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前面介紹過的造反派曹承義相比，吳焱金雖僅僅是初中畢業就當工人了，但顯然文化素養更高：他在《代自序》開篇就引用狄更斯《雙城記》的那段著名的話：“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難的日子……”介紹他們的書，並非因為我贊成他們的看法，而是因為他們提供了多年被壓制不得發聲的一面之詞
【高伐林按】今天收到一位武漢的朋友來信說：“最近楊道遠、吳炎金、李承弘（都是武漢“文革”中的著名造反派頭目——高注）等連續出版文革回憶錄，但水平都較低，還很‘左’，認為文革是必要的……”
我給他簡短回信說：“大部分回憶錄水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確實不高，觀點我也很難苟同。但是其價值在於作者是親歷者，這是研究‘文革’的第一手史料。”“這些人說‘文革’很必要，我一點不奇怪。像魯禮安和李乾那樣否定‘文革’的造反派，只是一部分，還有不少人，迄今肯定‘文革’。聽聽他們的回憶和說法，沒有什麼壞處。他們多年來受壓制不得發聲，研究‘文革’，不正需要有更多的視角嗎？包括需要他們的一面之詞。”
下面，我再介紹另一位武漢“文革”造反派領袖吳焱金的28萬字回憶錄《四十三年，望中猶記》。這個書名，出自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吳焱金的這本書，是2009年由香港的中華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的，從2009年倒推43年，正是1966年——“文革”爆發的年頭。我今天才看到，這本書稿已經全文登載在一些網站上了，包括中國大陸“烏有之鄉”這樣著名的左派網站。
讀這樣的回憶錄，可以廓清我們頭腦中許多對“文革”的想當然的臆測。隨便舉一例：“文革”中的造反派組織，我們一直認為是群眾自發策劃、自行宣布的，但曹承義和吳焱金的回憶告訴我們，不完全是這麼回事。像吳焱金當一號勤務員的“工造總司”，是向中共武漢市委遞交成立申請，接待的市委女幹部同意每月撥給2000元活動經費，時任市委書記處書記王克文批准，指定了幾間房給其辦公，市委第一書記宋侃夫更允諾親自出席成立大會並授旗，後來宋因故未來，還做了書面檢討，印了五萬份全城散發——想必是受到了造反派的壓力。
再如，此文中披露了一段王任重在被批鬥之前與造反派的對話（雖然作者當時並不在場，只是耳聞，其可靠性要打點折扣），也很發人深思。
與前面介紹過的造反派領袖曹承義相比，吳焱金雖然僅僅是初中畢業就當工人了，但他顯然文化素養更高。這不僅體現在他的書名上，從其內容中也能體現出來。例如，他在《代自序》開篇，就引用了狄更斯《雙城記》的一段話：
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難的日子。
這是才華橫溢的年代，也是愚昧無知的年代。
這是信仰堅定的時期，也是懷疑一切的時期。
這是燦爛輝煌的季節，也是暗淡無光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擁有一切選擇的機會，我們其實一無所有。
我們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們正墜入萬劫不復的地獄。
我相信，這是許多經過“文革”，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歸納那十年歲月的人都能喚起共鳴的一段話。
關於這些造反派領袖的回憶錄，還有很多零星感想，慢慢再說吧。
原書中原有大量翔實注釋，介紹“文革”人物和群眾組織，為閱讀方便，有所刪減。
從發起“工造總司”到批鬥王任重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節選，吳焱金口述，鍾逸整理
到歐陽海生前所在部隊當偵察兵
我的祖籍是湖北省新洲縣（現改為武漢市新洲區），1944年4月25日出生於武漢市。父親一生都在武漢市當銅匠，專門以做燒開水的銅壺為生。解放初期土改時，父親是回鄉劃的階級成分，他的個人階級成分是貧農。母親解放前在武漢國棉三廠的前身、中國最早的民營紡織企業、距今有上百年歷史的申新紗廠當工人。全家共有十口人，父母親、我們兄弟姐妹共七人，父母親還代養我已去世伯父的兒子、我的一位堂兄。解放以後，由於子女過多，母親就在家專門料理家務，沒有再去參加工作。父親先在漢口民意街任治安聯合大組長，1957年，他們銅匠等手工藝人組成合作社，當時稱為武漢第九五金生產合作社，父親擔任合作社主任。後來調到武漢輕工機械廠工作。1962年，劉少奇、鄧小平刮單幹風，父親選擇了自動離職，重操舊業，又干起了銅匠。但僅僅幹了三個月，這股單幹風就被黨中央制止了。父親也從此失去了工作單位。
