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很脆弱，这几乎是个众口一词的说法。中国脖子上好像有两块通灵宝玉，一块是高速发展，一块是维稳。好像发展速度慢一点，不动员整个社会力量来维稳，日子就过不下去。这种脆弱性是真的还是假的？孙立平教授认为，是半真半假

　　老高按：“刷存在感”是近年学到的一个新词。前几天我读到一位万維博客在文章中说“老高天天在博客上发文刷存在感”，不觉莞尔。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刷存在感”也就是“我刷故我在”。读到台湾一个网站上这么解释（我转成了简体中文），我便用来对照自己：
　　明明没什么事情，却又跳出来博版面求关注以确保大众还记得自己，就叫做刷存在感。
　　第一句话说的不错：确实我“明明没什么事情”——但是写博客，不就是没事才写嘛！“跳出来求关注以确保大众还记得自己”？我好像还不完全是这样，我更希求的是大众也来瞩目那些我认为值得瞩目的话题或者见解。
　　最近这几个月确实发文比较勤。原因无他，天天在家，工作、学习、生活比较安定、有规律，不像去年到今年年初，屡屡拖着拉杆箱出外开会、旅行。拜现代科技之赐，眼下要采访请教谁，不用车船劳顿，往往连上网络，接通视频，“秀才不出门，可访天下人”。也就有了更多的读书读网的时间，看到了好文章若有所悟或者有了什么念头，就忍不住要端出来——文人的臭毛病！过了这一段，估计又要进入动荡时期，那时就可能没有多少闲暇来发博客文章“刷存在感”了！
　　今天借用来“刷存在感”的，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立平的两篇短文。据说他曾担任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审阅的博士论文中有一篇署名习近平，后来是中共、中国的一把手，有人就奉承孙教授是什么“帝师”。但孙教授好像从来没有把这当回事。
　　这两篇文章都不是特别有分量那种类型的，但如何认识今天的现状和明天的趋势？孙立平教授以简驭繁地剖析，值得我们想一想。


　　当今时代三大新特征：高成本、收缩型、不确定性

　　孙立平，孙立平社会观察

　　如何认识当今时代出现的一些新的特征？我将其概括为下面这三点：高成本、收缩型、不确定性。

　　先说高成本

　　先看最近的一则报道：2017年3月—5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组分赴东北、东部、中部、西部等九省实地调研了解各地降成本工作的进展、成效及面临的困难。在此基础上，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8月1日在京发布《降成本：2017年的调查与分析》报告。
　　报告调研了14709家样本企业，发现这些样本企业近三年的总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均超过100％，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国有企业情况堪忧。2014-2016年，样本企业总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101.47％、101.87％和101.44％，均大于100％，这表明企业成本水平已经超过收入，企业利润空间已经被挤压到极限。
　　实际上，在最近十年中，高成本已经在成为中国经常谈论的话题。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发展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低成本：劳动力价格低、土地价格低、能源原材料价格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引进和模仿上的后发优势等等。但到目前为止，几个重要方面的红利已经吃完：人口红利已经吃完、资源和环境红利已经吃完、全球化红利基本吃完、体制变革的红利基本吃完、后发优势的红利基本吃完。我们开始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
　　这个高成本有的是可以通过体制的变革化解的，有的是必须承受的。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成本的时代。

　　收缩型社会

　　收缩型社会这个概念，是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授李红刚提出的。李教授之初，由于人口的变化，我们进入一个“收缩型社会”。
　　李教授说，我强调“收缩型社会”这个概念，不是简单的经济衰退，而是包括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总体发展趋势，强调由于人口结构和总量的变化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其中人口变化是主导因素。
　　人口变化导致的社会收缩，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这个过程其实在发达国家已经发生多年。从有关的研究中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个过程在如下几个方面将会造成的影响：
　　首先，收缩型社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李红刚教授指出，我们现在经常说日本经济“失去的25年”，什么是最根本原因呢？很重要的就是人口减少驱使其进入了收缩型社会。这就是日本的“新常态”，25年前就进入了这个“新常态”。
　　其次，社会的养老负担会大大加重。多年前人们就在谈论四二一家庭的问题。将来中国社会养老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这当中除了人们一般所说的之外，还需要注意两个因素。一是我们并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发生的自然而逐渐的老龄化过程，而是由计划生育一孩化导致的人为的、陡然的老龄化过程。二是将来医疗技术发展，生物技术发展导致的人口寿命的延长，将会极大地加剧老龄化问题的严重程度。
　　一个收缩型社会再也支撑不起一个扩张型政府。李红刚教授指出，随着我们进入收缩型社会，我们政府收入增长会明显慢下来，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新的财政税收政策。特别是要削减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行政费用和投资支出。这本质上是要求我们在收缩型社会要缩减政府：既要缩减政府规模，也要缩减政府行为。我们需要非常清醒，一个收缩型社会再也支撑不起一个扩张型政府！

