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许多作品“巫气”缭绕、恍兮惚兮，对各种意象作超文本的跳跃、链接。可以看出，这位中国著名女作家在知性与直觉中穿行、一次又一次试图探触超自然主宰力量的努力
◆高伐林
在我的博客上我写了“随着岁月流逝，我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爱好者，从想象的云天落到了史实的丛林。”现在的我与文学渐行渐远。
然而，总还是有些机会，与文学界的旧雨新知邂逅；而我始终也还是一个文学作品的读者。去年年底，就见到一位中国女作家徐小斌，在纽约法拉盛的一家相当嘈杂的餐馆，与她长谈数小时。
我不能算徐小斌的“粉丝”，这位艺术创作风格十分独特、因而难免小众化的纯文学女作家，并未在我的文学视野中，占据中心位置。这使我在与她的交谈中，能够保持一种比较超脱的心态。
以下这篇专访，以“徐小斌：冥冥之中有什么在注视著我”为题，刊发在今年3月号《明镜月刊》上，最近已经全文发上明镜网。徐小斌的作品，许多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连载，她的代表作《羽蛇》，我就是在新浪网的小说连载中读到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前往一读。
“不少读者说我的文字散发著一种‘巫气’，在我的作品中确实有超自然、超现实的成份——有些人的作品中的神秘色彩是后天刻意追求的，而我笔下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的。我总是感觉，冥冥之中有什么在注视著我。”2011年11月10日，中国女作家徐小斌，接受我以《明镜月刊》记者名义进行的专访时这样说。
徐小斌是应美国亚洲协会（Asian Society）的邀请，专程前来纽约参加“中印对话”（The "Chindia" Dialogues）的。她和哈金、苏童、余华、查建英等来自中国的作家、学者，就文化的商业化、妇女和诗歌等十个问题，与一批应邀前来的印度作家、学者交换看法，探索文学和艺术在加强两国关系、两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前她和苏童曾在哈佛大学演讲，得到好评。
中国女作家徐小斌
从事创作整整30年的徐小斌递过来的名片上印著“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作家、编剧”——“作家”列于“编剧”之前。
这位早年在工厂开牛头刨的女工，1978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读书期间就开始频频发表文学作品，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电视大学教经济，1993年调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专业从事创作。
徐小斌的长篇小说的风格变化之大，每每好像是另一个人写的，不仅让跟从她的读者吃惊，也往往让评论家为难，不知如何将之归类（用她自己的话说，叫“归堆儿”）。而徐小斌看来也不接受“读者是上帝”这一说法，曾经声称“我写作时从没考虑过读者”——显然，结合她许多作品中散发的神秘气息，可以看出，徐小斌在知性与直觉中穿行、一次又一次试图探触超自然主宰力量的努力：即便是针砭现实的长篇讽刺小说《炼狱之花》，她也运用魔幻手法，赋予其“成人童话”的外观，更不用说她的代表作《羽蛇》，在一个家族五代女性的命运故事中所笼罩的诡谲氛围了。
徐小斌问我：你说我的《羽蛇》难读吗？我坦率告白：确实有点儿。喜欢读徐小斌作品的读者，第一要有比较广泛的知识储备，否则很可能在她的小说中涉及美术、音乐、数学、物理、天文、考古等许多领域的大量专门知识面前，就像在埃舍尔的画中、在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中磕磕绊绊，甚至不得其门而入；第二要有被带入下意识层面的预期，在“巫气”缭绕、恍兮惚兮中，对各种意象能作超文本的跳跃、链接，思接千载，精骛八极。
徐小斌对此倒不是没有“预警”举措。她告诉我：“我的作品都安排有几个层面：外壳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内核，是写给知音看的。”