我1960年夏天初中畢業於武漢市五中，當時的初中畢業生很好找工作。我自己到武漢市第一電子科研所去聯繫，也算是子承父業，當上了鈑金工。當年秋季徵兵，我報名參軍，分到47軍140師418團。我當上偵察兵純屬偶然。我們城裡長大的學生兵從小就會摔跤，在新兵連時，有一次看到一群新兵在休息時摔跤玩，我看那些新兵的摔跤技術很一般，就去和他們過招，我一連將七八個人摔倒在地。我個子也很高大，身高一米八，就這樣，我被分配到了偵察連。
我和後來聞名全國的烈士歐陽海是一個團的。我在部隊時就認識歐陽海。他個子大，力氣也大，干起活來一人頂倆，性格耿直，與連副指導員鬧過矛盾。他越級向一位軍區領導寫過信。我是1963年10月復員離開部隊的，一個月以後歐陽海犧牲，這件事是我們團的戰友們跟我講的。那次部隊搞拉練演習，在京廣線衡陽車站南邊耒陽縣境內，火車一拉汽笛，軍馬受了驚，馬背上馱的是蘇式75毫米無後坐力炮架，軍馬站在鐵路雙軌中間，歐陽海為了防止列車顛覆，先是用手去推軍馬，後來用肩膀去撞軍馬，把軍馬撞離了鐵軌，自己被火車軋死。事情發生後，部隊認為出了事故，悄無聲息。因為歐陽海救了火車，連里先為他記了三等功。新華社記者發現這件事後，認為歐陽海犧牲是英雄事跡，團里為他又記了二等功。隨着歐陽海英勇救列車報導的升級，師里又為他記了一等功，將與歐陽海鬧過矛盾的副指導員撤職。此事後來引起中央軍委重視，歐陽海被樹為共產主義戰士，中央軍委號召全軍向他學習。
我復員後，原單位已改名為武漢市無線電組件廠，是武漢市電子工業局下屬的國營工廠，我回廠仍當鈑金工。當時全廠600多人，生產石英諧振器、熱敏電阻、壓電陶瓷等系列產品，廠址在漢口江邊的四唯路，中原機械廠對面。現在已經是航天工業部所屬的工廠了，一直為人造衛星、宇宙飛船提供重要元器件。
我是四清和文革工作隊的大紅人
回廠後我趕上了“四清”運動。四清運動一開始主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鬥爭對象是城市和農村的腐敗分子。在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提出，當時階級鬥爭形勢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劉少奇向農村派工作隊，工作隊幹部代替基層組織，開始了由工作隊幹部領導運動，鬥爭矛頭轉向“地富反壞右”，鬥爭中逐漸出現亂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處罰規定等現象。四清運動逐漸從教育性質轉向階級鬥爭。當時總結出幹部腐化變質的路徑是“懶、饞、占、貪、變”五個字。毛澤東強調運動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
四清運動在我廠主要整基層幹部的經濟問題、男女作風問題。中共武漢市委派了市委宣傳部部長余英、市文化局局長巴南岡、市委某處長金本富、武漢市文物商店總經理藍蔚等幾十個人的龐大四清工作隊進駐我廠。因為我在部隊搞過通訊報導，工作隊就叫我脫產辦黑板報、牆報，寫通訊報導，整項目材料，成為市委四清工作隊的依靠力量。在我廠，四清工作隊是保廠長、整黨總支書記的。我當時對四清運動要整的對象是沒有認識的，工作隊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1966年5月，市委派來的四清工作隊宣布，將四清工作隊轉變為文化革命工作隊。工作隊秉承劉少奇、鄧小平抓右派的文化革命指導方針，不去清幹部了，而是在工人中抓牛鬼蛇神。平時愛向領導提意見、領導不喜歡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勞動教養回廠的，都成了這次運動挨整的對象。工作隊一邊發動群眾寫他們的大字報，一邊要求我將大字報揭發出來的事實分門別類進行整理，工作隊還在內部指定我當上文化革命初期成立的廠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委會）的副主任。我是工作隊重用的依靠力量。
“三字兵”揪斗我母親使我走上造反之路
我的母親叫金金玉，是江漢區萬松街萬二居民委員會的婦聯主任，是不拿政府一分錢的居民幹部。平時做一些義務性的街道工作和居民調解工作。因為在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1966年10月上旬，居委會有個年輕的女幹部糾集一幫“三字兵”（注1）把我母親掛上黑牌，戴上高帽子遊行。我母親是紗廠產業工人出身，從舊社會過來，雖然沒有文化，但她在新社會一直是受人尊敬的，受到這樣的奇恥大辱，她就不想活了。我怕母親想不開尋短見，就待在家守候了三天三夜。我向她老人家表示：“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搞清楚，給您一個交代。”
