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天注定》的四段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情节，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暴力，但是贾樟柯对微观的、精神层面的暴力，对生活中的暴力如何被唤起、被放大，对暴力引发了何种不同反应，都很少涉及。最可怕的暴力，并不是鲜血四溅，而是日常的暴力、内心的暴力、不动声色的暴力
老高按：最近几年，美国受到奥斯卡奖肯定的电影（包括提名入围者）中，相當一部分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based on true stroy），今年尤甚，例如《为奴12年》《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华尔街之狼》《菲洛梅娜》《菲利普船长》……都有真实故事原型。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非常佩服美国电影的编剧们，在有关史实、真实故事（有时甚至是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事件）的框架之内，仍然能够施展想象和虚构的本事，设计剧情，刻画人物，挖掘内心，达到深刻震撼观众心灵的艺术效果。这说来简单，实际上是难度非常大的活儿。“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别看国人常引用脱胎于毛泽东语录的话：“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却很难做到。远了不说，就说最近十来年的影视作品，凡“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基本上都不成功，许多圈内人士和观众都说，看这种影片，还不如就读真实人物和事件的报导，更能为之受到感染和受到触动。记得大前年我采访诗人廖亦武、去年采访作家阎连科，他们都说过，中国的现实远远超出艺术家的想象力——虽然他们不是专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这种类型的作品，但他们显然都囊括了它们。贾樟柯自己也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生活里的平庸比我们知道的还平庸，生活里的诗意比我们能感受到的还诗意。”
就算“源于生活”，却难“高于生活”，之所以如此，当然有官方政治钳制、审查尺度等因素。我们看到不少“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影片，或有意，或被迫，实际上却是扭曲、掩盖丰富的生活真实，或者对真实加以肢解、简单化、符号化、图解化、概念化，以做政治宣传，活活糟蹋了本来很不错的故事原型。但我看，也不能全部归罪于中宣部、广电总局那些审查官，创作者们也存在自己的各种问题，拿不出像样的作品。
前一段时间我在旅行途中，抽空通过网络看了贾樟柯的新片《天注定》，一度颇有点兴奋：中国“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类型的影片终于有了突破了？
导演贾樟柯的电影，在各种国际电影艺术节上相当受外国电影人重视，但他的作品据说属于那种“叫好不叫座”的，论票房和在中国普通观众中的关注度，远远不如张艺谋，更难比冯小刚。我认识几位还算有点艺术欣赏品味的人士，坦率地告诉我：见了“贾樟柯”三个字就闪——根本不知道他想讲什么故事，事实上他也没打算迁就观众，去讲什么故事。但他《天注定》这部片子，分别讲了四个涉及暴力的短故事，分别根据四个真实事件改编：胡文海案、周克华案、邓玉娇案、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我观看时，被紧凑的剧情和演员姜武、赵涛、王宝强等的表演抓住，一口气看完。
