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說：“中國作家趕上了最好的寫作時期”——但他馬上解釋：“‘最好’不是指寫作的環境，而是指寫作的資源。”當下中國，人心之荒誕不經，世態之怪事疊出，給作家們提供了多麼豐富的故事素材！這讓我想起那句中國的古詩：國家不幸詩家幸。而他這次演講的題目，是“重的時代和輕的文學”
◆高伐林
中國作家閻連科到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演講。這位想象力狂放不羈，語言色彩繽紛的怪才，這位出身軍旅、現為中國人民大學的文學教授，看上去就像從豫西村莊走出來的老實巴交的農民。他最有力地顛覆了“文如其人”這句老話。（高伐林攝）
“這個時代，是非常‘重’的時代。表面看起來簡單、愉快，深層卻非常沉重。每一個人都帶著焦慮不安、擔驚受怕地等待著‘某一天’到來。但是我們的文學呢，卻是‘輕’的文學：文學在表現什麼？表現欲望、表現風花雪月、表現無厘頭惡搞……今天的中國，縱容任何風花雪月，卻不允許任何有思考分量的東西存在。”
中國著名作家閻連科用帶著河南腔的普通話說出這番話時，沒有提高聲調，沒有放慢語速，但是靜心聆聽的華洋聽眾，都感到了沉甸甸的分量。
美國新澤西州2013年的春天來得很晚，4月初了，還春寒料峭。但是應邀前來美國在多所名校演講的閻連科來到州立羅格斯大學校園，看到無數花卉含苞待放，給了他深刻的印象。筆者在他演講間隙，對他進行了專訪。
在當今中國文壇上，閻連科被視為一位劍走偏鋒的怪才。他自己最重視——也最不滿——的長篇小說《丁莊夢》，剛出版上市，就被官方下令禁售；另一部9萬字的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在《花城》文學叢刊上刊登後，中宣部立即下令《花城》收回已經發出的雜誌，稱“這部小說使用粗俗、低級、下流的描寫，醜化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目標。”“詆毀毛澤東，詆毀為人民服務的崇高宗旨，詆毀人民軍隊，詆毀革命和政治”。
他的作品屢屢引起爭議，甚至有“被斃稿次數最多的中國作家”的頭銜，這一方面是緣於他不憚觸及敏感題材，另一方面也是緣於他的奇思異想，例如《為人民服務》寫在“文革”時期，解放軍一位師長太太以“為人民服務”為招牌，要勤務兵兼廚師提供性服務，更令讀者匪夷所思的是兩人砸碎毛澤東的雕像，才能刺激性慾；他的另一部長篇小說《受活》（“受活”是北方方言，意為享樂、享受、快活、痛快淋漓，也暗含苦中作樂之意），寫的竟是一個貧瘠偏僻的受活莊村民，村里都是殘疾人，他們為了翻身致富，除了組織“絕活團”全國巡演，更發起集資，要到俄羅斯買回列寧遺體，建立紀念館，好一舉成名天下知，發展紅色旅遊觀光業。當他們的帶頭人接到縣上通知，要他去省里匯報時，他不知是吉是凶，不免心裡打鼓，又自己給自己壯膽說：怕什麼？“我們是買列寧，又不是去買毛主席！”實在令人噴飯。
閻連科2013年10月新出爐的長篇小說《炸裂志》，則被他稱作“神實主義”的一次實踐。所謂“神實主義”，“汲取了現實主義，也汲取了魔幻主義等，更注重的是內因果”。閻連科用地方志的形式，描摹了一個小山村如何炸裂成超級城市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人的精神世界也隨之分崩離析。其中荒誕情節更比比皆是，例如他寫拆遷，並沒有描寫強拆，只是寫軍隊來回正步走，樓房就自己消失了！——閻連科說，“我們中國人其實非常能理解強拆與強權的關係”。而我們會很自然地聯想到2011年，閻連科自己的住宅遭遇強拆的經歷。
現實超出了作家的想像力
與中國不少作家一樣（例如莫言），獲獎無數的閻連科在作品中汪洋恣肆、驚世駭俗，但是在演講和接受採訪、發表看法時，卻顯得冷靜內斂，甚至有點拘謹，並不追求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過，當下中國，人心之荒誕不經，世態之怪事疊出，顯然讓他不得安寧，要一吐為快。
他說，今天中國發生的故事，任何一個事件拿出來，都比一個作家寫出來的更加複雜，更加精彩，也更加吸引人，人物之鮮活、情節之曲折，甚至比18、19、20世紀的文學大師們所創作出來的作品，都毫不遜色。我們根本想像不出來！——當然，作家筆下是灌注了自己的認識。
他給聽眾講述了幾件事：