不久，在武漢商場門口，我看到戴着“新華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袖章的大學生在街上宣傳。我就問他們的紅衛兵袖章上為什麼還有“毛澤東思想”幾個字，他們告訴我，“‘毛澤東思想紅衛兵’是造反派的紅衛兵。”我將我母親被“三字兵”游斗之事告訴了新華工的造反派，他們問我家是什麼成分，我說是貧農。新華工的造反派就跟我到萬松街派出所去調查。派出所長對我說：“你的母親是位好同志，干工作很負責，這件事是紅衛兵搞的，我們不敢去干涉。”在新華工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的壓力下，派出所長同意將此事向上級反映，給我母親一個答覆。三天后，市政府辦公廳來了一位幹部，在派出所長的陪同下，在居民委員會開了一個大會，宣布給金金玉掛黑牌子、戴高帽子遊街是錯誤的，予以公開平反，收回影響。
從母親挨斗聯想到市委工作隊指導下我廠的文化革命運動，再看看“十六條”（注2），我才看出我廠運動的大方向是錯誤的。工作隊要我整理的材料矛頭都是指向群眾的。黨中央的決定說得很清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在工作隊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我提出這種搞法不符合黨中央的精神，而工作隊的領導認為我的觀點是錯誤的，以後工作隊開會就不再通知我去參加了。
我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去了解情況，工人們對工作隊是一肚子意見。我當時血氣方剛，寫了一篇《工作隊的大方向錯了》的大字報，貼在食堂里，在全廠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工作隊就開大會，公開點名批評我，說我喪失了階級立場，充當了階級敵人向党進攻的炮手。我在廠里受了一段時間的壓制。到社會上，看到湖北省委在全省發動工農群眾，大抓北京等外地紅衛兵來湖北武漢煽風點火、炮轟省委的“南下一小撮”（注3），這時我開始對保守派紅衛兵與造反派紅衛兵的不同本質有了清醒認識，我的思想已經自覺地在向造反派靠近。
搶黑材料是最好的發動群眾
1966年11月初，黨中央已批准工礦企業開展文化大革命，我就在本廠搞了一個很大膽的動作，我帶領工人群眾，把工作隊下令我整群眾的黑材料搶了出來，發給每個人看後當眾銷毀。這個行動受到了全廠職工群眾的熱烈歡迎和衷心擁護。搶黑材料行動是最好的發動群眾、對群眾進行兩條路線鬥爭教育的過程。全廠幹部、工人的積極性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因為市委工作隊自四清以來在我廠整了許多人，對工人群眾像1957年反右那樣進行拉網式的打擊、迫害，所以文革剛剛開始不久，我廠造反派就占了全廠職工的絕大多數。90％的工人群眾群情激昂地參加了造反派，並把盤踞在我廠兩年多的市委工作隊趕走了。我們廠工人還在廠門口掛上了“解放區”的牌子。
我廠造反派聲威大震，附近很多工廠，如市安裝公司、市皮革聯合加工廠、中原機械廠、武漢市郵政局、武漢機床電器廠等，都有工人來我廠取經，要我廠造反派去聲援他們的鬥爭。我被請到各個工廠去作報告，進行造反發動工作，使這些廠里的少數派都成立了工人造反組織。我還把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武漢低壓鍋爐廠等廠的工人發動起來了。
和我廠造反派人數占絕大多數的情況不同，其它工廠的幹部和廣大工人因為四清及文革初期未遭到工作隊的迫害，因此參加造反派組織、站在當權派對立面的，在各廠、各單位都是少數派，處境比較艱難。成立一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組織，可以相互聲援。各廠工人造反組織成立後，大家都建議我牽頭成立一個全市性的工人組織。因為武漢地區“工人總部”（注4）已經於1966年11月11日成立，但“工人總部”下屬的組織有些過激行為，所以我們不願加入“工總”。我們的組織名稱就叫“武漢地區工人造反司令部”，簡稱“工造”。我們的袖章上有“紅色造反者”五個字，意思是我們是無產階級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不是右派造反。
牽頭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組織“工造總司”
1966年12月8日，武漢“工造”正式成立，成員開始有48000人。主要單位有：（因較瑣碎，此處從略——高注）。
