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方歷史學界來說，巴巴拉·塔奇曼是個很不合群的歷史寫作者。她“從不編造任何東西，甚至是天氣”，從不相信世界上有絕對客觀的歷史學家，她又身體力行反對“價值先行”。她被稱為“當代的修昔底德”，卻斷言：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老高按：作為一個“資深歷史愛好者”，甚至還陰差陽錯地成為歷史傳媒工作者，我在一個月內，竟遭到了兩次猛烈衝擊。第一次，來自日本岡山大學姜克實教授，不僅用其近十年的對抗日戰爭中一些典型案例戰況、戰果的研究成果，顛覆了我們從小接受的關於抗戰歷史的認知，更以他遵循科研原則的嚴謹的研究方法，讓我過去多年所從事的重在記錄當事人、知情人、身邊人的口述回憶，“現了原形”，暴露出嚴重不足。姜克實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當事人的口述回憶靠不住，而中國大陸全國政協和各省政協所編輯出版的《文史資料》，也並非信史（當然並不是說其中全無真實成分，但是因為真偽摻雜，就無法當作可信資料來援引了）。
　　第二次衝擊，就是今天我要說到的巴巴拉·塔奇曼的觀點——她從根本上否定了“以史為鑑”的可能性，斷言：人類不能從歷史教訓中受益。老天！那麼我近二十年來工作、探究、追尋真相的意義何在？僅僅是滿足一下公眾獵奇欲、好奇心嗎？
　　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1912年1月30日－1989年2月6日），美國歷史學家、流行史作家、記者，兩次獲得普利策獎，其著述甚豐，題材廣及中世紀、文藝復興、美國獨立戰爭、英國愛德華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乃至二戰中的中國戰場，中文譯本有《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驕傲之塔：戰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和《歷史的技藝：塔奇曼論歷史》……
　　巴巴拉·塔奇曼說得是否有道理？我要仔細思考，也請這裡的博客、讀者諸君都想一想。

　　越預判越錯判：歷史沒有劇本，只有意外

　　巴巴拉·塔奇曼，來源：公眾號《李強好書伴讀》


　　轉載者“吉言賢食二點零”按：黑格爾曾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他說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不會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
　　這句話一直流轉在各種出版物和文章里，但是人類究竟為什麼不能吸取歷史教訓，這背後的本質，很少有人花時間去研究。
　　——人類認識歷史的局限，究竟是自身能力的局限，還是所謂的歷史教訓本就不存在？
　　——如果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那麼是否能從歷史中得出某種規律，用以預測未來，未雨綢繆呢？
　　對於這兩個最為要命的關鍵問題，巴巴拉·塔奇曼都有鞭辟入裡的精彩見解。
　　本文是她1966年在芝加哥歷史學會的講話，不僅完全體現了巴巴拉·塔奇曼作為一個一生捍衛美德與文明的歷史學家的智慧，對於普通讀者來說，也有助於建立一個正確的歷史觀，防範有毒歷史對自己的侵害。

　　▌越量化越失控：真正推動歷史的往往是意外

　　行外人常問研究歷史的目的是什麼。研究歷史有用嗎？我們能從歷史教訓里學到什麼嗎？
　　當人們希望歷史能夠教會我們東西，說明他們也想確定一點，即歷史是有科學標準的。
　　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不可能呢？答案就在歷史最終的研究對象——“人”，這個“不可知變量”上。
　　人是歷史中最有意思的對象，歷史也是人類行為的記錄，但它沒有邏輯，充滿了無數的未知變量，無法用科學的方式衡量，更難系統地編排歸納。
　　即使在這個電氣時代，在名為“量化”的過程中，電腦正在蠶食對歷史的研究，我也要大膽地做出這番表白。
　　量化就是把歷史事實，或稱數據——也就是人的行為——被歸檔進入很多條目，這樣才能輸進電腦，然後得出來一個所謂的歷史規律。
　　我只能告訴你們，對歷史來說，“數據處理”是無效的。研究者有多依賴機器，研究結果就有多可疑。
　　我曾親眼見證一個用量化方法探尋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的研究：
　　操作員把“七月危機”中所有外交檔案和信息進行分類，歸入“敵意”、“友好”、“挫傷”、“滿意”等條目，每一條從一到九打分，包括小數。
　　最後，沒有一個條目，符合那些君主與閣員的性格特徵以及他們承擔的社會壓力。
　　這項研究耗費巨大卻收效甚微——它得出的結論都不算驚人：戰爭的可能性隨着照會中敵意的增加而增加。