徐小斌在被问到“迄今为止您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时，从来不装腔作势地说“下一部”，而是毫不犹豫地回答：《羽蛇》。别的作品用笔写、用脑写，甚至用心写，但是，“《羽蛇》是用血写的”。
徐小斌讲过：“我不想说自己写作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感等大话，我首先要对得起自己的心灵。有个特别简单的故事我一直难忘，一个活儿特好的木匠，被人家请去做一个桌子，只要三面雕花就行了，因为有一面靠墙，结果他都雕上花了。——我就是这个木匠，是个完美主义者。”
她对我坦承，过去写作确实从没考虑过读者，但是现在，在我行我素还是适应读者审美趣味的问题上，越来越委决不下；过去认为自我复制没有出息，要求每篇作品都与以前的作品截然不同，但是现在，发现每次在题材、类型、风格上另起炉灶，会让读者不知所从；而在全球化年代，作品要跨族裔、跨文化交流，接触到异质历史、宗教、风俗背景中熏陶出来的读者们，更是困难重重。
徐小斌的创作个性这么强，成为“完美主义”坚持到了执拗的程度，难怪有记者在采访她之前不免心中惴惴，怕被她“崩”回来。不过我见到的徐小斌，语笑晏晏，有问必答，谈出自己思考写作的心得，也并不掩饰和回避内心的困惑，使围绕文学创作的整个谈话，充满谈心气氛。
每篇作品都想颠覆自己
高伐林（以下简称高）：徐小斌，您好！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您当初为什么会报考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呢？从您的作品读来，您的兴趣和知识面十分宽广，而财金专业不就像一道狭窄幽深的隧道吗？另一方面，您不仅情感丰富而细腻，更时常“想入非非”，遨游在超现实、非现实的天宇，这与一板一眼、讲求实际的财金专业，更是水火不相容呀？
徐小斌（以下简称“徐”）：高考年月，“末班车”不上也得上啊。
我小时候学习很好，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几乎所有荣誉我都得过——那个年代，不就看五分嘛。我父母都北方交大的教授，父亲对我寄托了巨大希望，即使“文革”来临，他也还是没有放弃对我的期望。所以高考一恢复，我就报名了。
那时我在北京西郊粮库的机电科当刨工，不可能请假复习功课——报名高考已经让领导十分恼火了，哪还能准我的假？好在工件夹上牛头刨，要刨几分钟，我就把课本搁在旁边，趁这几分钟赶快背……这上班抽空复习功课也让车间领导很不满意。我考了两次，七七年高考比七八年考的分数高，但第一届的政审严，我们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在鉴定上写：该人一贯不要求进步，上班时间复习功课。这样我就落选了！过了半年我再报考，第一志愿报了北大中文系，考分已经过了北大分数线，但还不够高，如果有人拉一把，我就进去了，但我爸是一个很规矩的人，不可能拉我。他要我一定要填报一个经济的——即使你喜欢文学艺术，也要报一个实在的专业。而北大呢，将我的档案到很晚才撒手，我就别无选择了。
我一直喜欢艺术，很小就画画儿，后来又搞刻纸创作，别人接到录取通知书都欣喜若狂，只有我痛哭失声。觉得自己似乎要与从小热爱的文学告别了。好在，到了大学二年级，我在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了，文学梦起死回生。
高：拜读过您一些作品，如果蒙上作者的名字，我就会将之当成不同的作者写的。
徐：是的，我中短篇还有连贯的风格，但长篇，我每篇都想颠覆自己。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作家风格成熟之后，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要改变风格。但我想，艺术家的本质，不就是不断创造么？不能复制自己。这应当是艺术家与匠人的区别。我每次都想做一种智力挑战，挑战读者也挑战自己。
当然这也是根据题材需要，像《德龄公主》，是我根据真实历史人物所虚构的作品，就想写成类似明清话本那样的叙述风格。
你说我的《羽蛇》很难读吗？
高：哦，确实有点儿！不过，我这个人读小说，不喜欢白开水一样一眼看到底的，喜欢读有点儿难度的——这或许有点接受挑战的意味吧？
我想你的书迷，第一要有比较广泛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否则很可能在你涉及美术、音乐、数学、物理、心理、天文、考古等许多领域的大量专门知识面前，磕磕绊绊，甚至望洋兴叹、难窥堂奥；第二要有被你带入下意识层面的预期，在“巫气”缭绕、恍兮惚兮中，对各种意象能作超文本的跳跃、链接，思接千载，精骛八极。