軍隊文工團的女孩子們到了星期五，脫下軍裝，換上時髦裝束走出軍營，臨走前彼此打賭，誰都不帶一分錢，看誰星期天晚上回來帶回來的名牌和現金多；
因為中國風傳對一個家庭擁有一套以上的住房要收房產稅，於是離婚排隊的長龍“就像等候公共汽車。最不可思議的是有個記者告訴我，上海辦離婚手續的公務員，早上三四點鐘就上班去給連夜等候的人們辦離婚手續，一直到下午5點鐘，累得竟昏倒在地……”
閻連科非常感慨：愛情，婚姻，不如一套房子！在中國，每人都覺得離婚非常正常。他指出，這裡面的緣由十分複雜，我們不能簡單地責怪這些人，也不能簡單地責怪國家的政策。“但它至少表明了，今天中國世情多麼複雜、人心多麼複雜——我們作家有沒有能力去把握？”
閻連科的長篇政治寓言小說《受活》，最先發表於《收穫》2003年第6期，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出版，是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唯一獲獎的長篇小說，並被香港《亞洲周刊》列為當年“全球華語10部好書”之一。
中國處在焦慮之中
閻連科說：我們這個時代堪稱“重”時代，“每一個人都帶著焦慮不安、擔驚受怕、或者某種莫名的興奮，等待著‘某一天’到來”。他講述，去年回到老家過年，那是公路邊很小的一個村莊，我的兄弟的孩子們，一連聲地問我這個當過兵的叔叔、伯伯：為什麼還不打仗啊，為什麼還不打仗啊！他們並不知道和誰打仗，我問：你們為什麼盼着打仗？他們說，就等着打起仗來，才有機會撈一把啊！
閻連科指出，中國當今民族主義高漲，是中國的崛起促成的。然而，如果民族主義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就很可怕。“中國有13億人、直奔15億去了呀，能當兵的就有兩個億，這是多麼可怕的事！”
閻連科說“重”時代，顯然指的是時代的挑戰、中國面臨的問題十分嚴峻、沉重。他就此對文壇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我們的文學呢，卻是‘輕’的文學：文學在表現什麼？表現欲望、表現風花雪月、表現無厘頭惡搞……當然，文學什麼都可以表現，都像魯迅那樣是不行的，中國要有十個魯迅，就亂套了！但中國如果沒有魯迅，那也非常可怕——更可怕！今天的中國，縱容任何風花雪月，卻不允許任何有思考分量的東西存在。沉重的時代卻只有輕文學，完全不匹配。”
人們很自然地就要問：為什麼“輕”文學盛行？文學為什麼會在這個“重”時代面前繞道而行？
閻連科坦承：原因之一，是審查關口，這是中國的現實存在，必須承認。每個作家、每個電影電視導演，都會遇到審查問題，尤其是電影電視，會遇到非常嚴格的審查，“嚴格到超出我們這些人的想象。比起來，在文學界，審查還相對寬鬆一點點呢”。
然而，他話頭一轉，指出了“重”時代卻只有“輕”文學的另一個原因：“我們不可忽視的是，今天中國世俗的誘惑，遠遠大於公正、正義。”
每一個人都渴望過上好的、更好的生活——這是正常的、正當的願望，盡可理直氣壯地高聲宣告。但閻連科認為，問題是，沒有人告訴大家，應該用什麼方法過好的、更好的生活？“小康就是目標，富裕就是目標，快樂就是目標，但是怎樣小康、富裕、快樂是正當的，怎樣是不正當的？”閻連科斷言：任何一個中國人，不管掙了一千萬、兩千萬甚至一個億，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錢來得百分之百正當，也沒有一個人敢說，我沒有給任何人“送禮”——只不過你“送禮”別人不知道而已。“房地產商若沒有給任何官員‘送禮’，憑什麼那塊最好的地就落到你頭上？！”
市場對作家的致命吸引力
這就是問題所在了：市場也在誘惑作家，作家也都渴望過好的、更好的日子，他自然不想寫托爾斯泰那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的、卡夫卡那樣的作品了。——“當然，我們有很多作家不是這樣的，但是總體上說，就是這樣的。這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市場好壞來判斷一個作家。”
閻連科承認：中國的文學獎，誘惑力（包括對我）非常大。拿一個茅盾文學獎，獎金50萬；你的省里再給你追加50萬，外加一套房子。最重要的是，拿到這個獎，就有可能當上作協主席、副主席。要拒絕這些，是非常困難的——你拒絕這些，周圍的人會認為你不合群，你會碰到很多異樣的目光。
他舉了一個例子：
