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赞誉陆铿说：“哪里有新闻，哪里有陆铿。”而笔者认为，更恰当的说法是：“哪里有陆铿，哪里有新闻。”有家杂志形容：他的一生只做过两件事，当记者，当囚犯。不过，他做这两件事实在只能用“传奇”两字来形容。传奇之事，有一件落到头上，就足慰平生；而他则遇上了十件、二十件
◆高伐林
陆铿递过来的名片上，在名字后面，仍然印着“大声”两个字──陆铿，号“大声”，他以“大声”自豪，也以“大声”自许，尽管他已经八十有六，与他过去相比，“声”已经不那么“大”，但闯荡了新闻和政治江湖六十多个春秋的陆铿，谈兴不减，豪气仍旧，脾气依然。
在前中共中央委员、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位于南加州的幽静府邸，笔者见到了来此作客的陆铿和他的伴侣崔蓉芝。他们俩原计划当天离开南加州回旧金山的，陆铿听说忘年之交何频这天晚上要从美国东部过来，便多留一天，要与何频见个面再动身，还要将他去年出版的《大记者三章》一书，当面赠给何频一本。
就从《大记者三章》聊起。陆铿回忆起去年初秋自己八五大寿时开新书发表会，虽然下着大雨，但是贺客如云。“柏扬的太太先来了，他自己后来也来了。但我一开腔，就骂他不该与陈水扁搞在一起。柏扬气得说：我是来给你拜寿的，反而挨了你一顿骂！？哈哈哈！──第二天好多报纸登出来：陆铿与柏扬大吵！”讲到这里，陆铿得意得像个孩子。
陆铿（左）的伴侣崔蓉芝，将他的《大记者三章》递给许家屯（右）。（高伐林摄）
祖师级记者
陆铿堪称中国新闻记者这一行当中的祖父级元老。出生于云南保山的他，受萧乾引导，走上了新闻道路，从此不可救药，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陆铿出名，是在1940年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助理编辑兼播音员的一次现场采访。曾与罗斯福角逐美国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威尔基访华，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范庄大花园隆重招待。21岁的陆铿去采访，初生牛犊不怕虎，拿著麦克风往上走，警卫喝令他拿走，陆铿急中生智，向宋美龄高喊求助：“夫人！我是广播记者！”宋美龄手一摆对警卫说：“让他！”陆乘机走过去举起麦克风：各位听众，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场直播……这是中国广播史上第一次现场广播报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陆铿作为中国派往盟军总部的战地记者，随著艾森豪威尔将军麾下的盟军，一路杀向满目疮痍的德国──浩浩荡荡进柏林的240个战地记者中，只有他和另外一位中国记者。
或许正如崔蓉芝所说，陆铿的记忆力不如以前了，对近前的事也一会儿记得一会儿记不清；但他对于久远往事却都历历在目。他对笔者回忆起，希特勒的总理府办公室一片狼藉，他却从地上捡起一尊任人踢过去踩过来的“元首”雕像，放回了桌上。“希特勒是十恶不赦的元凶巨恶，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但是也不应该侮辱他。”
在办公室里，他还捡到了尚未来得及颁发下去的纳粹铁十字勋章，后来在纽伦堡审判前夕，他就用一枚勋章收买了看管战犯的中尉，放他秘密去看了被绝对禁止与外人接触的战犯戈林。
他在那一次欧洲之行中，会晤了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二十一条”签字者，当了洋和尚的陆征祥，又受到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特别接见”。后来，作为国民党《中央日报》的代总编辑，他参观了麦克阿瑟治理下的日本……国共交锋，年近而立的陆铿如鱼得水，穿梭于两方之间，采访生涯多彩多姿，曾与主持调停的美国马歇尔特使八上八下庐山。
在《大记者三章》中，他重新津津乐道当年的一件出格之事：
当时国、共与美国“三人小组”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特使马歇尔都很善于应对媒体，惟独国民党代表、一级上将徐永昌，极其谨慎，避不见记者的面，连他这个“本党党报”的采访主任也不见。陆铿火了，去了一次、两次，到第三次还是见不着徐，他对参谋说，下次再来，还遭拒绝，我就在《中央日报》上发消息“徐永昌失踪”！参谋哼一声，意思是“谅你小子也不敢”！
结果他还真敢。“徐永昌失踪”消息发出来，蒋介石下令让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查问，陆铿接电话讲了原委，陈布雷哭笑不得，连说：“胡闹，胡闹，真是胡闹！”不过陈汇报给蒋时，讲了陆铿这番原由，蒋介石便要徐永昌改善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徐永昌与陆铿不打不相识，后来私谊竟发展到“分享美色”的程度。
