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首都體育館舉行最主要的中日萬名青年聯歡大會，胡耀邦對擬稿的幾位筆桿子交代意圖，說結尾要表達這樣的意思：今年我們邀請三千日本青年只是起點，今後我們要邀請三萬、三十萬！但筆桿子起草時到底不敢“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


　邀請三千日本青年訪華成為胡耀邦挨批的一大“錯誤”

　　《伐林追問》第24期 2019年11月22日首播

　　◆高伐林


　　1984年邀請日本三千青年訪華舉行中日青年聯歡，是八十年代中期牽涉面相當廣的一個大熱鬧，名義上是“民間交流往來”，官方的用意是“着眼於人民、着眼於未來”，搞成中日間一場盛大的政治嘉年華。不過兩年後的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以來，就被刻意淡化了。直到今天，沒有經歷過那個年月的人大部分不知道，經歷過的人也淡忘了。而且還流傳着種種傳聞。我甚至聽到一個說法，邀請日本三千青年訪華，被列為胡耀邦所謂“六大錯誤”之一。我當時在中日青年聯歡活動的宣傳處工作，今天的節目，我就來回憶一下當時的真實情況。

　　第一點，邀請三千日本青年訪問中國，是不是胡耀邦心血來潮、腦子一熱就邀請了？
　　1983年11月26日，訪日的胡耀邦在東京NHK大廳對四千多名日本青年發表演講。他說：“為了加強兩國青年的了解，發展兩國青年的友誼，我要代表中國人民與青年，向貴國的各友好青年團體發出邀請，明年九十月間，我國秋高氣爽時節，請你們派三千位青年朋友，來我國進行為期一周的訪問……”
　　當時包括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在內的現場觀眾都以為是300人，直到翻譯確認兩遍後，中曾根不由感嘆：“不愧為中國，有這麼宏大的氣魄和決心！”

　　胡耀邦

　　是胡耀邦腦子一熱就發出邀請嗎？不是。胡耀邦確實容易衝動，但是這件事是黨中央的集體決策。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朱良2007年在一篇文章中澄清說：胡耀邦是按照中央批準的方案，根據“着眼於人民、着眼於未來”的精神，發出邀請的。
　　參與組織這次活動的團中央國際聯絡部部長賈棣鍔介紹，“當時還有過更宏大的設想，一萬人、三萬人，能不能接待？胡耀邦同志很務實，就讓我們做調研。結果三萬人根本不可能，一萬人也很困難。三千人是經過調查的，不是拍腦袋，想多少就多少的。”
　　我記得，9月30日在首都體育館舉行最主要的一次中日青年聯歡大會，胡耀邦要發表講話，交給團中央起草，叫去團中央研究室的幾位筆桿子交代意圖。他說：結尾要表達這樣的意思：今年我們邀請三千，只是開始，只是起點，今後我們接待條件更好了，還要邀請三萬、三十萬！這幾位筆桿子聽得目瞪口呆，回來起草時，不敢“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最後寫的是“今後還要邀請兩倍、三倍、五倍”，後來胡耀邦致辭就是這麼說的——也很驚人了！
　　為什麼要搞這麼一次聯歡呢？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約之後，中日關係一直升溫。但1982年7月發生了一件事：媒體報道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書、篡改日本侵華歷史，日本文部省通過的1983年中學歷史教科書，把過去“日本軍隊對中國的侵略”改為模糊化、中性化“中國的進出”。這件事在日本國內、在中國和韓國和朝鮮，都引起了軒然大波，中國外交部提抗議，《人民日報》發評論。中國教育學會和中日友好協會也都發表抗議聲明。