工造勤務組由吳焱金、戴鵬、王明揚、王錦銘、胡重遠、潘宏斌、閻志斌、彭祖龍、鄭兆鰲（注5）組成。
武漢市的五大城區都設有“工造”的司令部。江岸區司令部的一號頭頭為胡國文（武漢市郵政局），江漢區司令部的一號頭頭為陳以榮（武漢市物資局）、二號頭頭是周德剛（武漢電機廠），礄口區司令部的一號頭頭是歐陽東（湖北省水利廳修理廠），漢陽區司令部的頭頭是一位女的，武昌區司令部的一號頭頭叫毛志龍（武漢膠管廠）。
工造總司下面有個青年人的組織叫“鐵軍”，由勝陽餐館工人熊官清任一號頭頭，鐵軍的政委由勤務組成員、工造總司宣傳部長彭祖龍兼任。
1966年11月10日成立的“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總”）、1966年12月8日成立的“武漢地區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造總司”）、1966年12月12日成立的“毛澤東思想九一三戰鬥兵團”（簡稱“九一三”），是武漢三大工人造反組織，是大方向一致的戰友。
在發展進程中，由於認識上的差異，有的戰友曾一度認為，工造總司都是“賣燒餅油條的”。這種說法，不但與事實不符，而且以偏概全，不但有違常理，而且損害革命友誼。
第一，工造總司不都是“賣燒餅油條的”，工造總司成立時，有在冊人員四萬八千多人，全盛時期有17萬多人，搞餐飲業的比例極低，怎麼能把17萬多人的工造總司說成都是“賣燒餅油條的”呢？
第二，何為工人？工人在舊社會是受剝削、受壓迫者，作為群體就是工人階級，在解放後的新社會，只要是靠勞動收入生活的都是工人，不管他們是開機器的、製衣的、搞搬運的，還是“賣燒餅油條的”，無論他們在國營大企業，還是在集體小廠，從他們個人身份來講都是工人，從群體來講就是工人階級。共產黨的黨章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裡，有哪一條規定靠勞動工資收入生活的“賣燒餅油條的”的不能算工人？有“賣燒餅油條的”工人參加的造反組織，就不成其為工人造反組織？就一定要比其它的工人組織低一等，甚至不得與其它工人造反組織平等商討問題？更何況在工總、工造和九一三這三大工人造反組織中，既都有國營大企業的工人，也都有“賣燒餅油條的”（即小企業）工人，可以說其中沒有一個組織百分之百的都是由國營大企業的工人組成的。
第三，革命不分先後，組織不分大小，在文革中尤其如此。那種都是“賣燒餅油條的”說法，對自己是盲目自大，對朋友是排他歧視，只許自己造反，不准他人革命，就會把戰友推到自已的對立面。
用這種思想來指導革命，必然會導致失敗。歷史的一頁已經翻過，今天重提，意在與大家共勉。
關於工造總司，彭祖龍有一句總結：“因為有了吳焱金這個人，才有了工造總司這個組織。”應該說，彭祖龍這句話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因為我首先在本單位和劉文魁（復員軍人）、王德甲（技術幹部）等帶頭造反，團結了全廠90％的群眾，趕走了貌似強大的市委工作組，使武漢市無線電組件廠成為“解放區”。一些單位聞訊前來取經，並要求我們組織人員去聲援他們。開始我總是一個人單槍匹馬去做聲援少數派和發動群眾的工作。我在聲援郵局少數派時結識了胡重遠。胡重遠建議我成立一個全市性的組織以壯大自己的力量，於是我於1966年11月上旬在武漢市中心最熱鬧的水塔下面的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大字報的標題是：《我來點一把火》，提出成立“武漢地區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倡議，並將我的真實姓名、單位、電話號碼寫在上面。於是先後有武漢市物資局人民倉庫會計戴鵬，武漢肉聯廠工人王明揚，武漢低壓鍋爐廠工人王錦銘，武漢三輪摩托車廠黨支部委員潘宏斌，武漢橡膠廠技術員彭祖龍、團總支副書記楊業龍前來和我商議成立工造的事。
經過多次醞釀，我組織了約3000人到中共武漢市委遞交成立工造的申請，接待我們的一位市委女幹部叫孫維理，她聽了我的講述，看了申請報告後，當即表示原則上同意成立工人群眾組織，並同意每月撥給2000元的活動經費，但表示要經王克文書記（注6）批准。於是我們又找到王克文書記，王克文當即批准，並臨時在市委機關大樓指定了幾間房給我們辦公，楊業龍當時用毛筆在紙上寫下了“工造辦公室”字樣貼在辦公室的門上。潘宏斌從漢陽造紙廠請來了兩名財會人員管錢、管賬，我這個司令從來沒有過問錢的事情。
工造的辦公地點後來設在漢口友誼街16號武漢市文化局大樓，此處是原武漢市總工會舊址，1927年大革命時劉少奇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時曾在此辦公，所以此處又叫劉少奇紀念館。市委派在我廠搞四清和文革工作隊的武漢市文物商店總經理藍蔚和一個叫王明霞的四清工作隊員請我們工造到市文化局去辦公，我一口應承，於是市文化局大樓就成了我們的司令部辦公地點。
