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说：“中国作家赶上了最好的写作时期”——但他马上解释：“‘最好’不是指写作的环境，而是指写作的资源。”当下中国，人心之荒诞不经，世态之怪事叠出，给作家们提供了多么丰富的故事素材！这让我想起那句中国的古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而他这次演讲的题目，是“重的时代和轻的文学”
◆高伐林
中国作家阎连科到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演讲。这位想象力狂放不羁，语言色彩缤纷的怪才，这位出身军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学教授，看上去就像从豫西村庄走出来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他最有力地颠覆了“文如其人”这句老话。（高伐林摄）
“这个时代，是非常‘重’的时代。表面看起来简单、愉快，深层却非常沉重。每一个人都带著焦虑不安、担惊受怕地等待著‘某一天’到来。但是我们的文学呢，却是‘轻’的文学：文学在表现什么？表现欲望、表现风花雪月、表现无厘头恶搞……今天的中国，纵容任何风花雪月，却不允许任何有思考分量的东西存在。”
中国著名作家阎连科用带著河南腔的普通话说出这番话时，没有提高声调，没有放慢语速，但是静心聆听的华洋听众，都感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美国新泽西州2013年的春天来得很晚，4月初了，还春寒料峭。但是应邀前来美国在多所名校演讲的阎连科来到州立罗格斯大学校园，看到无数花卉含苞待放，给了他深刻的印象。笔者在他演讲间隙，对他进行了专访。
在当今中国文坛上，阎连科被视为一位剑走偏锋的怪才。他自己最重视——也最不满——的长篇小说《丁庄梦》，刚出版上市，就被官方下令禁售；另一部9万字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在《花城》文学丛刊上刊登后，中宣部立即下令《花城》收回已经发出的杂志，称“这部小说使用粗俗、低级、下流的描写，丑化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目标。”“诋毁毛泽东，诋毁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诋毁人民军队，诋毁革命和政治”。
他的作品屡屡引起争议，甚至有“被毙稿次数最多的中国作家”的头衔，这一方面是缘于他不惮触及敏感题材，另一方面也是缘于他的奇思异想，例如《为人民服务》写在“文革”时期，解放军一位师长太太以“为人民服务”为招牌，要勤务兵兼厨师提供性服务，更令读者匪夷所思的是两人砸碎毛泽东的雕像，才能刺激性欲；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受活》（“受活”是北方方言，意为享乐、享受、快活、痛快淋漓，也暗含苦中作乐之意），写的竟是一个贫瘠偏僻的受活庄村民，村里都是残疾人，他们为了翻身致富，除了组织“绝活团”全国巡演，更发起集资，要到俄罗斯买回列宁遗体，建立纪念馆，好一举成名天下知，发展红色旅游观光业。当他们的带头人接到县上通知，要他去省里汇报时，他不知是吉是凶，不免心里打鼓，又自己给自己壮胆说：怕什么？“我们是买列宁，又不是去买毛主席！”实在令人喷饭。
阎连科2013年10月新出炉的长篇小说《炸裂志》，则被他称作“神实主义”的一次实践。所谓“神实主义”，“汲取了现实主义，也汲取了魔幻主义等，更注重的是内因果”。阎连科用地方志的形式，描摹了一个小山村如何炸裂成超级城市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分崩离析。其中荒诞情节更比比皆是，例如他写拆迁，并没有描写强拆，只是写军队来回正步走，楼房就自己消失了！——阎连科说，“我们中国人其实非常能理解强拆与强权的关系”。而我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2011年，阎连科自己的住宅遭遇强拆的经历。
现实超出了作家的想像力
与中国不少作家一样（例如莫言），获奖无数的阎连科在作品中汪洋恣肆、惊世骇俗，但是在演讲和接受采访、发表看法时，却显得冷静内敛，甚至有点拘谨，并不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当下中国，人心之荒诞不经，世态之怪事叠出，显然让他不得安宁，要一吐为快。