兩年多前，北京著名作家史鐵生去世，北京作協空出了一個副主席的名額，要補選。“以前人們說，閻連科很受爭議，為保護他，不要讓他當這類職務。但是副主席又得要有些影響的作家，領導這次就內定讓閻連科來接這個副主席。通知我之後，我就說我很不合適。市委宣傳部長說，我上任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安排作協換班子，這個閻連科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不肯干？我來跟他談談。作協領導對我說，無論如何，你要把這個副主席接下來。否則我無法向上面交代。我說，你就跟宣傳部長說，這個閻連科，就是一個給臉不要臉的人。（眾笑）但是拒絕這個副主席，讓作家同行知道之後，都會罵你：什麼鳥人，這麼清高！”
閻連科認為，中國國家大，人口多，也是“重”時代卻只有“輕”文學的原因之一。“13億人口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它有自己完整的批評家系統、完整的文學史系統、完整的評獎系統。中國作家完全可以不理會國外的同行，在這個國度內自娛自樂：一本書寫出來在中國暢銷，賣個一百萬、二百萬冊，他就可以活得很好很好了！”
中國作家趕上了最好的機會
閻連科指出中國文學危機深重，又給大家指出了一抹亮色：最近五六年，中國文學悄悄發生了變化。
他說，今天在中國文壇上最活躍的，仍然是5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作家，現在余華、賈平凹、王安憶都寫出了關注中國現實的作品。“還有莫言，我們說他最有才華的是《紅高粱》系列，但是他也寫了關注計劃生育的《蛙》，拿了茅盾文學獎；寫了關注中國土改那段歷史的《生死疲勞》。最活躍的這一批作家，在寫作中，都開始關注中國最近這30來年發生了什麼。”雖然這些作品或許還不是最好的作品，但與這個“重”的時代相稱、與在這個時代生存的人民緊密結合的“重”文學已經開始誕生、成型。過三年五年，就可能出現非常好的作品。
閻連科藉回答羅格斯大學塗經詒教授“如果經濟變動，會給文學帶來什麼影響”的提問，強調說：中國作家趕上了最好的寫作時期——“我說的‘最好’，不是指寫作的環境，而是指寫作的資源：我們這個現實社會生活，給我們提供了多麼豐富的故事素材！遠遠超過我們小說家的想象力。但是我們一定要警惕：如果不好好珍惜、不善加利用如此豐富的寫作資源，真的有一天出現那種經濟下滑、導致風雲變幻到來，我們眼前真的出現了夢寐以求多少年的自由寫作環境，作家卻可能什麼都寫不出來！”
他認為，前蘇聯的作家就是前車之鑑：“蘇聯文學界本來創作是多麼活躍豐富，但是在蘇聯1991年解體之後，他們的作家在長達10年到15年的時間裡，什麼都寫不出來——這不是個人才華問題，而是作家失重，調整不過來，寫不出東西，這最要命！”
閻連科與羅格斯大學塗經詒教授（左）交談。（高伐林攝）
為何不滿意《丁莊夢》？
很自然就談起了《丁莊夢》。怎能不談閻連科這部最出色的高度關注現實的長篇小說呢：它描寫的是上個世紀90年代河南省賣血而導致農村艾滋病泛濫。
這一嚴重事件，至少與兩位中央領導人有關，一位，是1990年到1998年在河南擔任領導職務，1992年起更以省委書記身分主政、後來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長春；另一位，是1998年來到河南擔任代省長，隨後當上省長、省委書記、現任中國的二把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當然，閻連科的小說中，並沒有寫到、也不可能寫到他們兩位，甚至隻字未提省、市、縣領導在倡導、慫恿賣血導致艾滋病泛濫問題上應該負有什麼樣的責任。他只是以一個村莊為例，深入剖析了村民們在已經知道自己得了絕症、時日無多的情況之下人際關係的斷裂和靈魂的畸變。但是，雖然重心並非政治，而是更深刻的文化心理與道德、甚至觸及哲學層面，但在中國審查者眼中，在中國，沒有什麼負面的東西能與政治無關。此書在發行不久，就被緊急叫停了。
筆者問他：是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下了文件嗎？
閻連科說：《為人民服務》是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總署發文件，對《丁莊夢》呢，是沒有文件的，就是給了出版社一個通知：賣到書店的就不管了，沒有發到書店的，一律封存。