然後，我寫了《造反宣言》和《武漢地區工人造反司令部成立公告》，由胡重遠找人印發。武漢市委還決定，工造成立時由市委第一書記宋侃夫為我們親自授旗。可是1966年12月8日我們在沿江大道市人委禮堂召開成立大會時，宋侃夫竟失約沒有到會，於是，我在大會上宣布：“我們是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號召起來造反的，宋侃夫來不來授旗沒有關係，我們的旗幟是毛主席授予的！”會後，我們要求宋侃夫對此事作出書面檢討，宋侃夫當真作了書面檢討，武漢市委還鉛印了5萬份宋侃夫的書面檢討交我們廣為散發。
……
我當時年輕（1966年時22歲——高注），也不是一個對群眾組織的發展有計劃、有研究的人，按照先來後到的次序、自然形成的群眾組織領導班子，當時並沒有注意每一個群眾組織頭頭所在單位的大小，實力的強弱，領導能力的高低和政治質量、人品的高下。幾十年以後，彭祖龍批評我的組織路線。他說我當時應該爭取讓來自大單位和有能力的人組成工造的領導班子，如曹承義、顧建棠、張志發、陳茂強等，個別特別有能力的人可不計較單位大小，如龍梅生（注7）等人。
1967年一月風暴後，我們接受彭祖龍的建議，將“工造”改名為“武漢地區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於是才有了“工造總司”的名稱。聽說1967年10月8日，周總理一下飛機就問：“工造總司來了沒有？吳焱金來了沒有？”看來，細心的周總理對武漢有這麼一個造反派的工人組織還是很留意的。
組織批鬥王任重大會
工造總司成立以後，中央表態揪出了王任重，說他是反革命兩面派。1967年元月1日，工人總部、九一三、工造總司、二司、新華工、新湖大、新華農等組織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發起組織了鬥爭王任重大會，大會有10萬多人參加。大會的總指揮是彭國華（注8），我是大會的副總指揮。
據當時負責照看王任重的小將說，王任重在上台挨批鬥前，還蹺起二郎腿哼哼京戲，故作輕鬆的樣子。其間還和小將有段意味深長的對白。小將：“你不是主張‘槍打出頭鳥’，‘秋後算賬’嗎？我們今天就批鬥你這個‘出頭鳥’，你秋後還會和我們‘算賬’嗎？”王任重：“‘秋後算賬’可不是我的發明，你們認真看過‘十六條’嗎？‘運動後期酌情處理’是什麼意思，好好琢磨琢磨吧！至於‘槍打出頭鳥’，從古到今都是這樣，也不是我王任重的發明創造。”當時一位小將和我談起這事，我一笑而過。現在回想起來，其中還真有點發人深思的奧妙呢！
批鬥會開始，幾個學生和工人戰鬥隊員把王任重架到台上，把一個寫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王任重”的牌子往他脖子上掛，他一連三次取下牌子，說：“我不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儘管穿着軍大衣，仍是清鼻涕直流。在姜詩存（注9）等人強行壓制下，王任重放棄了反抗，掛着牌子接受了批鬥，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見到王任重。
湖北大學教師、共產黨員張維榮（注10）在大會上憤怒控訴了王任重製造的“6·20”事件。
1966年，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為了轉移文革的鬥爭大方向，槍打出頭鳥，在廣大師生中大抓右派、反革命，僅在6月份湖北大學就有20多人被打成右派和現行反革命分子，進行殘酷地批鬥、無情地打擊。正是這一事件，使湖北大學廣大師生看清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本質。中央十六條一公布，梅子惠、賈培培（湖北大學學生）組成“紅八月”戰鬥隊率先起來造反，對推動湖北、武漢地區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起了很大的示範、帶頭作用。接着，當時作為湖北大學當權派重用依靠的骨幹分子，共產黨員、青年教師彭勛、學生黨員龍銘鑫（注11）等也紛紛起來造反，堅決支持張維榮等人的革命行動，向王任重猛烈開火，領頭組織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終於使王任重得以在大會上接受廣大群眾的批判。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後，湖北大學革命師生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貼出許多揭發校、系領導人的大字報。湖北大學黨委書記趙抱一指使黨群、人事保衛部門的幹部貼出了“統一步調、槍口一致對外”的大字報，以此壓製革命學生。另一方面親自對寫大字報的學生說：“我對你們寫的大字報大部分都不同意。”給學生施加壓力，把計統系一位寫大字報的同學訓斥得痛哭流涕。張維榮和政治系的另一青年教師6月4日寫大字報，揭露校黨委把嚴肅的政治鬥爭引向純學術討論、壓制群眾運動等問題，受到來自校黨委的壓力，未貼出去。校黨委從此派人監視張維榮等人的行蹤。