徐：我构思作品，都要安排几个层面，外壳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内核，是写给知音看的。
徐小斌的代表作《羽蛇》 神秘性从何而来
高：您说起“内核”，我感觉，都有点神秘性、玄妙性、宗教性。您是从哪儿得来的呢？
徐：不是后天刻意学到的，而是自小就有的，是我童年记忆。
我的童年，就像魔镜的两面：一面是非常辉煌，一切荣誉都得到了；另一面，却破碎、暗淡，这主要因为我母亲。我父亲是特别爱我的，但他属于羞于表达的类型；而我妈妈，则是绝对的重男轻女。我有很强的逆反心理，在很长时间内想在她那证明自己。但所有的成绩端到我妈那儿都是零！“北京市优秀少先队员”，这是在整个海淀区都没几个孩子能拿到的荣誉啊，可我把奖状拿回家，我妈妈看都没看一眼就说：“赶紧撮炉灰去吧”……
高：你这么说，让我想起老鬼和李南央写各自的母亲。
徐：老鬼写他母亲杨沫的书我看过，也看过李南央所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母亲是这么一种类型：她绝对能把一个孩子压扁伤透，但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高：只是对你这样呢，还是对你们家所有女孩儿？
徐：我姐她们也都不受我妈的重视，但她们不像我这么敏感，这么渴望得到爱。邻居都很宠爱我，唯独我妈妈不是这样——尤其是在有了我弟弟之后，更不把我当一回事。得不到妈妈的爱我伤心欲绝，就有了许多超现实的幻想……
我姥姥信佛，我从小跟她住在一间房里，可我对佛又恐惧又好奇。姥姥供奉了释迦牟尼，不让我们看，供得很高，还罩起来。有一次，深更半夜，我搬著凳子爬上去，一揭开罩布：啊，我吓坏了！后来我就常常做各种怪梦，这些怪梦还都记得特清楚……
有人完全不相信前生来世，会觉得我是在故弄玄虚；可我是真相信啊，因为我从儿童时就经历过一些神秘的事情。比如，我们小时候家里打一种天九牌——天九牌你知道吧？
高：你在《德龄公主》中也写到过。
徐：在天九牌背朝上、没翻过来时，我就知道那是张什么牌！这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我们家都觉得我是个“小妖精”。这种能力在我结婚之后丧失了，变成一身俗骨了——但离婚之后，又回来了一部分。
我最近完成的长篇小说《炼狱之花》，其实挺狠的……
跨越三界，没法“归堆”
高：是从挖掘人性幽暗深处的意义上说“挺狠”？
徐：不只是这样，而且是在揭露、讽刺社会现实的黑暗面上。这是一部针砭文学界、影视界现实丑恶的长篇，一个谐谑剧，带著嘲讽和夸张……但我也用了魔幻手法——算是“成人童话”吧。由中国两大出版社联袂推出，一个是中国文学界的龙头老大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是近年来营销业绩十分亮眼的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部作品近似现代寓言吧：人总是对界线之外的世界充满好奇，但是一旦跨出了界线，再也回不到界线之内了！我写了两个结尾，第一个，非常欢乐：好人得到了幸福；但第二个，我说前一个是我的虚构，真正的结尾是非常悲观的：海天茫茫，陷于绝望的主人公总结了一个字：熬。
这部作品，语言也就像冰凌一样，直截，锋利，而不是像《羽蛇》那样藤蔓式的缠绕。
高：你的意图就是让这部作品，虽然有喜剧色彩，能让人笑，但是又刺到痛处。那么这算一部什么类型的作品呢？我读到王红旗以这部作品为例，评价说“徐老师的创作是跨越三界”：第一是你追求文学理想、不断攀登与超越物质界、精神界、灵魂界三界；第二是超越人界、仙界、神界；同时你的创作还横跨小说、影视、绘画三个艺术世界。
徐：中国作家往往都有个标签，“归堆儿”，伤痕文学呀，乡土文学呀……可我没法归到哪一堆里。有人说我算“女性文学”，又说也是“先锋文学”……但评论家戴锦华说：徐小斌很难归类。
无法“归堆儿”，就影响到读者对自己的关注度。
变“俗”了——开始考虑读者
高：我听说有人采访你，你声称“不在意读者”。
徐：那是当时的想法。现在我很惶惑。一方面，我内心骄傲，哪怕只有很少的读者接受我，我也不在乎；另外一个声音却提醒我：读者可能是对的。现在我一部作品出来，一些读者喜欢，另一些读者说，“怎么不是以前的你了”！