我很好奇：你是回家鄉獲得的素材？
閻連科說：那倒不是，這些事發生在豫東，我的家鄉是豫西——哦，我想起來，閻連科是河南嵩縣人。
他講述起最初的創作打算，講述的過程夾雜著懊惱——懊惱的原因是，被人們看成他的代表作的這部長篇小說，在他看來，與他本來設想的計劃比起來簡直不算什麼：
一個作家，一輩子寫10部、50部長篇小說，真正符合自己期待的題材，也就是三部五部吧？艾滋病這個題材，是命運賜給我的最好的題材。但是，我把它浪費掉了！
2000年之前，我就到這個村莊去，前後去了七八次，花了多少錢就不說了。原來我的計劃，是先寫一部完整的田野調查那樣的十萬字的東西，把我看到、聽到、經歷的，不摻雜任何想象，如實記錄下來；再去寫一部充滿想象力的小說。如果我寫出了這個田野調查——不是寫中國，也不是寫河南，就是寫這一個村莊，現實意義要比《丁莊夢》大得多！能不能出版先不考慮。然後再寫一部小說，把想象力發揮到最高度，也許不一定寫得出最好的作品，但一定是我寫起來最過癮的作品！
當時閻連科曾經這樣“異想天開”：虛構一個國家，這個國家中的某人，從當一個“血頭”組織賣血開始發跡，一直到他當上總統、主席。“他把血集中起來，把閥門打開，血液通過管道流到歐洲、流到美國，由此可以控制全世界”……
“但後來《為人民服務》被禁掉，因為太想出版作品、太怕不能出版作品，而寫這樣的書，成為所謂‘有爭議作家’之後，書都無法出版；於是就放棄了原來的計劃，寫了《丁莊夢》——結果還是被禁掉了！”
閻連科寫得最好卻被禁掉的長篇小說《丁莊夢》。
打“擦邊球”的人最虛偽
閻連科總結說：“不管《丁莊夢》是受歡迎還是不受歡迎，它反正不是我最想寫的。這給我非常深刻的教訓，我逐漸悟到，何不想怎麼寫就怎麼寫呢！”
中國有個說法叫“擦邊球”。閻連科說：我越來越厭惡這個說法——打“擦邊球”的人，都是最虛偽的人，要麼你就唯美，甚至是頹廢，也能寫出偉大作品來；但你不要打“擦邊球”，什麼都要：又要領導說好，又要讀者說好，還要國外的批評家也說好。作品好像也觸及現實，但卻是蜻蜓點水，點到為止。其實就是給自己編個藉口！
悟出了這一點，閻連科感到身心自由多了。“對我個人來說，就沒有什麼包袱了。我突然發現，我有十年時間在搖擺、在自我審查的過程中間，寫作的最好的十年，就這麼搖擺過去了！僅僅為了能出版，僅僅為了30萬、40萬人民幣版稅、能夠過得再好一點……僅僅為了這些，我就審查自己，只寫作那些可以出版的書？不是說可以出版的就必定不是好作品，但一個作家，應該寫我最想寫的。我應該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應該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閻連科進一步分析：再說，什麼叫“過得再好一點”？小時候嚮往吃一頓餃子，現在可以一天三頓，頓頓吃餃子，不必在乎真正傾注自己心血的作品能不能出版了；更何況，香港、台灣還可以出，這些書，或多或少可以反流回大陸。“當然，我不能要求所有作家都這樣：還有些作家吃不上餃子，還有些作家不想吃餃子，他一天要吃一斤黃金，你怎麼辦？”
權力與作家，究竟誰怕誰？
有一次，閻連科作為布克國際獎（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的十位入圍作家之一到倫敦參加頒獎典禮，與旅英著名作家馬建一起，應倫敦亞洲之家的邀請舉行對話，被英國聽眾問及，為甚麼共產黨政府，包括中共和前蘇共都那麼害怕文學、害怕作家？
馬建認為，共產黨害怕作家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作家有思想，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共產黨極權政治的中心是要統一民眾的思想，不容人們獨立思考。
閻連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認為，並不是共產黨害怕作家，而是作家害怕權力，“我對歷史的了解和我在中國現實中看到的，幾乎沒有作家不怕權力的。為甚麼今天的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間不發達，並不是作家沒有才華，更重要的是作家沒有突破權力的膽量。”今天的中國作家已經在按照權力的要求在寫作了。“一個更可怕的情況是，我們的政府機關特別有錢……金錢名譽正在腐蝕我們社會最有才華的作家，這是我們對中國文學更加擔心的一件事情。”