他说，今天中国发生的故事，任何一个事件拿出来，都比一个作家写出来的更加复杂，更加精彩，也更加吸引人，人物之鲜活、情节之曲折，甚至比18、19、20世纪的文学大师们所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毫不逊色。我们根本想像不出来！——当然，作家笔下是灌注了自己的认识。
他给听众讲述了几件事：
军队文工团的女孩子们到了星期五，脱下军装，换上时髦装束走出军营，临走前彼此打赌，谁都不带一分钱，看谁星期天晚上回来带回来的名牌和现金多；
因为中国风传对一个家庭拥有一套以上的住房要收房产税，于是离婚排队的长龙“就像等候公共汽车。最不可思议的是有个记者告诉我，上海办离婚手续的公务员，早上三四点钟就上班去给连夜等候的人们办离婚手续，一直到下午5点钟，累得竟昏倒在地……”
阎连科非常感慨：爱情，婚姻，不如一套房子！在中国，每人都觉得离婚非常正常。他指出，这里面的缘由十分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这些人，也不能简单地责怪国家的政策。“但它至少表明了，今天中国世情多么复杂、人心多么复杂——我们作家有没有能力去把握？”
阎连科的长篇政治寓言小说《受活》，最先发表于《收获》2003年第6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出版，是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唯一获奖的长篇小说，并被香港《亚洲周刊》列为当年“全球华语10部好书”之一。
中国处在焦虑之中
阎连科说：我们这个时代堪称“重”时代，“每一个人都带著焦虑不安、担惊受怕、或者某种莫名的兴奋，等待著‘某一天’到来”。他讲述，去年回到老家过年，那是公路边很小的一个村庄，我的兄弟的孩子们，一连声地问我这个当过兵的叔叔、伯伯：为什么还不打仗啊，为什么还不打仗啊！他们并不知道和谁打仗，我问：你们为什么盼着打仗？他们说，就等着打起仗来，才有机会捞一把啊！
阎连科指出，中国当今民族主义高涨，是中国的崛起促成的。然而，如果民族主义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就很可怕。“中国有13亿人、直奔15亿去了呀，能当兵的就有两个亿，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阎连科说“重”时代，显然指的是时代的挑战、中国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沉重。他就此对文坛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们的文学呢，却是‘轻’的文学：文学在表现什么？表现欲望、表现风花雪月、表现无厘头恶搞……当然，文学什么都可以表现，都像鲁迅那样是不行的，中国要有十个鲁迅，就乱套了！但中国如果没有鲁迅，那也非常可怕——更可怕！今天的中国，纵容任何风花雪月，却不允许任何有思考分量的东西存在。沉重的时代却只有轻文学，完全不匹配。”
人们很自然地就要问：为什么“轻”文学盛行？文学为什么会在这个“重”时代面前绕道而行？
阎连科坦承：原因之一，是审查关口，这是中国的现实存在，必须承认。每个作家、每个电影电视导演，都会遇到审查问题，尤其是电影电视，会遇到非常严格的审查，“严格到超出我们这些人的想象。比起来，在文学界，审查还相对宽松一点点呢”。
然而，他话头一转，指出了“重”时代却只有“轻”文学的另一个原因：“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今天中国世俗的诱惑，远远大于公正、正义。”
每一个人都渴望过上好的、更好的生活——这是正常的、正当的愿望，尽可理直气壮地高声宣告。但阎连科认为，问题是，没有人告诉大家，应该用什么方法过好的、更好的生活？“小康就是目标，富裕就是目标，快乐就是目标，但是怎样小康、富裕、快乐是正当的，怎样是不正当的？”阎连科断言：任何一个中国人，不管挣了一千万、两千万甚至一个亿，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钱来得百分之百正当，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没有给任何人“送礼”——只不过你“送礼”别人不知道而已。“房地产商若没有给任何官员‘送礼’，凭什么那块最好的地就落到你头上？！”
市场对作家的致命吸引力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市场也在诱惑作家，作家也都渴望过好的、更好的日子，他自然不想写托尔斯泰那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卡夫卡那样的作品了。——“当然，我们有很多作家不是这样的，但是总体上说，就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市场好坏来判断一个作家。”