　　再比如，在我的《驕傲之塔》中寫了一群無政府主義者，碰巧這裡面有一個意大利的無名小卒，名叫米格爾·安吉奧利羅，沒人記得這個名字，可正是這個人在1897年射殺了西班牙的首相卡諾瓦斯。
　　卡諾瓦斯是個強人，就在他被暗殺之時，對古巴叛亂的鎮壓馬上就要成功。如果他沒有死，古巴起義就不會擴大，美國人不會興奮地躍躍欲試，美西戰爭不會爆發，聖胡安山戰役不會打，不會有莽騎兵，西奧多·羅斯福也不會當上副總統，在另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又一個不可預料的人暗殺了麥金萊總統後，西奧多·羅斯福就不可能由副總統補位。
　　如果西奧多不是總統，1912年共和黨就不會分裂，伍德羅·威爾遜也就不可能當選。暢想還可以無限制地進行下去。
　　對我來說，當我發現歷史是被一堆無邏輯的人類行為記錄所決定，這種方式更讓我心安，它好過由遠遠超過人類的巨力來支配歷史的情形。

　　▌越預判越錯判：歷史從不按人類的劇本進行

　　太陽每天升起，潮汐和火車時刻表一樣準確，前者更準時。
　　潮汐和火車非常好地闡釋了我的觀點：你指望月亮，月亮是可靠的；但你要指望人，就不可靠了。
　　人類的行為和歷史中一些特定條件，不可能孤立出來或重複出現，也不可能重複給定的條件。
　　複雜的人類行為不可能複製，不可能蓄意地發動，也不可能像自然現象一樣可以期待它一定出現。
　　沒有可靠的一再重複出現的環境條件，我們不該對歷史教訓抱有太大自信。
　　舉個例子，有了一戰的慘痛經歷，二戰時，美國打得比一戰更加聰明。
　　但美國從未預料到，日本敢於偷襲珍珠港，從而將美國徹底拉下水。這說明，美國人沒能用好一戰的教訓。
　　珍珠港事件是一個經典的向歷史學習的失敗案例。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來看，美國本該預見到日本在談判期間的突然襲擊。
　　因為，這和日本在1904年所做的事一模一樣，他們當年突襲了旅順的俄國艦隊，發動了日俄戰爭。
　　除此之外，我們洞察了所有的蛛絲馬跡。我們破解了日本的密電碼，我們的雷達有了預警，我們掌握了一系列準確的情報。
　　那是什麼地方出了毛病？信息沒問題，有問題的是判斷。
　　我們有了一切證據，但不願正確地解讀它們，就像德國人在1944年不願相信諾曼底登陸的證據一樣。
　　人傾向於拒絕相信與他們的周密計劃或事先安排相衝突的事實。
　　所有軍事情報的缺陷在於，不論它們是20％、50％還是100％的準確，它們終究需要人去判斷，而判斷，就是大量個人、社會、政治的偏見和一廂情願的產物。
　　總之，既然是人，就會犯錯。如果人們能破譯日本的密碼，卻不能相信密碼告訴自己的東西，那他怎麼從歷史的教訓中學到東西？
　　電腦能做得更好嗎？
　　也許它們會正確地刪減，正確地得出結論，但是轉折突發，某人打了個噴嚏，歷史就改變方向，另覓他途去了。

　　▌歷史研究的三個最大敵人

　　珍珠港事件至少說明了兩點：第一，人類不能從歷史教訓中受益，因為預判干擾了他們從信息中得出結論。
　　第二，歷史常常會任性地偏離它的教訓指向的方向。這就是歷史系統的缺陷。

　　◎歷史決定論：無視混沌系統，將一切隨機視作必然

　　被歷史系統背叛得最徹底的，就是德國激進主義哲學（他指的是“馬克思主義”。——老高注）
　　沒有一個先知這麼相信自己的假設，沒有一群信徒對預料中的結果這麼堅定不移，沒有一套對歷史的闡釋看來這麼天衣無縫。
　　他分析工業革命的作用，解開了19世紀最可怕的謎題：物質越是進步，貧窮就越是擴散和深重。
　　他認為，這個進程只有通過暴力改變現存的秩序才能結束。基於此，他提出了貧困和崩潰的定理，裁定道，既然工人階級自我意識與工業化同步覺醒，革命最先會在最為工業化的國家爆發。
　　他的分析太有說服力了，看起來歷史沒有另外的路可走了。他的假設被信眾以及後來人廣為接受，仿佛是刻在西奈山石碑上的十誡。
　　他解釋的歷史真相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為可信的教條。它影響巨大得無可估量，至今餘音繞梁。
　　理論創建人選取的事實是正確的，思路是縝密和深刻的。他什麼都是正確的，除了結論。
　　發展中的歷史沒有證明他的理論，工人階級過得欣欣向榮，沒有每況愈下，資本主義也沒有崩潰。
　　革命沒有從工業化最深的國家爆發，而是從工業最薄弱的國家開始。
　　在集體主義之下，國家沒有消亡，而是大肆擴張它控制社會的權力和功能。歷史看也不看他，以它自己神秘的邏輯，走了一條自己的路。
　　當他已經被證明是有問題的，痴迷決定論的人們慌忙把歷史又交到了一個新的權威手中——弗洛伊德。