【閻連科小檔案】
現年55歲的閻連科，1978年當兵，歷任濟南軍區戰士、排長、幹事、秘書、創作員，第二炮兵電視藝術中心編劇，專業作家。1985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1991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現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
其作品數量驚人，長篇小說：《情感獄》，《最後一名女知青》，《生死晶黃》，《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炸裂志》等；
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以及短篇小說集《和平寓言》，《鄉里故事》等18種和《閻連科文集》12卷；還有《閻連科親情散文》，《閻連科演講集》，《閻連科讀書筆記》等。
曾獲得第一、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等全國、全軍文學獎以及國際文學獎20多項。2013年，入圍英國第五屆布克國際獎終選名單。《丁莊夢》和《受活》先後被《亞洲周刊》列入當年“全球華語10部好書”。
（《名星》雜誌第5期，2013年12月）
附記：
昨天我曾列舉了閻連科的幾段文字，有博友沐嵐指出，在閻連科筆下“光是有聲音的，聲音是有顏色的，顏色是有氣味的，氣味是有光的”。
沐嵐說的很有見地。這也就是錢鍾書曾經專門長篇論證過的“通感”，即將人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各種感官打通，互相轉化。下面這一段引自《受活》，除了“通感”手法之外，運用了更多的魔幻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的手法，產生十分奇特的藝術效果：
（縣長柳鷹雀來到受活莊救災，看到天空烏雲密布，於是他——）
盯着那越來越少的白汁水（比喻陽光），縣長又瞄一眼老廟客房的大院落，看見南牆角靠着一張鏽鐵杴。他過去從雪中抽出鐵杴來，在地上磕磕雪，將杴把架在院牆的豁口上，鏽杴面貼着緊挨脖子的大衣領，就對着東邊擋了銀白（喻太陽）的濃雲瞄起來。且瞄着，右手的食指還不間斷地如鈎着扳機樣，猛地一下一下朝着懷裡扣。每鈎扣一下，他的嘴裡就“嘣！”地叫出一聲槍響的音。
瞄着，扣着：“嘣！”
瞄着，扣着：“嘣！”
瞄着，扣着：“嘣！”
瞄着，扣着：“嘣！”
那白烈烈的銀汁（喻太陽）前的烏雲竟就在他的“嘣！”聲中，疏散開來了，讓銀汁流出了一大片。
縣長聽見了那白汁從雲中流出的響動聲，臉上溢滿了鮮燦燦的紅，於是他就扣得更加快捷了，嘴裡的嘣聲也連徹的響聲不斷了。日頭也就相隨着出來了，銀白變成金黃了。金黃黃的一片世界了。
“柳縣長，天晴了。”秘書在他身後揉着睡眼說，“你朝東邊一瞄天就晴了哩，日頭就立馬出來了。”
“它敢不出嗎？”縣長回過身，像將軍樣掛了一滿臉因了勝利的笑，他說，“過來，石秘書，你試試。”
秘書便像縣長一樣端着鐵杴，架在院牆的豁口朝着東天瞄，和縣長一樣鈎着右手指，嘴裡“嘣！嘣！嘣”地叫，可他愈扣愈叫，那流散的雲彩倒愈往中間聚合着，把露出的席一片大的金黃銀白的汁水又遮攔回去大半兒。
秘書說：“我不行。”
縣長說：“讓鄉長來試試。”
鄉長就從風道後的茅廁走出來，忙急急把褲子系完全，還那樣把鐵杴當槍瞄着日出的東山頂，嘣嘣嘣地連開十幾槍，那分開的雲彩便徹底合上了，銀白汁水又徹底沒了呢。
又是一片雲霧蒙蒙了。
連廟客房的院落里，也都又潮濕霧霧了。
縣長就拍了拍鄉長的肩，說：“這能耐，你還想等列寧遺體買回來當遊樂局長啊。”又接過那鐵杴，換個姿勢瞄準着，噼里啪啦連開二三十槍，雲霧竟真的又裂開一條縫。
槍響了，雲散了，日頭出來了。
又開了十幾槍，東山頂便又是席樣一片銀白了。
再開十幾槍，便有幾領席樣的金黃了。
還開了十幾槍，金黃、銀白便如麥場一樣大小了。
天便晴了呢，雲開日出了。（《受活》第42-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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