阎连科承认：中国的文学奖，诱惑力（包括对我）非常大。拿一个茅盾文学奖，奖金50万；你的省里再给你追加50万，外加一套房子。最重要的是，拿到这个奖，就有可能当上作协主席、副主席。要拒绝这些，是非常困难的——你拒绝这些，周围的人会认为你不合群，你会碰到很多异样的目光。
他举了一个例子：
两年多前，北京著名作家史铁生去世，北京作协空出了一个副主席的名额，要补选。“以前人们说，阎连科很受争议，为保护他，不要让他当这类职务。但是副主席又得要有些影响的作家，领导这次就内定让阎连科来接这个副主席。通知我之后，我就说我很不合适。市委宣传部长说，我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安排作协换班子，这个阎连科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肯干？我来跟他谈谈。作协领导对我说，无论如何，你要把这个副主席接下来。否则我无法向上面交代。我说，你就跟宣传部长说，这个阎连科，就是一个给脸不要脸的人。（众笑）但是拒绝这个副主席，让作家同行知道之后，都会骂你：什么鸟人，这么清高！”
阎连科认为，中国国家大，人口多，也是“重”时代却只有“轻”文学的原因之一。“13亿人口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它有自己完整的批评家系统、完整的文学史系统、完整的评奖系统。中国作家完全可以不理会国外的同行，在这个国度内自娱自乐：一本书写出来在中国畅销，卖个一百万、二百万册，他就可以活得很好很好了！”
中国作家赶上了最好的机会
阎连科指出中国文学危机深重，又给大家指出了一抹亮色：最近五六年，中国文学悄悄发生了变化。
他说，今天在中国文坛上最活跃的，仍然是5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作家，现在余华、贾平凹、王安忆都写出了关注中国现实的作品。“还有莫言，我们说他最有才华的是《红高粱》系列，但是他也写了关注计划生育的《蛙》，拿了茅盾文学奖；写了关注中国土改那段历史的《生死疲劳》。最活跃的这一批作家，在写作中，都开始关注中国最近这30来年发生了什么。”虽然这些作品或许还不是最好的作品，但与这个“重”的时代相称、与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人民紧密结合的“重”文学已经开始诞生、成型。过三年五年，就可能出现非常好的作品。
阎连科藉回答罗格斯大学涂经诒教授“如果经济变动，会给文学带来什么影响”的提问，强调说：中国作家赶上了最好的写作时期——“我说的‘最好’，不是指写作的环境，而是指写作的资源：我们这个现实社会生活，给我们提供了多么丰富的故事素材！远远超过我们小说家的想象力。但是我们一定要警惕：如果不好好珍惜、不善加利用如此丰富的写作资源，真的有一天出现那种经济下滑、导致风云变幻到来，我们眼前真的出现了梦寐以求多少年的自由写作环境，作家却可能什么都写不出来！”
他认为，前苏联的作家就是前车之鉴：“苏联文学界本来创作是多么活跃丰富，但是在苏联1991年解体之后，他们的作家在长达10年到15年的时间里，什么都写不出来——这不是个人才华问题，而是作家失重，调整不过来，写不出东西，这最要命！”
阎连科与罗格斯大学涂经诒教授（左）交谈。（高伐林摄）
为何不满意《丁庄梦》？
很自然就谈起了《丁庄梦》。怎能不谈阎连科这部最出色的高度关注现实的长篇小说呢：它描写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河南省卖血而导致农村艾滋病泛滥。
这一严重事件，至少与两位中央领导人有关，一位，是1990年到1998年在河南担任领导职务，1992年起更以省委书记身分主政、后来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长春；另一位，是1998年来到河南担任代省长，随后当上省长、省委书记、现任中国的二把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当然，阎连科的小说中，并没有写到、也不可能写到他们两位，甚至只字未提省、市、县领导在倡导、怂恿卖血导致艾滋病泛滥问题上应该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他只是以一个村庄为例，深入剖析了村民们在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绝症、时日无多的情况之下人际关系的断裂和灵魂的畸变。但是，虽然重心并非政治，而是更深刻的文化心理与道德、甚至触及哲学层面，但在中国审查者眼中，在中国，没有什么负面的东西能与政治无关。此书在发行不久，就被紧急叫停了。