　　日本教科書百花齊放，出版商送文部省審查通過後由市場檢驗。

　　其實後來查清楚了，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日本的教科書，不像中國一元化都是遵照中共口徑的統編教材，他們是各出版社自己編輯出版，送文部省審查，然後都發到市場，各學校自己去挑選使用。日本文部省長官緊急下令組織人手連夜重新徹底翻查所有許可出版的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送審的及通過審查的兩種版本。最後發現通過審查的所有版本都沒有把“侵略”寫成“進出”，只有送審的教科書中，實教出版社出的這一種，把“日本軍華北侵略”改成了“日本軍華北進出”，但這個用語，審查人員已經做了標記。他們最後通過審查的版本，這一處已經改回了“侵略”。
　　在中國提出正式抗議一個月後，當時日本官房內閣長官宮澤喜一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以政府名義向中韓兩國道歉。
　　這一事件實際上是個大烏龍，但引起中共領導層很大的警覺，感覺要加強愛國教育，並要着眼下一代。40、50年代從事日中友好的那些“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都已經垂垂老矣，需要在新一代日本人中物色接班人。1982年9月18日，朝鮮金日成訪華，鄧小平談到靖國神社時說：“日本修改教科書篡改歷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溫歷史、教育人民的機會。其實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那些娃娃，那些年輕人需要上這一課。他們不大懂歷史，有些歷史已被忘記了。”
　　中共採取了一系列舉措，包括着手籌備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等等。着眼下一代的中日青年聯歡也是基於這一長遠考慮。
　　那次中日青年聯歡，還有一個背景，就是胡耀邦與中曾根康弘的私交相當不錯。中曾根是1982年11月上台執政的，與胡耀邦基本上同處一條時間線，他們兩人的任上，基本上是戰後中日最友好的時期。胡耀邦1983年訪日後，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回訪北京，胡又破例在中南海設家宴款待中曾根夫婦。

　　1984年3月中曾根首相回訪北京，胡耀邦破例在中南海設家宴，中曾根抱起了胡的長孫女胡知鷙。

　　但80年代中期開始，歷史教科書和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浮現，胡在這些問題上被認為“軟弱”，這也是他下台時被抨擊的一大理由。胡耀邦在與中曾根首腦會面中，對中曾根在美國提出的“不沉的航母”自衛隊擴軍政策，以“日本適當的防衛力增強，中國是不會反對的！”應答，這被外界解讀為中國政府對日本擴軍政策容忍。但根據2017年日本外務省最新的外交文書解密，這句話是被斷章取義了，胡在前面說了一句：“中國是希望日本成為在經濟上繁榮，政治上熱愛和平並具備自衛力大國，日本朝這個目標邁進我們是支持的。”後面還說了一句，“但是何種程度的擴大，不但是中國，也將是全亞洲注目和為之不安的，但我本人堅信，本世紀末到21世紀初，無論日本自衛力如何擴大，也不會與中國為敵的。”
　　1985年中曾根以首相身份戰後初次參拜靖國神社，次年中曾根不再參拜，日本媒體爆炒這是首相受到了中國的壓力，然而中曾根自己回憶道，那時更多顧及是正在對抗中共保守派的胡耀邦的政治生命。胡1987年1月下課後，中曾根曾嘆息“我對不起胡”。

　　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是八十年代中日蜜月的見證人，本次節目首播時他仍健在，一個星期後的2019年11月29日去世，享壽101歲。

　　第二個問題，中日青年聯歡活動是怎麼進行的？
　　在向日方發出邀請之後，黨中央決定由共青團中央來承辦，對外用全國青聯、全國學聯、中日友協的名義。成立籌備委員會，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日友協名譽會長王震任主任，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王兆國為第一副主任，全國青聯主席胡錦濤、副主席劉延東分別為正、副秘書長。
　　訪問的時間定在了9月24-10月6日。為什麼選在這個時間呢？最高層做出的決定，避開了7月7日、9月18日這樣的抗戰紀念日，安排在九月下旬開始，也剛好趕上中國國慶35周年——那正是文革噩夢結束、改革開放揭幕，可以讓日本的下一代，感受中國朝野百廢待興、民氣振奮向上的氣氛。

　　1979年5月，中國代表團600人乘坐中日友好之船“明華”號訪問日本33個都道府縣。團長是廖承志，顧問是粟裕大將。圖為二人在愛知縣身披日本節俗服飾與小朋友合跳民族舞蹈。

