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面介绍过的造反派曹承义相比，吴焱金虽仅仅是初中毕业就当工人了，但显然文化素养更高：他在《代自序》开篇就引用狄更斯《双城记》的那段著名的话：“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介绍他们的书，並非因为我赞成他们的看法，而是因为他们提供了多年被压制不得发声的一面之词
【高伐林按】今天收到一位武汉的朋友来信说：“最近杨道远、吴炎金、李承弘（都是武汉“文革”中的著名造反派头目——高注）等连续出版文革回忆录，但水平都较低，还很‘左’，认为文革是必要的……”
我给他简短回信说：“大部分回忆录水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确实不高，观点我也很难苟同。但是其价值在于作者是亲历者，这是研究‘文革’的第一手史料。”“这些人说‘文革’很必要，我一点不奇怪。像鲁礼安和李乾那样否定‘文革’的造反派，只是一部分，还有不少人，迄今肯定‘文革’。听听他们的回忆和说法，没有什么坏处。他们多年来受压制不得发声，研究‘文革’，不正需要有更多的视角吗？包括需要他们的一面之词。”
下面，我再介绍另一位武汉“文革”造反派领袖吴焱金的28万字回忆录《四十三年，望中犹记》。这个书名，出自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吴焱金的这本书，是2009年由香港的中华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的，从2009年倒推43年，正是1966年——“文革”爆发的年头。我今天才看到，这本书稿已经全文登载在一些网站上了，包括中国大陆“乌有之乡”这样著名的左派网站。
读这样的回忆录，可以廓清我们头脑中许多对“文革”的想当然的臆测。随便举一例：“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我们一直认为是群众自发策划、自行宣布的，但曹承义和吴焱金的回忆告诉我们，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像吴焱金当一号勤务员的“工造总司”，是向中共武汉市委递交成立申请，接待的市委女干部同意每月拨给2000元活动经费，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克文批准，指定了几间房给其办公，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更允诺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授旗，后来宋因故未来，还做了书面检讨，印了五万份全城散发——想必是受到了造反派的压力。
再如，此文中披露了一段王任重在被批斗之前与造反派的对话（虽然作者当时并不在场，只是耳闻，其可靠性要打点折扣），也很发人深思。
与前面介绍过的造反派领袖曹承义相比，吴焱金虽然仅仅是初中毕业就当工人了，但他显然文化素养更高。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书名上，从其内容中也能体现出来。例如，他在《代自序》开篇，就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的一段话：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定的时期，也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暗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一切选择的机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我相信，这是许多经过“文革”，百感交集，不知如何归纳那十年岁月的人都能唤起共鸣的一段话。
关于这些造反派领袖的回忆录，还有很多零星感想，慢慢再说吧。
原书中原有大量翔实注释，介绍“文革”人物和群众组织，为阅读方便，有所删减。
从发起“工造总司”到批斗王任重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节选，吴焱金口述，钟逸整理
到欧阳海生前所在部队当侦察兵
我的祖籍是湖北省新洲县（现改为武汉市新洲区），1944年4月25日出生于武汉市。父亲一生都在武汉市当铜匠，专门以做烧开水的铜壶为生。解放初期土改时，父亲是回乡划的阶级成分，他的个人阶级成分是贫农。母亲解放前在武汉国棉三厂的前身、中国最早的民营纺织企业、距今有上百年历史的申新纱厂当工人。全家共有十口人，父母亲、我们兄弟姐妹共七人，父母亲还代养我已去世伯父的儿子、我的一位堂兄。解放以后，由于子女过多，母亲就在家专门料理家务，没有再去参加工作。父亲先在汉口民意街任治安联合大组长，1957年，他们铜匠等手工艺人组成合作社，当时称为武汉第九五金生产合作社，父亲担任合作社主任。后来调到武汉轻工机械厂工作。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刮单干风，父亲选择了自动离职，重操旧业，又干起了铜匠。但仅仅干了三个月，这股单干风就被党中央制止了。父亲也从此失去了工作单位。
我1960年夏天初中毕业于武汉市五中，当时的初中毕业生很好找工作。我自己到武汉市第一电子科研所去联系，也算是子承父业，当上了钣金工。当年秋季征兵，我报名参军，分到47军140师418团。我当上侦察兵纯属偶然。我们城里长大的学生兵从小就会摔跤，在新兵连时，有一次看到一群新兵在休息时摔跤玩，我看那些新兵的摔跤技术很一般，就去和他们过招，我一连将七八个人摔倒在地。我个子也很高大，身高一米八，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了侦察连。
我和后来闻名全国的烈士欧阳海是一个团的。我在部队时就认识欧阳海。他个子大，力气也大，干起活来一人顶俩，性格耿直，与连副指导员闹过矛盾。他越级向一位军区领导写过信。我是1963年10月复员离开部队的，一个月以后欧阳海牺牲，这件事是我们团的战友们跟我讲的。那次部队搞拉练演习，在京广线衡阳车站南边耒阳县境内，火车一拉汽笛，军马受了惊，马背上驮的是苏式75毫米无后坐力炮架，军马站在铁路双轨中间，欧阳海为了防止列车颠覆，先是用手去推军马，后来用肩膀去撞军马，把军马撞离了铁轨，自己被火车轧死。事情发生后，部队认为出了事故，悄无声息。因为欧阳海救了火车，连里先为他记了三等功。新华社记者发现这件事后，认为欧阳海牺牲是英雄事迹，团里为他又记了二等功。随着欧阳海英勇救列车报导的升级，师里又为他记了一等功，将与欧阳海闹过矛盾的副指导员撤职。此事后来引起中央军委重视，欧阳海被树为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向他学习。