不过，我比较高兴的是：粉丝虽然不多，但个顶个的都是“骨灰级”的，他们狂热地喜欢我的作品。举一个例子吧，陕西的一个1983年出生的男孩，大学毕业那年读到了我的文集，就疯了似地跑到北京来，在我们电视剧中心门口打了无数电话找我，电话转到人事处，又转给我。他是学服装设计的，因为我写过关于莎乐美的散文，他受到启发，搞了一个“莎乐美系列”。到北京来找我找不到，三年之后，不知怎么弄到了我的电邮信箱，就跟我通起信来。他不像别人那样叫我“徐老师”，而是直呼其名，爆炸式的语言！我跟苏童交流时谈起“粉丝”，谈起这位粉丝在来信中说“我是你的殖民地”，苏童很吃惊，说此人很有水平啊。这位读者要见我，我说世界上有些人是不需要见的……
高：吃鸡蛋觉得好，不必非得见生蛋的母鸡。
徐：他还给我讲杜拉斯的故事，发了不少自己的照片，小伙子长得很帅。后来他得知我的生日，每年在我生日那天12点整，发来贺信祝我生日快乐。
但是这位读者对我的作品，批评也十分严苛，说你写了《天生丽质》之后，不再是那个具有神性的人了，堕入世俗世界了。
高：如果你创新十分大胆，势必有些读者跟不上你，无法接受。你如何对待这种矛盾？
徐：实事求是地说，我变“俗”了——开始考虑读者了。像这位读者所说的，我就觉得很有道理。
香港大学有个国际作家工作坊，每年台湾一人，大陆一人，欧美七人，一共九个名额，2008年邀请了我。香港大学副校长钟玲，酷爱《羽蛇》。这次我来美国之前，先到了香港，做了三场演讲，临走时她对我讲：不要进入世俗的世界，你一定要再写《羽蛇》那样的作品！不过我已经变“俗”了……我原来在写作方面主意特正，但现在没主意了，不知道怎么办？
我相信：出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所以我写作，都是呕心沥血。有个评论家曾感叹，这个作家写《羽蛇》没把自己写死就不错了！
高：没死你就会写下去，最近正在写什么呢？
徐：现在正写一部纯爱的长篇小说《天鹅》。我的初衷是相信爱情，但写了六万多字之后，我不再相信爱情了，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几个月来，不知所措。
高：是因为人物自身的逻辑，突破了你原来的设想，你醒悟到按照人物性格，就不应该照原来的脉络发展？
徐：不是。我在构思中，已经将全部人物、情节的架子都搭好了，连细节都有了。戏剧中有本色演员，有性格演员，我类似后者，写到谁，我就设身处地将自己化身为他，扮演他的角色，才能找到他的合理的思想脉络：为什么这么坏？他必定有他的道理。现在是我自己不相信爱情了，看笔下的人物、情节，就无法投入了。
在《天鹅》上受阻，我就放在一边，转向了另外一部作品《秘境》——一个中年男人秘密设计自己的死亡方式，活得太平庸，所以死得要不同凡响，要有尊严……
高：你常常两部作品一起破土动工？
徐：我有几种写作习惯是很怪的，第一，重要的、大的作品，我一定要在北京图书馆起头，像《羽蛇》《敦煌遗梦》，都是这样；第二，往往同时写两部从题材、风格都完全不搭界的作品，而且，几乎同时完成。譬如《双鱼星座》和《迷幻花园》。像《天鹅》这样的情况还是很罕见。
汉语微妙之处很难用别的语言表达
高：你来美国很多次了，这次又来参加“中印对话”，你的小说也翻译成了多种语言介绍给别的民族的读者。这方面你体会到不少甘苦吧？
徐：考究的语言，象征，隐喻……都很难介绍给另外一种文化的读者。西方市场看我的作品，有人就认为，不需要文字那么考究，一考究难度就更大，翻译不出来。这时常让我感到犹豫，我恰恰是喜欢推敲语言、将文字的张力发挥到极致的。
这里面有翻译的问题。西方的作品到中国，有翻得好的，也有不好的。像莫里亚克的《爱的荒漠》，我觉得翻译得特别精致：“她是一个永远对于周围的人不屑一顾、而对不可企及的人充满渴望的人”——多么精彩！现在英译中的水平在下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耶利内克，小说《钢琴教师》（Piano Tercher）翻译就很差。如果不是因为我先看过电影——电影获得了三项戛纳大奖，我看了七遍！——读小说简直无法卒读。
而中翻英就更难了！汉语的那种微妙、丰富、细腻之处，很难用别的语言表达出来。像余华，早期那些先锋派的作品写得很好，我很喜欢，但是他在西方驰名的，还是《活著》与《许三观卖血记》。
要不，我就改弦更张，用很大众化的语言，讲一个中国底层的故事？但那恰恰是我所不喜欢的——更准确地说，是我写不了的：《活著》与《许三观卖血记》这些题材，我觉得写得很好，但我写不了啊。那天在联合国的书会上，有人对我说，特别希望您能关注底层妇女、弱势群体的命运，写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样的作品。我只能说，我还没有考虑。