今天我读到中国大陆文化批评家王晓渔发表在英国《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批评《天注定》艺术如何如何失败的文章，一时不禁有点愕然。但仔细拜读，又仔细回想《天注定》的情节，深感叹服：王晓渔的批评确实切中肯綮！现转贴如下。
王晓渔一一指出的贾樟柯这部电影的失败之处，显然不能卸责于官方的政治、思想审查，而只能归咎于自己力有不逮，技不如人——比起西方电影编剧同行，差距说到根上，是在对生活和人性的洞察上。
《天注定》：电影完败现实
王晓渔，英国《金融时报》
看到完整的《天注定》之前，先是看到村民迎接焦董事长的片段。整个场景颇为夸张：焦董事长夫妇走下私人飞机，村长让两名红领巾献花，一群手拿相机、摄像机的人围上来拍照，为了一袋面粉来到机场的村民开始热烈欢迎。“姜武”挤在欢迎队伍中，要焦董事长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一下经济问题，焦董事长扬长而去，村民也迅速散去，但是“姜武”留了下来，被焦董事长的手下狠狠揍了一顿。这是标准的“为富不仁”叙事，焦董事长是被高度符号化的炫富者。但村长明知“姜武”要举报自己和焦董事长，为何还让他加入欢迎队伍？“姜武”为何没有跟着村民离开，难道留下是为了想挨打？
这些疑问在看完整部电影之后没有得到解答，反而增添了很多新的疑问。首先感到不适应的是，电影中的各种道具实在太新了。小吃店里窗明几净，墙上的招贴一看就是为了拍摄《天注定》新贴上去的。村长没有包一辆脏兮兮的中巴或大巴把村民一骨脑地运到机场，而是用崭新的公交车来回摆渡，公交车上空空荡荡，有不少空位子，比浦东机场的机场巴士舒适多了。随处可见的崭新道具，随时提醒着观众，电影呈现的是一个被擦拭过的现实。
有些情节设置得匪夷所思。拦截“王宝强”的劫匪，手提斧头站在路边，惟恐来往路人不知道他们是劫匪；“王宝强”看到劫匪没有加快油门，反而放慢了速度，仿佛在期待劫匪的到来；如果这是为了说明“王宝强”如何杀人成性，但是劫匪没有事先在路面上撒点钉子，再一涌而出，说明劫匪（或者说导演）的职业素养还不过关。“邓玉娇”的片段更加不忍直视。男客人推门进来，“邓玉娇”把他推出门外；男客人再次推门进来，“邓玉娇”再次把他推出门外：男客人又推门进来，“邓玉娇”第三次把他推出门外……但是，“邓玉娇”就是不把门从里面锁上，难怪男客人第四次推门进来。“叙事”一直是贾樟柯的软肋，但是叙事到让人发噱的地步，此前似乎不太常见。
贾樟柯无力把四个事件变成一个故事，拍了四部短片然后拼在一起，虽然《天注定》长达两个小时，但是分解下来，每部平均半个小时，匆匆忙忙，把暴力镜头拍完了事。“暴力”，是贾樟柯讲述《天注定》的关键词。但是，贾樟柯呈现出的暴力主要是那些人人都能看得到的外在暴力，用枪爆头、用水果刀刺向胸口（而且要把“邓玉娇”的动作夸张成女侠的姿势）、跳楼。对于微观的、精神层面的暴力，对于暴力是如何被唤起的、如何被放大的，对于暴力引发的不同反应，电影很少涉及。与新闻调查相比，电影的特长在于呈现这些，贾樟柯的特长也在于此，不知为何舍长取短，似乎责任不能全部归咎于电影审查，因为过于强调外在暴力，只能会更难通过审查。
《天注定》很早就有剧透，与四个事件有关：胡文海案、周克华案、邓玉娇案、富士康事件。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余华的《兄弟》（下半部），试图以“怪诞现实主义”的方式书写当下，结果是既不怪诞，又不现实，只是怪异加上不着边际的想象。现实已经足够怪诞，不用放大，只要呈现出那些细节就可以了，但在《兄弟》（下半部）里，余华试图放大怪诞，反而使得怪诞呈现出太多人工的痕迹。同样，在《天注定》，贾樟柯不断放大暴力（与更为暴力的动作片相比，这点暴力又不算什么），但是现实中已经足够暴力，不用放大，只要呈现出那些细节，就足够惊心动魄了。如果电影只讲其中一个事件，讲得更透彻、更缓慢一些，暴力的褶皱可能会被展开，呈现出更多暴力的秘密。最可怕的暴力不是那些鲜血四溅的场面，那只是结果，最可怕的暴力是日常的暴力、内心的暴力、不动声色的暴力——那些微观的暴力，才是最可怕的。
这里不妨略过后面三个事件，只讲由于时间久远，公众已经陌生的胡文海案。2001年，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大峪口村村民胡文海，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内持枪连续杀死14人，另有3人受伤，轰动一时。电影没有必要还原现实，但如果电影以现实中的事件为原型，叙事却比那个事件还要单调，就有些问题了。对比现实和电影，会发现在贾樟柯那里，暴力中的人物被符号化，暴力的起因、过程、结果都被简单化。