我复员后，原单位已改名为武汉市无线电组件厂，是武汉市电子工业局下属的国营工厂，我回厂仍当钣金工。当时全厂600多人，生产石英谐振器、热敏电阻、压电陶瓷等系列产品，厂址在汉口江边的四唯路，中原机械厂对面。现在已经是航天工业部所属的工厂了，一直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提供重要元器件。
我是四清和文革工作队的大红人
回厂后我赶上了“四清”运动。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在党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提出，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运动，斗争矛头转向“地富反坏右”，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处罚规定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当时总结出干部腐化变质的路径是“懒、馋、占、贪、变”五个字。毛泽东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
四清运动在我厂主要整基层干部的经济问题、男女作风问题。中共武汉市委派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余英、市文化局局长巴南冈、市委某处长金本富、武汉市文物商店总经理蓝蔚等几十个人的庞大四清工作队进驻我厂。因为我在部队搞过通讯报导，工作队就叫我脱产办黑板报、墙报，写通讯报导，整项目材料，成为市委四清工作队的依靠力量。在我厂，四清工作队是保厂长、整党总支书记的。我当时对四清运动要整的对象是没有认识的，工作队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966年5月，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队宣布，将四清工作队转变为文化革命工作队。工作队秉承刘少奇、邓小平抓右派的文化革命指导方针，不去清干部了，而是在工人中抓牛鬼蛇神。平时爱向领导提意见、领导不喜欢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劳动教养回厂的，都成了这次运动挨整的对象。工作队一边发动群众写他们的大字报，一边要求我将大字报揭发出来的事实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工作队还在内部指定我当上文化革命初期成立的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副主任。我是工作队重用的依靠力量。
“三字兵”揪斗我母亲使我走上造反之路
我的母亲叫金金玉，是江汉区万松街万二居民委员会的妇联主任，是不拿政府一分钱的居民干部。平时做一些义务性的街道工作和居民调解工作。因为在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1966年10月上旬，居委会有个年轻的女干部纠集一帮“三字兵”（注1）把我母亲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子游行。我母亲是纱厂产业工人出身，从旧社会过来，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在新社会一直是受人尊敬的，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她就不想活了。我怕母亲想不开寻短见，就待在家守候了三天三夜。我向她老人家表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给您一个交代。”
不久，在武汉商场门口，我看到戴着“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的大学生在街上宣传。我就问他们的红卫兵袖章上为什么还有“毛泽东思想”几个字，他们告诉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造反派的红卫兵。”我将我母亲被“三字兵”游斗之事告诉了新华工的造反派，他们问我家是什么成分，我说是贫农。新华工的造反派就跟我到万松街派出所去调查。派出所长对我说：“你的母亲是位好同志，干工作很负责，这件事是红卫兵搞的，我们不敢去干涉。”在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压力下，派出所长同意将此事向上级反映，给我母亲一个答复。三天后，市政府办公厅来了一位干部，在派出所长的陪同下，在居民委员会开了一个大会，宣布给金金玉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是错误的，予以公开平反，收回影响。
从母亲挨斗联想到市委工作队指导下我厂的文化革命运动，再看看“十六条”（注2），我才看出我厂运动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工作队要我整理的材料矛头都是指向群众的。党中央的决定说得很清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在工作队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我提出这种搞法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而工作队的领导认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以后工作队开会就不再通知我去参加了。