笔者问他：是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下了文件吗？
阎连科说：《为人民服务》是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发文件，对《丁庄梦》呢，是没有文件的，就是给了出版社一个通知：卖到书店的就不管了，没有发到书店的，一律封存。
我很好奇：你是回家乡获得的素材？
阎连科说：那倒不是，这些事发生在豫东，我的家乡是豫西——哦，我想起来，阎连科是河南嵩县人。
他讲述起最初的创作打算，讲述的过程夹杂著懊恼——懊恼的原因是，被人们看成他的代表作的这部长篇小说，在他看来，与他本来设想的计划比起来简直不算什么：
一个作家，一辈子写10部、50部长篇小说，真正符合自己期待的题材，也就是三部五部吧？艾滋病这个题材，是命运赐给我的最好的题材。但是，我把它浪费掉了！
2000年之前，我就到这个村庄去，前后去了七八次，花了多少钱就不说了。原来我的计划，是先写一部完整的田野调查那样的十万字的东西，把我看到、听到、经历的，不掺杂任何想象，如实记录下来；再去写一部充满想象力的小说。如果我写出了这个田野调查——不是写中国，也不是写河南，就是写这一个村庄，现实意义要比《丁庄梦》大得多！能不能出版先不考虑。然后再写一部小说，把想象力发挥到最高度，也许不一定写得出最好的作品，但一定是我写起来最过瘾的作品！
当时阎连科曾经这样“异想天开”：虚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中的某人，从当一个“血头”组织卖血开始发迹，一直到他当上总统、主席。“他把血集中起来，把阀门打开，血液通过管道流到欧洲、流到美国，由此可以控制全世界”……
“但后来《为人民服务》被禁掉，因为太想出版作品、太怕不能出版作品，而写这样的书，成为所谓‘有争议作家’之后，书都无法出版；于是就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写了《丁庄梦》——结果还是被禁掉了！”
阎连科写得最好却被禁掉的长篇小说《丁庄梦》。
打“擦边球”的人最虚伪
阎连科总结说：“不管《丁庄梦》是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它反正不是我最想写的。这给我非常深刻的教训，我逐渐悟到，何不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呢！”
中国有个说法叫“擦边球”。阎连科说：我越来越厌恶这个说法——打“擦边球”的人，都是最虚伪的人，要么你就唯美，甚至是颓废，也能写出伟大作品来；但你不要打“擦边球”，什么都要：又要领导说好，又要读者说好，还要国外的批评家也说好。作品好像也触及现实，但却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其实就是给自己编个借口！
悟出了这一点，阎连科感到身心自由多了。“对我个人来说，就没有什么包袱了。我突然发现，我有十年时间在摇摆、在自我审查的过程中间，写作的最好的十年，就这么摇摆过去了！仅仅为了能出版，仅仅为了30万、40万人民币版税、能够过得再好一点……仅仅为了这些，我就审查自己，只写作那些可以出版的书？不是说可以出版的就必定不是好作品，但一个作家，应该写我最想写的。我应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应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阎连科进一步分析：再说，什么叫“过得再好一点”？小时候向往吃一顿饺子，现在可以一天三顿，顿顿吃饺子，不必在乎真正倾注自己心血的作品能不能出版了；更何况，香港、台湾还可以出，这些书，或多或少可以反流回大陆。“当然，我不能要求所有作家都这样：还有些作家吃不上饺子，还有些作家不想吃饺子，他一天要吃一斤黄金，你怎么办？”
权力与作家，究竟谁怕谁？
有一次，阎连科作为布克国际奖（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的十位入围作家之一到伦敦参加颁奖典礼，与旅英著名作家马建一起，应伦敦亚洲之家的邀请举行对话，被英国听众问及，为甚么共产党政府，包括中共和前苏共都那么害怕文学、害怕作家？
马建认为，共产党害怕作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作家有思想，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共产党极权政治的中心是要统一民众的思想，不容人们独立思考。