6月4日至6月11日，黨委書記趙抱一、副校長林山根據省委指示，兩次召開全校師生大會，提出“三相信”（相信王任重，相信湖北省委，相信各級黨委中95％以上幹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三統一”（統一領導、統一思想、統一行動）、一“集中”（集中力量、一致對外，即對準省、市委拋出的報上公開點名的黑幫分子）的口號，把文化革命運動納入他們層層設防的軌道。張維榮等師生在重重阻力面前，貼出了《校黨委究竟要把我校文化革命運動引向何處》、《校領導是如何破壞教育革命的》、《我校領導在師資培養問題上的修正主義路線》等大字報。在張維榮等人的帶領、影響下，湖北大學教職工及學生紛紛貼出揭發、批判校領導的大字報。
6月20日，湖北省委向湖北大學派出以曹金祥為首的工作組，並向全校師生傳達了湖北省委關於召開全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緊急指示，宣布了代表名額的分配方案，其中有教工代表15名，張維榮被政治系教工一致選為代表。政治系等各學生要求增加政治系教工代表名額，減少死保校黨委的黨群、人保部門代表名額。學生敲鑼打鼓給校黨委、校文革送去四批大字報，貼滿了行政大樓（一號樓）門前牆壁。校文革辦公室負責人惱羞成怒，採取與學生對立的姿態，說學生們的行為是無理取鬧，要求送大字報的同學在組織部幹部拿出的名單上籤上自己的名字，追問“你們誰是頭頭”，送大字報的63年級10名同學毫無畏懼，勇敢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張維榮和一批青年教師寫了一篇題為《不准壓製革命的大字報》的大字報，認為同學們給校黨委、文革領導小組辦公室送大字報，提出調整代表名額的要求，校黨委對同學們的意見可以考慮或者採取說服教育的辦法，但校文革辦公室負責人卻採取了壓制學生的粗暴方式，這一事件發生在南京大學匡亞明鎮壓學生事件後，發生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革命大字報的社論以後，問題的性質顯得更加嚴重，要求省委工作組嚴肅處理這一問題。
當天下午，情緒激動的同學們向省委派來的工作組提出要求：舉行校內遊行，反擊當權派粗暴壓制學生的囂張氣焰，要求撤銷校文革辦公室負責人的職務，把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交給廣大革命師生，遭到拒絕；學生要求向全校廣播校黨委當權派壓制學生的罪行，遭到校廣播站負責人的拒絕。下午，貼在行政大樓門前的大字報被人用污水沖毀，學生們把行政大樓圍得水泄不通，要求工作組追查破壞大字報的指使者，校內形勢非常緊張。
這時學生向省委打電話，找王任重，要求允許學生們在校內遊行，抗議學校當局對學生的組織迫害。省文革領導小組辦公室要湖北大學派代表到省委反映情況，下午6時，張維榮等17名師生代表到省文革接待室，同學們向省文革接待站負責人匯報了當天上午以來學校發生的情況，提出了18條要求，其中包括改組校黨委、改組校文革、湖北大學校刊和廣播站交由革命師生領導、省委派調查組調查湖北大學情況等。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陳扶生和省委秘書長曹建國來到接待室，說：“趙抱一同志是王任重相信他才調來的，你們反趙抱一，還不是針對省委來的嗎？”“你們要奪權、奪槍、奪廣播站，並向王任重同志發出最後通牒，這與1957年‘漢陽一中事件’（注12）有什麼區別？”這樣就把師生代表和幾百名革命師生統統打成了反革命。陳扶生還把矛頭直接指向張維榮，說“政治系有個核心小組，你們知道不知道？這個核心小組進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動”。後列出黑名單，進行殘酷鬥爭和鎮壓。