高：可能不断有读者或者评论家向你提出类似这样的期望吧。
徐：是啊，可我写不了、写不好啊。我最想写的，是关于爱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表达人类内心深层最隐秘的东西。
高：你的作品，是否在翻译中遇到过难关，你的某些精心构思、你很看重的某些细节，却很难介绍给其它族裔的读者？
徐：有啊，今年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我的《敦煌遗梦》，就很费了一番周折。你看，他们的编辑看懂了你说有点难读的《羽蛇》，却说看不懂《敦煌遗梦》！真让我大吃一惊。这部作品应该很容易读懂啊！
原来，跟我采取的结构有关：我在每一章的第一小节，都引了一段文字，比如说第一章的第一小节，写的“如来”，我表达的意思是，同是佛教，教义来源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教派，可能完全对立的。我们上小学，算术老师就教育我们：非同类项不能合并。所以我讲如来就如宗喀巴所说，是一束“五色之光”。我这第一小节，与这一章的内容隐隐呼应。但是编辑就坚持要删掉这第一节——如果删掉，就与其它一般小说没有什么区别了！
第二章第一节，是“吉祥天女”，第三章第一节，是“俄那钵底”也就是“欢喜佛”，第四章第一节，是“观音大士”……佛教门派很多，显宗、密宗、禅宗、净土宗……禅宗说：佛在心中，我心即佛；净土宗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些都包含了很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些东西要都删掉了，就少了内在层面。我和我的版权代理久安坚持我们的看法，但最后还是删掉了一些。
骨子里确有一种贵族精神
曾有人说，中国没有贵族精神，要三代以后才有。有人就反驳：《羽蛇》里面不就有一种贵族精神？——中国老把“富”与“贵”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其实不是一回事。法国波旁王朝那一批暴发户多有钱啊，但他们仍然羡慕没落贵族的那种精神气质。我的骨子里也可以说血液中过去确实有一种贵族精神，当然现在也被侵蚀了——这也是我写《炼狱之花》的动机之一：我自己也就是这样的，经历过炼狱一般的人生之后，自己以为我还是我，其实已经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我了……
高：你身为体制内的编剧，但不写电视剧，主要写小说，难道不感到有压力吗？
徐：没有感到有压力，我是用钱换自由：只拿底薪，不挣编剧的钱。再说我也并不是不写影视啊，这一代人里我是最早“触电”的，当初我拿到《弧光》的编剧稿费之后，刘恒的《伏羲伏羲》才改成《菊豆》，但后来刘恒、王朔他们和影视的合作一直没有中断，我却因为一直不太会处理原作与影视的关系，远离影视很长一段时间。
到目前为止，只写了两部长的电视连续剧。都是原创。原创是底线。一个是《德龄公主》30集，一个是最近的《虎符传奇》30集——原来叫《如姬》，我对春秋战国那段历史很感兴趣。我的电影《敦煌遗梦》刚刚写完，香港投拍。
高：你体会写小说与写影视剧本有什么不同？
徐：小说是个人化劳动，但影视就是集体结晶了，环节那么多，效果嘛，就是递减。
高：若只从编剧的角度看呢？
徐：我写小说，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我从小就爱画画儿，所以写小说时，眼前也出现画面，有评论家就说我“善于营造氛围”，这就与写影视作品比较吻合。
有人说写不了影视剧本，太难！可我觉得，写影视剧本比写小说容易多了。有人像刘恒，写小说，写剧本，都是好手，甚至还能写话剧、歌剧——我可不敢尝试歌剧，我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去年有人推荐我写反映辛亥革命的本子，说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我说我可写不了！
哪一部获奖作品没有背后的故事？
高：我感到中国文坛上有些青黄不接，眼下最出色的还是五十多岁的作家……
徐：我很欣赏张承志、韩少功、阿城、苏童、余华——阿城好久不写了，可他的《棋王》写得真好！我喜欢张承志对文字的讲究，“字字珠玑”，他是不允许编辑改一个字的，改一个字，他也跟人急。我也喜欢哈金的小说《等待》，他用一种不动声色的叙述语气，写出了现实的残酷，一个人如何被时间吞噬……