我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工人们对工作队是一肚子意见。我当时血气方刚，写了一篇《工作队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贴在食堂里，在全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工作队就开大会，公开点名批评我，说我丧失了阶级立场，充当了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炮手。我在厂里受了一段时间的压制。到社会上，看到湖北省委在全省发动工农群众，大抓北京等外地红卫兵来湖北武汉煽风点火、炮轰省委的“南下一小撮”（注3），这时我开始对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的不同本质有了清醒认识，我的思想已经自觉地在向造反派靠近。
抢黑材料是最好的发动群众
1966年11月初，党中央已批准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我就在本厂搞了一个很大胆的动作，我带领工人群众，把工作队下令我整群众的黑材料抢了出来，发给每个人看后当众销毁。这个行动受到了全厂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抢黑材料行动是最好的发动群众、对群众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的过程。全厂干部、工人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为市委工作队自四清以来在我厂整了许多人，对工人群众像1957年反右那样进行拉网式的打击、迫害，所以文革刚刚开始不久，我厂造反派就占了全厂职工的绝大多数。90％的工人群众群情激昂地参加了造反派，并把盘踞在我厂两年多的市委工作队赶走了。我们厂工人还在厂门口挂上了“解放区”的牌子。
我厂造反派声威大震，附近很多工厂，如市安装公司、市皮革联合加工厂、中原机械厂、武汉市邮政局、武汉机床电器厂等，都有工人来我厂取经，要我厂造反派去声援他们的斗争。我被请到各个工厂去作报告，进行造反发动工作，使这些厂里的少数派都成立了工人造反组织。我还把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汉低压锅炉厂等厂的工人发动起来了。
和我厂造反派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不同，其它工厂的干部和广大工人因为四清及文革初期未遭到工作队的迫害，因此参加造反派组织、站在当权派对立面的，在各厂、各单位都是少数派，处境比较艰难。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可以相互声援。各厂工人造反组织成立后，大家都建议我牵头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因为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注4）已经于1966年11月11日成立，但“工人总部”下属的组织有些过激行为，所以我们不愿加入“工总”。我们的组织名称就叫“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简称“工造”。我们的袖章上有“红色造反者”五个字，意思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不是右派造反。
牵头成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工造总司”
1966年12月8日，武汉“工造”正式成立，成员开始有48000人。主要单位有：（因较琐碎，此处从略——高注）。
工造勤务组由吴焱金、戴鹏、王明扬、王锦铭、胡重远、潘宏斌、阎志斌、彭祖龙、郑兆鳌（注5）组成。
武汉市的五大城区都设有“工造”的司令部。江岸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为胡国文（武汉市邮政局），江汉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为陈以荣（武汉市物资局）、二号头头是周德刚（武汉电机厂），硚口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是欧阳东（湖北省水利厅修理厂），汉阳区司令部的头头是一位女的，武昌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叫毛志龙（武汉胶管厂）。
工造总司下面有个青年人的组织叫“铁军”，由胜阳餐馆工人熊官清任一号头头，铁军的政委由勤务组成员、工造总司宣传部长彭祖龙兼任。
1966年11月10日成立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1966年12月8日成立的“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1966年12月12日成立的“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三”），是武汉三大工人造反组织，是大方向一致的战友。
在发展进程中，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有的战友曾一度认为，工造总司都是“卖烧饼油条的”。这种说法，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以偏概全，不但有违常理，而且损害革命友谊。
第一，工造总司不都是“卖烧饼油条的”，工造总司成立时，有在册人员四万八千多人，全盛时期有17万多人，搞餐饮业的比例极低，怎么能把17万多人的工造总司说成都是“卖烧饼油条的”呢？
第二，何为工人？工人在旧社会是受剥削、受压迫者，作为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在解放后的新社会，只要是靠劳动收入生活的都是工人，不管他们是开机器的、制衣的、搞搬运的，还是“卖烧饼油条的”，无论他们在国营大企业，还是在集体小厂，从他们个人身份来讲都是工人，从群体来讲就是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党章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有哪一条规定靠劳动工资收入生活的“卖烧饼油条的”的不能算工人？有“卖烧饼油条的”工人参加的造反组织，就不成其为工人造反组织？就一定要比其它的工人组织低一等，甚至不得与其它工人造反组织平等商讨问题？更何况在工总、工造和九一三这三大工人造反组织中，既都有国营大企业的工人，也都有“卖烧饼油条的”（即小企业）工人，可以说其中没有一个组织百分之百的都是由国营大企业的工人组成的。