　　三千人如何選？在日本沒有一個單位能統一負責組織和派遣，日本外務省也頭大。1984年4月，中方就直接向日本的二百多個團體和單位發出了邀請。中方的邀請，以民間為主，也照顧官方，日本全國47個都、道、府、縣政府都被邀請了，對朝野各政黨一視同仁，同等邀請。最後，日本的214個團體共派遣了3017人，其中還包括63名新聞記者。因為人數巨大，兩國民航共動用了12趟航班包機穿梭於東海上空。
　　代表團最年長的是日本“中日關係正常化”三大功勳之一84歲的岡崎嘉平太，最年少的只有2歲，是以《四季歌》聞名中日的歌手芹洋子的女兒。還有兩位後來當上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彥和菅直人。日本政經文化體育各界都有名人前來，也突破了年齡限制，比如《血疑》這部日本電視連續劇，賺足了中國觀眾的眼淚，中方最想邀請扮演女主角的山口百惠，是胡耀邦親自提名的，但是她的第一個兒子才五個月，婉拒邀請，只好退而求其次請來了在《血疑》中飾演大島茂的宇津井健，還有電影《追捕》中的女星中野良子。代表團中還有電視劇《阿信》中童年阿信的扮演者小林綾子，但《阿信》雖然早已轟動日本，在中國卻是大聯歡的第二年1985年才播放，所以可愛的“童年阿信”走到哪裡都沒人認識。
　　八十年代中期一下來了三千外賓，最難的是交通和住宿。北京大巴不夠用，特地從天津調來一些。當時北京外賓能住的飯店只有北京飯店、新僑飯店、民族飯店等少數幾家，沒辦法，就用了國務院招待所、京豐賓館等，軍隊幫了大忙。
　　為了分散接待的壓力，三千青年不是同時抵達，訪華項目和路線也不一樣。三千日本青年分成兩批：
　　第一批1500人，9月24日從上海入境，然後再兵分兩路，9月底來到北京，過了國慶節從北京出境回國；
　　第二批1500人，9月底從北京入境，參加中國國慶，然後也是兵分兩路，10月6日從上海出境回國。
　　這兩批四路日本青年，全部集中的時間就是國慶前後在北京，分散訪問的城市，是西安、南京、武漢、杭州。日本青年是三千，翻譯就要好幾百，北京的日文翻譯不夠，從全國調。加上全陪、地陪、保衛、醫療和其它工作人員，就有四五千人。既然是“聯歡”，就得有相當數量的中國青年與之對等。這還沒說記者呢，雖然當時的媒體不如今天這麼多，但全國記者也來了好幾百。
　　中方安排的，每一路日本青年都要訪問“一個工廠、一個農村、一個學校”——要讓他們相對全面地了解中國和中國人。那年是中共建政35周年，十一國慶閱兵，在天安門觀禮台的前面，專門擴展建起觀禮台，留給日本三千青年。當晚，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中日青年舞會，燃放焰火後，大家跳舞跳到午夜兩點多鐘。