湖北大學師生代表離開學校後，省委派往湖北大學的工作組長曹金祥指揮工作組和校黨委，對湖北大學的“反革命鬧事”組織反擊。曹金祥向師生宣布了省委鎮壓學生的命令，說：“政治系要奪權、奪電台，向王任重同志發出最後通牒，他們要遊行，要鬥爭陳立國（校文革辦公室負責人）。根據省委指示，權不能奪，電台不能交！陳立國是好同志，好黨員、不能斗！政治系的事件是一小撮壞人操縱的，我們要揪出政治系的壞人！”校黨委煽動不明真相的食堂工人撕大字報，辱罵、毆打學生。派出幾百名荷槍實彈的武裝民兵驅散了辯論的師生，包圍政治系教工住地24號樓和政治系學生宿舍，學校實行武裝戒嚴，還發動全校師生寫反擊政治系右派的大字報，組織反對“政治系壞人”和“右派學生”的示威遊行，通過校廣播台，不停地播送“省委指示”。
張維榮控訴說：“晚上十一點多鐘，湖北大學到處是荷槍實彈的民兵，戒備森嚴，殺氣騰騰，要抓到省委反映情況的代表。許多武裝民兵抓住我的後背領子，壓着我的頭部，反抓我的雙手，拳打腳踢，還用槍托砸，用十幾支槍把我押上台去，沿途我不斷遭到毒打，押到台上就戴高帽子，強迫我低頭，還企圖要我下跪，進行殘酷鬥爭。其它學生代表也被武裝押上台去，慘遭毒打和人身侮辱。全校的電話被封鎖，校門也被武裝民兵看守，只准進、不准出，一片白色恐怖。鬥爭會後把我押進學校設置的牢房，用十幾個武裝人員把我看守起來，窗戶全部釘死，剝奪了我一切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進行一系列殘酷折磨。”這就是王任重一手製造的撲滅湖北大學文化大革命的“6·20”事件。
“6·20”事件第二天，在王任重的直接指揮下，省委書記處書記王樹成在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公然號召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一小撮反黨反社會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知識分子”，在全省範圍開展“反右”運動的總動員，直接對抗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湖大第一批將11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分子”，14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點名批判即將被打成“右派”的學生40多名，寫下血書、被迫準備自殺的學生有15名。其它凡是給校黨委提過意見、寫過大字報的都成了重點批判對象。
王任重不僅在大學裡抓“右派”，還在中學裡大抓“右派”和“反革命”，王任重說“中學生的右派分子，是指那些流氓學生，這樣的人要立即逮捕法辦”。據省委書記許道琦後來揭發說，在1966年6、7月間，全省中學生至少被逮捕一百八九十人，大的十四五歲，小的十三歲，多數是因為給領導寫過大字報。
武漢市墨水湖中學青年教師肖伯晏也在批鬥王任重的大會上發言。1966年6月11日，在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下，肖伯晏等3名教師寫了學校黨支部的大字報，說校領導在十七年中執行了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6月16日，漢陽區教育局向墨水湖中學派出工作組，在工作組的動員下，有人揭發肖伯晏在不久前的一次文藝演出中，用一張印有毛主席照片的報紙包過用作演出道具的炸藥包，是妄圖將毛主席炸死。肖伯晏被立即逮捕，中共湖北省委報請王任重簽發同意，判處肖伯晏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罪名是反對毛主席的現行反革命分子。這一判決報到中央，中央未批准。肖伯晏一直被關押，直到王任重倒台後的1966年12月30日才被釋放出來。肖伯晏在會上聲淚俱下的發言激起了會場群眾極大的革命義憤。
在我的記憶中，王任重是個頗有文才的人，也一直受到毛澤東主席的信任。為什麼突然從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位置上被打倒，當時我也不清楚。我從揭發他的大字報上看到他寫的一首詩：“韶山風光依舊，人間幾經滄桑。壯志已成大業，何須衣錦還鄉？”這首詩被說成是“攻擊毛主席”的，我想這應該不是他被打倒的原因。批鬥王任重的大會開得非常成功，有十多萬人參加，會場上紅旗如海人如潮，但秩序良好，會上只有文斗，沒有武鬥，對發動廣大工農群眾參加文化大革命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王任重後來平反當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聽說有次回湖北，他在一次幹部會上說：“小將在文革中批鬥我，我不會計較，當時他們也是響應毛主席號召，出於對黨的熱愛，我們應該歷史地看問題。”我覺得王任重的這個姿態是不錯的。