年轻作家中，我喜欢韩寒，以前对他有偏见，他再走红我也不看。后来偶然看到他的小说处女作《三重门》，吓了一跳！他博客上的有些东西，与我的理念思想也很一致。我发现他在少年时代有一个启蒙者，这跟我一样……
高：哦？你的启蒙者是谁呢？
徐：允许我保密吧。我特别信服荣格的理论——一个男人在寻找意中人时，会发现某个女人正是他最期望的，这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上称作“阿尼玛原型”。阿尼玛原型从哪里来？很可能是他的母亲、他小时候接触、心仪的某一女性，折射凝聚而成。而相应的，女性心目中的理想男性形象，被称作“阿尼姆斯原型”。
高：很多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写几代女性的命运。像张翎的《金山》、张洁的《无字》，铁凝的《笨花》……
徐：有很多我都还没有读过呢。我读过女作家蒋韵的一部写女性家族的，还比较喜欢。我认为自己还是比较好地解决了虚构与现实的关系。现在有很多作家并没有很好地处理这二者关系，而且文字也没有进入文学层次，但是因为“功夫在诗外”，就能获很多奖。
高：中国的文学奖的权威性，受到很多质疑。
徐：是啊，进入21世纪之后，我跟出版社都说了，不要将我的作品报奖，因为我发现社会和文坛游戏规则的改变——促使我写《炼狱之花》的一个原因，说来你会觉得好笑：快女比赛，大家公认唱功最好的一个女孩儿，连音乐学院的教授都赞叹她的声线太美妙了，控制声音的能力非常强，说她是唯一一个能上档次的，却被明目张胆地挡在决赛之外。本来她高出她下面那名歌手很多分，应该稳稳地晋级进入三强，突然临时改变赛制，增加了一个“测人缘”的规则，让已经被淘汰的歌手来跟她PK，许多票就投给那位唱功远不如她，得分比她低很多的歌手，那位歌手反而进了三强，而她被淘汰。我马上联想起近年来文化界、影视界的那些潜规则——如今哪一部获奖作品，没有一个背后的故事？
高：谢谢你接受采访。我要用你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来表达您的话给我的感觉：“世界上本无完美，正因为没有完美，所有的人才去追求完美。”
由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的徐小斌《敦煌遗梦》英文版封面。
【徐小斌文学档案】
央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一级编剧，北京作协签约作家。祖籍湖北，出生在北京。自幼习画，1969年曾去黑龙江建设兵团，后回京在工厂当刨工。1978年考入中央财政金融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电视大学任教。
1981年起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她发表四百余万字，出版了长篇小说《海火》、《敦煌遗梦》、《羽蛇》、《德龄公主》、《炼狱之花》；小说集《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迷幻花园》、《双鱼星座》等；散文随笔集《世纪末风景》、《蔷薇的感官》、《出错的纸牌》等；另有《徐小斌文集》（五卷）出版，作家出版社2011年底又推出《徐小斌小说精荟》六册。
中篇《双鱼星座》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心理分析小说。该小说经本人改编为电影剧本《弧光》后，获第十六届莫斯科电影节奖。
《羽蛇》《敦煌遗梦》被译成英文，由美国著名的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此外她的作品还有法、日、意、西等多种文字版本。
她是中国作家中最早“触电”者之一，1986年她的小说《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就改编成电影《弧光》，她亲自将自己的小说《德龄公主》改编成同名电视连续剧；2011年她又完成了30集电视剧《如姬》（现在改名《虎符传奇》）。
擅长绘画及民间刻纸艺术，1990年8月在中央美院画廊举办个人刻纸艺术展，2006年参加中日友谊书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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