　　日本青年在天安門東側觀禮台觀看閱兵。

　　國慶遊行中北大學生自發打出“小平你好”標語，觀禮的日本三千青年都看到了。

　　第三個問題：三千日本青年訪華誰掏錢？到底花了多少錢？
　　由中國掏錢。這其實是由時任國家主席兼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李先念首先提出來的。他說：“日本三千名青年訪華是件很有意義的事。經費問題，我提議由我方負擔為好。”中聯部長朱良後來披露，對這次友好聯歡的費用，團中央精打精算，整個接待的財政預算是803萬人民幣。朱良還說“應該說，在當時搞這麼大的活動，也是很節約的。”
　　但朱良說得不對。803萬人民幣，只是中央財政預算。實際上花的錢，遠遠大於這個數字，十倍二十倍都不止。
　　中日青年聯歡籌委會由王震掛帥，他主持了八次籌委會會議，解決了許多困難問題，說白了就是政治動員中央和地方各部門，包括軍隊從人力、物力、財力上支持——他是上將嘛。許多就是作為政治任務壓下去，“要算政治賬，不要光算經濟賬”，就不計費用、無償奉獻了，或者象徵性收費。六個城市的地方財政，肯定是一大筆支出，六個城市互相要比賽看哪個接待得好，得到上級的青睞，於是大家都爭先恐後，各地也都向企業狠狠地搜刮了一筆。這也是後來社會負面反應很強烈的原因之一。
　　當日本青年們踏上上海土地的第一刻，工作人員給他們的第一條誡令是：自來水龍頭裡的水不能像日本一樣直接喝。然而，還是有人忘了，導致拉肚子。
　　一位名叫穗織一成的日本青年，在參觀時突發急性胃出血急需手術。但他擔心中國的血液技術不過關，不願意輸中國人獻的血。而同團的日本人又以旅途勞累體力不支為由，不願為他獻血。人命關天，工作人員將此事上報中央和日本大使館，最終中日雙方決定強行為他手術和輸血，保住了他的命。訪問結束後，穗織一成舉家遷往中國，他在中國教了好多年日語，只收象徵性報酬。
　　像這些醫療費用，我相信都是中方報銷了，而且肯定也不在朱良部長所說的803萬元之內。
　　至於日本青年參觀訪問的基層單位，尤其是企業，花錢海了去了！當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看外國人就像外國人看我們的大熊貓似的，稀罕極了，接待外賓實在沒有經驗，根本不知道怎麼讓這些外賓滿意才好，花樣翻新地拼命送禮——不叫“禮品”，叫“紀念品”。這些單位這些企業的領導也想趁此機會給自己鳥槍換炮，讓本單位的面貌煥然一新，讓接待人員和職工也得點實惠。熱情好客程度讓外賓都覺得過頭了、太過頭了！領導和接待人員沒有想一想，日本青年每參觀一個單位就收一堆禮物，怎麼可能拿得了、帶得走？尤其是企業用道林紙印得五顏六色的畫冊，華而不實重得要命，他們離開時只能扔在旅館房間裡。
　　中日青年聯歡的奢侈風氣，在我看來，胡耀邦始料不及，確實應該負一定領導責任：他先後六次聽取籌備工作匯報，提出要搞得“輕鬆、愉快、活潑、多樣”，唉，加一條“節約”就好了！
　　話說回來，日本方面對中國如此大手筆，還是感念於心的。第二年開始，他們多次回請中國青年。3月份搞了一次，由胡錦濤帶隊去作客；10月份又邀請了500人、由劉延東帶隊的“中日青年友好之船”。我也上了這條船。邀請對方三千，對方回請加起來只有六七百，當然不對等。不過，三千人在中國是七八天，我們幾百人在日本是十七八天，這麼一想，差距就沒有那麼大。另外，要考慮日本與中國的國情大不相同，中國是高度集權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黨中央做了決策，拍板掏錢就是一句話的事；而日本是民主體制，政府要邀請中國客人就繁瑣麻煩得多，頭一個財政年度就得報預算交國會通過，數字是卡了又卡，中央政府也不可能下令要地方掏錢，更不可能下令要群眾團體掏錢。我們這條船五百人到日本後分成幾十個小團到各地參觀交流，絕大部分經費都是日本的友好團體湊份子。我認為，還是日本這種辦法好，真正是民間活動，雖然日本官方也要出面也要花些錢，我們到日本東京，日方也舉行了一個大會，中曾根首相出席致辭，這倒是與中方胡耀邦致辭的規格對等。
　　我後來得知，日方還是彌補了中國接待日本三千青年的費用。他們看到了中國當時還相當貧窮落後，百廢待興，用了一種特殊的方式來回報。這就是在北京東郊亮馬河畔，建起了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這樣一大片建築群。這個項目是1984年由來華訪問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與胡耀邦共同倡議的，後來聲稱中日兩國政府共同出資興建——中方出資主要是地皮，日方則投入了真金白銀。這個建築群，建築面積八萬多平方米，包括世紀劇院、教育研修樓、銀橄欖游泳館及網球場、二十一世紀飯店，還有留學生公寓、國際中學教學樓等設施。設施先進，功能齊全，建成後舉辦了很多重要活動。我不知道日方出資的具體數字，但是我估算，應該能抵上，或許還超過中日青年聯歡的接待費用。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矗立在北京東郊亮馬河畔，據稱主要是日本捐助資金建起來的。

　　當今中國反日情緒高漲經久不退，除了歷史問題，還有領土糾紛，肯定不少人認為那麼大折騰歡迎日本青年來中國訪問聯歡，是“大撒幣”——雖然比不上習近平大方，因為現在中國更財大氣粗了嘛。我理解這種情緒。但是我也看到，那次聯歡之後很多日本青年（現在已經是中年了）在做日中友好的工作——當然遠非全部。他們關注中國，關注中國普通人的境遇和命運，關注中日關係的波折，為中國的進步鼓勁，也為中國的倒退而憂心，他們對身邊的中國人（這樣的年輕人多年來數量暴漲）也更多一份關照。
　　對了，舉一個例子：當年訪華青年之一、三十多歲的社會活動家菅直人，後來當上了日本首相。從那年訪華回國後，他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年選擇一天，從自己的母校東京工業大學邀請50名中國留學生共進晚餐，持續了二十多年。
　　夫婦在感情破裂、吵架分居打離婚官司時，恐怕很難理解自己當年怎麼會有那麼高的熱情追求對方、陷入熱戀。今天的人們恐怕就不容易明白：1984年秋天大家怎麼那麼真誠、那麼熱情地歡迎日本青年？而2012年秋天大家怎麼那麼憤怒、那麼瘋狂地掀起反日浪潮，甚至砸日本車、砸開日本車的同胞？胡耀邦和當時黨中央邀請三千日本青年訪華聯歡的得失帳怎麼算，可以討論爭鳴；中日關係好不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恐怕還要“風物長宜放眼量”。而不管怎麼說，仇恨教育絕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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