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检察影视中心拍摄过40多分钟的名为《惊天命案》的法制节目，这档节目不出意外地充满劝谕气息，没有太多新意，但是保留了胡文海以及当事人的采访。胡文海讲话的神情夸张却又自然，他手里夹着一只烟，讲自己打死第一个人时，心里“相当紧张”，后来就“相当平静”了，讲到得意处，面带笑容。当记者问他如何克服恐惧，胡文海的回答是自己一点也不恐惧，头脑“相当清醒”，因为他是死过一回的人，此前差点被劈死。但讲到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胡文海不再是无所谓的神情，嗓子沙哑着说，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走到这一步，人家怕他告状，就往死里砍，他告状告了几个月没有结果，决定先下手为强。说到这里，他用袖口抹了抹眼睛。与胡文海相比，“姜武”过于“高大全”了一点，伤愈复出的他光天化日之下（真实的胡文海案发生在晚上七时以后）雄赳赳气昂昂地扛着枪走在村子里，即使说去打猎，除了导演也不太会有人相信。
胡文海走向最后的选择，有着“不得已”的成分，电影里的“姜武”却有些无中生有。在挨打之前，“姜武”遇到的最大挫折是去邮局给中纪委寄挂号信，因为没有具体地址和邮编被拒绝。他对邮局工作人员大发雷霆，问她是不是和村长一伙，或者是焦老板的二奶。“姜武”说过自己学了几年法律，但是在电影里，除了这次去邮局寄信，没有采取过和既有程序有关的方式。他和村长、会计见面，咄咄逼人，反而是对方息事宁人。“姜武”接着又在机场当众要求焦董事长赞助他去北京告状，告状对象就是焦董事长和村长，这个时候焦董事长依然点头说好，但“姜武”接着又要求焦董事长当众说清经济问题，接下来他“如愿以偿”地被打了一顿。“姜武”出院以后（谁把他送进医院，电影直接略过），得了一个绰号“老高”，因为他在机场像被打高尔夫一样殴打。贾樟柯似乎想用“老高”这个绰号表明“姜武”受到的精神伤害，接下来的情节是，“姜武”找出猎枪，把会计夫妻、一名喊他“老高”的村委会办事员，村长，一名不停地鞭打马匹的车夫和焦董事长陆续干掉，然后电影转入了“周克华案”。
现实中的胡文海与此相反，他曾找到村煤矿工资表，以证明村干部贪污，并且征集到121名村民签名进行举报，但是无论举报到哪里，最后都被批回两个部门：一是乌金山镇纪委，二是榆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乌金山镇主管纪检的副书记对他说：“你就是告到中纪委，我崔某某不给你办手续，你也没办法！”经侦大队大队长则以“没有办案经费”搪塞，胡文海提出自己可垫支办案经费，大队长又以“人员也不够”敷衍。现实中的“焦董事长”，表示最初与胡文海关系不错，知道自己被他举报，也没有当面产生过冲突，只是一两年没说话，有次在车上碰到，给胡文海让了根烟，他没要。两人的当面冲突，仅此而已。这位曾经的煤矿矿长，一点也没有像焦董事长那样“炫富”，表示自己只是给别人打工。
与电影中戏剧化的“机场挨打”不同，胡文海案缘起于1999年6月19号的浇地事件，在接受法制节目采访时，胡文海没有忘记当初的经济账，浇一个小时地要一百二十七块钱，半个小时是六十几块钱，他想喊高家兄弟一起浇地，省点费用。叫了几次高家兄弟都没有反应，胡文海后来质问他们为何没听到（胡文海的原话是：“你耳朵卖菜，装着什么”），高家兄弟用铁锹把他劈伤。胡文海认为是村支书（电影里“村支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村长”，这点可以理解）指使，后来承包村办煤矿没有成功，更加认为是村干部的原因。现实中暴力的成因很日常，不像电影中那么戏剧化，这种日常的摩擦几乎是绝大部分暴力的起源。胡文海曾表示，自己被劈伤之后恨得手指抓出血来，但没有声张，而是暗中调查，并且筹划着复仇。可怕的不是戏剧性的冲突，而是平静，那才更有可能是暴力的前奏。