陆铿的新闻生涯被迫中断了二十多年，重返采访第一线时已经是年近花甲。崔蓉芝对笔者提起此事，赞叹不已：“虽然他二十多年被共产党关在监狱里，尤其是两次单独监禁，不准看书报、不能写字，不能讲话──连自言自语和唱歌都不行！可是他被释放一来到香港后，很快就能够跟上时代，融入社会！”
他一重返，就不肯退下采访第一线。李登辉回母校康乃尔大学，年过古稀的陆铿竟也出现在扛着摄像机、攥着采访本抢新闻的记者中，争着提问，让李登辉吃了一惊。
有人赞誉陆铿说：“哪里有新闻，哪里有陆铿。”而笔者认为，更恰当的说法是：“哪里有陆铿，哪里有新闻。”他的一生经历实在只能用“传奇”两字来形容。传奇之事，有一件落到头上，就足慰平生；而他则遇上了十件、二十件。他自己说过，“新闻第一，女人第二”，女人的事暂且按下不提，为了新闻，他不知多少次濒临绝境，凭着大胆莽撞，也靠着运气，总是在命悬一线时死里逃生。
吉人有天佑
有家杂志形容陆铿：他这一生只做过两件事，当记者，当囚犯。国民党的牢坐过，共产党的牢也坐过，而且一坐二十年；两次险些丢了命，无数次批逆鳞、犯龙颜、闯大祸。
陆铿回忆说：1947年7月29日，他在自己供职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出一条消息《孚中暨扬子等公司破坏进出口条例，财经两部奉令查明》，揭露孔祥熙、宋子文的这两家公司利用政治特权，八个月内向中央银行结汇3亿3,446万9,792美元，占国家同期售出外汇的88％。消息虽是属实，刊登却是擅自。当时国共正进入决战时刻，共产党正千方百计抓国民党腐败、应该被打倒的把柄呢，国民党党报却不打自招！此文一出而天下惊，陆铿本人已经做好锒铛入狱的思想准备，但拒不说出谁提供的新闻，声称“记者不能泄露消息来源”。蒋介石一听大怒，说：“我不管记者不记者，我是总裁，他是党员，总裁命令党员讲出来！”陆回话：“我申请退党，不作党员好了！”
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蒋介石亲自出面把他找去追查消息来源的经过：
……没想到蒋老先生第一句话竟是：“什么人告诉你的？”这个问题我已经被问无数次了，完全懂得他意味着什么。既已豁出去，我就大著胆子说：“报告校长，是不是准我多讲两句？”蒋表现得很不耐烦，皱著眉头说：“不用多讲，讲出什么人告诉你的就行了。”这时，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不管他愿不愿意听，一口气讲了四十分钟，而且越讲越激动。话题从参加前线慰问团讲起，指出河南前线的士兵连水壶都没有，我说：“校长，他们是要流血的呀！结果，想吃口水都不可能。这个仗怎么打？”接著，我介绍了社会舆论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结论是党和国家均面临著危机。这时，我注意到，随著我的慷慨陈词，蒋老先生原来皱着的眉头，渐渐舒展了。不耐烦的表情也渐渐消失了。继后他的头竟有时候随着我的话语，自然地微微点了两下，于是我斩钉截铁地做了结语：“我为什么要用党的中央机关报来揭发党的要员的丑事呢？我想，只有这样做，才能表明：国民党不同流合污，蒋总统是大公无私的。”……“校长一再教导我们做人要讲诚信，要堂堂正正，做记者如讲出消息来源即不诚信，所以不敢将消息来源报告校长。”
这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惟果站起来替陆铿承担责任，请求只处分自己。蒋介石“也站了起来，严肃地以宁波官话宣告说：‘我什么人也不处分！我什么人也不处分！’”天大的风暴终于过去。
1949年4月，解放军即将“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时已经脱离《中央日报》、在广州办起《天地新闻》日报的陆铿，哪肯放过这个大事件？在自己报纸的头版头条，放了张长江示意图，标出安徽荻港等三处解放军可能渡江的地点。他还真说准了一处，当局认为陆铿连共军从哪里渡江都知道，岂不是如假包换的“共谍”？下令封报、抓人。陆铿还以为这是出风头的机会，写了篇告别社论《自由精神不死》，进了狱中才感不妙：广东警备司令叶肇外号“剃刀”，说杀就杀的。幸亏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爱才，探监保人；阎锡山与陆铿也有交情，蒋介石当时又正要倚仗阎锡山来跟李宗仁斗，“阎长官”的面子还比较大，终于将陆铿“取保候审”。陆铿连夜乘和平轮逃往香港。
老鼠进风箱
不过，“天网恢恢”，在国民党那儿死里逃生，在共产党这儿却运交华盖。
1949年云南落入解放军之手，陆铿却不知死活，搭国民党省主席卢汉小舅子运鸦片的飞机去昆明接家眷。一下飞机，便让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团团围住，以“代表阎锡山来接管云南”之罪关了四年。后来冰心等人给他担保，总算获释，邵力子也极力保荐，陆铿被安排在云南省政协当了一回“民主人士”。没过两年安稳日子，赶上了“大鸣大放”“引蛇出洞”，陆铿到底还是本性难移，被领导再三戴高帽子戴昏了头，提出三点意见：建议改变对美国的态度，化敌为友；建议各大学改学英文，学俄文是不可能现代化的；建议准许老记者办民间报纸，唱唱对台戏也不妨。