第三，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在文革中尤其如此。那种都是“卖烧饼油条的”说法，对自己是盲目自大，对朋友是排他歧视，只许自己造反，不准他人革命，就会把战友推到自已的对立面。
用这种思想来指导革命，必然会导致失败。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今天重提，意在与大家共勉。
关于工造总司，彭祖龙有一句总结：“因为有了吴焱金这个人，才有了工造总司这个组织。”应该说，彭祖龙这句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因为我首先在本单位和刘文魁（复员军人）、王德甲（技术干部）等带头造反，团结了全厂90％的群众，赶走了貌似强大的市委工作组，使武汉市无线电组件厂成为“解放区”。一些单位闻讯前来取经，并要求我们组织人员去声援他们。开始我总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做声援少数派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我在声援邮局少数派时结识了胡重远。胡重远建议我成立一个全市性的组织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于是我于1966年11月上旬在武汉市中心最热闹的水塔下面的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标题是：《我来点一把火》，提出成立“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倡议，并将我的真实姓名、单位、电话号码写在上面。于是先后有武汉市物资局人民仓库会计戴鹏，武汉肉联厂工人王明扬，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人王锦铭，武汉三轮摩托车厂党支部委员潘宏斌，武汉橡胶厂技术员彭祖龙、团总支副书记杨业龙前来和我商议成立工造的事。
经过多次酝酿，我组织了约3000人到中共武汉市委递交成立工造的申请，接待我们的一位市委女干部叫孙维理，她听了我的讲述，看了申请报告后，当即表示原则上同意成立工人群众组织，并同意每月拨给2000元的活动经费，但表示要经王克文书记（注6）批准。于是我们又找到王克文书记，王克文当即批准，并临时在市委机关大楼指定了几间房给我们办公，杨业龙当时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了“工造办公室”字样贴在办公室的门上。潘宏斌从汉阳造纸厂请来了两名财会人员管钱、管账，我这个司令从来没有过问钱的事情。
工造的办公地点后来设在汉口友谊街16号武汉市文化局大楼，此处是原武汉市总工会旧址，1927年大革命时刘少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时曾在此办公，所以此处又叫刘少奇纪念馆。市委派在我厂搞四清和文革工作队的武汉市文物商店总经理蓝蔚和一个叫王明霞的四清工作队员请我们工造到市文化局去办公，我一口应承，于是市文化局大楼就成了我们的司令部办公地点。
然后，我写了《造反宣言》和《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成立公告》，由胡重远找人印发。武汉市委还决定，工造成立时由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为我们亲自授旗。可是1966年12月8日我们在沿江大道市人委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时，宋侃夫竟失约没有到会，于是，我在大会上宣布：“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宋侃夫来不来授旗没有关系，我们的旗帜是毛主席授予的！”会后，我们要求宋侃夫对此事作出书面检讨，宋侃夫当真作了书面检讨，武汉市委还铅印了5万份宋侃夫的书面检讨交我们广为散发。
……
我当时年轻（1966年时22岁——高注），也不是一个对群众组织的发展有计划、有研究的人，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自然形成的群众组织领导班子，当时并没有注意每一个群众组织头头所在单位的大小，实力的强弱，领导能力的高低和政治质量、人品的高下。几十年以后，彭祖龙批评我的组织路线。他说我当时应该争取让来自大单位和有能力的人组成工造的领导班子，如曹承义、顾建棠、张志发、陈茂强等，个别特别有能力的人可不计较单位大小，如龙梅生（注7）等人。
1967年一月风暴后，我们接受彭祖龙的建议，将“工造”改名为“武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于是才有了“工造总司”的名称。听说1967年10月8日，周总理一下飞机就问：“工造总司来了没有？吴焱金来了没有？”看来，细心的周总理对武汉有这么一个造反派的工人组织还是很留意的。
组织批斗王任重大会
工造总司成立以后，中央表态揪出了王任重，说他是反革命两面派。1967年元月1日，工人总部、九一三、工造总司、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等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发起组织了斗争王任重大会，大会有10万多人参加。大会的总指挥是彭国华（注8），我是大会的副总指挥。
据当时负责照看王任重的小将说，王任重在上台挨批斗前，还跷起二郎腿哼哼京戏，故作轻松的样子。其间还和小将有段意味深长的对白。小将：“你不是主张‘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吗？我们今天就批斗你这个‘出头鸟’，你秋后还会和我们‘算账’吗？”王任重：“‘秋后算账’可不是我的发明，你们认真看过‘十六条’吗？‘运动后期酌情处理’是什么意思，好好琢磨琢磨吧！至于‘枪打出头鸟’，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也不是我王任重的发明创造。”当时一位小将和我谈起这事，我一笑而过。现在回想起来，其中还真有点发人深思的奥妙呢！
批斗会开始，几个学生和工人战斗队员把王任重架到台上，把一个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的牌子往他脖子上挂，他一连三次取下牌子，说：“我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管穿着军大衣，仍是清鼻涕直流。在姜诗存（注9）等人强行压制下，王任重放弃了反抗，挂着牌子接受了批斗，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王任重。