　　高度不确定性

　　前些年我就一直在讲不确定性的问题。当时讲的主要是改革以及中国社会走向的不确定性。而现在，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就以经济领域为例。原来一个企业或起个行业的衰落，总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它给了人们预测的机会。而且，其间也有明确的规律性。但在今天，一个很好很大的企业，毫无征兆地说垮就垮了，一个行业说被颠覆就被颠覆了。
　　最近看到朱嘉明教授为一本书写的序言《超级不确定性时代和商业理念》，其中的一些观点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加深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认识。
　　朱嘉明教授认为，人类现在所处的“不确定时代”，其实已经是“超级不确定时代”（The Age of Super Uncertainty）。所谓“超级不确定时代”最大特点是系统性的不确定性（Systematic Uncertainty）。或者说，不确定性的显现系统化。“超级不确定时代”的机制有：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例如，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科学技术在内的不确定性；包括有限理性在内的主观不确定性；执行、推进的过程中发生的不确定性；还有博弈的不确定性。此外，不确定性可以自我发育，人们在解决不确定性过程中，不确定性很可能不是减缓而是加剧。
　　朱嘉明教授指出，就商业活动而言，超级不确定性至少会提出三大挑战。第一，失去稳定的“参照系”。他说，直到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人类的经济和商业活动，从产品、服务、财富标准，交易模式到经济组织，都有着稳定，甚至经久不变的参照系。但现在这些参照系都在被打破。
　　第二，捕获“拐点”日益困难。在今天，因为参照系的崩塌、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创业者的路线选择、资本的推波助澜、外部环境的影响，均会施加于拐点，使得拐点的分析最为困难，需要拥有行业洞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传统“商业逻辑”陷入混乱。表现为商业活动的要素在发生变化，商业活动的成本结构在发生变化，商业活动的交易秩序也在发生变化。


　　中国的脆弱性——真还是假？

　　孙立平，孙立平社会观察

　　中国社会很脆弱，这几乎是一个众口一词的说法，只不过具体说辞不一样：国外一些人讲中国崩溃论，国内上层讲亡党亡国，老百姓担心中国会不会乱？
　　于是，一个脆弱的形象出现了。
　　我们都知道，红楼梦里贾宝玉脖子上有一块通灵宝玉，如果丢了，魂儿就没了，小命就够呛了。这样来看的话，中国脖子上好像有两块通灵宝玉，一块是高速度发展，一块就是维稳。好像发展速度慢一点，不这么动员整个社会力量来维稳，中国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现在我要问的问题是，这种脆弱性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认为，是半真半假。
　　先说半真。中国改革已经30多年的时间，尤其是在后半段，各种问题开始显露出来：既得利益集团坐大，贫富差距悬殊，起码的社会公正无法维护，官民矛盾不断激化，甚至人心也在越来越疏离（“赵家人”一词的一夜走红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有人说弄不好会引起社会动荡，官方的说法叫亡党亡国。看起来，这些说法也是很有道理的。
　　再说半假那一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脆弱性，也是被忽悠出来的。谁忽悠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叫权贵集团。这个下面再说。中国社会是有种种矛盾，而且有的矛盾很尖锐，这是事实。但要看到以下两点：一是，过去30年中，农村改革分了地，城市改革分了房（没分到的大部分自己也买了），这是过去30年中国社会大体稳定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老实的老百姓之一。鲁迅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至少说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老百姓的抗争性是很弱的。只要今天有口饭吃，甚至今天没有但觉得明天可能有，就不会造反。实在过不去了，自己自杀，或者去祸害同样的弱者（如最近的宁夏公共汽车纵火事件）。一般地说，在这样的社会，社会性、集体性反抗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我不是在褒贬的意义上说这好还是不好。我说的是，这对于判断中国社会的脆弱性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重要。大家还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曾经热炒过一段美国学者沈大伟的所谓“中国崩溃论”。他讲了中国走向崩溃的五个原因。我觉得，他讲的那五个因素，确实是不同程度存在的。但据此就说中国走向崩溃，我不同意，因为他低估了上述因素。
　　记得大约2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个机构找我们几个人讨论这个危机对中国可能的影响。记得当时不止一个人说，弄不好会引起中国的金融危机甚至社会动荡。我当时就说，谁说会社会动荡，你给我演个五分钟“电影”，一步步是怎么发生的，逻辑是什么？没有人能演完这个电影。
　　我当时的三个基本判断是：经济快速增长（这为缓解很多问题提供了条件），政治基本稳定（虽然人们对体制有许多批评和不满，但大多数人还是认同要慢慢转型），社会矛盾突出（包括治安会恶化）。当然，这是将近20年前说的，现在的情况和那时候不完全一样了。但我要说的是，起码过去20年的历史证明当初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为什么过去20年维稳愈演愈烈？至少有一半是被忽悠出来的。
　　上面说了，忽悠这个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权贵集团。忽悠这个问题的目的是维持现状不变，从而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因为现状，权力与市场结合在一起的体制，对他们是最有利的。你说这个地方要改，他说，不行，动这个地方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你说那个地方应当改革，他说，不行，改就会引起社会动荡。
　　既得利益集团用他们的利益绑架了这个社会。


　　高看（每日一图，与文无关。九月图片主题：古镇）

　　西班牙中部的托雷多（Toledo），建于罗马时期，在中世纪当过卡斯提亚王国的首都，长达五百年。离马德里仅70公里的托雷多，完整的古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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