他在“反右”中会有什么下场，不言而喻。老帐新帐一起算，关起来审查一段日子，被正式判刑十年。崔蓉芝说：“他‘文革’中刑满了，上边又来文件：‘此人反革命能量极大，不适合在社会上生活，应当继续控制在监狱里改造。’又多关了八年！”不过，陆铿倒是与那位失马的塞翁心相通，说幸亏当时关在被戏称为“防空洞”、“保险箱”的牢里，要在外面，多半早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
一直关了18年，1978年他从监狱中放出来，当局要“落实政策”，问他当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算什么级别？陆说“没级”。当局便比照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给他定了副部级待遇。看在他过去批判过国民党的份上，同意他去香港办媒体，当个统战样板。公安部副部长（后任国安部长）凌云等人设宴送行，席间问他的感想，陆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难受的是当共产党的犯人，最好过的是作共产党的客人。”主人啼笑皆非。
看来陆铿可以苦尽甘来了，没想到仍然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先是1982年接受访问和发表文章说“蒋总统经国先生的身体不好”，“建议不要连任总统”，结果上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不得“登台”，过了八年，1990年才终于解禁；又因批评中共“六四”屠杀，被北京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得“登陆”。他在德国汉堡演讲时说：我用八年抗战精神，抗下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再用八年，相信能抗下共产党的黑名单！但是，“六四”迄今都快两个八年了，他还是登不了陆。不过，陆铿却一点沧桑感没有，成天乐呵呵没事儿人一样，自我调侃：“千古奇观：一个人上一边黑名单已经不容易了，我还上了两边的黑名单！”
卜少夫给陆铿祝寿题过一联：“爱恨心胸一沧海，去留肝胆两昆仑”。多么贴切！
陆铿曾经将自己这种被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性格归结于遗传。他出身于一个世家大族，却很早就感受到了家道衰落，念中学的时候，便遭逢八年离乱，身无分文去逃难，遭遇湘西悍匪抢劫。但是在《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中，他记述了这样一个情节：“一九四四年冬出国前，意外地接到父亲从河南叶县寄到重庆的信，没有上款也没有下款：‘现在河南叶县正下着大雪。叶县郊外一个茅草房里，有一堆稻草，稻草上睡了一个老太爷，他已陷入绝粮状态。你猜他是谁？他就是你爹，赶快寄钱来！’”──什么境况了，还有心思开这种玩笑！确实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北京学者陈小雅将陆铿与大陆报人的命运相比较，得出“人格与环境相联系”的结论。她说，陆铿在国民党内惹的祸并不小于胡绩伟在共产党内惹的祸，但他的结果，并没有胡绩伟悲惨。纵观大陆有良知的报人的命运──邓拓，刘宾雁，无不类似，大陆社会尚不具备那种适合“记者人格”成立的社会条件；而陆铿所在的社会，允许“记者人格”的萌发与成长。记者不端国民党的饭碗，还可以端“自由报人”的饭碗。
陆铿作为一个端国民党饭碗的人，应不应该发表揭露国民党腐败的文章？陈小雅说，由此引申出的一个问题必然是：记者要不要对政治负责任？她回答说：记者之所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分化出来，正是适应社会事务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信息交流及自我监测（包括自我校正）需要的产物。从工具层面看，记者职业只不过是信息传播的承载与报导者；然而，从价值层面看，它却是社会良心的代言人和“人民利益”的监护者。记者的天职是对事实进行准确迅速的报导，如果说他也有党派、有主顾的话，他不能、也不可能因此而改变事实的真相。而“陆铿先生之所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和报人，就在于他对这种记者的天职的自觉”。
一言丧了“邦”？
现实世界，远比提出某一种理想人格要复杂。陆铿采访胡耀邦引发轩然大波，至今人们仍毁誉不一。
许家屯告诉笔者，陆铿提出要采访中共领导人，他当时积极促成，帮忙向北京请示联系。采访谁呢？他们权衡过：采访邓小平吧，两个“西南蛮子”顶起牛来无法收场怎么办？采访赵紫阳吧，陆铿觉得赵擅打太极拳，采访起来不会有很大收获；最后商定，采访为人比较爽直的胡耀邦。许家屯想，邓小平之后就是胡耀邦当家了么。
1985年5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会见了时任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和纽约《华语快报》发行人的陆铿，进行了长时间坦率交谈，论及对台用武、评毛、人事变动、新闻自由、魏京生、人权等等敏感话题。
