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Lardy）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谁扼杀了全球经济？下一场危机的真正根源”，以回应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迈克尔·B·G·弗罗曼（Michael B. G. Froman）于2026年8月13日在《外交事务》杂志的发文－－“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可能由中国制造，产能过剩如何走向终结”。请读他们的相互回应： 尼古拉斯·R·拉迪,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中国并非唯一的罪魁祸首 在《下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可能由中国制造》（2026年9月／10月刊）一文中，迈克尔·弗罗曼发出警告，认为中国已经“超越”了其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所能承受的范围。他认为，北京通过大量出口获得巨额补贴的产品来充斥全球市场的做法，将导致保护主义抬头，随后可能出现中国出口增长崩溃和中国经济实质性放缓，并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一连串不利影响。弗罗曼正确地指出，中国的顺差过大，而突然进行调整将给全世界带来冲击波。然而，他关于这一风险目前尤其严重的论证，却没有那么令人信服。 弗罗曼的预测最终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全球严重失衡会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的观点，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就已经广泛流传。当时，全球贸易失衡的程度远远高于今天——2007年接近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而今天约为3.7%。中国顺差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当时与今天大致相同。但是，保护主义并没有激增。当时，各国没有对中国的顺差采取报复措施，而是选择吸收这些顺差，可能是因为它们从中国低成本的制成品中获得了利益。那些仍然充分利用廉价进口商品的国家，很可能再次选择吸收中国的顺差。 尽管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在过去几年出现爆炸性增长，但这并不一定像弗罗曼所声称的那样，是北京工业补贴造成的。至少从2015年李克强总理启动旨在提高中国某些关键领域自给自足能力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来，中国就一直实施规模庞大的工业补贴计划。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8月的一项研究，2011年至2023年期间，按照广义口径衡量的工业补贴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尽管中国在这些年份持续保持经常账户顺差，但其平均规模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远低于2007年接近10%的峰值。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直接补贴是中国补贴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部分补贴从2022年的峰值下降了四分之一，到2025年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0.1%。 中国顺差从2024年开始增长，更可能是由于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失衡扩大。中国的住房投资，以及最近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已经放缓，而国民储蓄仍然保持在高水平。因此，经常账户失衡有所扩大。 中国的顺差并不是造成全球失衡的最大因素——美国的赤字才是。 在考察全球经济面对失衡时的脆弱性时，弗罗曼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国身上。他积极评价通过合作与协调来消除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努力，尽管这一过程可能带来经济痛苦。但是，在他看来，这些努力必须以促使中国提前重新平衡其经济为目标。他写道，美国应该努力争取中国作出可以核实的承诺，包括提高人民币币值、削减工业补贴、改革户籍制度，以及建立更加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弗罗曼没有提及华盛顿自身规模过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只要美国继续保持如此庞大的赤字，就必然存在一批拥有相应经常账户顺差的国家，例如今天的中国、德国、日本和韩国。 要尽量减少削减失衡所带来的经济痛苦，就需要顺差国和逆差国相互合作，以限制不利的外溢效应，并支持全球经济增长。中国的顺差并不是造成全球失衡的最大因素——美国的赤字才是。2023年至2024年期间，以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衡量，美国的经常账户失衡规模是中国的两到三倍。即使在2025年，当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激增至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0.62%时，仍然低于美国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0.94%的赤字。 弗罗曼提出的推动中国单方面作出改变的建议，不仅会给全球经济带来痛苦，而且也不切实际。随着美国对贸易伙伴实施越来越反复无常、令人疏远的关税政策，美国动员各国组成联盟、向中国施压以减少其过大顺差的能力，已经变得远不如过去那么可靠。而且，即使能够组织起这样一个联盟，中国对这种单方面做法的回应几乎肯定会是报复。 弗罗曼关于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保护主义政策将会增加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仅限于少数国家针对电动汽车等特定产品征收关税或采取其他限制措施，而不是全面阻止中国商品进入市场。更广泛的限制措施可能没有必要。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虽然仍然很高，但已经不再增长。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进口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出口的增长幅度。而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预测，2026年的全球失衡程度将低于2025年。缩小全球失衡的规模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国际合作，而不是单方面行动。 迈克尔·B·G·弗罗曼的回应： 我同意尼古拉斯·拉迪的看法，即美国赤字和债务的发展轨迹不可持续，并对全球经济构成危险。但是，与中国贸易顺差相比，这对全球经济构成的是另一种性质的风险。美国是世界的最终消费者，购买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相比之下，中国的顺差则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和生产基础。 拉迪认为，中国的顺差并不像我所说的那样令人迫切担忧，因为“中国顺差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当时〔2007年〕与今天大致相同”。但是，最重要的是顺差的绝对规模：世界其他地区吸收中国过剩出口的能力，并不会随着中国出口能力的增长而同步提高。此外，中国顺差占世界其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即扣除中国之后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急剧上升。美联储5月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在2000年至2007年的第一次中国冲击期间，中国贸易顺差占世界其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不到0.1%上升至0.5%，并在整个2010年代维持在这一水平。然而，自2018年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已经增长至世界其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1%以上。根据这篇论文的说法，这一比例“相对于其贸易伙伴的经济规模，达到了历史高位”。 拉迪指出，过去十五年间，中国现行补贴计划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稳定，以此轻描淡写地否定我对北京国家补贴的警告。但是，我强调的一个更大、也更重要的趋势是，中国私营部门中，特别是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中，越来越大的比例由无利可图的“僵尸企业”构成。允许这些企业在利润率极低甚至为负的情况下继续经营，可能是中国体制中最有意义的补贴形式，尽管这种补贴是隐性的，因为地方政府及其金融机构为了实现更广泛的政策目标而维持这些企业的生存。 拉迪还否定了我关于中国顺差很可能导致进口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的论点。拉迪写道：“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虽然仍然很高，但已经不再增长。”他指出，其他国家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仅限于少数特定行业。但是，如果剔除中国黄金进口的大幅增长——黄金是一种金融资产，而不是供消费的商品——那么2026年上半年，中国整体商品贸易顺差的增幅就超过了800亿美元。此外，虽然拉迪正确地指出，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迄今对中国出口商品实施的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措施，主要针对电动汽车等特定行业，但全球的发展方向是保护主义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贸易政策活动指数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的贸易政策活动水平约为2024年的两倍，这一增长主要是由新的限制性措施造成的。据《经济时报》报道，2026年年中，印度在一个月内就对中国发起了十项反倾销调查，而2024年全年只有34项。这种保护主义并非来自美国，而是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具有启示意义，也反映了更广泛的趋势。 最后，拉迪正确地指出，美国现任政府的行动可能使我所建议的志同道合国家联盟更加难以形成，而我建议由这一联盟领导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努力。但是，政府官员提及中国顺差的重要性，并将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场合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平台，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存在采取行动的空间。这是一项所有人都可以支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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