　　◎價值先行：用頭腦中的價值濾鏡，扭曲整個世界

　　弗洛伊德把人類所有行為的動因，都解為下意識的性和精神驅力。
　　弗洛伊德的信徒們堅信這一點，就像馬哲的原教旨主義者堅信他們的教義一樣。
　　然而，弗洛伊德的例子，本身就不具備普遍性，他不幸地選取了皇家的故事來舉例說明他的概念：俄狄浦斯情結。
　　帝王的生活是有特殊性的，尤其是牽扯到統治和繼承等權力問題，這就不是普遍的人之常情。
　　俄狄浦斯弒父傳說可能來源於所有皇家繼承人都憎恨父親的實際現象，但這不是因為他們想和母親睡覺，而是他們覬覦王位。
　　如果家長的統治碰巧來自母親，他照樣會痛恨母親。母親也一樣會從出生開始就討厭兒子，因為她知道兒子註定要取代她的位置，就像維多利亞女王和她的長子愛德華七世一樣。這不是什麼弗洛伊德，這就是王朝政治。

　　◎系統論者：用一種模型，解釋整個複雜的歷史

　　時尚的歷史理論，正如時尚的本質一樣，新舊交替，走馬燈一樣變換。但這也沒讓那些建構主義者灰心喪氣。
　　最近又有歷史學家下了斷語：寫作歷史需要“有序的大思維”。
　　說起“有序的大思維”，我眼前呈現的是一台拖拉機拉了張鐵鏈網在犁地。我看到那個教授爬上拖拉機，隨着他向前，拖在後面的“有序的大思維”就在耕犁歷史的坑坑包包，直到土地平整、乾淨、有序。
　　——換句話說，被放進了某種系統。
　　凡人——你、我、拿破崙——結合了性格、環境和歷史的情景，任何人都是無數變量的集合，無法複製。
　　他的出生、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食物、他的家、他的學校、他的經濟社會地位、他的第一份工作、他的第一個女朋友，以及蘊含其中的所有變量，組成了神秘的人物性格，還要和其他變量結合：國家、氣候、時間和歷史情境。
　　所有元素以精確的比例再次調配之後，就能複製出摩西、希特勒、戴高樂，以及殺了肯尼迪的李·哈維·奧斯瓦爾德了嗎？
　　只要人還是“不可知變量”——我看不出在未來，有無限可能的人會在哪方面有固定下來的傾向——我不認為他的行為可以被有效地編碼和量化。
　　對電子化急進又樂觀的人將繼續把人的過去行為切成千千萬萬可定義的碎片，他們叫“輸入”，然後機器轟轟隆隆，一道電光閃過就給出了“輸出”。
　　可是輸出可靠嗎？我打賭十有八九歷史會無視電腦的輸出，就像它無視馬哲一樣。
　　電子學是有用的，但我可以自信地說，它無法把歷史學家變成按鍵的工人，把歷史變成系統程序。


　　轉載者“吉言賢食二點零”補白：
　　歷史學界的反叛者：從不生產有毒的文字

　　對於西方學界來說，巴巴拉·塔奇曼是個很“不合群”的歷史寫作者。
　　因為她“從不編造任何東西，甚至是天氣”，也很少預設立場與價值觀，甚至經常把枯燥的史實寫得引人入勝。
　　她書寫的歷史不含“三聚氰胺”，和那些決定論者、價值先行者、系統論者的歷史截然不同。
　　她從不相信世界上有“絕對客觀的歷史學家”，因為“那只有時鐘才可能做到”。但是她在寫每個字時，都在警示自己，不能把歷史強行塞進一個系統。
　　正如她在《歷史的技藝》中所言：
　　“要誠實地讓數據自己開口說話，而不是把數據關在事先準備好的盒子裡。”
　　很多歷史作品為了表達價值立場，存在斷章取義、以立場篩選史實、甚至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實的現象。
　　巴巴拉·塔奇曼身體力行地反對史學界的“價值先行”，並且將高超的文學技巧運用於歷史寫作，以一己之力拔高了歷史寫作的門檻，甚至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寫作品類 ——“非虛構寫作”。
　　曼徹斯特、黃仁宇等知名作家看了她的書，紛紛將她視作自己寫作上的導師，加以模仿學習。
　　巴巴拉·塔奇曼因其卓越的寫作與史學成就，更是被稱為“當代的修昔底德”。
　　中美破冰之旅時，尼克松還將塔奇曼的書贈送給中國時任領導人。作為政治家外交活動的國禮，她的書，不只是一套經典，更是一個關於智慧、審美、品質、品位的符號。
　　但遺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國長期被忽視。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國內後，曾一度絕版。網上單本溢價就已達到200多元，而且難以找到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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