湖北大学教师、共产党员张维荣（注10）在大会上愤怒控诉了王任重制造的“6·20”事件。
1966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了转移文革的斗争大方向，枪打出头鸟，在广大师生中大抓右派、反革命，仅在6月份湖北大学就有20多人被打成右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残酷地批斗、无情地打击。正是这一事件，使湖北大学广大师生看清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中央十六条一公布，梅子惠、贾培培（湖北大学学生）组成“红八月”战斗队率先起来造反，对推动湖北、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起了很大的示范、带头作用。接着，当时作为湖北大学当权派重用依靠的骨干分子，共产党员、青年教师彭勋、学生党员龙铭鑫（注11）等也纷纷起来造反，坚决支持张维荣等人的革命行动，向王任重猛烈开火，领头组织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终于使王任重得以在大会上接受广大群众的批判。
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后，湖北大学革命师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贴出许多揭发校、系领导人的大字报。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赵抱一指使党群、人事保卫部门的干部贴出了“统一步调、枪口一致对外”的大字报，以此压制革命学生。另一方面亲自对写大字报的学生说：“我对你们写的大字报大部分都不同意。”给学生施加压力，把计统系一位写大字报的同学训斥得痛哭流涕。张维荣和政治系的另一青年教师6月4日写大字报，揭露校党委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向纯学术讨论、压制群众运动等问题，受到来自校党委的压力，未贴出去。校党委从此派人监视张维荣等人的行踪。
6月4日至6月11日，党委书记赵抱一、副校长林山根据省委指示，两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提出“三相信”（相信王任重，相信湖北省委，相信各级党委中95％以上干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三统一”（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一“集中”（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即对准省、市委抛出的报上公开点名的黑帮分子）的口号，把文化革命运动纳入他们层层设防的轨道。张维荣等师生在重重阻力面前，贴出了《校党委究竟要把我校文化革命运动引向何处》、《校领导是如何破坏教育革命的》、《我校领导在师资培养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路线》等大字报。在张维荣等人的带领、影响下，湖北大学教职工及学生纷纷贴出揭发、批判校领导的大字报。
6月20日，湖北省委向湖北大学派出以曹金祥为首的工作组，并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湖北省委关于召开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紧急指示，宣布了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其中有教工代表15名，张维荣被政治系教工一致选为代表。政治系等各学生要求增加政治系教工代表名额，减少死保校党委的党群、人保部门代表名额。学生敲锣打鼓给校党委、校文革送去四批大字报，贴满了行政大楼（一号楼）门前墙壁。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恼羞成怒，采取与学生对立的姿态，说学生们的行为是无理取闹，要求送大字报的同学在组织部干部拿出的名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追问“你们谁是头头”，送大字报的63年级10名同学毫无畏惧，勇敢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张维荣和一批青年教师写了一篇题为《不准压制革命的大字报》的大字报，认为同学们给校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送大字报，提出调整代表名额的要求，校党委对同学们的意见可以考虑或者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但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却采取了压制学生的粗暴方式，这一事件发生在南京大学匡亚明镇压学生事件后，发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革命大字报的社论以后，问题的性质显得更加严重，要求省委工作组严肃处理这一问题。
当天下午，情绪激动的同学们向省委派来的工作组提出要求：举行校内游行，反击当权派粗暴压制学生的嚣张气焰，要求撤销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的职务，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广大革命师生，遭到拒绝；学生要求向全校广播校党委当权派压制学生的罪行，遭到校广播站负责人的拒绝。下午，贴在行政大楼门前的大字报被人用污水冲毁，学生们把行政大楼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工作组追查破坏大字报的指使者，校内形势非常紧张。