阎连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并不是共产党害怕作家，而是作家害怕权力，“我对历史的了解和我在中国现实中看到的，几乎没有作家不怕权力的。为甚么今天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间不发达，并不是作家没有才华，更重要的是作家没有突破权力的胆量。”今天的中国作家已经在按照权力的要求在写作了。“一个更可怕的情况是，我们的政府机关特别有钱……金钱名誉正在腐蚀我们社会最有才华的作家，这是我们对中国文学更加担心的一件事情。”
【阎连科小档案】
现年55岁的阎连科，1978年当兵，历任济南军区战士、排长、干事、秘书、创作员，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编剧，专业作家。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其作品数量惊人，长篇小说：《情感狱》，《最后一名女知青》，《生死晶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
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以及短篇小说集《和平寓言》，《乡里故事》等18种和《阎连科文集》12卷；还有《阎连科亲情散文》，《阎连科演讲集》，《阎连科读书笔记》等。
曾获得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等全国、全军文学奖以及国际文学奖20多项。2013年，入围英国第五届布克国际奖终选名单。《丁庄梦》和《受活》先后被《亚洲周刊》列入当年“全球华语10部好书”。
（《名星》杂志第5期，2013年12月）
附记：
昨天我曾列举了阎连科的几段文字，有博友沐岚指出，在阎连科笔下“光是有声音的，声音是有颜色的，颜色是有气味的，气味是有光的”。
沐岚说的很有见地。这也就是钱钟书曾经专门长篇论证过的“通感”，即将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各种感官打通，互相转化。下面这一段引自《受活》，除了“通感”手法之外，运用了更多的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产生十分奇特的艺术效果：
（县长柳鹰雀来到受活庄救灾，看到天空乌云密布，于是他——）
盯着那越来越少的白汁水（比喻阳光），县长又瞄一眼老庙客房的大院落，看见南墙角靠着一张锈铁锨。他过去从雪中抽出铁锨来，在地上磕磕雪，将锨把架在院墙的豁口上，锈锨面贴着紧挨脖子的大衣领，就对着东边挡了银白（喻太阳）的浓云瞄起来。且瞄着，右手的食指还不间断地如钩着扳机样，猛地一下一下朝着怀里扣。每钩扣一下，他的嘴里就“嘣！”地叫出一声枪响的音。
瞄着，扣着：“嘣！”
瞄着，扣着：“嘣！”
瞄着，扣着：“嘣！”
瞄着，扣着：“嘣！”
那白烈烈的银汁（喻太阳）前的乌云竟就在他的“嘣！”声中，疏散开来了，让银汁流出了一大片。
县长听见了那白汁从云中流出的响动声，脸上溢满了鲜灿灿的红，于是他就扣得更加快捷了，嘴里的嘣声也连彻的响声不断了。日头也就相随着出来了，银白变成金黄了。金黄黄的一片世界了。
“柳县长，天晴了。”秘书在他身后揉着睡眼说，“你朝东边一瞄天就晴了哩，日头就立马出来了。”
“它敢不出吗？”县长回过身，像将军样挂了一满脸因了胜利的笑，他说，“过来，石秘书，你试试。”
秘书便像县长一样端着铁锨，架在院墙的豁口朝着东天瞄，和县长一样钩着右手指，嘴里“嘣！嘣！嘣”地叫，可他愈扣愈叫，那流散的云彩倒愈往中间聚合着，把露出的席一片大的金黄银白的汁水又遮拦回去大半儿。
秘书说：“我不行。”
县长说：“让乡长来试试。”
乡长就从风道后的茅厕走出来，忙急急把裤子系完全，还那样把铁锨当枪瞄着日出的东山顶，嘣嘣嘣地连开十几枪，那分开的云彩便彻底合上了，银白汁水又彻底没了呢。
又是一片云雾蒙蒙了。
连庙客房的院落里，也都又潮湿雾雾了。
县长就拍了拍乡长的肩，说：“这能耐，你还想等列宁遗体买回来当游乐局长啊。”又接过那铁锨，换个姿势瞄准着，噼里啪啦连开二三十枪，云雾竟真的又裂开一条缝。
枪响了，云散了，日头出来了。
又开了十几枪，东山顶便又是席样一片银白了。
再开十几枪，便有几领席样的金黄了。
还开了十几枪，金黄、银白便如麦场一样大小了。
天便晴了呢，云开日出了。（《受活》第4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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