工造總司領導人當時比較求穩，批鬥王任重是中央表態以後我們才參加的。當時武漢成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參加者主要是三新、二司、一冶等組織，工造沒有派人參加。到1967年“1·26”湖北武漢地區奪權時，我們組織發展到六七萬人。
注釋：
1，“三字兵”：武漢1966年8月下旬出現以高乾子弟為核心的紅五類保守派紅衛兵，他們走上街頭“破四舊”的行動，受到省市委和各級政府的支持，被造反派群眾蔑稱為“三字兵”。
2，“十六條”：即1966年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3，“南下一小撮”：1966年8月下旬，以首都為主的外地高等院校紅衛兵到湖北煽風點火，炮轟湖北省委，點燃了湖北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這些人被湖北省委稱為“南下一小撮”。
4，“工人總部”：全稱是“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武漢地區工人總部”，簡稱“工總”，成立於1966年11月10日，1967年6月下旬開始簡稱“鋼工總”。
5，工造總司的勤務員簡介如下：
戴鵬：1940年生，文革前為市物資局人民倉庫會計、共青團員，1966年12月參加工造，為工造總司二號勤務員，1967年6月10日被綁架，6月12日被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殺害；
王明揚：1942年生，文革前為武漢肉類聯合加工廠幹部，文革中為工造總司勤務組成員兼聯絡部副部長，1967年6月24日在保守派組織“百萬雄師”武裝暴徒攻打工造總司司令部時被殺死；
王錦銘：武漢低壓鍋爐廠工人，文革中任工造總司勤務組成員兼聯絡部長；
胡重遠：1934年生，武漢市江岸區郵局工人，文革初為工造總司勤務組成員，後觀點變化，加入“百萬雄師”。“7·20”後被批鬥，仍回原單位當工人，直至病逝；
潘宏斌：1932年生，文革前為武漢市第六緊固件廠工人、中共黨員，文革中為工造總司勤務組成員、湖北省革委會常委，1977年起被關押5年，後免予起訴，2002年病逝；
閻志斌：1942年生，文革前為武漢膠管廠技術員，文革中為工造總司保衛部長，“6·24”血案中被殺數刀，從火葬場撿回一命，文革後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九十年代當選為武昌區人民代表；
彭祖龍：1937年生，文革前為武漢橡膠廠技術幹部，文革中為工造總司勤務組成員、武漢市總工會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
鄭兆鰲：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行政處汽車隊實習司機，文革中為工造總司勤務組成員、長辦革委會副主任。
6，王克文：1917年生，文革前任武漢市副市長、市委書記處書記，1973年1月至1977年11月任武漢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委會主任，1993年去世。
7，龍梅生：1940年生，武漢膠管廠鍋爐工，後調武漢染料廠當工人，文革中任工造總司政參部長、工造總司駐北京聯絡站站長、“新生”《湖北日報》總編輯，“杜則進”寫作小組組長兼主筆。文革後因組織“杜則進”寫作小組問題被判勞教3年，八十年代因患胃癌去世。
8，彭國華：武漢機床附件廠工人，工總的發起人之一。
9，姜詩存：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文革中為工總勤務組成員兼作戰部長，1968年6月在長江游泳死亡。
10，張維榮：文革前為湖北大學教師，中共黨員，文革中為新湖大勤務組成員之一、武漢市革委會常委，1974年後精神失常，於1984年在珠江溺水身亡。
11，彭勛：1934年生，文革前為湖北大學教師、中共黨員，文革中為新湖大臨委會常委、新湖大宣傳部長，文革後被開除黨籍，被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龍銘鑫：1942年生，文革前為湖北大學學生、黨員，文革中為新湖大一號勤務員、湖北大學革委會主任、湖北省革委會常委，文革後被開除黨籍，定為“犯嚴重政治錯誤”。
12，漢陽一中事件：1957年湖北省漢陽縣一中學生因高中招生名額城鄉差距過大與縣政府發生衝突，被當局認定是右派分子策劃的反革命事件，該事件1985年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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