这时学生向省委打电话，找王任重，要求允许学生们在校内游行，抗议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组织迫害。省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湖北大学派代表到省委反映情况，下午6时，张维荣等17名师生代表到省文革接待室，同学们向省文革接待站负责人汇报了当天上午以来学校发生的情况，提出了18条要求，其中包括改组校党委、改组校文革、湖北大学校刊和广播站交由革命师生领导、省委派调查组调查湖北大学情况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扶生和省委秘书长曹建国来到接待室，说：“赵抱一同志是王任重相信他才调来的，你们反赵抱一，还不是针对省委来的吗？”“你们要夺权、夺枪、夺广播站，并向王任重同志发出最后通牒，这与1957年‘汉阳一中事件’（注12）有什么区别？”这样就把师生代表和几百名革命师生统统打成了反革命。陈扶生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张维荣，说“政治系有个核心小组，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核心小组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后列出黑名单，进行残酷斗争和镇压。
湖北大学师生代表离开学校后，省委派往湖北大学的工作组长曹金祥指挥工作组和校党委，对湖北大学的“反革命闹事”组织反击。曹金祥向师生宣布了省委镇压学生的命令，说：“政治系要夺权、夺电台，向王任重同志发出最后通牒，他们要游行，要斗争陈立国（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根据省委指示，权不能夺，电台不能交！陈立国是好同志，好党员、不能斗！政治系的事件是一小撮坏人操纵的，我们要揪出政治系的坏人！”校党委煽动不明真相的食堂工人撕大字报，辱骂、殴打学生。派出几百名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驱散了辩论的师生，包围政治系教工住地24号楼和政治系学生宿舍，学校实行武装戒严，还发动全校师生写反击政治系右派的大字报，组织反对“政治系坏人”和“右派学生”的示威游行，通过校广播台，不停地播送“省委指示”。
张维荣控诉说：“晚上十一点多钟，湖北大学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民兵，戒备森严，杀气腾腾，要抓到省委反映情况的代表。许多武装民兵抓住我的后背领子，压着我的头部，反抓我的双手，拳打脚踢，还用枪托砸，用十几支枪把我押上台去，沿途我不断遭到毒打，押到台上就戴高帽子，强迫我低头，还企图要我下跪，进行残酷斗争。其它学生代表也被武装押上台去，惨遭毒打和人身侮辱。全校的电话被封锁，校门也被武装民兵看守，只准进、不准出，一片白色恐怖。斗争会后把我押进学校设置的牢房，用十几个武装人员把我看守起来，窗户全部钉死，剥夺了我一切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进行一系列残酷折磨。”这就是王任重一手制造的扑灭湖北大学文化大革命的“6·20”事件。
“6·20”事件第二天，在王任重的直接指挥下，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然号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反党反社会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知识分子”，在全省范围开展“反右”运动的总动员，直接对抗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湖大第一批将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14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点名批判即将被打成“右派”的学生40多名，写下血书、被迫准备自杀的学生有15名。其它凡是给校党委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的都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王任重不仅在大学里抓“右派”，还在中学里大抓“右派”和“反革命”，王任重说“中学生的右派分子，是指那些流氓学生，这样的人要立即逮捕法办”。据省委书记许道琦后来揭发说，在1966年6、7月间，全省中学生至少被逮捕一百八九十人，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三岁，多数是因为给领导写过大字报。
武汉市墨水湖中学青年教师肖伯晏也在批斗王任重的大会上发言。1966年6月11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肖伯晏等3名教师写了学校党支部的大字报，说校领导在十七年中执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6月16日，汉阳区教育局向墨水湖中学派出工作组，在工作组的动员下，有人揭发肖伯晏在不久前的一次文艺演出中，用一张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包过用作演出道具的炸药包，是妄图将毛主席炸死。肖伯晏被立即逮捕，中共湖北省委报请王任重签发同意，判处肖伯晏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罪名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判决报到中央，中央未批准。肖伯晏一直被关押，直到王任重倒台后的1966年12月30日才被释放出来。肖伯晏在会上声泪俱下的发言激起了会场群众极大的革命义愤。
在我的记忆中，王任重是个颇有文才的人，也一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信任。为什么突然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位置上被打倒，当时我也不清楚。我从揭发他的大字报上看到他写的一首诗：“韶山风光依旧，人间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这首诗被说成是“攻击毛主席”的，我想这应该不是他被打倒的原因。批斗王任重的大会开得非常成功，有十多万人参加，会场上红旗如海人如潮，但秩序良好，会上只有文斗，没有武斗，对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王任重后来平反当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听说有次回湖北，他在一次干部会上说：“小将在文革中批斗我，我不会计较，当时他们也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出于对党的热爱，我们应该历史地看问题。”我觉得王任重的这个姿态是不错的。