陆铿不亏为快手，马上根据录音整理出两万多字的《胡耀邦访问记》，发表在6月1日出版的《百姓》半月刊上。这篇文章犹如一颗极具冲击力的重磅炸弹，震撼海内外。美国务院马上将访问全文译成英文，刊于《每日报导》，一位高级官员在记者会上说“他（指胡）是被一个非常具进攻性的记者追问所刺激才讲出这番话的”。外交界、政治界极度重视从采访中展现的中共领袖前所未有的开明形象；新闻界则对高超老道的采访者赞不绝口，认为可算新闻采访的经典之作。
可陆铿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篇采访记竟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胡耀邦1987年初被逼下台，罪状之一就是“接受陆铿访问，泄露国家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在陆铿《大记者三章》中全文收录了《胡耀邦访问记》，还详细记述了当时的一段秘辛：“我虽然坐了那么长久中共的监狱，付出了血、汗、泪的代价，但‘新闻第一’的习惯，仍牢牢扎根在思想里。……更使我感到不安的，即胡耀邦见到《百姓》的大样后曾提出七点，请多修订，而被我拒绝。”
事情是这样的：耿飙的女儿耿燕当时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许家屯的助理，5月29日，她打电话问陆铿是否可以对这篇访问记“先睹为快”？陆铿答应了。耿燕便来取去了大样，回到新华分社呈递给许家屯。许一看，关系重大，当天就派专人送到北京交胡耀邦过目。胡耀邦一点没耽误，接到就看，第二天就派专人送回。
陆铿说：胡耀邦阅后希望改动了七处，其中三处无关宏旨，是希望删掉胡耀邦谈话中的“哈哈……”，以免给人不够严肃的印象；另有一处是涉及陈云的，胡耀邦原话是“这位老同志”，他要求改为“老革命家”。
麻烦大的是三处实质性修改。
一处，是陆铿提及王震是胡耀邦的“浏阳同乡”，胡耀邦说：“他是北乡的我是南乡的。”陆铿说：“那是南北呼应。”胡笑答：“也可能是南辕北辙。”胡耀邦建议这句删去。
一处，是陆铿谈到胡乔木“文革”中表现不好，“特别是‘批邓’中表现得很不好啊”，胡耀邦情不自禁地说：“哈哈……你们的了解很细致嘛，哈哈……（他）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胡耀邦也要求删掉。
还有一处，是牵涉到军队和邓小平的一句话：“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邓）兼任（军委主席）了”。这是非常犯忌的，胡要求删去。
当香港新华分社秘书长杨奇和副秘书长牛钊来向陆铿传达这些意见时，陆铿心里盘算开了：杂志已经付印，修改起来麻烦很大。而且，他认为此文将引起国际重视的是谈台湾问题的部分，既然这一部分胡耀邦并未作只字改动，那么涉及党内关系的表述，不改又能严重到哪里呢？
他最后决定不改，写了个简函解释说时间仓促，已经付印，无法改动，请杨、牛带回去转呈。
陆铿在《大记者三章》中专有一篇《一言丧邦之后》，说“事后反省，这样做，不是对一个像胡耀邦这样没有心机的人应取的态度。严格地说是一种欺人自欺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至少是良心的谴责。”
“一言丧邦”的“邦”字，是双关。他这个说法，有些人不以为然，许家屯也认为：胡耀邦哪里是“一言”能“丧”得了的？他遭人嫉恨已久啊。
（写于2005年，未完待续）
附录 陆铿简历
陆铿，号大声，云南保山人，生于1919年。1940年毕业于重庆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作助理编辑兼播音员，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中国驻欧洲战地记者，抗战胜利后升任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并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1944年与人在重庆创办《新闻天地》，1949年与人在广州创办《天地新闻》日报，任发行人。陆铿一生以新闻自由为志业，与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皆发生冲突：《天地新闻》被封，首次下狱，为于右任、阎锡山所搭救；1949年12月，决定在日本出报，经香港返回昆明接家眷时身陷共产党大牢；1954年被冰心等人担保出狱；但随后又因言论而被判刑10年，一直关押到“文革”结束，七十年代末才被释放。后赴香港，在中文大学和树仁学院新闻系任教，1981年与胡菊人合办《百姓》半月刊，直到1994年，同时每周为《信报》撰写专栏。
著有《麦帅治下的日韩》、《胡耀邦访问记》、《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人间佛教的星云》、《陆铿看两岸》、《别闹了，登辉先生》，《陆铿回忆与忏悔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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