气味，往火车头、电动机车厢、餐车或者客车车厢不易发现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这些东西运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换成高额现金。

　　中共隆重推出的影片《建党伟业》，只字不提共产先驱向共产国际哭穷要钱。

　　如何看待中共诞生初期共产国际这样经常地、大量地、不择手段地喂奶呢？
　　中共自己当然是认为非常必要，刚开始如陈独秀、李汉俊有些半推半就、扭捏甚至抵触，后来就越来越坦然了，不仅是“受之无愧”，甚至是“索之无愧”“催之无愧”。1924年9月7日，陈独秀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密信中就哭穷：“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来7、8、9、10月份的经费。”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斯列帕克也在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指出：“经费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其实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也许对其他许多共产党都是如此。简言之，在10月、11月、12月都没有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那里得到钱，而有整整6个月没有从红色工会国际那里得到钱了。你应该考虑一下这件事，并要尽快采取措施把这些钱立即汇出来。”
　　徐元宫认为，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对诞生初期比较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一大召开前后，都发生过一旦缺少了来自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瘫痪的情况。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常常出现的滞后或延误，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什么会延误？原因比较复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将珠宝和钻石等贵重物品，，谋求以合算的价格兑换成现金，耗时过长。
　　当然中共创始人不是傻子，也知道“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只拿共产国际一家的钱，单一财源的风险也太大，担心受制于人，也希望从别处挖金矿。1923年7月1日，陈独秀在写给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另一位领导人萨法罗夫的信中就说：“依我看，可以无条件地接受所有人——军阀、资本家——对京汉铁路罢工运动受难者的帮助。……因此，我们就从张作霖那里得到了1万元的帮助。我们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工人没有什么不好，而对恢复组织只有好处。”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列宁坐在主席位。

　　莫斯科对中共提供经费支持，动机是多方面的。不能说没有一点发扬国际主义、援助弱小族群的良苦用心，但是更有利己主义、实用主义的司马昭之心。列宁推动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共产国际，用意就是发动和推进世界革命，资助和扶植可能对自己形成威胁的周边邻国中的挑战力量，在资本主义阵营敌后煽动、点燃造反之火，作为巩固自己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法宝。反正这大笔大笔的现钞、珠宝，都是抢夺俄国的王公贵族、教堂神父积累了多少个世纪的财富。其实，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之所以一边在国内搜刮民脂民膏，一边大手笔地援助他国，大手笔地免除他国的债务，“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也正是类似的思路。唯一的不同点在于：当年莫斯科资助的是他国挑战政府的造反力量，而毛泽东资助的对象，既有挑战政府的力量，也有他国政府本身；到了习近平，钱全是交给他国政府。
　　莫斯科一方面与北洋政府保持外交关系，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暗中扶持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挑战力量。而且，他们看到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比共产党雄厚，更有可能夺权成功，资助国民党的力度要大得多。共产党人蔡和森在一份呈交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抱怨，仅仅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这一种报纸，得到共产国际援助的经费，“就超过了整个中国共产党（获得）的全部经费”。

　　1921年，孙中山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在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后，苏联对国民党为主、共产党辅助的广州政权，更是提供了大批军火援助。1926年7月，苏联向国民军提供的步枪就有55857支，各种炮60门，机枪230挺，迫击炮18门，还有各种子弹炮弹数千万发。北伐开始后，苏联在10月间还向国民军提供了3500支步枪、1150万发子弹和3架飞机、10支火焰喷射器等。这方面资料太多，我就不细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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