工造总司领导人当时比较求稳，批斗王任重是中央表态以后我们才参加的。当时武汉成立“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参加者主要是三新、二司、一冶等组织，工造没有派人参加。到1967年“1·26”湖北武汉地区夺权时，我们组织发展到六七万人。
注释：
1，“三字兵”：武汉1966年8月下旬出现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保守派红卫兵，他们走上街头“破四旧”的行动，受到省市委和各级政府的支持，被造反派群众蔑称为“三字兵”。
2，“十六条”：即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3，“南下一小撮”：1966年8月下旬，以首都为主的外地高等院校红卫兵到湖北煽风点火，炮轰湖北省委，点燃了湖北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这些人被湖北省委称为“南下一小撮”。
4，“工人总部”：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成立于1966年11月10日，1967年6月下旬开始简称“钢工总”。
5，工造总司的勤务员简介如下：
戴鹏：1940年生，文革前为市物资局人民仓库会计、共青团员，1966年12月参加工造，为工造总司二号勤务员，1967年6月10日被绑架，6月12日被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杀害；
王明扬：194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副部长，1967年6月24日在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武装暴徒攻打工造总司司令部时被杀死；
王锦铭：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人，文革中任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长；
胡重远：1934年生，武汉市江岸区邮局工人，文革初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后观点变化，加入“百万雄师”。“7·20”后被批斗，仍回原单位当工人，直至病逝；
潘宏斌：193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第六紧固件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77年起被关押5年，后免予起诉，2002年病逝；
阎志斌：194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胶管厂技术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保卫部长，“6·24”血案中被杀数刀，从火葬场捡回一命，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九十年代当选为武昌区人民代表；
彭祖龙：1937年生，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技术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
郑兆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行政处汽车队实习司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
6，王克文：1917年生，文革前任武汉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1973年1月至1977年11月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1993年去世。
7，龙梅生：1940年生，武汉胶管厂锅炉工，后调武汉染料厂当工人，文革中任工造总司政参部长、工造总司驻北京联络站站长、“新生”《湖北日报》总编辑，“杜则进”写作小组组长兼主笔。文革后因组织“杜则进”写作小组问题被判劳教3年，八十年代因患胃癌去世。
8，彭国华：武汉机床附件厂工人，工总的发起人之一。
9，姜诗存：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文革中为工总勤务组成员兼作战部长，1968年6月在长江游泳死亡。
10，张维荣：文革前为湖北大学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勤务组成员之一、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74年后精神失常，于1984年在珠江溺水身亡。
11，彭勋：1934年生，文革前为湖北大学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临委会常委、新湖大宣传部长，文革后被开除党籍，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龙铭鑫：1942年生，文革前为湖北大学学生、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一号勤务员、湖北大学革委会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12，汉阳一中事件：1957年湖北省汉阳县一中学生因高中招生名额城乡差距过大与县政府发生冲突，被当局认定是右派分子策划的反革命事件，该事件1985年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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