在胡文海案中，最具悲剧性的不是胡文海，而是被认定为同案犯，同样被判处死刑的刘海旺。这个人物也在电影中消失，如果以刘海旺的角度观察，这一事件会呈现出更加荒诞的一面。刘海旺经济拮据，曾向胡文海借钱。在聊天时，胡文海谈起和村支书有过节，刘海旺愿意为他们调解，并约定碰面时间。胡文海本来准备除夕动手，并且拟好计划杀死的四十五人名单，这次临时起意。他在向村支书开枪的时候，子弹哑火，命令刘海旺用斧头砍村支书。随后，刘海旺赶快离开胡文海，一度与装死躲过一劫的村支书在煤矿附近“狭路相逢”。当时刘海旺向村支书解释用斧头砍他并非己愿，村支书说“没事儿”。但村支书后来在供述说，怕刘海旺进一步加害他，所以以“没事儿”敷衍；再后来，村支书说自己手持钢棍，逼退了想害他的刘海旺。法院采信了村支书的说法，虽然胡文海也表明自己胁迫刘海旺，刘海旺最后依然被从重从快地判处了死刑。女儿对刘海旺说：“爸爸，你冤枉啊！”刘海旺的回答是：“冤枉也没办法……”刘海旺是暴力的参与者，同时也是暴力的人质，因为偶然的原因被卷入这个事件，最终在劫难逃。关于刘海旺，由于法院的裁定，可以谈论的空间有限，但是拍电影更有可能呈现出其中的多样性，但是贾樟柯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
胡文海案之后，山西立即从重从快将胡文海执行死刑。这是否意味着暴力的终结？在电影中，警车出现，然后就转入了下一个故事，仿佛之后的问题交给法律解决就可以了。如果法律如此有效，或许胡文海案就不会出现。当地检方工作人员认为胡文海因为“浇地纠纷”这么一个“很偶然的事”产生纠纷，心胸狭窄。胡文海被劈伤后没有报案，据他所说，是因没有第三方见证，担心报案后，公安机关会以“浇地纠纷”为由，轻率处理，所以忍辱负重，自己去调查此事。从检方的反应来看，胡文海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
暴力的阴影没有因为死刑而消失，反而蔓延开来。胡文海案后，整个村庄都处于暴力的阴影之下。胡文海的女儿再也不敢住在村里，儿子读书的学校名称讳莫如深。胡文海的三弟从市区搬回村里，陪父母住，发现有人夜里围着他家院子转来转去，他凌晨爬到房顶，发现是邻村无业游民，怀疑仇家买凶，为了避免出事，想请小舅子们也住过来。大难不死的村支书和两个儿子也离开村子，家里只有妻子和老父老母，父亲七十多岁，睡觉不敢脱衣服，天天接送儿媳上、下班。传闻村支书住在丈人家，但小舅子撵了他几次，说“胡三少爷”（胡文海三弟）还要杀人，不要连累他家。一方面，“胡三少爷还要杀人”的风声传得沸沸扬扬，村里人心惶惶；另一方面，压力最大的是“胡三少爷”，怕被仇家报复。胡文海案后，专案组找到当年参与举报的签名者谈话，很多人怕惹麻烦，不承认在告状信上签过名。虽然胡文海被执行了死刑，然而所有人都在暴力的阴影之下，几乎没有幸免者。这些电影忽略的情节，远比电影所呈现的场景，更能说明暴力产生的精神伤害。
一部试图与现实对话的电影，应该深谙现实，不是只与“想象的现实”对话。暴力的死结是怎么打上的？暴力的发生有哪些偶然性？谁发动了暴力，谁被卷入了暴力？暴力的阴影是如何蔓延的？在这些方面，电影完败给了现实，甚至完败给了新闻报道。贾樟柯在评论韩东（他在《天注定》中客串出场）的作品时说过：“生活里的平庸比我们知道的还平庸，生活里的诗意比我们能感受到的还诗意。”这句话说得很好，生活里的暴力比我们能看到的还暴力。可是，贾樟柯没有呈现出“生活里的暴力”。贾樟柯还说：“韩东洞悉那些显而易见却不被我们发现的事情，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不动声色却最惊心动魄的讲述者。”这曾经也是贾樟柯的特长，遗憾的是，《天注定》不属于此类。
最后需要说明一点，我看到的《天注定》是网上流传的版本，如果可能，愿意支付观看费用。
原注：本文关于胡文海案的描述，主要来自石破、刘志明《仇恨引爆悲剧——透视山西榆次“10·26”血案》（《南风窗》2002年第4期），同时参考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2）晋刑一终字第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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